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周年

德国之声 | 六四纪念与中国想象力

香港维园的烛光有多重要?分析指出,没有异议的国家不仅侵犯人权,也创造不出伟大的商业品牌。没有体制更新,城镇化也是空谈。 (德国之声中文网)民调显示,今年港人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创97年以来新高,超过了09年20周年时的61.2%,达至62.8%。然而,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很可能下降。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支联会六四主题中”爱国”引发的争论,将会影响香港民情。 文章说,”国”被党绑架,在香港已人所共知。”反国教”(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其实反的就是”党教”。在大陆,还没有被”愚”的清醒的知识人,也早看清楚了这个”爱国”含义。”天安门母亲”运动倡导者丁子霖也表达了对”爱国爱民”口号的不满,导致与支联会的一段纠纷,支联会常委徐汉光最终辞职谢罪,”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也宣布取消,改为”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李怡说,同丁子霖的意见一样,”即使支联会不收回那个倒胃口主题,认同普世人道价值的市民还是应该去六四集会的”。 “了解现代中国必读六四” 了解中国必读六四 香港《爽报》发表叶一知的文章,认为了解现代中国必读六四。文章说,六四血腥镇压,彻底改变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尽管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和制裁中国,当权者仍选择一意孤行,将所有政治改革的诉求消灭于萌芽状态,加强对言论、集会、示威、思想的操控,以信息封锁令新一代无法得悉历史真相,以洗脑教育令新一代对政治麻木,强调经济成果,令民众只以金钱为唯一价值。 文章认为,香港越来越多人珍惜悼念六四的机会,因为自由得来不易。悼念六四,就是用烛光提醒世人这段惨遭屏蔽的历史奇冤。”每一个活动总有主办单位,而主办单位不可能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参与任何活动,也不代表认同主办单位的一切。如果你认同,维园集会就是用群众烛光照亮黑暗的历史,便可出席”。 反对异议等于扼杀品牌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说不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任何一个品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暡悸晨怂狗⒈砦恼氯衔泄胂罅Σ患懊拦”在角逐世界头号经济体的赛跑中,美国对中国至少有一个优势:我们塑造品牌的本事要强得多”。文章说,”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糟。每隔几年就会有中国官员提出要采取行动,打造有号召力的品牌,结果永远是令人失望的”。 中国还没有像苹果或三星这样的商业品牌 布鲁克斯说,创造出伟大品牌的人,通常都是在寻求满足他们自己内心的某种渴望,某种在更高的层次或更酷的朋友圈里生活的梦想。”最反感现有体制的叛逆者,可能走在市场潮流的最前沿。这些人一边卖东西,一边给东西注入一种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联想”。 布鲁克斯认为,美国零售业的创造力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已经没有什么反文化可以借力了。”但是中国的麻烦更大。一个不欢迎异议的文化是很难在这个领域崛起的。一个鼓励人们生而顺从于权威的文化,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个权力阶层不会本能地寻求与弱势阶层对话的国家,很难在竞赛中不落后。中国若想卓有成效地塑造品牌,在经济食物链顶端展开争夺,可能还要经历更多的文化革命”。 城镇化需要新体制 有外电报道说,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提出的城镇化发展草案,安排未来10年相关的支出总额高达40兆元人民币,从而将把4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但该草案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否决了。发改委主管官员紧急出面加以否认,强调城镇化规划正在按部就班进行。台湾《工商时报》就此发表社论警示说,大陆推进城镇化切莫”误入歧途”。 城镇化政策被用来推进房地产市场发展? 文章指出,今年即将过去一半,城镇化政策的完整方案尚未公布,中国社会因而缺乏权威的主导性论述,以致政策解读纷陈,各地的实际做法也有很大差异。有部分地方诸侯错用方法,而使整体城镇化的推动方向”误入歧途”。 作者认为,其中最让人侧目的,则是有些地方政府已藉推动城镇化之名,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意图把房地产热潮从市区带进郊区的”草根地带”。换言之,城镇化政策在部分地区,似被官方引申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机遇。 文章说,颇受关注的是,当前在城镇化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对农民多了一项补偿工具,即城镇户口的授予,意思是地方政府可以拿城镇户口,来交换农民原来的农地承包权。但是,有的新城镇谋生不易,农民搬到城里新房后,往往陷入了新的经济困局。 作者强调说,城镇化是一套新体制和新机制的建设工作,其中要有完善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及促使两种设施协调运作的管理方法,也是一套”硬件精密配套”的工程。 摘编:张平 责编:石涛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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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维权网声明:尽早结束对“八九”一代及其亲属的持续打压

随着“六四” 24 周年的到来,中国大陆掀起了又一轮对民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高潮,许多人或被传唤,或被软禁,或被绑架,或被拘押。如此年复一年全国性的定期疯狂非法侵权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涉及群体之广,受害人数之多,实为世所罕见。其中被打压尤其严重的群体是“八九”一代,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维权网”对这种长时间、大规模、持续性地针对“八九”一代的歧视性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予以严正谴责! 今年“六四”到来之际, 5 月 22 日 ,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徐向荣、李维国、李文生三人依法向广州警方递交“六四”游行申请,结果被拘押;深圳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余刚因制作纪念“六四”横幅遭传唤, 5 月 27 日 被软禁家中并被断网;人权律师唐荆陵 5 月 29 日 被强迫外出“旅游”;独立作家野渡家门口有人把守,网络被切断;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徐琳也被两名治安人员 24 小时监控,并且要求不得离开其所在的南沙区。 在湖南, 5 月 23 日 ,邵阳市新宁县国保将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罗茜带走囚禁于一宾馆,不提供足以充饥的食物,使其处于挨饿境况; 5 月 27 日 ,怀化市曾于八九年被判刑的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被溆浦县国保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同市的另一维权人士黎建军也被国保带走控制。 在陕西,曾因支持八九民主运动被开除公职的民主维权人士马晓明,于 5 月底就被西安国保强迫外出“旅游”; 5 月 30 日 ,八九学生领袖杨海和人权律师张鉴康被西安国保强行带到外地“旅游”。 在北京,大批上访维权人士“六四”前被强行遣送出京,还有一批维权人士如邓志波、赵广军、吕动力等多人被刑拘。一批独立学者和维权人士如张祖桦、许志永、胡佳等“六四”前一个月就遭到严控,被软禁于家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传出因“六四”维稳而侵犯人权的种种情况。 如果说这种“六四”期间全国性打压已经成为惯例,使世界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其中“八九”一代中许多人因坚守“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信念,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监督、结社等等的基本权利, 24 年来反复多次被判刑入狱,甚至他们的亲人也受到株连的情况,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例如:赵常青,陕西商洛人, 1989 年 因 六四事件 被关 北京 秦城监狱 4 个月; 1997 年 ,他在 陕西地方人 大选举 中指出当地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处 3 年徒刑; 2002 年 因起草致 中共 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5 年徒刑; 2013 年 4 月 17 日 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逮捕,现关押于北京第三看守所等待定罪判刑。 陈西,贵州省贵阳市人, 1989 年因组建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声援 六四事件 ,而被判入狱 3 年; 1995 年,因公开要求 平反六四 ,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再次被以“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刘贤斌,四川省遂宁市人, 1987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 ,于 1991 年 4 月 15 日 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 秦城监狱 ,后于 1992 年 12 月 28 日 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判刑 2 年 6 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1999 年 7 月 7 日 因参与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被遂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 8 月 6 日 被遂宁市中级 法院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2010 年 6 月 28 日 ,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刑事拘留, 2011 年 3 月 25 日 ,被四川遂宁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并处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零 4 个月。 陈卫, 四川 省 遂 宁市 人, 1988 年考入 北京理工大学 ,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被捕入狱,次年获释; 1992 年因参与组织中国自民党而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 2011 年 3 月 29 日 被四川遂宁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同年 12 月 23 日 被以“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 9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文学 博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当年 6 月 6 日被捕,在关押一年半后, 1991 年 1 月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免予刑事处罚释放; 1995 年 5 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 1996 年 2 月才被释放; 1996 年 8 月,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 劳动教养 三年,被关押到大连劳动教养所; 2008 年 12 月 8 日 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刑事拘留 ,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被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 1 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以上仅是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 24 年来因践行宪法权利、担当公民义务而遭到反复判刑的几个例证,而全国受到类似迫害者不胜枚举。不仅这些“八九”过来人被当局长期歧视性地反复判刑入狱,而且其中许多 1989 年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也就是没有被从法律上剥夺权利的人,也被歧视性地剥夺教育、经济发展等基本权利。 如原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赵常青, 1989 年虽然被关押,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1995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时,被北大以他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为由剥夺了其读研究生的资格;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德邦(王治晶), 1993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时,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被人民大学剥夺读研究生资格。类似赵常青、王德邦这些八九年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的学生,仅仅因为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而被剥夺读研的教育权的情况在全国多有发生。直到 2012 年,“六四”过去 23 年后,湖南新宁县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罗茜,在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后,仍被司法部以他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为由而取消司考成绩,剥夺他成为执业律师的资格。 同时,在经济发展上,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许多人都经历过被各种管理部门刁难、严查,甚至被以一些莫名的理由查封的情况。如浙江六四学生薛振标在广西南宁从事经营时,在 2001 年前后就经常受到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刁难,最后促使其无法经营而返乡; 2012 年底,原北师大八九学生领袖之一的陈天石经营一家幼儿园,结果也反复被当地有关部门前往调查,使一些原本到园的孩子受到影响而不敢再到该幼儿园上学。 24 年来因“六四”问题而遭到清查的公司在全国发生过很多,可见“六四”参与者经济活动权利遭歧视与被肆意侵犯的情况。至于八九民主运动参与者们 24 年来在政治领域更是倍受歧视,那些保持当年八九理想与责任的人普遍被限制性使用,难于得到提拔重用。 24 年来,不仅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们的基本人权、经济及政治权利受到歧视与侵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屡屡受到株连。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长期被软禁家中,被阻断与外界联系;安徽八九受害者张林的女儿, 2012 年欲到合肥上学而因张林历史问题被国保绑架回家,被剥夺到合肥上学的权利;四川遂宁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的女儿, 2010 年 6 月 28 日 ,年仅 13 岁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警察在学校询问威胁,后来孩子到美国求学后,刘贤斌妻子 2012 年春节欲前往探亲,也遭到当地国保阻止;遂宁另一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的妻子与女儿 2013 年欲办理护照出国旅游时,遭到国保阻止;中国著名琵琶艺术家王范地 2013 年 3 月已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到香港担任 5 月 29 日 举行的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但在出发前夕突然遭到北京警方阻拦,原因是王范地的妻子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如此种种侵害八九一代人的亲属们权利的行径, 24 年来在这片土地屡屡发生。 中国大陆 24 年来对八九一代及其他们亲人们的歧视和权利的侵害,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 ,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 ,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 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 , 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 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第二十六条“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2  条“ 1.  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 第  8  条“ 1.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 2.  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 ”;同时还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尽早结束对“八九”一代和他们的亲属的政治迫害,调查公布“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医治民族伤痛,恢复八九民主运动的名誉,肯定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精神; 二、对 24 年来受到侵害的八九一代及他们的亲属进行国家赔偿,对持续制造人权灾难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任; 三、尽快开启以宪政民主为内核的政治改革,切实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实现国民的宪政期待! 维权网 201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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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SFORUM | 安徒 – 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

星期日生活    2013 年 6 月 2 日 【明報專訊】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 Vic :我不知道有哪些本土主義者叫香港人「告別六四」〕,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着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着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着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 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 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 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 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 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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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 | 通識導賞﹕微博網民﹕64避河蟹

文 林茵 每 年六四前後,大概是中國大陸網絡審 查 員最為忙碌的時間。 各地的微博用 戶 期望將記憶薪火相傳而不被發現,在帖子被屏蔽刪除前傳播給最多的人看見,當中的民間智慧,令人拍案叫 絕 又唏 噓 ,千方百計、迂迴曲折,只為了「 6 」、「 4 」這兩個數目字能被呈現。 目前全中國約 3 億的微博用 戶 ,以 每 分鐘 7 萬個帖子的速度發放資訊。美國休斯頓萊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 Dan Wallach 的研究團隊去年追蹤逾 3500 名曾遭刪帖的微博用 戶 共 15 天,其間這些用 戶 有 12% 的發帖被網絡審 查 員刪除。研究發現, 5% 的刪帖行動在微博發出後 8 分鐘 內 完成, 30% 的刪帖行動在 30 分鐘 內 完成, 90% 的刪帖行動在 24 小時 內 完成;帖子發出後 5 至 10 分鐘的刪帖量最高,意味微博管理員的審 查 幾乎是實時進行。研究人員按審 查 員 每 分鐘瀏覽 50 個帖子、 每 日工作 8 小時計算,估計需要約 4200 人的隊伍以維持這樣的審 查 工作。 粉絲多 更易被刪 如何繞過這道高牆?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傅景華前年底開展了名為 Weiboscope 的研究項目,以軟件程式持續下載了 2.26 億條微博帖子,當中約 8.7 萬條帖子被審 查 員刪除或屏蔽; Weiboscope 為這些被消失的帖子留底,成為研究社會輿論和媒體發展的重要素材。六四將至,傅教授提供了一些近日在微博流轉的相關帖子,部分一發布旋即被消失,部分則似乎暫時逃過了審 查 。這當中固然有些用 戶 採用了較聰明的表達方式,但有熟悉微博的朋友則留意到,話題敏感的帖子會否被刪,主要還是看那帖子的影響力,少人關注的微博帳 戶 ,即使談 及較敏感的話題都未必會被阻止,一旦帖子多人分享轉發,就會引起審 查 員注意,迅速被刪除屏蔽。 不向極權屈服 我要講! 在如此嚴密的監控下,網民難以在微博進行討論交流,發出的帖子不少只是嘗試提及六字和四字、企圖引起對當年事件的聯想而已;相比起香港眾聲喧嘩的爭論和回顧,這些帖子在 內 容上或許沒什麼了不起,然而在極權國度裏,數量龐大的網民不斷嘗試行使 說 話的權利,那怕只是鍵盤之間微小的挪移,也是種對權力的不服氣和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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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深圳大学“六四”维稳通知曝光

去年六四期间,香港曾发起“黑衫行动”以悼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这项行动今年再次于网络上广为传播,同时也有网民曝光了一份疑似深圳大学针对六四期间“黑衫行动”的维稳通知: 通知内容来源:推特用户 @64_black_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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