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撑侠骨意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作者：盛禹九
盛禹九：鸦雀无声雁有声
鸦雀无声雁有声
——追记和刘宾雁最后一次谈话
盛禹九
刘宾雁与盛禹九，2005
刘宾雁辞世五周年了。作为一个知名的作家和记者，他已经走入历史;作为一个相知多年的老友，他依然活在我的心中。近年来，宾雁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的一些随意、倾心的谈话常在耳边回响，使我感到有必要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下面记述的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会晤和谈话。
那是2005年7月，我重返纽约探亲，得知宾雁的癌症扩散后，便想到要去探望。行前，宾雁特意嘱咐我：不要坐火车，要坐公交车去。因为老伴朱洪的眼力已不如前，有个汽车站(Twin river)离他家很近，朱洪开车接送比较方便。
我按照宾雁指定的路线前往。正是盛夏时节，新泽西的天空一片湛蓝，白云朵朵，阳光灿烂，随车奔驰在碧绿的原野上，周边寂静无声，微风吹拂，使人暑气全消。来到宾雁家，一进客厅，只见他穿一件深蓝色短袖衫，躺在长沙发上看报;见我来到，连忙起身打招呼。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他家。一年多不见，他增添了几许白发和皱纹，声音依旧洪亮。当问到他的身体情况时，宾雁边沏茶、边对我说：“我现在吃中药，是一位老中医开的方子。目前我的自我感觉还好。”使我得到了一些放松和安慰。
“亲吻一次家乡土地，也就满足了”
2003年9月，刘宾雁托我带回一封写给中共中央当局申请回国的信。信中写道：
“我被确诊患了肠癌，国内子女急切希望我能回国治疗和休养。我本人也有意看看国内的变化，同时探望几位亲友。长姐刘放养我成人，恩重如山;1957年又受我牵累受难，现一身伤病，年迈八十，时间不多了，我亟欲一见，略尽如子之心。同业老友健在者二三人，亦期有一会之机。此外便是看病、买书，别无他计了。”
这次见到宾雁，我首先告知他：“你的信我已经托人转交到了，至今没有见到回复。”
宾雁说：“我听说了，没被批准。上面有人表态：戈扬可以考虑，刘宾雁不能回来。”
我说：“这样的结果，人们早已预料到了。它出乎少数人的政治需要，有悖于天理人情。戈扬现在躺在医院里，说话都有困难了。她没法回去，人家也不怕她回去。你的情况不一样：尽管你回国后只是看病、探亲访友，‘别无他计’，可在一些人的眼中，你仍然是一个喜欢‘干预生活’的可怕人物。你的存在就是一个象征，一种力量。听说江泽民当政时，谢晋导演在一次会上对江说，应该允许刘宾雁回来，没有道理不让他回来嘛!江泽民没有接话。他们内心虚弱，所以不能让你回国!”
“我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有的。”
我俩哈哈一笑!
我开始劝刘宾雁在境外安心养老。我说：“这里有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可以随意写作，研究学问;这里有你不少的亲朋好友，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当你八十大寿的时候，有那么多热心人为你举办盛大的祝寿会。如果回到大陆，你能享有如此规格的待遇和荣誉吗?!”
“我很感谢那些支持和帮助我的人们。我在这里生活了近18 年，过得很充实;但不能说没有遗憾。这里流行一句话：‘失去了土地，得到了天空。’意思是：虽然离开了祖国大地，却得到了自由天空。这曾经是许多政治流亡者的一种感受和心声。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人在国内受到迫害，无奈地来到这里，言语不通，找不到工作，连生存都困难，这 ‘自由的天空’有什么用?!其实，不止是一般人，许多民运人士来到这里，都面临着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有时，人们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彼此内斗、小动作接连不断。我写过一篇《海外民运的悲哀》，就是有感而发的。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生存问题并不存在，可对‘失去的土地’始终牵挂萦怀。随着年龄老化，特别是患病以后，这种思念之情越来越历害。因为那块土地毕竟养育过我，那里有我众多的亲友，有我生活的足迹，值得我重访回味……一些人怕我回国后长久停留。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转，亲吻一次家乡的土地，也就满足了……”
刘宾雁是很平静、带着感情说这番话的。他几次仰望窗外，似在回忆，又像在等待和盼望……使我深深感受到一个白发老人、他乡游子想回归故土的急切之情。我无法帮助宾雁实现心愿，只能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套话来宽慰他：
“回国的机会还会有的。索尔仁尼琴在外流亡了多少年，最后还不是回到了祖国吗?!再等等吧。”
“当右派是我最好的选择”
听罢刘宾雁的诉说，不胜感慨!记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幸而当了右派，没有当走资派。”我问他对此如何理解?
宾雁说：“这是我1985 年悟出的一个道理。我在祝寿会上说过：我最好的选择是当右派。如果我不当右派，要么就一事无成，要么就可能在文革中死去。我有几种可能不当右派：第一种可能，1957年不戴右派帽子，但会给你记在账上，给个严重警告或留党察看之类的处分，我还是党员，还可以当记者;然后，我会继续写文章，攻击‘大跃进’，再给我记在账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2年再给我平反;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新账老账一起算，像作家海默一样，非死不可，绝对跑不掉!第二种可能，当高干，活下来，像刘白羽、林默涵、魏巍那样，很安全地活下来，结果落得什么都没有。这种可能，不值得羡慕。第三种可能，就是和‘四人帮’搞在一起。我认识张春桥，可以依附他，非常兴奋地投入，成为姚文元一类的笔杆子。可当时我的右派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肯定不会要我。因此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有。以上几种情况，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当右派最好。若不是被打成右派，我至今也会像50年前一样，养尊处优，根本无法和农民对话。打成右派以后，我被打到底层，才有机会了解老百姓，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尽管几十年来受了不少折磨，家人也受到连累，至今回不了故土，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得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
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因文得祸，也因文得福。现在，你在海内外享誉很高：在国内，有人喊你‘刘青天’;在海外，有人称你是‘中国的良心’。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口碑更可贵的呢?!”
“我写过一些东西，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的作家记者那么多，为什么独我受到关注?还不是因为在中国写社会问题的人太少了么?文革以后，假如再有5 个作家，比如王蒙、冯骥才、邓友梅……他们每人哪怕只写一篇关注社会的作品也可以，整个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就好得多吗?当然，经过了多次运动，很多人心有余悸，或者说心有预悸，不想写，不敢写。八十年代还有过‘清除精神污染’，刚一起头就被胡耀邦、赵紫阳制止了嘛，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里面还存在着正面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在胡赵当政时期，没有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被戴帽子，更没有一个作家被逮捕。没有嘛，怕什么!”
刘宾雁接着说：“哈维尔赞成一些哲学家的意见，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使社会预见灾难的到来。知识分子应该和专制、腐败现象势不两立，应该是一切谎言的揭露者。1968年捷克的改革遭到镇压后，捷克的知识分子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成了坚持斗争的唯一社会力量，一个强大的民主传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没有这个传统。”
我说：“李锐对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强大的民主传统，却有着强大的‘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惯性。要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李锐是党内真正的改革派和民主派，我很敬佩他。在中共党内，像他那样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而又成效卓著的人是不多的;论成果的话，他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他不是专业的作家和学者，平生大部分时间公务缠身，可是居然能有20卷著作。他把中共几十年党史中的很多重要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来，特别是对最复杂、最诡秘的政治人物毛泽东的真实面目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宾雁如是说。
窗体顶端
“哈哈，我崇洋媚外?!”
当回忆1958 年和宾雁在山西农村度过的那段坎坷岁月时，我谈起一件往事：当时和我们在一起“劳动”的另一位难友(《中国青年报》一个部主任，思想偏“左”，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90年代去世)曾经对我说，1954年他和刘宾雁一同采访“日内瓦印度支那会议”，听到刘宾雁对瑞士的自然风光和社会氛围的赞赏，认为刘宾雁“崇洋媚外”。我对宾雁说，“这位老兄当年对你的这个评论，目前在国内一部分人中依然存在。人们对你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是一种误会。”
“哈哈!我崇洋媚外?!”老刘听着，一声大笑，接着说：“瑞士的自然风光秀美，社会安定，举世公认。人家重视环保，政策对头嘛! 我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有许多好的东西，但我对这个国家并不迷信。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至于它对外霸权主义，特别是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许多美国人反对，我也反对。我不大理解，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都支持布什的政策?!”
说到这里，他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补充说：“美军占领伊拉克已经一年多了，死亡1000 多人，每天花费的钱财超过一亿美元，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福利不如欧洲，上班族工作时间长，休假比欧洲人短，现在人人自危，唯恐老板有一天把自己赶走……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和伤害，恐怕超出美国人的几十倍……单凭这场得不偿失、完全可以不打的战争，布什总统就应该下台;但是很多人居然还死死地抱住布什不放!这叫人怎样解释呢?”
刘宾雁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研究问题，探索社会。聂华苓说过：刘宾雁一到爱荷华，就急着要了解美国社会。他看许多报纸、杂志，还写信给他认识的一个中国人，要看那个人写的关于美国的一本书。刘宾雁说，他要研究美国社会的毛病和优点，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一切，能说刘宾雁是“崇洋媚外”吗?!
记得2003年5月我访问刘宾雁后，写了篇文章——《二十年飘泊喜重逢》，里面提到一件事：“几年前，一位老友(谢昌逵)去看望刘宾雁，刘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来探监了!’”曹长青在2006年4月发表的文章中引用了我这一段话，并说：“正是由于这种对共产党割舍不断的恋情，刘宾雁才在自由的美国，感觉如同坐监狱。”其实，刘宾雁说这句话，主要反映他的一种“被流放”的心态。他思念故土，想“叶落归根”而不得，因此把所居地视同“监狱”。这倒不是“对共产党割舍不断的恋情”，恰恰相反，是对自己“被(共产党)流放”的一种愤懑和批判。
刘宾雁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相当执着。过去，我俩之间常有争论。这次，我向宾雁打听胡适在纽约的旧迹行踪，想去参观探访。他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一些人‘尊胡贬鲁’，你是不是赞成他们的观点?”
我明确回答他：“我不赞成‘尊胡贬鲁’。我认为，鲁迅和胡适是我国近代文坛的两个巨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学者无法比拟的。但胡鲁两人的贡献，各具特点，各有千秋：鲁迅偏重于‘破’。鲁迅对旧中国政治、文化、伦理，以及‘国民性格’诸方面的剖析，相当深刻，可以说前无古人;但他在政治思想上究竟主张什么，提倡什么，不十分明确。胡适在许多方面是‘有破有立’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提倡白话文，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法治、宪政，具有时代精神，是我们国家努力的方向。人们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赞成这个观点。”
说完自己的想法，等待对方发表意见。刚好朱洪走进屋来，跟宾雁商量着一件事，岔开了老刘的思路，他没有和我展开辩论。我们转入下一个话题。
“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我谈起《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这是一个记者采访刘宾雁后写的一篇通讯的题目。我说：“有人看了这篇采访后，感到疑惑：刘宾雁被共产党开除两次，已经被彻底抛弃了，为什么还割断不了那份感情，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刘宾雁回答说：“那是多维记者高伐林对我的一次采访。高伐林问我：在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中，你最重视那一篇?我说：《寻找共产党》。其实，我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不是说我个人‘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高伐林误解了，他那篇文章是‘题不对文’。”
接着，宾雁介绍他文章的大致内容。他说：“我文章中讲了好几种现象：一是80 年来，我看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而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个特例：她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迫害，还要‘找党’。那是我 1980年在她的档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她直到死亡还在寻找理想中的共产党。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以后，依旧有那么多中国人敲击党的大门，要求加入。听说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又成了热门!这个党永远在‘成长，壮大’!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我插话说：“今天人们找共产党，是因为这个党是执政党。过去参加共产党是要掉脑袋的;今天参加共产党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利益;或者说，利益多于荣誉。有个年轻人明确告诉我，他申请入党就是为了找出路、当官，因为在当今大陆，没有党票是当不了官的。”宾雁说：“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同时在不断萎缩，退化。很多人入党当了官后，放肆捞钱捞利，极少数人被‘双规’，进了牢房;大多数人‘软着陆’，丝毫无损。中共党内不乏好人，他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不幸的是，在共产党内，前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后一种人。但是没有后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今天吗?!”
他继续说：“我文章讲的第三种现象是：无论从组织上或思想上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经过80 年来各种运动，不是已经出局、被残害，就是成了‘不同政见者’，被打入另册。中共对中高层离退休干部的收买政策，和整个社会的腐烂、衰颓气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为的人也退缩不前了。继文化大革命之后，九十年代是中共的第二次解体过程。如果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继续腐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
“总之，我那篇《寻找共产党》的文章，是阐述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表达个人心愿。这个共产党早已不是我当年参加革命时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了，已经异化了，我80岁还去追求它干吗?!当然，前面说过，共产党里面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好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还有李锐……他们是体制内的改革派、民主派。如果说我现在寻找共产党，就是要寻找这样的‘共产党’。但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推动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
“张学良老练而圆滑”
众所周知，1991年张学良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定居前，曾在纽约有短期停留。在此期间，张学良韬晦隐居，尽量减少和外界接触;而刘宾雁却在纽约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访问了张学良。我请宾雁谈谈那次访问的情况。
宾雁说：“我是东北人，在少帅治下生活过6年，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自由的年代。我以前没见过张学良。那次见到的张学良，已不是电影中的那个风流潇洒的少帅，而是一个面容瘦削、头发稀疏、长满老斑的90老人，但他精神健旺，头脑清晰。他当面向我们澄清了一些事实：首先，‘九一八事变’，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 ’的。张学良说：‘我当时没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意图，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其次，张学良承认他发动‘西安事变’是‘胆大妄为’，是对蒋介石的“背叛”。他说：‘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我陪蒋先生回南京，就抱著准备死的决心。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因此，我40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没有什麽好怨的……’张学良还说：‘东北人好捅娄子，我属於这种人。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张学良一生捅了两个大娄子(‘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一些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千古罪人’。张学良对我们说：‘说我是大功臣，我不领情，不为此高兴;说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给自己起名字‘闲云野鹤’，就是要躲开这些事情。’”
“当问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明确告诉我们：‘我是绝不会说的，到死也不会说。’‘我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这使我们感到失望。”
我说：“张学良避谈‘西安事变’，可能有其难言之隐。有人说张学良是‘一介武夫’;实际上，张学良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甘心当‘东北王’，更不甘心久居人下，供人驱使。已经有材料证明：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和延安方面商定：“捉蒋”成功之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以兰州为中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推选张学良为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动‘西安事变’的。也就是说，张学良很想成为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万万没有料想到，当他‘捉蒋’成功后，当即受到莫斯科的严厉谴责。《真理报》发表文章，指摘张为“日本人的内奸”;随后，延安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从主张公开审判蒋改为放蒋。张的政治图谋彻底失败，于是幡然醒悟，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安心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西安事变’牵涉到国共两党的许多人，其中千秋功罪，恩怨情仇，内幕极其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让后人去评说。这是张学良的明智选择。”
宾雁说：“张学良不愿意细说历史，对现实的许多问题也采取回避态度;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评共产党，无论褒贬，都尽量绕开。比如，我们访谈时有人提出：‘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杀死了2000 万中国人;中共40多年来，据统计大陆无辜死了6000万同胞。张乡长对此怎么看?’张学良回答说：‘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维持政权时总是要杀些人的。’ 这位老乡又接著问：‘**事件，中共用坦克、机枪在大街上杀死学生和平民，您知不知道呢?’张回答：‘知道一些，不太清楚。’对他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的惨死也不表态。总之，他对所有敏感的问题，都以‘我已远离政治，笃信基督’为由，不作回答。这反映张学良经过‘西安事变’后，已变得相当老练而圆滑。”
谈到张学良是否访问大陆的问题，刘宾雁说：“那次座中有人劝张学良回家乡走一走。张说，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愿卷入政治之中。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等政治不再纠缠他的时候。”
我说：“即使张学良想回来看看，恐怕赵四小姐也不会赞成。赵四小姐的一家在大陆的遭遇，她应该是知道的。她的几个姐姐在文革中死得十分悲惨。她有心情和少帅一起回归故里吗?!”
“真正写作时间不超过九年”
我带来胡绩伟送给刘宾雁的10卷《胡绩伟文集》。我说：“老胡跟我说到你。他说你很有才华，当年是他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当记者的。还说你要是在大陆多待些年，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刘宾雁说：“其实，我这一生在大陆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超过9年。那就是1956到1957算1年，然后1979到1987年1月算8年，共9年。1949年以后到1979年，唉，损失了22年;也就是说，我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一个年龄段，没了。接下来，是1989年后18年的流亡，来到了美国。这里享有的自由要比大陆要多一点，但是远离祖国，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源泉，还能写出什么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个幸运儿，因为我没死，我的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我在右派里面算是最幸福的一个。当然有些人，比如王蒙，比我更幸运!如果我能再活10年，我会更加珍惜时间，只要脑子还好用，就一定要多留下一点东西，不管年轻人爱不爱看。”
我问宾雁有什么写作计划。他说：“我现在不能写长篇了，只能写短篇。计划再出个集子，书名想好了，叫《走出千年泥泞》。已经写了几篇，会继续写下去，能写多少算多少。”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
“其实，你也应该多写。前不久，看到你写田家英的文章(指《伤心岂独一田生》一文)，知道你和田家英还有一段来往。田家英死得很冤枉!听说他生前几次要求调离中南海，没被批准。”
“田家英是毛的秘书，掌握许多高层机密，能让他自由行动吗?!”我说。
“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如果再增加点细节描绘，就更生动了。我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不同的身世、见闻和感悟，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一滴水可见大海。一个人的经历也可反映一个时代和社会，应该写下来，留给后人。”
他还关切地问到一些作家老友的近况，其中提到邵燕祥。
吃过饭，午后1点，宾雁打哈欠了，考虑到他的休息，我很快结束谈话。告别时，没让他起身送我，看到他疲倦的面容微笑向我挥手，一阵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5个月后，12月5日，刘宾雁逝世。12月17日，在普林斯顿大学McCosh Hall大厅，我参加刘宾雁追思会。会场上布满鲜花、挽联及条幅，有近300个刘的生前好友和仰慕者参加，一些学者和作家讲话，还有诗歌朗诵、弦乐四重奏和《松花江上》的演唱，场面十分感人。此刻，我记起邵燕祥赠刘宾雁的一首诗：
“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撑侠骨意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
用这首诗评价刘宾雁的一生，不是很恰当的吗?!
墓志铭不被允许刻在墓碑上
刘宾雁生前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刘宾雁死后回归故里，家人为他准备好了墓地，可他的墓志铭不被允许刻在墓碑上。一个政权管制了老百姓的一生，甚至还管制到死后墓地。刘宾雁在天之灵有知，肯定会提出抗议的吧!
——2010年11月20日于北京
五柳村2010年12月4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