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6月7号，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厂的罢工工人与警察爆发冲突。“橡胶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一名民工告诉《南华早报》，“而我们连有毒气体补贴也没有。”同一天，为本田生产消音器和排气管的一家工厂也发生了罢工，这距离本田在另一家工厂以提升工资24%来平息早前的纠纷还不到一个星期。6月6号，随着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被广为报道，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的老板称，深圳厂区的工人如果工作达到标准，每月工资可达2000元人民币（合293美元），约是之前基本工资的两倍。 中国因其拥有大量的顺从的劳动力而世界闻名。不过这些事件开始让人们怀疑这种夸张的说法。三月份，来自GaveKal Dragonomics咨询公司克罗伯·亚瑟（Arthur Kroeber）宣称，中国“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终结。早在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已经提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很快会迎来用工短缺。 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依在增加。根据美国人口调 查局十二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项目显示，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从2010的9.77亿 增长到2015年的9.93亿（见左图）。不过在未来的十年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15-24岁） 将减少30%。这些项目的结论正好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小范围人口普查数据相一致。不过却与《经济学人》在2008年9月6日的报道 （“ 失业人口储备大军 ”）不同，该报道认为20岁左右的青年人口将在 2015年之后才达到峰值。 在中国，劳动力的人口老化事关重大，因为年长的工人更不愿意前往那些依赖民工的沿海工厂。蔡先生统计过，在年龄16-30岁的村民中，有24%的人选择了移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年龄40岁左右的村民 只有11%选择了移居。“许多年来，企业都假设中国有无限供应的，廉价的，可随意替换的年轻劳动力。”克罗伯先生写道。 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54年， 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先生发觉，亚洲有着劳动力过剩的乡村，相当多的码头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冲过来求着帮你提行李的年轻人”。 他总结道，“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让资本主义繁荣生长的岛屿可以在勉力求生的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浮现出来。只要这一结论还能成立，资本主义就可以扩展而不必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只需要给工人比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的辛苦所得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最终，经济发展会到达一个拐点。资本主义的触角将深入到只剩下农民的穷困地区，在那小商人、码头工人、行李搬运工都是短缺的。到了这一点，如果工资还不增加，经济就不再会增长。 蔡先生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一“刘易斯拐点”， 这可以从更多自信的工人和日渐提高的工资看出。正如蔡先生和他去年同期预测的一样，这一改变“增强了工人与雇主对话协商的权利，因为工人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给雇主施加压力”。在本田和富士康，工人们赢得的加薪幅度少有地大。一些城市，比如北京，更是宣布本市的最低工资将提升20%。 如果工资按这个速度继续增长，这将标志着中国劳力市场的一个急转弯。 但是，这样的突变很难单用人口统计学来解释。虽然流动的年轻人口可能即将减少，不过依然比5年或 10年前要多，那时候的年轻群体非常少。在人口统计学上，那个婴儿出生低潮是对1958-1961年农村地区的大饥荒的反映，那场灾难让许多年轻人失去了作父母的机会。 拐点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到了拐点。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汪涛指出，工资的上涨实际上落在经济危机的工资停滞之后。靠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涨薪主要是弥补去年所失去的。中国的经济腹地依然广阔。大约40%的农村劳动力依然以务农为生，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大概只是其他产业的1/6。这个份额也同样在慢慢降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赫德理·查德 （Richard Herd）和他的同事认为，再过10年这一比例会降低至25%。 亚瑟先生提出了许多为什么工资能在拐点到达之前提高的理由。举个例子，“勉力维生”的工资本身被提高。“生存线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亚瑟先生指出。民工们现在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因为中国内陆地区的条件正在改善。““老家”现在有自来水、电、高速公路，甚至能接入互联网，”来自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哈继明说。 政府部门对返乡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民工不确定是否要再次出门打工，而两年前只有24%的民工表示不确定。 亚瑟先生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内陆地区的“勉 力维生”的工资水平之间通常都有落差。在资本主义岛屿的遇到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之前，中间不是 “沙滩”，而是“悬崖”。为了诱使工人跨过这一悬崖，公司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代价——毒气补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年龄，补贴还可能上升。不过这同样不表明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拐点当然会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工资会上升，资本回报会被侵蚀。不过正如亚瑟先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工人会迁移。资本家也可以去那些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首先，劳动密集型工厂会搬迁至内陆。最终他们会全部离开中国，就像他们之前离开日本和台湾一样。别忘了，毕竟丰富的劳动力才是本田跟富士 康起初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

“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 (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 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 (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 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 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 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 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 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 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 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 来源说明：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版， 原文链接 。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看中国”、 “金融时报”索引。

对于国内外的大部分读者来说， 富士康的连续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以及随后在广东佛山的本田供应商工厂出现的 罢工事件 将中国的工人推到了镁光灯下。我们用“ 光明和死亡 ”这个小标题来总结中国工人中存在的两种矛盾现状。“光明”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呼喊终于有了回声。工人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从1970年代后期从工厂中涌现出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首批呼吁民主的活动家，到1980年代被暴力镇压的“工自联”，到19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层出不穷的下岗工人维权运动，再到今天的“数字一族”新生代农民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实有着一条贯穿三十年的从未消失在社会视野内的抗议主线 1  ， 但是，由于信息被封锁，加入到这些抗议中的“后来人”，比如“新一代”农民工很难得知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先例，很多抗议都在重复着已经出现过的教训；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对未来抱着太高期望，却没有获得任何社会帮助让他们能融入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年轻人放弃了希望，选择了死亡。更不要提每年数十万名因工致残致死的工人。“光明和死亡”可能是用来形容工人现状的最为凝练、真实的矛盾性描述。 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些相对中立的外媒报道不同，对日益增长的中国的工人运动， 外媒的新闻报道 得很密集，分析中也少了一些“抽身事外”的疏离感。这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超低待遇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形成“ 中国价格 ”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又出口到了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血汗工厂”也是“食物链”顶端的欧美公司非常依赖的外包供应商。在我们推荐的外媒新闻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外资在华的利益，也有部分评论提示：过于快速的加薪会扰乱中国；还有的明确提出“不仅是工人会流动”，外企的后路已经在考虑当中。不过，也有另外一些长期的中国观察者们给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后一种评论尤以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要什么？ 为代表。 在外媒的分析中还有一些表现了相当有益的“他者视角”，例如：和国人很容易将工运与政治挂起钩来不同，一些外媒的新闻分析将着眼点放在了 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的构成和改变 、民工的代际差异、 通讯科技的作用 等更为中性的社会因素上。 在“ 深度分析 ”栏目中，我们要特别推荐由韩东方倡导和组织的“ 中国劳工通讯 ”这一基地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所有相对深入的外媒分析中都提到或引用了这一组织发布的报告。我们也节选了由他们制作和发布的《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7-2008） 》 的“结论与分析”部分。这一组织在深入的观察中国劳工运动，以及切实地帮助中国工人维权方面做得可圈可点。韩在谈及近期中国出现的对罢工潮的报道的松动， 以及“全总”的角色转变时，提到了“ 工运与政治脱钩 ”的思路 2  —— 让中国工运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祛魅”——也就是，不要将任何社会运动立刻赋予推翻执政党的重任，而是切实地为维权主体带来一些保护、开创一些案例、扩展一些空间，从这些具体的可实现的成功中逐步壮大。这可能不是一条激进的路线，也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是很可能20年后，当我们把中国的工运与司法独立、新闻 自由、学术自由、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再次进行对比时，会发现工运带来的改变最大，在维权上所收获的利益也最多。或许这种思路也能为一些急于“改天换地”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 本期合集墙内查看及下载地址： 点击这里 “译者”发布的所有可下载文件： 点击这里 hotfile下载本期合集： 点击这里 合作论坛“蚁论中国”上的下载地址： 译者合集十一：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全辑）.pdf (1.43 MB) 目录    1. 光明和死亡         1. 《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