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星期一香港举行的一场规模破记录的六四悼念集会吸引了大批中国大陆的访客，其中许多人在烛光晚会结束后表示，他们内心感到震撼，并打算回家后与亲朋好友分享他们在集会上体会到的自由民主精神。 在香港岛人口密集的铜锣湾，在高楼环抱之中有一块宽广的空地。星期一晚上，这个香港市区内最大的公园变成了烛光点点的海洋。在一轮明月下，18万人的18万颗心，跟着闪烁的烛光起伏、跳跃。他们的眼泪跟着蜡烛泪一起悄然流淌，眼神里却露出勇气和决心。 这是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的一个场面。对许许多多头一次来香港见证六四烛光晚会的中国大陆人来说，这个场面相当震撼。 *方政：气氛震撼，出乎预料* 方政在1989年6月4号军队镇压学生的行动中被坦克压断双腿，三年前才举家从中国大陆迁往美国。他在烛光晚会结束后说，虽然自己早有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的感受仍然很震撼。 方政说：“真的很震撼，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这之前，我也看过(六四)20周年的录影，可是跟我身临其境到这里的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我被这种气氛感染。我觉得这里不仅是代表了香港的良心，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 头一回来香港的浙江青年陈先生也有同感。 陈先生说：“非常地激动，非常地震撼。第一，有这么多的人，说明香港的市民非常关心中国大陆，非常关心中国的大事，争取中国大陆能够早日实现自由民主，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代价。我非常感动。” *李卓人鼓励大陆民众参与民主运动* 六四烛光悼念活动负责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悼念仪式上用普通话面向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访客说，“欢迎你们，香港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他还以广东省乌坎村村民的抗争为例，鼓励中国大陆民众用实际行动去推动民主。 李卓人说：“民主是由下而上的争取，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赐予。我们相信人民，相信由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正忙着收拾摄影器材的大陆访客陈先生说，他会将图片、将自己在香港亲身体会到的民主自由精神带回中国大陆，与亲朋好友们分享。 记者：您看了以后，回去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回去以后会不会有行动，或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陈：是的，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做到。 另一位来自广州一个地下教会的成员带着摄影和摄像器材参加香港的纪念六四烛光集会。他说，会把在现场拍到的图片和影像带回广州，并放在教会的社交网站上让全国各地的教友观看。 *方政：每个人都要去争取应有权利* 香港签证即将到期、准备返回美国的方政说，每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很有限，但是如果大家齐心一起努力，改变中国是有希望的。 方政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很有限，我的能力各方面也很有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知道真相，让他们明白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政府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应该多多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个人应该有的权利。” 中国当局显然加强了措施限制有关香港纪念六四烛光集会的信息传回中国大陆。在用户众多的微博上，“蜡烛”、“烛光”和“维园”都成了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而无法搜索的内容。新浪微博和滕讯微博的许多用户说，六月四号这一天，他们从香港发任何图片都遇到障碍。 1989年春天开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在6月4号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导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23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当年镇压八九民运的真相，同时严禁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以经济快速发展来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正确的。

三年前，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夕，原戒严部队战士张世军曾经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为其个人以及六四事件平反，张世军在事后曾经再度被拘禁。上个月，张世军身穿当年的军装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并且将其在广场拍摄的照片配上诗词贴在微博上，一时间再度引发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但他本人却被勒令返回山东老家，并被告诫在敏感日子期间不得再度前往北京。 本台为此电话采访了目前在山东的张世军先生，请他介绍一下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现身的用意。 法广 ：张世军先生，您好，我们报道了您穿着军装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受害者默哀之后，有许多听友都希望进一步了解您的个人情况，您能否介绍一下您自己？比如说，您当初参加北京戒严行动时又多大年龄？ 张世军 ：按照中国的说法，我当时是十九岁。我是济南军区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下士。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就在北京郊区驻扎，六月三号的中午接到命令，下午进入天安门广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打算在过一段时间写一本《戒严回忆录》，但是，目前我还不愿意过分详细的谈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法广 ：好！那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之后为什么被军方除名，并且还被判处监禁的经过。 张世军 ：我认为每个军队都有他光荣的传统，在他的光辉历史不应该染上人民的鲜血。我觉得我应该对此一事件表一个态。所以，我当时就想部队提出了一份书面的退役申请，当时，军队就以“拒不执行戒严任务”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我开除出军队。 法广 ：您当年在监狱被关了几年？ 张世军 ：三年。1992年山东省滕州市公安局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判决我非法劳动教养三年，这一罪名是中国的法律上所不存在的罪名。对于这一段经历，包括当时离开北京回到原驻军已经后来被开除被监禁等一段经历我现在不太愿意多提，因为我认为中国军队既然是人民的军队，他终归会回归于民。所以，对军队的过多的谴责并不有利于推动民主化进程。 法广 ：那您就说说您穿着军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张世军 ：我在这个敏感时间段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广场走了一走，我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想说的话大家大概全世界都听到了。八九六四这段历史是中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经历，既然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以军人的身份参加了这一事件，所以，我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我应该以我个人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表达一个态度。本来是打算五月底六月初再发声的，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紧迫，不得不提前发声。 法广 ：我们看到您的照片与诗词在网上发表之后很快被删除，您现在的个人自由是否也受到限制？ 张世军：我和当局基本上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我在这段时期内不会再去北京，他们也不会对我的其他活动过于限制。 法广 ：您现在的个人生活怎么样？您有工作吗？ 张世军： 我以前回到山东之后注册了一家公司，但是随后由于经常被喝茶，自己的公司被迫停止，因为我的公司以及家里的电话以及网络经常被切断，所以，我现在是一方面要表达自己对政府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在为我个人的生计奔波。中国的国情就是这个样子，政府是一个存在，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要在跟他斗争的同时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坚持十分重要。当然，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只要坚持就会有成果。 法广 ：您在网上说六四平反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世军 ：我们不希望出现崩盘的场面，但是这个时间越来越急促。目前国内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预示着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无可控制的方向，国内国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民间的观察人士都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个气氛，现在应该是国家的最后的机会，政府应该抛弃惰性，拿出勇气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很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暴力。 法广 ：如果让您给中国政府提一个建议，如何着手为六四平反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张世军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可以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可以首先对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国家赔偿，以这种方式最终对六四事件作出一个政治的重新评价。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政治问题法律化，而对国家来说，政治问题还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对六四事件重新作出政治评价。 法广 ：您对六四受害者家属，例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等人有什么话说？ 张世军 ：三年前有位朋友曾经要为我引见丁子霖教授，但是，当时我十分繁忙，因此未能前往，去年年底，我曾经独自前往丁子霖家，但是，很遗憾，他们家没有人。 法广 ：最后，您对中国政府或者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话要说？ 张世军 ：首先，对中国政府，我要说，政府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政权的力量取决于人民对他的信任，而并不在于他的暴力威胁。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能够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有益于全世界。 感谢张世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6月3日晚间发表“天安门广场23周年声明”，“鼓励”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为参加示威而被判刑和关押者；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对并指责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以及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此进行了讨论。 记者：“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美国国务院在六四23周年纪念日前夕，发表声明缅怀逝去的无辜生命。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六四在押犯，并且公开所有受害人名单。我们知道在之前的六四事件纪念日美国国务院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我想首先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您觉得在今年大的政治局势之下，今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王军涛：“我觉得今年发布的声明的特别意义有两点：第一点，从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看，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最近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事件：一个是薄熙来案件；还有一个就是陈光诚事件。两件事件在两个方面标志着中国的一个变化，就是共产党在急剧地烂下去，它的合法性和它的执政能力现在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国民间运动中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和水准正在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美国政府及时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这个的时候提出六四问题，实际上通过六四以及其它的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顺应了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本着美国一贯的价值准则，这样来做会给中国一个适当的压力，促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记者：“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六四的在押犯，并且公开所有受害人的名单。据人权观察组织估计，大约有几十名中国公民仍然因为参加天安门抗议而被继续关押着。我想请教一下陈破空先生，您对六四过去了23周年还是有人因为六四这件事情被关押在监牢里，您是怎么看的？” 陈破空：“据我的推断，中国政府当初可能以某种刑事及罪名来关押这些犯人。当初的一些罪名比如说打砸抢、所谓纵火等这些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当初缺乏健全的司法体制，而且也没有律师正常辩护的情况下，仓促做出了判决，我认为是有相当的瑕疵，这些案件都应该予以重审。在当时的情况下，结合了这样的大形势。六四一方是要求民主运动，民众有这方面的诉求，另一方政府是以坦克和军队血腥镇压的情况下，即便有一些刑事罪名发生了，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审理。而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我相信是冤枉的，是强加的刑事罪名，比如说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工人、一般的市民，或者是其他的社会人员他们可能参与了堵截军车或者砸军车的事件而导致了这个刑事罪名。我想这些罪名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成立。当六四翻案得到历史翻案的时候，我想这些相应的案子，不光是以政治罪名还是刑事罪名，这些判案的人都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审理和一个公开的平反。” 记者：“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中国政府说他们表示强烈的不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美方这种罔顾事实，年复一年发表声明的做法，无端指责中国政府，粗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地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记者：“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中方的反应是不是在您的预料之中呢？” 王军涛：“我觉得中方政府的反应当然在预料之中。这与它们一贯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个政权它现在极度的虚弱，它正是处于对美国政府这样一个反应的惧怕，所以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反应。而且我觉得中国政府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就是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如果国际社会没有一个集体的协调的机制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世界的和平。而每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同样关系到其他国家的和平和健康的发展。基于这样联合国设置了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就是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某一个国家内政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机制，不光是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记者：“今年的纪念六四前夕，不管是北京的王府井的街道还是在网络上，网络上不但是像六四这样的敏感词不能搜索，像二十三之类的词也成为敏感词。我想请教一下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当局这种草木皆兵戒备森严的做法的呢？” 陈破空：“六四已经23周年了，他们年年都这样做。但是今年他们这样做让人更加感到失望。因为今年对中国来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他们的十八大就要召开，领导人的换届就在眼前。另外发生了像王立军这样的叛逃案、像薄熙来这样的重大腐败案、还有陈光诚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应该如果受到国际社会的鞭策或者民家呼声的推动的话，在六四上应该有所松动。而民间有这个期待，国际社会有这个期待。而且在六四之前也传出说温家宝要推动平反六四的呼声，或者中共党内有很大的动静。但是当六四到来的时候，中共还是一如既往地采取封杀、打压和迫害六四的这些动作。我想这是与民意背道而驰，与国际社会的呼声也背道而驰，这是相当令人失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像在贵州、福建都有人公开打出旗帜来纪念六四，也就是说人民越来越不惧怕了。而且我们看到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从收盘指数和涨幅都排出了八九六四这样的数字。如果这样的数字是人为的话，只能说反映了民间的呼声；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那就反映了某种天意。我想中国政府是应该悬崖勒马，而且是应该猛醒的时候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以及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美国国务院六四前夕发表“天安门广场23周年声明”进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