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周年

2005年，我剛開始關心政治不久，香港便舉辦了世貿會議。當時的我，對於列強藉經濟全球化為名，行經濟殖民之實，深感憤恨，覺得必需要與其他抗議的人「站在一起」。當然，作為一介普通市民的我，像很多港人（甚至香港政府）一樣，根本不知道世貿抗議到底將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媒體把氣氛描述為一片大戰在即、山雨欲來。當時我父親知道我要去參與抗議，來電表示擔心我的人身安全，勸我不要多事。我唸道，「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呀」。他聽後，頓了半响，便說「我明白了，小心點。」 當然，我的抗爭意識，父親對於抗爭由理解至支持，並不單由六四而來。由國際到本地、由古到今的抗爭歷史，都影響著我們的思維。但的而且確，人是最社會性的動物，我們生在”中國文化圈”的社會之中，六四事件無疑對我們有著無比深遠的影響。六四從不屬於支聯會，而是屬於所有對於屠殺人民的行為痛心疾首，所有從此抗拒專政獨裁的人。 有好一段日子，我也覺得主流六四論述實在太平面，所謂的「愛國學生運動」、「爭取（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實在已是被講到爛得無可再爛。因此，這幾年來，我其實真的不太再對「六四」這個題目，再有多少的關注與思考。但今年因工作關係，參與了數場由各大學學生會與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六四講座，卻有了新的體會。當我聽到，北京群眾拚死保護香港人離開，託付他們把政府暴行告訴世人，而當時的大陸海關關員，發現了香港學生或記者身上帶著在天安門拍攝底片，卻擅自放行叫他們快點過關的故事，不由得再次眼紅鼻酸。 但更令我重新著緊六四的，是那些未經歷過八九年全城愁雲慘霧的九十後同學們，對於當年的民運的關切。如講者之一，曾代表學聯前往北京支援的陳清華所說，以往的大學講座，參與者多限於各系會的成員，今年則難得地有很多「普通」學生參與。而同學們的關切，是因為感動於北京群眾追求公義不惜犧牲的精神，也是因為聯想到同樣在中共治下的我們，必需抗爭到底的命運。六四事件之於今天的學子，本應是既陌生、又遙遠，但竟然也會有自言“以前不太關心政治”的同學因講者的分享而流淚，並表示「我們一定要對得住前人」。 好一句「我們一定要對得住前人」！ 八九民運的意義，正在於團結鬥爭精神的傳與承。面對現實、敢於抗爭的人們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六四晚會所傳遞的訊息是甚麼；民主運動在晚會以外的實踐是甚麼。 因此，當看見今年一眾所謂「城邦派」、「激進本土派」，群起攻擊支聯會，進而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以至「中國民運港人不必上心」云云怪論，我實在覺得應該為了晚會、為了六四、為了抗爭精神的傳承，說幾句話。 我想，對支記的不滿，我絕不會比任何「城邦派」少。以往在遊行抗議中，我多次不認同支記的處理手法，並曾與朋友們於「愛國民主大遊行」之後，呼籲參與者遊行至中聯辦；去年，亦就維園擺檔之安排，與支記 義工發生衝突。［１］我也忘不了細細個就聽過的，李卓人向中共簽悔過書、司徒華等人不向在大陸被捕的劉山青施以援手等故事。［２］因此，老實說，我不曾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一次也沒有。既因為本身對於唱Ｋ大集會的抗拒，更因為對大量販賣恐共情緒、空洞的「民主、人權、自由」口號無甚好感。四年前，作為蛋散市民的我，就算忍無可忍要「做Ｄ野」去抗議中共，而根本沒有概念與經驗去計劃甚麼抗議行動，也寧願自己走去中聯辦門口抗議，而不是參與晚會。［３］ 批評支記的若干做事方式，當然可以、而且需要。城邦派本就對關注中國民運的香港人磨刀霍霍，當支記的「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口號引發爭議，到常委批評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無異火上加油，使支聯會成為了「公幹」對象。但是，批評，要公平，更要弄清批評是為了使運動有所推進，還是成為了當權者撕裂群眾的打手。雖然丁子霖也「講了一句重話，我說我希望支聯會越做越好，不要濫用六四遇難者的資源。」，但她卻沒有全盤否定支聯會的存在意義。最最起碼的，支記這個平台，還是能每年主辦幾次大型遊行，搞得到十萬人計的集會，而暫時我見不到有其他平台有能力及意志去承擔起這些工作。支聯會亦一直對於中國境內的維權活動，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同時亦是中共打壓維權人士時，需要顧慮的一分監察力量。而在種種遊行抗議中，就算多少次不認同支記，總還是有幾次見過支記義工在前線「勇武」抗爭。一眾「城邦義士」、「陳雲國師」，要是有心有力，大可取而代之，而非安坐於鍵盤前教人《怎樣打飛機》。 就「杯葛六四晚會」的主張，我們需要問的是，到底那些人，是認為晚會無用，還是在說香港人應該對中國民運漠不關心。晚會無用論，有點像多年以來「晚會儀式化」、「坐係度有咩用」等論調，並不新鮮。我也聽過一些老鬼指出晚會年年如是，但，「紀念了廿四年，又年年都要顧著十幾萬人都大致接受到，換了是我也會不太想得出多少新意」。而另一方面，儀式之為物，本身具有凝聚情感、整合群體、傳承信仰及價值的社會功能；若將內容抽空而論之，儀式當然就成為了毫無意義的形式、空洞的載具。 悼念六四，當然不應成為掩飾364日犬儒的一年一度贖罪券賣旗日。誠然，六四也好，其他大型遊行集會也罷，十數萬人之眾，恐怕絕不可能所有人都會成為經常「搞運動」、「鬧革命」的「社運份子」或「城邦義士」。要培養出高度覺悟及投入的參與者，更需要組織、論述、與共同鬥爭的經驗。但這些活動，其影響社會輿論氣氛、維繫群眾、啟蒙後來者的作用，卻不能抹煞。大型群眾活動，在多人口的大城市大社會中必然出現，並對民眾的意識造成一定之影響。因此我們應做的，並非孤立視之，而是要尋找機會，使之與群眾 運動的其他環節扣連。在世界上，再無另一個地方的政府，需要每年面對一次，以十萬計群眾集合起來的質問；也無一個地方，二十多年來，大部分人都會反思一次 獨裁政權的禍害；更無一個地方，每年大部份人大規模地重溫一次人民群眾奮起抗爭的歷史。而這些會去維園的群眾，就算因為各種原因，未有在其他日子「高度」 地投入在「運動」之中，我們卻不能否認，這些人回到他們的生活時，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為他們的信念出一份力－－與談時事的父母、與學生談政 制的老師、以至每個與身邊親友談民主的人。而這些人當中，又有一部份將會成為支援或參與其他行動、運動的「基本盤」。也許六四晚會、七一遊行等等活動所凝聚的群眾，未必完全是各種政治主張者的目標群眾，但這些人會批評權貴、認同抗爭的機會，始終比連六四七一都冷漠以對的人，高出太多。 支援民運，當然不應跌入盲目的愛國主義。但是，所謂的「愛國」所指為何，需看語境；在八九民運期間，佔主導地位的主張，初期是反官倒、反貪腐，中後期則是爭取民主自由；「愛國」則是當時民眾的一種情感表達，而非政治主張。當年香港老牌色情雜誌《龍虎豹》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義賣聲明之中，處處強調「北京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為抗暴政不惜犧牲」、「民主必勝，自由萬歲」。城邦論者以反對「愛國」為由而杯葛六四、杯葛民運，是既無認清民運性質「抗爭為主、愛國為次」之識見，亦無「與義士們並肩作戰」的膽氣，實在連本鹹書都不如［４］。又有人提出「六四越少人去中共越害怕」之論，此話成立的前題，是民間出現廣泛的自發悼念，並蘊釀出遍地開花，難以撲殺、難以收編的抗爭。可笑城邦土著，卻以為單單因為晚會人數少，就會令中共感到害怕。實情這種犬儒、冷漠、龜縮不出，最是正中當權者之下懷。 覺得六四晚會不足，實有太多的方式去予以補足，如可在各種平台發表文章，可在晚會場地內外派發自己的傳單，可另行發起活動。多年前四五行動、學聯等，就多次衝擊新華社；近年如鄧小樺所引述，各方亦持續有晚會以外的自發反思、悼念、行動。凡此種種，實可謂”古而有之”。悼念六四，早在民間。［５］有心悼念死難者、聲討中共的人，若非參與其他活動，實不必因不滿支記、覺得晚會有所不足，而削足適履。 所謂城邦派，對於支記以至六四晚會的攻擊，並不是一句阿媽係女人的「六四晚會儀式化」，也並不在於作為稻草人的大中華愛國主義，更不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去指出國際統治階級以「愛國」旗幟分化各國人民的危險性。今者城邦土著拔劍舞，其意常在騎劫運動，要於香港這個主權上被中國統治的城市，培養出更盲目、更狹隘，以排他仇外作身份認同；短視、自私，不切實際地逃避聯合大陸人民向中共政權作鬥爭的土著城邦主義。我們可以說，大部份時間基本上只懂嗌「中國要民主化」、「香港要有普選」的支記以至民主派是保守的；但土著城邦論者的反動主張，則簡直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我們的工作，是跳出空洞蒼白的口號，尋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真正意義，尋找陳舊論述以外的可能性，在於在政制之外的每一分生活實踐民主，在於追求經濟以至一切權力的平等；也在於確切地了解現實的政治經濟形勢，把八九民運的抗爭精神本土化，為了在地的抗爭提供論述、組織、行動，同時連結各地的人民，共同對抗在全球化之下更加合作無間的統治階級。我們必須認清真正的敵人，不是其他地區的人民，而是同流合污的每一個政府與資本家。 因此我們看待八九民運，不可如主流論述一般，停留於「所謂的八九民運遺志就是學生們所提倡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使爭取民主的鬥爭變成了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必須指出，『工自聯在當時的〈首都工人自治 聯合會籌建綱領〉和〈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寫明，工人組織要有監督共產黨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 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意思即是，他們「絕不允許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專無產階級政」，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工人應該監督中共政權，保衛公有、集體財產。』［６］，更要思考「看六四，不該只看到自由、民主的主調，還有是否尊重民族自決，以及更重要的，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問題。」［７］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有著通貨膨脹加劇、大量工人失業的社會背景，民運最初的口號是「反貪腐、反官倒」；後來自由派式民主自由呼聲高唱時，依然有不少學生與民眾手捧在他們心中象徵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像；而在天安門，群眾唱得最多的，始終是英特納雄耐爾的國際歌。 註： ［１］ 從今日的支聯會,想起我們的從前 ［２］ 李卓人無悔簽悔過書 劉山青內地被捕　未施援手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 ［３］ 2009年報導 ［４］ 《龍虎豹》義賣聲明 ［５］ 鄧小樺FACEBOOK ［６］ FM101對前工運領袖李旺陽死亡事件之聲明 ［７］ 立報社論：後見之明看六四 （本人現無任何團體背景, 以上僅代表個人立場）

（维权网信息员肖锋报道）今天（6月2日）午12时许，家住成都青羊区的访民王蓉文在成都人民公园与朋友三十余人聚会纪念六•四时，被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带离。成都维权界认为：二十四年前学生们满腔热忱，反对官倒等腐败行为；而今天，腐败行径的泛滥程度和恶劣程度更远胜于当年。今天的腐败，是明目张胆地直接从老百姓手中抢劫。譬如邓蓉芳女士，她的家多次遭到非法强拆。因此，今日成都维权界聚会在一起，纪念二十四年前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由衷感谢香港各界多年来对内地民主事业的支持。据王蓉文明友称：几名男子有可能来自当地街道办或派出所。 当天，本网信息員拨通王蓉文电话，获悉她被强制带走，现在汶川映秀镇，何时能回到故乡成都，仍不得知。王蓉文作为強制折迁受害者上访多年，并因此饱受迫害，生活困难，母子二人靠数百元每月低保为生。此番將她强行绑离成都，是＂有关部门＂担心她在六•四及紧随其后六月六日在成都举行的＂全球财富论坛＂期间，制造所谓＂不稳定＂。 附：王蓉文等在陴县人民医院探望受伤住院的陈云飞，前排女士为王蓉文

北京 —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 (资料照片) x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 (资料照片) 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要求全面评价它在1989年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诉求。中共至今没有迹象改变立场，而要求政治进一步透明化以及民众对官员贪腐的反感一直延续到今天。 根据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历史学家和活动人士的判断，目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共面对的风险更高，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大。   中共对六四抗议的官方定义起先是反革命暴乱，后来改为政治风波。当受到压力时，官方重点强调中国自那以来发生的变化，强调如果没有镇压，今天的发展可能不会出现。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当时的镇压，但是人权组织说，有数百人被打死。   *绝望在增长，希望在动摇* 张先玲的儿子在1989年六月初的镇压中丧生。20多年过去后，她仍然在绝望和希望之 间挣扎。   张先玲说，她希望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能够有一个新眼界。同时，她又担心他们将继续忽视共产党的错误。她说：“我希望他们能重新评价过去的惨案，开始新的视野，希望他们能够承认世界其他人都相信的天安门罪行，以一种更轻松的眼光看待六四，表明他们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的一员，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当年遇难者的父母，亲属或朋友。 自1995年以来，该组织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官方公布六四真相，将凶手绳 之以法。 天安门母亲表示，他们已经起草了36封致中共领导人和政府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信。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在今年的信中，天安门母亲敦促中共正视在过去60年中犯下的错误。张先玲说：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中共掌权的第二个30年期间。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运动中，他们饿死、打死了成百上千万人。我们怎能否认在两个30年中发生的屠杀事件？”   *改革现在是个丑陋的字眼* 1989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求政府推动广泛的改革，从政治自由到解决腐败问题。改革的呼吁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公众对变革的看法则截然不同。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说，“在1980年代，每个人都支持和敬佩改革。改革思想和推动改革进程都是积极的观念。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人利用改革的观念来进行掠夺。例如，为了获得经济增长和政治表扬，一个城市官员会征用土地，建一个新区。这就是所谓的改革。” 在最近中国领导层调整期间，中国的新领导人提出了广泛改革的大纲，强调党要改善法治，推动更多的经济改革，解决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但是对政治改革只字未提。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说，他们仍然表示审慎地乐观，而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人们越来越担心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只是口头说，并不实际做。 中共多次强调，反腐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当局拘留了呼吁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几位活动人士。 *黑手党式的腐败* 现在公众对腐败的关注同80年代末期一样。分析人士说，不同之处在于，80年代的腐败问题简单得多。体制内的“官倒”，是能够得到控制的。 智库“中国政策”主要研究中国人对改革，经济，以及腐败等议题的看法。“中国政策”的戴维.凯利说，“现在的腐败不同了，腐败已经浸入组织的骨头里，已经发展成黑手党式，家族式的腐败。” 凯利说，在80年代，当官员们违反规定，在工作之余赚点钱，他们实际上在帮助打破食品供应中的僵局。 凯利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为你的出租车公司搞点你需要的汽油，现在是花钱给你儿子找份工作。是的，‘让我们在军中给他买个中将军衔。’有些报道可能有些夸大，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90年代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官员们会问，他们帮忙，对方会给他们多少钱，或者作为交换，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海外读书。 章立凡说：“现在的做法不同，胃口也大了。例如，大约在2000年，一个城市的党委书记因受贿100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你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收受100万元贿赂的人是政府的好官员。” *人们享有更多自由 但当局政治上严格控制* 1989年春天， 有人请周舵出面帮助政府与抗议学生谈判达成解决，但最后，周舵加入了民主活动， 跟自由派学者刘晓波一道进行了绝食抗议。周舵在六四镇压之后被关了一年监狱。 因为他拒不支持政府有关六四的说法，直到今日还在付出代价。但是周舵说，跟80年代末相比，现在的中国有更多的自由。他也乐观地认为， 中国会继续逐渐地发生变化。 他说，过去如果谈论环境污染，穿喇叭裤等古怪的衣服，一定会受到批评。现在中国在自由度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他还说，虽然自由度大大增加，但是仍无政治自由。 政治思想和分歧仍然遭到强烈压制。 就跟六四事件时一样，推动改革和民主，如果走的太快太远 很快就会被拘留，未经指控被关押，或者被投入监狱。 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在网上发表主张而被判处11年徒刑。 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报告，在今年六四前夕，至少有几十人被骚扰或被拘留。美国国务院上星期说， 中国必须停止骚扰六四抗议活动参加者， 并且对有哪些人被杀害，被拘留或失踪作出充分的交代。 中国政府说，美国不应多管闲事，并且说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早有定论。中国政府还警告说，某些有偏见的说法会影响两国关系。 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本星期将在美国加州举行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高峰会谈，届时双方可能会谈到棘手的人权问题。 虽然中国从1989年六四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中国仍缺乏政治自由和对法制的尊重， 这影响到中国跟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 fullrss.net

（原載於： 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3/06/generations.html ）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貧窮但可愛的祖國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例如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即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參與社會運動，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形成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由八十年代初起，至八九民運，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氣候，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西單民主牆、星星美展、《今天》詩會，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站在反英殖、反帝國主義的高度，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並在「民主回歸」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好景不常，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然而，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大中華派跟土共，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一樣支持保釣運動、對日要求索償、反對台獨等等，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但在愛國情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是別無二致。可以這樣說，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香港養兵千日，就可用在一朝，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打個比喻，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但時移世移，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世界變了，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尚且未能保自身，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 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專橫、霸道的中共帝國。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相反，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高效而有誠信，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社會欣欣向榮，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年代，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阿爺」（這個詞語令人作嘔），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不斷阻撓普選進程。九七主權移交後，對香港新生代而言，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集會權利、學術自主、司法獨立、廉潔程度、政府管治、社會民生等等，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無不全面倒退，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也在此不贅。總而言之，八九十後的年青人，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故此他們的中國觀、中國經歷，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可說是不容置疑。然而，愛國情懷消減，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傳媒廣泛報導、網絡大肆流傳，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嘴臉都不必多講，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搶床位、學位、物資，令到人頭湧湧，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人是現實的，自身利益受損，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毛澤東說的。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不用逼人愛國，也不必逼人不愛國，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

华盛顿 — 视频：香港支联会千人大游行  每年“六四”前夕，香港民运组织支联会都要发起爱国民主大游行，呼吁中共结束一党专制以及为“六四”平反。今年也不例外，大约有1600名香港市民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今年游行的主题是：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火墙内外: 六四民主精神香港薪火相传 游行群众提出的口号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香港立法会议员粱国雄甚至抬着他标志性的黑棺材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黑棺上写着：屠夫政权遗臭万年。   今年游行的一个特点是参加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学生们表达了他们将会继承当年学生运动争取民主的意愿，因为民主与所有公民息息相关。   视频：游行女学生发表感言   “六四是关每一个有灵魂的人的事。因为这是尊严。追求民主自由是每个人的事。”   一些不惧怕秋后算帐的在港大陆学生打出了“感谢香港”的牌子。   网民“八九民运薪火相传!”在对这一报道所做的评论中盛赞香港人的民主精神：“香港是中国唯一的一块土地：每逢‘六.四’周年日都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二十四年来从未间断过。令人感叹!八九民运薪火相传虽在香港却点亮了中国的未来，激活了中国人‘铲除专制暴政、重建民族尊严’的现代梦!”   尽管多年来纪念六四的活动在香港一直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在中国大陆，“六四”依然是一个禁区。迄今为止，网民仍然无法在新浪微博搜索与“六四”、“八九民运”相关的词语。   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广州市民徐向荣、李维国、李文生，5月22号向当局递交了六四游行申请，但几天后这三人却被国保带走，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更有甚者，他们的名字在新浪微博已被列为敏感词而屏蔽。   另据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在推特上披露：“广州民主青年、湖南人张圣雨原定去花都声援派发六四游行传单被拘留的杨霆剑、邱华、刘兵等人，结果也被当局抓捕。”   就连唐荆陵本人也遇到了麻烦。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今年六四前夕，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遭国保传唤。国保告诫唐律师六四期间不要出门，也不要会见朋友。”唐荆陵律师称，他感到今年中国当局明显地加强了对纪念六四活动的打压力度。   与内地相比，香港堪称是一个推动中国民主的基地。早在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一个星期之前，香港市民就为支持八九民运举办了一场“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香港演艺界许多歌星都参加了这项义演，该活动持续了12个小时，共筹款1300多万港元。   当时身在香港的著名台湾歌星邓丽君不顾周围一些人的劝阻，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那场义演，并且奉献了一首她从未演唱过的歌曲“家在山那边”，身上挂着“反对军管”纸牌的邓丽君借唱此歌来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   除了具有民主传统之外，香港市民还很注重对下一代进行民主精神的教育，特别是向孩子们介绍六四事件的真相，让他们认识这段历史。最近，香港家长团体“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召开了一次会议，家长苏美智介绍了她用浅显易懂的方法向孩子讲述六四。她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从前有一个政府，面对学生示威，希望它改过。不过政府不听，还用枪来射哥哥姐姐。”   在最近支联会举行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中，不少香港家长携带孩子参加游行，希望六四精神能够薪火相传。   在对全社会进行普及六四知识方面，香港支联会除了举行每年一度的“维园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之外，从去年开始连续两年开设临时性的“六四纪念馆”，展出六四文物及资料。今年的主题是：爱国由真相开始。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他们正在物色地点建立永久性六四纪念馆。   中国大陆网民“随便说说”在其跟贴中说：“六四英烈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名字肯定会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英烈碑上。六四屠城使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无耻残暴。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对六四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位网民奋笔题诗道：“‘八九’壮举千秋炫，‘六四’豪情万代传。炎黄子孙继努力，还我华夏自由天。”北京木樨地一位“六四”见证人也是有感而发：“悲愤填膺看六四，六四故事传万家；冤死鬼魂遍中华，索命讨债时不远。”   今年的“六四”是中共领导班子在十八大换届之后所经历的第一个政治上最为敏感的日子，同时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习近平平反六四，因为据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曾坚决反对六四开枪镇压。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共有为六四解禁或平反的意图。观察人士指出，平反六四不能靠中共的恩赐，而是要靠民众的争取。香港在这一方面为两岸三地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值得学习和借鉴。   八九民运期间，著名励志歌曲“龙的传人”的词曲作者、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香港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中演唱修订版“龙的传人”。   视频：侯德健讲话 “原来的‘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现在我把它改成‘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   几天之后，他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活动之前带领现场民众合唱这首歌。甚至在6月3号晚上军队大开杀戒之后，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仍在齐唱“龙的传人”。因此可以说，“龙的传人”已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六四歌曲。最后，我们就用这首歌聊表对六四的纪念。   视频歌曲：龙的传人 “某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民主梦，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