關於平反六四、開啟政治改革進程的公開信
對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三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文/趙楚
23年過去了，又到這個刻意被遺忘的日子。
23年前，煌煌帝都街市的血痕已經被林立的華廈高屋和遍地的盛世歌舞所遮蔽，新的一代成長，他們在虛假的當代史教育下甚至不知道此事，而當事的一代，或垂垂老矣，或因為每年例行的關照而不能發出聲音。
然而，執政諸君，作為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政黨成員，你們能相信如此慘烈和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真能就此湮滅嗎？所以，今天我必須說：是時候了。是大家在陽光下回顧歷史創傷，誠實和正派地面對歷史和未來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作為對這個國家的未來不能捨棄夢想的中國人，作為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一句話，作為公民，我認為，上自這個國家的主席、總理、各級官員，下至每一位公民，我們有道義、歷史和法理的責任，立即站出來，公開說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們的意見未必能贏得共識，但如果我們不說，我們就對不起那些因死亡而永久缺席和沉默的同胞。
23年前以「六四」著名的一連串事件到底是什麼事？拋開歷來的意見糾紛不談，「六四」運動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無外是一場人民因不滿官吏貪腐、國家沉淪而走上街頭，用合於《憲法》和法律的手段，抗議示威的愛國運動。人民以此和平表達反對貪腐、更徹底改革國家政治與制度的決心。
就本質來說，這與執政黨此前推行的改革開放大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體現了各階層人民對國家現狀的關切，對國家未來的希望，也是對執政黨民族歷史寄予的厚望和信任。而最後的鎮壓辜負了這種厚望與信任，也埋葬了執政黨刷新國家政治、創造民族復興新局的絕佳機會，演化為當代中國最慘痛的血腥悲劇。
1980年代，中國在執政黨反思文革與歷史教訓的前提下，開始了當時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最領先的改革開放運動，這一運動不僅對內彌合了從1949到文革所造成的內部傷痕，達致了新的全民和解，奠定了新的國家前景，也具有全球正面的影響，重塑了世界對紅色中國的長期負面印象，使國家和民族重新駛回近代以來全面轉型的光明大道上來。
這一進程雖因1989及其後的各種倒退政策的掣肘，但從根本上解放了一個歷久彌新且文明昌盛的偉大民族的個人創造力，對幸福美滿和正義尊嚴生活的夢想，這也是過去3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的根本動力所在。
與一般所論說的相反，不是23年前的鎮壓帶來了過去令人眼花繚亂的建設成就，恰恰相反，「六四」鎮壓以及其後必然的後續政策使得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意義大為局限，並在很大程度上變質：對財富的追求脫離了社會公正和正義的約束，各級權力視直接的暴力使用為行政的主要手段，甚至管控和處置危機的唯一法寶。
23年來，因為鎮壓從根本上剷除了執政黨權力的道義基礎，解除了人民與執政者的道義契約，中央為了確保行為能力，只能加緊瘋狂的財政搜刮和日甚一日的吸金政策。這直接導致以巨型國企為代表的官僚資本、買辦資本和國際資本合一的經濟寡頭，這些寡頭的自身利益與一般人民的利益以及國家利益都不盡吻合，並有強大的政策操縱能力，但由於在政治和制度上已沒有可以對之進行監管與約束的力量，它們已經成為國中之國、國上之國。
在地方而言，23年前的鎮壓一方面使得地方的幹部對暴力的示範產生不能脫癮的依賴，另一方面也使得執政黨中下層對自創黨以來所一直信賴的人民性的特徵與宗旨產生不可避免的懷疑，前仆後繼的全面的貪腐橫行、像撈取救命稻草一樣的橫徵暴斂、裸官現象的蔓延，這都是對執政黨和未來失去信賴的表現。
同時，這一鎮壓的另一嚴重結果是，人民質疑和監督政府、避免執政者犯錯的管道全面堵塞：上訪被視為犯罪，新聞監督在日益加強的黨官控制之下幾乎不可能，各級黨政機關，視權力為獨立王國，視改革制度和轉型的探索為自毀前程，除了個人的權位和家族親友的經濟撈取利益，為政敷衍塞責，唯上唯權是聽，乃至漠視人命，視人民鮮血為兒戲，而此種地方政治的糜爛，又導致人民與官府的對抗日趨激烈。凡此種種，無論其基本的觀念、行為的模式，都可以在23年前的殘酷鎮壓中找到原型。
23年來，這種由於鎮壓和死不認錯帶來的最嚴重社會後果之一是：文革後執政者與知識階層的良好合作關係陷於日益擴大的撕裂之中。而沒有知識分子的合作，執政者不僅陷於機構智慧枯竭，無以合理和正確認知內外環境，採取明智決策的境地，也使得任何興革的努力由於缺乏社會信用和動員而淪於空談，甚至笑譚。
於是只能用飲鴆止渴似的GDP數字自欺欺人，以事倍功半的各種掩蓋和延緩危機的措施，代替真正的政策作為，而在這一不負責任的歷
史敷衍過程中，內外環境丕變，日新月異，執政者自身日益沉溺於朝夕自保的危機心態，機能日益退化與腐壞，終至於從引領風騷、占盡優勢到一籌莫展，動輒得咎。民無信不立，無民信不久，任何社會，當知識階層不信任權力者，人民對政府處於基本無奈的狀態，執政者也喪失了採取任何行動的能力。
23年前的鎮壓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後果是，冷戰結束已經20多年了，中國作為率先改革，開啟冷戰結束的首要國家之一，鎮壓使中國不僅沒有充分享受本來應得的冷戰勝利者的光榮和國際利益，反而在意識形態上陷入蘇聯政治全球政治負資產繼承者的位置。
在鐵幕國家紛紛變色之後，最早的改革者反而遠離當今浩蕩洶湧的民主政治的潮流，視憲政、法治、共和、人權等當今世界視為常識和底線的普世政治價值為洪水猛獸。在一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上，視歐美及所謂西方為天然敵人，而這種虛構的外敵意識又反過來分裂了內部社會，造成國內左右思想傾向的敵對，彷佛文革群眾派系鬥爭再現。
這是思想上的自我封鎖，實質上就是一種融宣戰八國聯軍式的自大與草木皆兵式的自卑於一體新閉關鎖國心理，今日中國早已是參與全球事務如此之深的大國，這種心理無謂地構造中外交流和合作障礙，削弱中國國際行為能力，是無可忍受的新冷戰思維。
23年過去了，凡此種種，上述不過挂一漏萬，這些現實的燃眉危機若追根溯源，莫不在23年前的鎮壓。因此，執政者要與人民締結新約、人民要重塑對執政者的信心和信任，國家欲求得此一百舸爭流新世紀競爭世界的一席之地，唯一的出口，只能是：平反「六四」，啟動政治改革進程。
執政者自創党之日起，就經常以民族振興和為民族謀利益自任，因此，能否正面面對這一你們自身決策造成的歷史錯誤和罪行，這不僅是你們立党宗旨的嚴峻考驗，也是你們刷新政黨形象、展現民族歷史責任和政治倫理的絕好機會。
對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
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五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改革開放，本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和社會轉型進程的新章，百年以來，中國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為社會求公義，為國家民族求振興未來，中國本有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光榮，執政黨歷史上信奉之馬列思想雖經歷史事實證明為荒謬，但其黨之所以能在現代史上獲得廣大人民支持，卒能建政，並非僅由於組織內肅的嚴酷，手段效能之高級，而根本原因之一，實由於其在奮鬥史的很長時間內政策上回應了百年以來華夏人民渴望國家振興、求民主憲政及社會轉型之普遍熱望。
撇開國共鬥爭歷史的爭論不談，1949年的勝利本身即是執政者向人民許下的一個憲政、共和、民主、法治和個人自由的莊嚴諾言，是一個人民與執政者可鑒日月的道義與實質政治契約，也是執政者唯一的歷史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所在。對執政者的歷史和現實批判正是建立在對這一契約及其背叛歷史的檢驗之上。所以，平反「六四」，啟動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進程，這無疑是執政者證明其歷史承諾為真的最後機會。
環顧當今世界，在信息科技的推動之下，人民的覺醒已是為政者必須正視的第一現實。從突尼斯到敘利亞，專制和壓迫型的政治猶如春來殘雪，人民最大，民權乃一切權力的根基，這些簡單的道理已不再是國際學術論壇象牙塔內的話題，而是決定任何統治者統治合法性、正當性和終極命運的事物。
對此，沒有例外，中國也不可能是例外。中國沒有發生類似「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運動」這樣的大動盪，不是因為鎮壓的威力，或人民的特別軟弱，而是因為人民體認和珍惜改革開放以來的日益縮水的成果，對執政者猶抱有最後和歷史性的期待。對此任何誤讀都將支付高昂到令人咋舌的代價。
綜上所述，平反「六四」不僅已是這個國家、社會、生者對死者的不可推卸的道義和歷史責任，也是解開中國紛亂矛盾的終極鑰匙。對於執政者，這也是個告別過去，面向未來的契機：擺脫基於喜歡的歷史敘事的合法性描述，建構面向未來的正當性論述，告別全黨捆綁的無限責任恐慌，以真誠和明確的政策開啟個人有限責任政治的新局，告別有陰謀無反對的陳陳相因的宮廷政治，打開有序政治反對和有反對黨的大眾政治的歷史時空。
政治乃公共生活致命的核心事務，中國既有古老的合理和仁政政治學的傳承，又有近代以來不絕如縷的現代政治的奮鬥，舉凡社會轉型、國防、經濟、產業及科技教育等現代化，離開政治的現代化，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憲政、民主、法治和自由等已為人類歷史所證明的政治價值，既為浩蕩世界潮流所彰顯，亦是「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所追求的根本目標。真誠歷史反思和懺悔，採取政治主動承擔歷史罪責，這才是彌合歷史創傷、實現民族和解和推動執政黨自身走上政黨政治軌道的關鍵性第一步。
23年過去了，我今日發出這樣的呼喊，也是基於一個人性的理由：我相信執政者與我們一樣，為人父兄，為人子弟，能體會基本的人情和人性。枉死者的鮮血未乾，其家人的淚眼已經乾枯，但尚未等到一個歷史公義的回應。而流亡者和受迫害者鬢髮已衰，他們有權利回到自己的祖國，即使有分歧，也有陳述自己信念、遭遇和與同胞分享意見的權利。
這個國家的執政者如欲擁有明天，你們必得學習如何去理性而寬容地面對反對者，去撇開你死我活的邏輯與意見分歧的人民相處和對話。百年以來，死的人夠多了，流的血夠多了，夠了，是展現比鎮壓的決定更大政治勇氣，選擇對話、公義和和平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對於執政者，諸君應該明白，分裂的房子不能持久站立，而撕裂的社會不能創造任何有意義和可持續的文明成果，繼續保持對人權的壓制，對政治改革進程的延緩，這只能使國家和民族坐失百年以來難得的振興機遇，使執政者淪于千古鄙夷、舉世所指的可悲地位。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不論執政者怎麼做，帶來自由和權利的風暴從來都出於我們自身的手上，首先來自我們內心和頭腦中對自由的真心熱愛——我們是真心如此熱愛自由並配得上自由嗎？「六四」的犧牲者用他們生命對此做出了證明，我們後死者也需要作出自己的證明，他們不滅的英靈在天上看著我們。
願「六四」死難者安息！願他們的家人和那些因此受到不公正迫害的人們好運！願我們的祖國早日沐浴在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文明的輝光之下！
（作者係上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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