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法广：请先介绍一下你们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情况。 孙文广： 我们是在今年5月6日在济南市的一个公开场合露天下边举行了一个悼念六四的活动，大家都畅所欲言照了像。有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那么早举行？主要是拍接近六四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人监视起来，比方说我，从5月15日到现在就被监控。地点是露天的一个烧烤摊，摊主是因“六四”而被判刑的朋友，他叫谢金玉，他在“六四”后被判刑，在监狱里呆了六年，出来后找不到工作，一直拖到他46岁时的今年才结婚，他们生计很难，就在露天摆了一个烤羊肉的摊子。我们到他那里聚会，一方面吃他的羊肉串，让他增加一点收入，同时也可以让其他人体会一下六四受害者23年来的遭遇。谢金玉在六四前是济南一个兵工厂的技术工人，技术还是很高超的。六四之后，他觉得北京开枪惨无人道，为了表示他的抗议，他就上街去喊口号鸣不平。89年六四后的大概6月5日和6日这段时间，济南市上街的人不少，有好几千。当局就把他抓起来定了个反革命罪，判他六年徒刑。他出来以后因为是六四的劳改释放犯，所以到哪里都不会留他，他就只好有时做短工临时工，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住在他母亲家。今年大家才帮了他的忙，找了一个四川媳妇，46岁才结了婚。结婚后为了生计在家门口开了了烧烤摊。 法广：除了这位谢先生以外，还有一些在校的大学生，是吗？ 孙文广 ：是有大学生，但他的名字我就不方便讲，也是为了保护他。现在学校里抓的很紧，动不动用“开除”和“不让毕业”等来威胁学生。但他仍然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六四是官方镇压民主运动，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死了那么多人。他觉得很愤慨，认为六四应该平反。他们这些大学生虽然年轻，但特别会上网翻墙，从网上了解当年六四的情况。 法广：你们的六四悼念活动之后，有没有收到打压？ 孙文广 ：现在还不太明显，但你刚才打我手机时，我还在警察的车上，我型在出门必须坐他们的车。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纪念六四了。第一次的时候，官方打压很严重，他们从照片上找到参加者，一个个地恐吓威胁。第一次参加的有7个人，到第二年纪念六四时还参加的就只剩下三四个了，但第二年参加纪念的又有一些新的人，他们又被警察找。三四年后，警察也知道，再找也没有用，恐吓也不怕，我们就是认为应该平反六四，现在找的就少一些了。去年还有一个李红卫参加我们的活动，两个月后被抓去劳教，当然他不完全是因为纪念六四而被劳教，还有一些他维权的事情加在一起而被劳教1年9个月。我们经常去劳教所去看他，给他送书和钱。总的来说就是官方的打压开始很严重，但几年后看效果越来越差，他不能因为我们纪念六四来给我们判刑，就是李红卫被劳教，也不是仅仅因为他参加纪念了六四。 法广：最近陈希同的一本书出来了，他在书中对自己在六四镇压中的责任进行了开脱，您是怎么看这段历史的？ 孙文广： 89年时，陈希同是北京市的领导。不管是他，还是李鹏，现在都对自己在六四中的问题开脱。因为他们看到大势所趋。因为学生是手无寸铁，一腔热情要反腐败，要民主，要求公平的对待，他们不是反革命动乱。这都是正常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以开枪呢？开枪是历史的罪行。现在看那些阿拉伯国家，你开了枪，性质就变了，就变成屠杀罪，反人类罪了，要判他刑了。穆巴拉克要被判刑，卡扎菲被打死了。这都说明你要开枪镇压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就犯下了历史罪行。即使拖的时间再长，将来也会对你进行审判。李鹏陈希同这些人的心里是发虚的。 法广：最近传说温家宝数次在内部呼吁为六四平反，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您觉得这方面的希望还大不大呢？ 孙文广： 我觉得温家宝讲这个话是有可能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他陪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去看学生，陪赵去的唯一较高的干部就是他。他看到当时的场面，学生是很和平，很理智的，就是要求给个说法：“我们是爱国的”不是反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戒严派军队派坦克，进来镇压学生，杀了那么多人。这是罪责，历史的罪责。所以我想他温家宝从各种角度出发，可能讲过这种话。一个是他亲身经历了六四，受赵紫阳的影响。另外也想开脱自己。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总理，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任的时候没有机会讲话，那快要卸任了，他要在历史上澄清自己，说他是希望平反六四的。我认为他说这话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他没有说过要平反六四的话，他也没有出来解释说他没有说过。不光是温家宝，还有中央上层的，特别是要18大要退下来的那些人，要趁这个机会表白自己：我是希望平反六四的，你们平不平，是你们的事，但我在在任的时候，离职之前，我都讲过我主张平反六四。

日本民运组织3号晚在东京的文京区政府大楼举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集会。大赦国际日本支部在集会上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重新调查和评价六四,并宣布将邀請89学运领袖王丹于7月初訪问日本。 图片：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事务局局长王戴做大会致辞（南洲摄） 由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日本实行委员会主办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集会”3号晚在东京的文京区政府大楼举行。在日民运人士、藏人、维吾尓人、內蒙古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大赦国际日本支部等人权机构代表、人权律师、人权活动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学者及日本各界支持者100多人参加了纪念集会。 大会一开始，全体与会者起立，对在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事务局局长王戴做了大会致辞，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櫛渕万里、大赦国际日本支部代表井出庆太郎、明治大学教授川岛高峰、加拿大人权活动家凯特尼尔森、达赖喇嘛驻日本办事处前代表白马、內蒙古人民党秘书长日本代表克列特、维吾尔人权代表、日本人权律师关聪介等先后在发言。日本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会事务局局长北井主持了集会。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櫛渕万里在集会上表示说:“我对天安门事件遇难者表示深切的缅怀，对中国近年来中国人权问题不断恶化的状况予以了强烈谴责。” 櫛渕并表达了对为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支持。 大赦国际日本支部的井出庆太郎在集会上宣布，大赦国际日本支部与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电影纪录片《流亡》的日本出资制作公司“新世纪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将共同邀請89学运领袖王丹于7月初訪问日本。 大赦国际日本支部在集会上还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基于宪法第71条，重新调查六•四事件、释放六•四事件中被囚禁的人、承认89年民主化运动的合法性。 执导的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电影纪录片《流亡》的旅日华人导演翰光在集会上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3年了。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事件的真相，六•四事件未获平反，但我坚信六•四事件必会重新评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南洲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六四事件态度的转变引起强烈批评。 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在六四23周年当天曾经四度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据报道，梁振英此前被问及他对“平反六四”的立场时表示“没有补充”。 梁振英在1989年六四事件翌日曾经于报章刊登署名广告，表示“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梁振英是“六四变色龙” 以及“出卖良心的特首”，不能代表香港人。 立法会议员冯检基表示，梁振英最大的问题是对六四的看法与以往不同。 他认为梁振英最低限度应该代表香港人向中央政府反映对六四的看法。 有十几万香港人周一参加了纪念六四23周年的烛光晚会 候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梁振英作为候任特首，即使他有个人看法也未必方便公开评论六四。 罗范椒芬被问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时回应说，要视乎对六四如何定性，而现在还没有定性。 她随后表示不会再就六四事件作出回应。 梁振英于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曾经与其它同业以“香港一群测量师及见习测量师”名义刊登声明，“呼吁人民解放军明辨是非，拒绝武力镇压爱国行动”。 李卓人批评，梁振英在谴责六四的20多年后表示当年“下令屠城”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比刘晓波更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是侮辱香港人对六四的感情以及记忆。 报道引述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市民说，梁振英当年是“买大小”，现在时移势易，他便很快地退缩。 立法会议员何锺泰则认为，如果梁振英因为有困难而不表态是可以接受的。何锺泰并指六四事件不简单，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 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对是否支持平反六四及会否辞职等提问一概没有回应。

台湾中央社报道，研究中国大陆政治改革、政治变迁及民主化前景的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徐斯俭分析，不能把中共视為「单一行為者」，中共属於集体领导，「很多事9个人可能说不好，而且谁也指挥不了谁。」 他说，温家宝谈论政改很多次，苦於无法推动，却在3月14日又重提政改，「权力格局正在移动中，在这个空隙中，拋出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有权力斗争的意涵，而且使权力斗争更具正当性。」 他说，虽然温家宝也拋出路线之争，但广义来看，这也可视為整个18大权力布局博弈的一部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徐斯俭观察中国政局这段期间发展指出，胡温执政联盟虽然有所让步，但整体而言，已在这盘棋局中胜出，大势已定，这时候如果重提或推动政改，「在政治上是不会得分的」，因此，此刻推动政改可能性极低。 台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陈华昇也认為，胡温联盟在这波激烈权力斗争中，显然略胜一筹，因此，此刻实在不需要平反六四。 他认为，中国可能启动的政治改革，可能仅止於监督干部、反腐败的问责机制，而非所谓的民主化。 支持中国民运人士观察指出，从贵州民众日前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并未受官方制止来看，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态度似乎有所鬆动。网路上甚至传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若接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可能会平反六四。 这不是网路上第一次传出中共当局考虑平反六四传言，网路上先前也盛传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意平反六四。 因六四事件遭罢黜的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一向无法在大陆网路上搜寻得到任何结果。不过，部分中国祭祀网站几个月前一度可以让网友上网祭拜赵紫阳，甚至张贴具指标意义的悼念文章。但没隔几天，又遭到封锁。 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者会再度重申，不仅要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还要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改革。若不推动政改，文化大革化悲剧还可能重演。 温家宝发表政改与杜绝文革一席话后，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随即下台，令许多人再度萌生对大陆政改期盼。 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就说，如果温家宝真能下决心去做，应该还是有一定能量的。中共即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么多党代表是不是终於可以发挥作用，提出一些提案？值得观察。 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係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发表一篇「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文章说，过去二、三十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有3种模式：古巴「保守改革模式」、前苏联「激进改革模式」及中国「稳健改革模式」。 他说，古巴采取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限改革，但后来证明失败了。前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以经济改革为辅，结果政治参与迅速爆炸，导致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纷纷独立。 张维为认为，中国以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证明比古巴、苏联模式好，也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好。 中国人民日报5月25日社论则说，「民主人权输出」是西方垄断资产阶段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透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新的隐蔽方式干涉、控制、支配开发中国家的政策和活动。 台湾中央社说，这或许可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中国也许有可能推动政改，但绝非西方国家所认知的民主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