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冉按： 这是为11月号《明报》杂志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特辑”的专文，此辑文章写作者和采访者有徐友渔、北明、刘绍锐、陈子明、陈彦。其网址如下：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大家可以移步观看（当然有些文章只能看到摘录）。现将拙文全文刊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 2010年10月30日8：19分于成都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第一次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自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继著名非战人士、记者奥西欧基狱中获奖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得和平奖的人。此前中国人获得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奖项，早已离开中国，甚至已非中国国籍。由于当代中国是个不鼓励创新、没有言论和学术自由，且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贵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因此诺贝尔奖只要与中国人沾点边，都会成为传媒和大众口中争相腾播的谈资，甚至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传媒就会出现短暂的意淫状态。   法国籍中国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展示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领，这回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干脆将一些欢呼和“饭醉”的人抓起来。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一个被他们诬入狱中的“犯人”，中国官方是如此地恐惧，的确让世界震惊开眼。人们不免要问，一个到处送钱、四处做金元外交的政府，一个动辄用经济牌来威胁它国的政府，为何害怕一项推进人类美好事业的和平奖呢？一个小小的诺贝尔评委会组织，为什么不买中国政府的账，却“一意孤行”地要“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一项和平奖颁给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刘晓波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经常粗暴侵犯民众的人权所致，而刘晓波只不过是中国不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中之杰出者罢了。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的变态维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整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深度参与了八九六四运动、矢志不渝要为中国民主自由事而战的刘晓波，参与了以推进宪政改革为主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可令人气愤的是，中国政府竟将这样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逮捕入狱，而且使尽一切手段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不把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是绝不收场的。但事实并不如官方所愿，虽然中国政府挖空心思用强大的GWF等工具摒蔽诸种信息，传统传媒亦严加管制，但信息全球化使得他们任何想要掩盖的丑行，都远不如以前那般顺利。刘晓波被抓及其他同道遭打压的事迹，藉半残废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开来，持续发酵，终至得到全球许多人士的关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多重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藉此回望和前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似乎看上去眩不着边，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公平道义和实际利益诸方面的考量，从地域界别上看则可分为世界与中国。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颁授和获得者，固然有不少争论，但不管有多少争论，说这些获奖者对世界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一般说来，诺贝尔评委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重要的奖项颁给无名小卒，因为这不符合这个奖项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荣誉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理性和平、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是自砸牌子。也就是说，自八九血案以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顾中共的利诱和压力，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反对派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也让西方各国政要在与中国合作时，在注意利益之外，不得不坚持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给中共施加压力，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虚幻。   八十年代对官方多是文学式的批评，反抗大抵是道义的上反抗，而且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里。而如今对政府的批评多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批评，反抗则大多是具体的维权式的反抗，而反抗也多集中在底层。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和缺陷，如今缺少更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性地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因为八九血案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官方收买了。也就是说，如今的道义反抗集中在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少部分知识精英身上，正是这种不懈地坚持，构筑了底层维权和异议阶层有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利益受损，通过血拆、上访、被关黑监狱、强行送精神病院或劳教，终于弄明白，向一个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索要权利，必须关心那些具有一定话语权、且富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反之，知识分子亦意识到关心底层具体维权者的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多年前许多良心犯受审被关，别说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就连我这样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所知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彼时网络不够发达的因素所致，但问题在于，那时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关联，远不如今天这么看得相对深透，同时知识分子与底层维权者的互动也远不如今天这般多。   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具体观察，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遭受各种各样打击的良心犯和维权人士，他们得到了较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十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我认识的一些人，不仅不把为坚持正义而遭受打压的人，视为异类，而是从各个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在动辄要和“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年代不可想像，就是在2005年以前也是少见的。以四川为例，谭作人、黄琦、刘贤斌等人被抓遭判所得到的诸种道义声援和物质捐助，就不说了，就是不太知名的“链子门事件”和左小环案件，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心和支持。滥觞所及，饱受监狱之苦的良心犯，一旦他们出狱，也得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社会不懈的关怀和支持，使得良心犯家属不再埋怨他们，其周围的人们也不再歧视他们，甚至逐渐引以为荣。这个心理态势上的转变，看是小事，实则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对腐败、强暴的政府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抛弃。中共官方现在军力的强大、税收的丰盛、传媒的愚弄等方面，都还占有比较强的优势，但你看由蜂起的群体事件和频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变态维稳，则不难从中窥看人心向背之一斑。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因大规模正面抗战，损伤了不少军力，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固然是不到五年国民党政权易手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艰难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民心向背，在国共两党易势上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经济看上去繁荣，但其畸形病态，政府腐败不堪，贫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都在加速民生问题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困境。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国进民退对经济活力的打击、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诸多社会不公，使得一个意识形态尸骨不存、没有基本诚信、制乏底线政治伦理的政府，迟早都有被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这种需要重建社会公正、呼唤自由民主的时代，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正义之士的出现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谓适逢其时。刘晓波获得诺奖既是民心向背的产物，也是进一步促成中国社会民心向背的分水岭。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受奖主体来看，当然是表彰他从八九血案以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理念，持续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但从和平奖的覆盖面、影响力、后续发酵来看，毋宁是对二十年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进步事业的所有人的一次集体褒奖。因为如果推进中国民主自由，没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论刘晓波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获悉自己得奖后，含泪说这个奖献给天安门血案中的亡灵。而那些为民主自由而死的六四亡灵只不过是所有推动民主自由事业的普通人的代表，进而言之，刘晓波亦只是“零八宪章”群体的代表，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领会刘晓波这句话，才能洞穿其间深蕴人心向背的含义。刘晓波获奖，其短期效果是激励更多同道不懈精进，其长期效果则是持续发酵，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来，最终达致民心向背的实质效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2010年10月10至11日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冉按：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已过二十多天，但其新闻的后续效应，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是以各种方式继续发酵。一来官方启动御用知识分子和官方传媒抹黑刘晓波及诺贝尔和平奖，二来启用人民日报等喉舌，大谈政改如何要坚持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其实就是堵死真正的政改之路，三来官方对异见人士罕有的全国性集体行动：喝茶、软禁、驱赶等，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说明官方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这样的失态蛮横，对人权的践踏，再一次证明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准确和及时的。   对于刘晓波获奖，于中国的意义，自然有许多人都在观察，我认为徐友渔先生的观察，虽然说不上有特别的新意，但也算是说到了一部分问题。他把和平奖与人权、暴政的关系，说得比较透彻。其中特别提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无敌人、不仇恨的态度，更是令人颇堪玩味。很多对刘晓波的批评，来源于他的非暴力、无敌人、不仇恨的态度，甚至有人说他与官方唱双簧戏，是为了独裁政权的苟延残喘而服务的，对这样的评价我是不认同的。我无意与任何人进行争论，我只是坚持自己的言说。刘晓波和监狱对他比较好，以及他的最后陈述“无敌人”，皆是其个人感受，并非他代表某组织的宣言。监狱对他比较客气比较好，这完全可能是事实（像他这样的名气，官方完全可能如此现实考量），我认为他有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不需要为了批评暴政，而夸大其辞。与此同时，他说自己“没有敌人”，也只是个人说辞，且多是抽象意义、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上来谈此事。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只有制度公敌，而没有具象私敌，因此他说自己“没有敌人”。   刘晓波主张非暴力，但他是不是完全无条件反对非暴力呢？这还需慢慢探讨。我认为我虽然同意非暴力，但我认为用暴力反抗暴政，还是有其天然应该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完全舍弃。但暴力反抗暴政后，其备用方案和制度演进，怎么解决暴力反抗后社会如何平稳过度的问题，恐怕值得赞赏乃至倡导暴力革命的朋友，深入思索。再者，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这一说法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具备普遍代表性，而且他没说能代表谁。同时，“我没有敌人”，并不表明“你有敌人”的意见和权利，应该被屏蔽和控制。也就是说，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你完全可以说我就是有敌人，这自然是你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你认为有敌人，而完全不准别人说“我没有敌人”。说“我没有敌人”以及主张非暴力，并不比“我有敌人”以及主张暴力革命，就懦弱多少。争取民主自由，决绝的姿态和在有原则范围内的妥协姿态，也许应该是各有其意义。下面推荐一篇徐友渔先生最近所写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意义》，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今日有事早起，恐无时间发文，于凌晨先发上来再说。 2010年10月31日0：43分于成都     徐友渔：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意义   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對象是為世界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劉曉波在哪種意義上作出了這樣的貢獻？   反人性政權是和平大敵   和平，顧名思義，是對人的生命和生活的保護。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對人的生命、生活的摧殘與損害，就其社會原因來說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戰爭，二是非戰爭狀態下的專制暴政和反人性行為。在古典的意義上說，戰爭是大規模殺戮生靈、破壞生活的方式，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專制暴政和極端反人權的行為也會大規模、持續地剝奪人的生命，傷害人的生活。在某些情況下，高科技的戰爭固然會造成巨大死傷，但因為勝負立刻可分，實際傷亡未見得非常大，海灣戰爭就是典型事例；形成對照的是暴政和極端反人道行為，雖然沒有使用最尖端的大規模殺傷武器，造成的生命喪失和生活破壞卻是驚人的，柬埔寨、索馬利亞、前南斯拉夫的反人性鎮壓和清洗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化時期以及六十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分別造成超過三千萬和一百萬人死亡，這是在無外敵入侵和正規戰爭發生情況下，由於暴政而產生的人間悲劇。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中，大量學生和其他和平居民遭到國防軍的坦克鎮壓和衝鋒槍的掃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充分說明了第二種方式的嚴重危害，說明反人性的政權是和平的大敵。   非暴力抗議的必要性   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歷和當代世界的歷史表明，人權與和平密不可分。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維護人權的傑出人士，並非今年首創。   劉曉波是當代中國維護人權的傑出代表之一，他的思想理念與行為方式的突出特徵就是，在維權時堅持非暴力手段，在抗議社會不公正時抱理性態度，在爭取民主憲政目標時有漸進發展的耐心，在自己受到壓制時摒棄仇恨心理，再加上知難而上、堅持不渝的鬥爭精神，這一切使他取得了獲獎資格。   在今日中國普遍的社會衝突中，暴力事件越來越頻繁，在政府強制徵收土地和政府勾結、縱容開發商強行拆遷房屋的無數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暴力的使用。事實說明，暴力主要來自官方，或者最終源於官方。令人欣慰的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於非暴力抗議的必要性已經取得共識，中國維權的弱勢群體在捍衛、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中也是依靠非暴力和法律手段。劉曉波思想和行動的非暴力特徵正是在中國知識界和社會對非暴力的認同背景下形成的。由於他本人在長期遭受壓制、監禁的非法對待中保持理智、平和態度，由於他在各次抗議活動中強調和平手段，他成了當代中國人權活動中非暴力理念的代表。   劉曉波的獲獎，更加堅定了中國人民在維權活動中，在政治、社會衝突中使用非暴力手段的信心。獲獎一事說明，這是得到文明社會認可和讚許的方式，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一致的方式，因此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方式。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矛盾加劇，不能排除未來衝突爆發的情況下，對非暴力手段的堅定認同具有莫大的意義。   當局不能一意孤行   這次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消息傳出，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而熱烈的反響。國內各地人士不顧警察的扣押、監禁、盤問和威脅，以聚餐飲酒，開會，展示標語，發傳單、短訊、郵件等各種方式慶祝，表達興奮之情。歐洲、北美各國的政府、領導人、政界人士和社會組織發表聲明，高度肯定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頒獎決定，再次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而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有關組織負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讚揚表態更是不同尋常。這次頒獎引起的轟動和支持，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史上也是少見的，說明這次把諾獎發給中國捍衛人權的代表人物毋庸置疑是正確的、及時的。   對於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事業而言，此次頒獎意義非凡。以前中國常有人抱怨，中國的人權狀況不被國際社會重視，自此之後，中國將處於世界觀察、監督和評論的焦點。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將成為中國改善人權狀況，推動社會變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   其實，自從中國的經濟力量大大增強以來，中國的情況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且這種關注還與日俱增。一個土地遼闊、人口龐大的中國對世界是福是禍，完全看它在政治上的價值取向，國內政策與國際表現是事情的一體兩面。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它在國內壓制、踐踏人權，聽任或製造社會不公正，用犧牲環境和人民健康的方式換取GDP數字的急速增加，它在國際上一定也是不負責任、不文明的，它一定會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秩序構成現實的或潛在的威脅。很多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迅速崛起，一則歡迎，一則憂慮，除了慣常的地緣政治考慮以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看看中國國內的人權紀錄，人們自然會發問：一個對自己的人民都下得了手的政權，怎麼可以保證它對異邦人就一反常態地友愛、良善呢？怎麼可以相信它那「做負責任的大國」的宣示有內在基礎和保證而不是出於宣傳呢？   國際社會的擔憂、不滿和規勸的表示從來沒有間斷，但當局在少數情況下是應付，在多數情況下是置若罔聞。然而這次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是一種空前響亮、毫不含糊的提示，表明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當局的國內政策是與人類文明準則背道而馳的，是與普世價值相對立的。最近發生的壓制和鎮壓說明，當局對這次頒獎的即時反應是惱羞成怒，但從長遠來看，情況不會永遠糟糕，任何中國人都要考慮如何與其他民族相處，如何與自己的人民相處，如何樹立自己的形象，一意孤行絕非長久之計。   隨榮譽而來的責任   中國人民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對於專制暴政的反抗在最近幾十年有強烈的表現，而且顯示了一條清晰的軌道，表明這種追求越來越自覺，目標越來越明確，方式越來越現實和完善。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期間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中國最黑暗的日子裏發出了「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的震撼人心的口號；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說明中國人民既要經濟發展，也要民主自由和社會公正，成為蘇聯東歐極權制度崩潰的先聲；二零零八年底《零八憲章》的發表，說明中國人對人類歷史進程中得到公認的普世價值和政治社會原則的認同，對劉曉波的鎮壓、判刑和支持、聲援，代表了否定和肯定這些價值、原則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劉曉波獲得二零一零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個明顯的標誌，說明中國的人權事業已經成為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社會將把中國的自由民主追求當成自己的追求。   劉曉波的獲獎不是他個人的榮譽，他是代表天安門的所有亡靈，代表「天安門母親」這個苦難而可敬的群體，代表所有因為思想、言論、宗教信仰等原因現在正在獄中服刑的囚犯，代表一切受到不公正對待而堅持非暴力抗爭的中國人而獲得這個獎項的。與榮譽一起到來的是更大的責任。中國人是爭氣的，我們在未來會有更好的表現。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