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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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台湾读者热衷的大陆书籍

追寻台湾读者的阅读趣味 《凤凰周刊》2011年15期  苏惠昭 2010年,有一本书狠狠冲击台湾社会大众,它分上下两册印行,上册《医行天下:寻医求道》,下册《医行天下:拉筋拍打治百病》,作者萧宏慈。因为上下册分售,应用篇的下册销量约为上册两倍。《医行天下》上下册分别占据博客来排行榜年度百大之第二和第十名;下册是诚品年度畅销书第三名、金石堂年度畅销榜医疗保健类第一名并被选为“十大影响力之书”。《医行天下》上下册在台销量粗估有四五十万册,两岸交流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大陆作者在台湾如此翻云覆雨,以致他所推广的拉筋拍打风行草偃成全民运动。 大陆作品渗入台湾 事情总有个源起。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悄悄渗入台湾,进入广大人民阅读生活的?答案,一般不是指向二月河便是余秋雨。 1992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由白先勇引荐的余秋雨历史人文散文集《文化苦旅》,结果反应热烈,既是当年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书”,也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至今十多年过去,《文化苦旅》历久弥新,更是中学老师必开书单。“中国文字可以写成这样美,我从未曾见过。”一位企业家解释他着迷《文化苦旅》的原因。 余秋雨也几乎一人垄断了历史人文散文这个文类,此后台湾凡引进同类型作品都被拿来与余秋雨比较。套句尔雅负责人隐地先生的话,余秋雨红,但红过了头,红到出现“反余”声浪。 《文化苦旅》出版那一年,台湾还有一本轰动的畅销书,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段中国大陆犹如神秘大地的年代,“文革故事”对台湾读者恒常有吸引力。 然后从1994年起,巴比伦出版社陆续推出二月河授权版《二月河作品集》。无趣的历史课本,不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以及基因里与中国历史的某种连结,台湾一股由《三国演义》扎下基底的中国历史热一直在寻找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小说,或以小说方式论说历史的市场老早就准备好了;1985年由食货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已经预告,到二月河作品一问世,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帝王系列,仅仅透过口碑传播,读者几乎是一本一本地等待,一整套一整套地购买,乃至组成“二月河读书会”相互切磋,“你读过二月河了没?”成为考验是否理解政治斗争的通关密语。 余秋雨和二月河确实是两大高峰群,一个指向历史人文散文,一个指向历史小说,这两块正是台湾读者兴趣浓厚而台湾作家无从也无力处理的,唯有向古老的中国大地索求。1996年出版,明陵挖掘纪实录的《风雪定陵》也便成了当时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书。余秋雨、二月河与1990年出场的《河殇》也不同,《河殇》某种程度被当作教科书读,但阅读余秋雨和二月河,始于纯粹的阅读乐趣。 台湾拉出的大陆当代文学线 台湾读者也并没有独独钟情于历史,要认识变化中的中国大陆,当然不能不读当代小说;无论语言或故事,其中的差异性充满了正反两面的魅惑,所以时间再往前推几年。1986年,台湾出版界便有一个大工程,郭枫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以“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之名,推出“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之后再由其中分出“女作家卷”。台湾读者初次大规模接触当代大陆一线作家如阿城、张贤亮、莫言、冯骥才、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汪曾祺、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舒婷、刘索拉、北岛、王蒙、刘再复、张承志,丛刊指标当然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而莫言和王安忆后来则成了洪范、麦田等出版社长期经营的作家;莫言以《红高粱家族》,王安忆以《长恨歌》,奠定在台湾的大家地位,加上余华和苏童,王余莫苏四人应该是台湾读者最熟悉也持续阅读的大陆中生代重量级作家。作品虽然没有晋入畅销榜,却拥有固定的读者,并备受文学评论家青睐。 新地出版社特别拉出一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线。远流出版小说馆1988年开张,编号第一的书是张大春《四喜忧国》,第二号就是古华《芙蓉镇》。编辑显然有意将大陆文学置放在“当代华文作家”脉络,不希望独立成线,这也是后来出版社如麦田文学、时报新人间或联合文学普遍的做法。远流小说馆后来出版了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十八岁出门去旅行》、曹冠龙《阁楼上下》等作品。《妻妾成群》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触及“纯文学”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阁楼上下》则是1993年《中国时报》开卷版选出的十大好书(开卷版好书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指标)。至于余华,还要等到1994年麦田出版《活着》,才正式被读者接纳。联合文学在2003年推出新版《芙蓉镇》,2007年麦田还为《活着》做了个特别纪念版。 1990年代后台湾纯文学书受到非文学书挤压,吹起轻薄短小风,而与更具阅读乐趣与知识含量的历史书相较,厚实沉重的大陆当代文学明显不易经营,出版社在理想与市场之间不断测试读者口味,寻找平衡点;文学作家名单陆续加入了王朔、严歌苓、高行健、虹影、贾平凹、李锐、蒋韵、韩少功、苏晓康、张炜、池莉、陈染等,一个乱枪打鸟年代。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联经1990年即出版他的《灵山》,卖了3年总共卖出180本,前仆后继,如滴雨入海,无关文学评价,这是大多数大陆当代文学作家在台湾的命运。其中当然也有获青睐的,譬如虹影《饥饿的女儿》,譬如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隐地说过,如果他要在尔雅出版的近七百种书中选出十大,《上海的金枝玉叶》必然名列其中。 透过中国当代小说,台湾读者勾勒了一幅由《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饥饿的女儿》、《废都》等想象与真实相互交串组合的中国大陆图像,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快步走到一个小说不及的所在,台湾所认识的大陆当代文学家已不足以跟进,他们说的故事也成了某种历史,所以除了历史,台湾人民也亟求了解“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黑暗与光明,这反映在出版社的选书上,在文学这一块,“争议”、“话题”与“大众”明显成为新世纪新标准,阎连科《丁庄梦》是“再次封杀之作”;韩寒“反大人文学”的《三重门》在大陆创下爆炸性的销量;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填补了撕去的历史扉页”,她说故事的口气又何其动人;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宣称是“台湾首发,大陆禁书”。如果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书更好,如刘震云《手机》、毕飞宇《青衣》,如麦家《风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则直接以“张艺谋电影”营销。郭妮青春小说《麻雀要革命》则被与《流星花园》相提并列。韩寒获选为2010《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后,半年之内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青春》、《他的国》等四本书。《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这两本“电视小说”,带领台湾读者直击现在进行式的北京、上海生活。慑于“百家讲坛”威力,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书)一一渡海来台,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揭密红楼梦》、钱文忠《玄奘西游记》。 只是在“补习”经典这一部分,“实用性与阅读乐趣”至上的台湾读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台海两岸读者在阅读小说这件事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余秋雨、二月河,那么就是《狼图腾》、《藏獒》,以及盗墓小说。《狼图腾》不只是小说,还被台湾企业家当作研究民族性格与企业经营的教本。盗墓小说,或天下霸唱《鬼吹灯》,或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这一派混和中国古文化、各家邪术的神秘惊悚小说,对台湾通俗小说读者来说既是全新品种,又是台湾作者所写不出来的题材,新鲜刺激没有纯文学的门坎,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如流行疫病蔓延。桐华《大漠谣》三部曲,这一款把背景设立在西汉,两男夹一女的爱情小说,也拥有不少书迷。 也有明知此路难行的尝试。科幻一直是台湾小说很弱的一环,2011年,台湾出版了评论家王德威谓之“想象奇诡,气势磅礴”,“堪称百年中文科幻小说首选”的刘慈欣《三体》系列,这对台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观察。藏族伟大英雄史诗、阿来重新演绎的《格萨尔王》,也降临台湾找寻知音。 承续二月河,历史小说或小说历史这一块,不管是以小说笔法写史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奇情冒险的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或是被誉为“二月河接班人”酒徒的《隋乱》、《开国功贼》,再或“比小说还好看”的李开元《秦崩》、《秦谜》,把中国历史精炼成话本小说的袁腾飞《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系列,从来生生不息。用当代语言写历史,最好是有点好笑的,台湾读者很着迷这种表演。 台湾读者最大的憾恨,恐怕也是完全欠缺会说故事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小说家。 在这样的景况下,迟来的残雪和史铁生,更显寂寥。暴雨一般猛烈的冯唐小说,到得台湾忽然安静无声。杨红樱、郑渊洁、郭敬明、尹建莉、王树增、笛安、小桥老树、周国平,这几位名列“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作家,台湾人多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事实上台湾出版过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王树增《长征》三大册。毕飞宇和刘震云是异数,他们遇到了愿意经营系列作品的九歌出版社。 超越意识形态的新书写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很少去追寻产生这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去寻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变化,变化到小说家如余华都不能不受惊扰,必须诚实无愧地写出小说无法承载的,他的观察和思索。 一如余华,顺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读者也开始追寻历史与小说以外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与未来,于是有人出版“披露了改革开放下九亿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困境”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人出版凌志军《成长》、《联想风云》、《改变》、《中关村》,吴晓波《中国·崛起》、《大败局》。潘石屹《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非常道》的出现,某种程度代表中国地产大亨对台湾取得发言权。郎咸平《注意!重点不在GDP》、《中国即将面对的14场经济战争》、《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反映了台湾对中国经济未来更深一层理解的渴求。《未成熟的国家》、《极权的诱惑》,“中国最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台湾认可作为“认识中国”的引路人。2008年,宋鸿兵《货币战争》一路无阻打入畅销书榜,接下来的续篇,以及勾红洋《低碳阴谋》、李德林《高盛阴谋》、孙兆东《世界的人民币》?台湾人万万想不到,新一代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分析师、银行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数十年来台湾以英美财经书为首的阅读版块。 但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教人如何自助养生的萧宏慈,毕竟健康比赚钱大。 《寻医求道》创造了中国大陆书在台湾的销售高峰,可以在中医诊所看到它,也可以在从来不买书的人家里看见它。台湾媒体则称萧宏慈“萧大侠”,望之如大旱盼云霓。撰写《黄帝内经养生智能》系列养生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活到天年》系列养生书的中国养生大家武国忠中医师、《求医不如求己》的“中国第一医家”郑幅中(中里巴人),如今亦无一不是台湾民众信奉的养生老师。 超越意识形态,没有省籍隔阂,在中医学这一块,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个和平的故事正在书写中。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30.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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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27】中国新闻周刊:传统建筑破产(2006)

传统建筑破产 2006年10月25日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何晓鹏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     艺术家艾未未是诗人艾青之子,每个月,他都会回一趟位于北京市二环以里的家。那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位于东城区的旧城保护区。   房子已经残破了,但院里的龙爪槐和玉兰仍显得很精神。艾未未说,父亲在时,视力不好,常常去数树上的花蕾,一遍又一遍。   但这次回家时,他发现工人正在用水泥抹墙,每家每户,胡同里所有的墙都抹上了水泥,又在上面刷上了青灰色的涂料,在涂料上刻出了假的砖缝,和假的造型。   就在他家对面的胡同口,正在修建一个月亮门,但胡同里经年的杂乱——糟糕的上下水、乱拉的电线、诸多的安全隐患却没人理会。   在艾未未的记忆中,这是北京第三次大规模的胡同翻新。前两次分别是尼克松访华和克林顿访华时,同样是把墙刷成灰色。艾未未风趣地感慨着,“克林顿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来到了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除了刷墙,还是刷墙。”   而这一次,可能是为了迎接奥运。“用一种颜色,一律抹平刷灰,画出砖印,去真存伪,去古还新。”艾未未担心,到了2008年,真正的北京古都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几乎与此同时,8月31日,在全球地标联盟于中国举办的“2006地标峰会”上,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选 “中国10大新地标综合体”。   这样,在北京长安街的东延线上又多了三个地标性建筑,其中高度最低的银泰中心,高249.9米,最高的国贸三期则达到约330米,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第一高建筑。   对于这“三高”汇聚的国贸区域,有媒体称之为“新北京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并称赞其建筑风格“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建筑思想,标志着古都历史文化的承继与发展”。   把这两件事关联起来,似乎在宣告一种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迷失长安街   作为北京甚至中国的代表——长安街,其两侧的建筑风格则集中体现了这种变化。   从各部委大楼到豪华商业大厦、从皇家宫殿到现代商务中心,还有众多的高级寓所、酒店、广场……长安街上汇聚了北京市大多数代表性建筑。自矜“洋泾浜”式文化身份的恒基大厦,体现当代西方文化的西单文化广场,炫耀资本的东方新天地广场,前卫怪异的国家大剧院,以及不断刷新北京城市高度的中央商务区……长安街在用全部空间来压缩历史,更新记忆。   在美国城市规划师苏解放的眼中,长安街到处充斥着洋建筑师那种青春期时的设计幻想。每一个建筑都是偶像般的“签名”建筑,它们争着标新立异。这些体量庞大、充斥着玻璃幕墙的“怪物”没有统一协调的风格,让城市显得毫无章法,古都的历史身份和特征被削弱得无以维系。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曾评价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在这个伟大作品中,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构成这个城市的主要性格,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特点。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建筑开始竞相攀高。从北京国际饭店突破古都城市轮廓线特征,成为长安街上高层建筑的始作俑者,到236米高的北京电视中心,再到现在330米的国贸三期,古都的天际线和景观完全被破坏。   新的建筑开始挤压北京城内的传统建筑,一些新建筑本身就是在胡同和古建的废墟之上建成的。   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这个被戏称为“安德鲁的蛋”的建筑,以其现代的前卫姿态一扫紫禁城的历史厚重。在古城的制高点景山上向南望,视线中,除了红墙黄瓦,就是这个巨大的金属半球。有人说,通过这个建筑,法国人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这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国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的名言。毫无疑问,北京曾经是盛纳中华文化最丰厚的“容器”之一。然而,容器破了,残留的味道还能闻多久?   600城市古风依稀   长安街建筑的建设过程,也是传统建筑式微,西方现代风格建筑开始彰显的过程。   在“北京建筑学国外,全国建筑学北京”的风气中,长安街的这种迷失已经成为全国各个城市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   福州三坊七巷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是我国东南现存最大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这里汇集了包括林则徐、严复、邓拓、冰心等众多名人的故居,但从90年代开始,商业开发开始光顾这里,一些古民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十余层高的商住建筑;   估衣巷被称为津门第一街,但这条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仍然难逃改造命运,尽管有众多人士在拆迁前为保卫老街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它再也不能恢复从前的模样。   在古城西安,除了城墙还保留得比较完整,城内的建筑与格局早已经完全改变,即便在城北化觉寺古城保护区内,传统民居也是数量寥寥。   ……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介绍,在世界建城史上,中国城市与欧洲不同,欧洲的城市从中世纪出现时,就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目的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城市都是先有规划后有城市的,这使得中国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史上单独一个类型。   而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中式建筑像敝屣一般被遗弃掉了。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众多的城市开始新的建设,除极少数古城外,大多数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风貌。包括当时北京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就已经开始出现中西合璧的风格(像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   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一些文物古迹因此被保护,在“文革”期间也相对较少受到破坏。但到了80年代以后,城市建设的高潮使房地产业开发蓬勃兴起,大量的古建和民居被推倒重来,旧城区被改造,在这过程中,许多传统历史地段遭到了灭顶之灾,众多的古城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进入21世纪,这种城市改造的速度和深入程度更趋剧烈,使整个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混乱而嘈杂的大工地,与50年代不同,中西合璧的风格也完全为洋建筑师的设计让步,而城市中的传统元素已被破坏殆尽。   对此,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得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   权力与资本的底色   “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说这话的,是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   作为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余年之久,接触了中国众多官员和专家的他,在2005年4月又来到北京。他沿着长安街,从市中心徒步走到东五环的城市边缘。在看过路两旁的建筑后,苏解放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苏解放认为,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结果,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和专家,由于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以致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   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坛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批评,在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历史传统文脉(历史文化街区和古建筑)遭到破坏,大拆大建后造成“千城一面”。仇保兴认为,这与不少领导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干部管理体制有关。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绩观,而考核的指标是城市的面貌变化,个别城市,甚至还组建城市“大变”“小变”办公室。   权力与资本在城市的建设中充任了主角。在这种强大的力量下,即便持有异议的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仍无法与之角力。   最能反映这种状况的莫过于位于王府井路口的东方广场的建设。就是这个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如无物的庞然大物,在经过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多年集体抵制后,仍然最终落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贵祥教授如此形容这个超大的建筑组群,“建筑用地占满了两条重要街区(东单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之间的地块,建筑形体宏大、密集,犹如一艘航空母舰驶进了一个古老幽静的港湾……是财富的炫耀。”   中式基因游丝尚存   变化是近几年发生的。   从去年开始,福州市启动实施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工程,计划投入30亿元在三年内对三坊七巷进行全面的修复和保护。目前,已经对该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并编制完成保护规则和办法。   于“十一五”期间开展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将目光放在了散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乡土历史建筑上,并探讨制定关于这类建筑的保护标准。   在经历了诸多的“古建劫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但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误区和急功近利仍然存在,在为数众多的官员眼中,保护传统建筑等于发展旅游经济,而不是为城市留下记忆。也因此,一些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1986年北京拆毁琉璃厂老街,建起一条不伦不类的琉璃厂文化街就属此类,在那条街上竟然可以看到红柱子、大玻璃这种前所未见的房子。在清代,民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样式的房屋存在的。但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一些生搬硬凑的仿古建筑。   就在这种假古建充斥着全国每一个城市的角落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来重温旧日的记忆。   在长安街东延长线,东五环外的管庄,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就坐落在路边。医院的大院里堆满了石墩、柱础、砖雕和石刻。   9月26日,院长李松堂和工人们一起忙着建造新病房。新病房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特异的是,上面的建筑构件都有着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是脊檐上精美的玉兰砖雕,还是墙上古朴的石楹联,或是飞檐下繁复的斗拱,廊柱下的柱础和廊柱上的雀替,这些都是李松堂多年来收集的藏品,是他在城市改造拆迁时,一家一户收集来的。在 四合院里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感情很深。看着这些老宅院被拆毁了、砸碎了,然后再用大量的资金,盖起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他认为很荒诞。   尽管这个身处城市繁华之外的古建筑显得有些单薄,但在中国,李松堂并不孤独,像他一样的古建保卫者们一直都存在着,华新民、陈志华、冯骥才、舒乙、阮仪三、王军、张金起、丁艾、陈平原……他们中有学者、有官员,也有民间自愿者,还有众多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些古城被从“推土机”下挽救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建筑与人、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5/1751113317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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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中国:莫再扒梁思成的皮、挖他的肉

范思鼎 中国 武汉 北京是一座有着深厚积淀的城市 清明刚过,一条既让生者难掩惋惜,又让逝者无法安息的消息传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因不够文物级别面临拆迁。(《京华时报》4月6日报道) 伴随着中国转型的进程,历史与现代、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不断见诸报端。往前溯,有冯骥才先生发起的天津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看近处,有全国舆论捍卫的南京梧桐树保留事件。相信这样的消息还会出现,因为地产商和相关部门的视线是多么狭隘。 城市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历史为代价?我看未必。相反,世界上任何伟大的城市都不是由单纯地高楼大厦构筑的,日本的京都、奈良,因保留了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而闻名于世,巴黎的老城区更是明确规定不许在其范围内营造新的工程,或者看看我们自己的西安,当古老的钟楼以现代交通转盘的形式出现,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场景。 从春秋时期的燕京到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一直是一座有着深厚积淀的城市,她的魅力也正是缘于她令人艳羡的历史,和那些妙趣横生的北京胡同。然而,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条左右的速度消失,在1949年还拥有着3000多条胡同的老北京城,如今只剩下了不足400条。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所在的粉房社区,就有3条胡同,可是,她们也并没有仰仗着梁启超的头衔幸存,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 过去我们的观点是,为了城市化进行必要的拆迁,而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但问题在于“历史价值”的界定,并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这就给了地产商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拆迁活动的口实。但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地位,更知道“饮冰室”对于梁启超本人的意义。如果连这样的古迹还谈不上“历史价值”,那我们也太缺乏对往昔的敬畏了。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身处其中,上五十年的建筑都可能被官方保护起来。我们虽自诩上下五千年,可真正的历史遗迹又有多少呢?就以北京为例,在否定“梁陈方案”后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损失了多少牌楼、多少城墙、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梁思成说,这是在扒他的皮、挖他的肉。今天,我们也多少认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于是我们重建了前门、地安门,企图恢复当年的老北京。但是,且不说这些重建建筑是否给人以历史气息,单是建了拆、拆了建的工程成本就不是一笔小数。我们是否会在若干年以后,又后悔其今天拆掉饮冰室的举动呢?那时候,我们是否也要再重建一个饮冰室呢? 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曾诘问道:“现代化和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就真是不可调和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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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鸦雀无声雁有声

刘宾雁说:“其实,我这一生在大陆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超过9年。那就是1956到1957算1年,然后1979到1987年1月算8年,共9年。1949年以后到1979年,唉,损失了22年;也就是说,我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一个年龄段,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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