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网”行动

何清涟 | “净网”不能化解社会怨恨

最近,中国政府集中全力“净网”,希望将各种批评声音,包括各种社会怨恨声音从网上消除。除了抓捕几个网络大V以示“净网”决心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其中浙江省的“战果”最“辉煌”,该省公安厅不仅公布了十大网络造谣案例及清理谣言、训诫人数等具体战果,还表示即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据说手机实名制即将强制实行。 * 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药不对症 * 国内一些媒体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有些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在警惕“民谣”之时,更要警惕“官谣”,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造谣。但从声势来看,这轮“净网”是由中央政府坐镇的全国统一行动,是北京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一大招术。 8月中下旬之交,中共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此语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放弃邓小平时代用“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方略,试图恢复毛泽东用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的模式。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连发数篇评论,9月2日的文章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指出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 哄甚至围攻”,认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问题是:就算北京亮出了“净网”这把“利剑”,也只能治表,将各种社会怨恨之词从网上消除;却不能治本,将弥漫于中国人心中的各种怨恨化解。 * 中国社会怨恨的类型 * 一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社会怨恨。这种怨恨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各阶层针对政府而发的共同怨恨。这种怨恨由于政府的掠夺、官员大面积腐败、政府不作为、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系统远高于其它阶层,以及“官二代”现象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兼政治高压,无论是政府政治伦理还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无论是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已遭受严重破坏,受伤害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对此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又不甘于就此堕落,因而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恨式批评”。这种“怨恨式批评”多产生于社会阶层冲突尖锐,人们对政府极端不满之时。官方越是提倡“弘扬主旋律”,越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现存体制(即体制性护短),引发的怨恨式批评就越强烈。 二是弱势群体对政治上层及中产阶层的怨恨。由于中国是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加之大学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功能已经严重丧失,底层青年希望摆脱贫困的的唯一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产生了强烈的底层认同情绪,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并成为底层人士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要依据。中产阶级在一些社会底层的眼中,成为政治上层的盲从者与利益共享者。 三是因民族冲突与宗教信仰受控制引发的社会怨恨。现阶段,西藏与新疆少数民族对现政权的怨恨,已不可避免地以藏汉矛盾与维汉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北京当局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引发的社会怨恨也在蔓延。这种社会怨恨,在国内的网站与微博上因为网络管制而不明显,在推特上就特别明显。 四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怨恨。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受欺压历史,经过官方教科书努力塑造而化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怨恨,并将这种怨恨导向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两极,一个极端是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打压中国;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帮助中国民主化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且应该放置于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之上,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进行各种合作、谈判,这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很虚伪。这两种情绪都产生对西方国家的怨恨。 有人据此总结:“中国人各自的中国梦:上层的梦想是继续奴役,左派的梦想是当屠夫,中产的梦想是做最后一只被宰的猪。”生活于一个弥漫着社会怨恨的国度,任何人生活于其中都会深感绝望,并产生强烈的无出路感。 * 化解社会怨恨要治本 * 上述所有种类的社会怨恨,都源自政治结构,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乐见成功人士倒霉的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怨恨的表现。因此,只要政治结构依旧,社会怨恨就无法化解。 这种社会情绪已经化为一种社会共同情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生活于这种社会情境中的国人,遇事先进行道德审判,站队表态代替了沟通,“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成为一些激进人士经常讥讽打击的对象。笔者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不免会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在保护幼女上中国应该怎样做等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帮助中共延命。一些本来还算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虚拟空间的脏水唾沫,部分退回了书斋,还有少部分则采取迎合态度。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种社会怨恨很可能外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北京当局显然是看到了一点,因此要“净网”。虽然当局也明白“净网”这种体制性护短行动最多只能让社会怨恨从网上消失,不可能根除深植于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怨恨,于是想到要重建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怨恨产生于利益的严重分裂,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流于虚幻且丧失社会整合功能,根本无法弥合利益分立带来的精神分裂,更何况,以马列主义、毛邓三科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身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抛弃,邓小平理论更是在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倒是想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但无论是共产党本身还是被定位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经济精英,都是社会怨恨的主要对象。 自古至今,想通过政治暴力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独裁者(或专制政权),并不只有今天的中国政府。古代中国有厉王止谤的教训,今天的国际社会则有刚走入历史的萨达姆与卡扎菲。可以预知,中国政府的“净网”行动,是一种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偷懒,在短期内固然可能收效,但这种通过政治暴力达成的舆论一致,只会导致社会压抑加深,造成的反弹也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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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打击“网络谣言”不应损“网络反腐”

最近,政府做的两件事颇值得关注。一件是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第二件是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王岐山亲临现场调研。这两件在很多网友眼中互相矛盾的措施,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自从有了互联网,网络很快就变成了中国反腐的主战场。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新闻可知,过去五年落马的贪官,可能高达 80 %以上是由网络曝光引发的。网络反腐的主力虽然是普通网友尤其是遭受贪官欺负的一些底层民众,但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与微博大 V 、公知等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次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打击网络造谣、传谣,如果严格依法办事,其实是与网民利用网络反腐并不冲突的。那些对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者不太能理解的网友必须明白,一个老鼠坏一锅汤,一些急于出名、要赚快钱的人和少数不法分子,利用中国民众中普遍弥漫的仇官仇富的民粹情绪来散布谣言、打击政敌与竞争对手,谋财图利,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受损的是整个网络的诚信,受害的是大量被蒙骗的网友。只有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传谣,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有利商业,也便于公民利用网络反腐,并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一些地方执法官员扩大了打击对象,甚至出现了有些官员憋足了劲头,试图利用中央下决心打击造谣、传谣的指示精神,来对付网络反腐与网民的基本自由言论权的势头,这就让人不解、担忧甚至愤怒了。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耀武扬威的官员们这些年确实在网络上受够了“罪”。网络反腐从网民爆料到全民盯住官员手腕上的手表、西装的牌子、车里的小秘和散布各地的房产,以及分析官员们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弄得官员们紧张兮兮,吃饭约会都得偷偷摸摸,像贼一样,最后连话都不敢说了。难怪一些官员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没有网络的旧日好时光”。但鉴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一直比较支持网络反腐与网络上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那些贪腐的官员是敢怒而不敢言。 这次能逮到一个机会,乘机报复网民,让他们再也不敢放肆,自然不会放过。   实事求是地说,网络反腐的“受害人”并不只是遭到举报和“骚扰”的官员们(有罪或者无罪),更多的是那些举报官员的网民——在没有完善的制度保护下,每一个在网上站出来反腐的个体,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冒着被打击报复、半夜敲门与跨省追捕的危险挺身而出。我经常收到一些希望通过我来爆料的网友的泣血诉求,他们对通过网络反腐心有余悸却以身犯险。我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有,但 我相信,因为举报贪污腐败的官员而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被拘留、逮捕的,应该远远超过被网络举报而落马的官员。   这样的网络反腐,真是不要也罢! 网络反腐确实是中国独特的现象 。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网络比中国发达,普及率也更高,但我几乎没看到有国外民众有靠网络反腐的。原因很简单,人家的反腐机制比较健全,爆料途径多样,举报不法官员不但有法院、政府投诉机构,还有各大平面媒体与电视台,当然也包括通过网络向相关部门举报不法官员,加上政府部门权力制衡与强力的反腐措施,公务员又都实行了阳光法案。自然不会用网络上的公共平台“爆料”。   强大的公权力的腐败,本来就不应该是由势单力薄的个体去挑战的。在任何国家与制度下,个体几乎都没有这个能力。反腐倡廉,应该是制度的功能与政府领导人的责任。就拿网络反腐来说, 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多个举报中心,并切实负责任地处理网民提供的线索与意见,不隐瞒事实,不打击报复,不但掌握了网络反腐的主动权,甚至也掌握了网络上的话语权。 有了这样的政府与法律平台,网民还用得着利用网络公共平台去“散布谣言”?用得着利用网络大 V 的影响力故作惊人之语,引起重视?   对于网民来说,有一个简单的法律常识:公民向相关部门举报官员,即便材料有误,甚至是“谣言”,由于不造成社会影响,也几乎不构成任何犯罪,可如果他们通过公众平台“爆料”,哪怕材料稍有差异,都有可能犯下“诬陷”罪。所以,在法治社会,对官员个人的举报、揭露和爆料,通过公众平台的例子并不多。法治社会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政府或者法律部门能够接纳民众的举报。有了合法、公正、有效的途径,还去网络上高调反腐,那就有些哗众取宠甚至别有用心了。   现在的问题是,现实中的反腐途径屡次受阻,绝大部分一开始被官方否认的“网络谣言”后来几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甚至有时连一些谣言也最终导致了真贪官的落马。如果我们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认真处理群众举报、网络流言与各种“谣言”,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腐败事件都会很快被处理,也不会出现多严重的社会影响,更不会损害执政党与政府的形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网络谣言与网络反腐,一定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要分清传播谣言与言论自由的边界。要尽快完善网络立法,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也不能把法治社会已经抛弃的“严打”搬进网络,更不能把现实中早就允许说的话,在网络“严打”之时上纲上线,界定为谣言,制造网络恐怖。 网络立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依法打击网络造谣者与违法者,二是依法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保护网民利用网络反腐与发表政见的宪法权利。这两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反腐与维稳同样重要。为此,必须两手抓:一手是打击有损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网络造谣者,一手必须强力介入网络反腐,不是压制网络反腐而是更加发挥网民反腐的威力, 掌握网络反腐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维稳与反腐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维稳而维稳,剥夺民众监督政府与举报贪官的权力,腐败一定会变本加厉,从而引发更大的不稳甚至社会动荡。只有强力反腐,社会才会更趋稳定与和谐。   网民们欣慰地看到,十八大后,反腐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目前已有 9 名高官被查,日前落马的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为正部级中央委员,估计反腐的目标还不会就止于这个级别的大老虎。我们还看到,中央在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也正式开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王岐山亲自调研。我希望这个网站的开通,标志着网络反腐出现了一个新的平台,预示着网络反腐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我在这里善意提醒一些官员,千万别错误估计形势,曲解中央精神,利用打击谣言来对付网络反腐,甚至制造网络恐怖,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下一个该感到恐惧的,就是你了!   杨恒均 2013.9.2   广而告之:   【家长必读】好父母决 定 孩子的一生 【记忆大师】20 小时让您成为记忆天才 【调查 】 一家“飞”出三个博士的四快高效学习法 【揭秘】快速学习英语的一种独特方法 “井冈山精神”能否遏制腐败? 法治社会反腐——刑必须上大夫 法官集体嫖妓,咱群众也有责任啊 公务员已成高危职业? 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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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广东警官质疑“净网”行动遭停职

八月中旬以来,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展开“网络净化”行动,数十位网络活跃人士被抓,不久前广州公安局透过官方微博发出质疑此运动文字,今日有媒体人透露,发出此内容的该局警察被停职。 (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2日早间,南方报系媒体人谭人玮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近日在广州公安局新浪官方微博上发出质疑中国网络”净化”行动博文的作者–广州公安局公共关系处副处长张胜春遭停职检查,此前账号管理权已被移交他人。据悉早在两天前 “广州公安”发出”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严防扩大化:散布谣言的客观后果要足以引起群众恐慌,干扰了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的正常工作,扰乱了社会秩序,才能适用治安处罚法,而一些歪曲历史史实的谣言,不是现实的,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子产不毁乡校,打击造谣要防扩大化,若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显然是噩梦。” 在广州公安发出此微博之前,中国官媒新华网发出通报,称广州越秀警方对”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一网民张某予以行政拘留。因张某于8月27日零时在网上发布”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 网友称”狼牙山五壮士案例”为网络”净化”行动以来最为荒诞的案例,也为”广州公安”博文的质疑表示赞同。一时间”子产不毁乡校”不胫而走(”子产不毁乡校”出自《左转.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为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人物,是执掌郑国国务大权的大夫,郑国人常聚集乡间学校议论国政,有人向子产建议毁了这些学校以免生出是非,子产认为对这些议论不必多虑,议论所赞赏的就去办;议论所憎恶的就去改正),在时下弥漫的网络打压氛围中,也成为网络热语。 中国专栏作家徐达内曾撰文表示,目前中国互联网蔓延着对中共借打击谣言之名清除异已的反感与抗议,直至将之比作”因言获罪”、”文字狱”,更有网友将这次”净网行动”称之为”民谣大革命”。网友在Facebook等社交网络建立”民谣大革命”专页,记录当局 “净网进程”;另据旅美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跟进记录的名单显示,截止目前,有30余位公民在”净网”行动中被抓。 其中”秦火火事件”被称为”民谣大革命”的启点事件:8月20日,中国公安部通报,北京机关打掉一个在网上”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利的网络推手公司”,包括网络活跃人士”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等人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经营”罪抓捕。中国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8月23日,拥有1200万粉丝的新浪名博、北京投资人”薛蛮子”在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遭警方抓捕,随后警方向外通报指薛蛮子”嫖娼”及”聚众淫乱”。官媒跟进万箭齐发,从批驳薛蛮子到威胁和警告微博大V收声”莫让大V变’大谣'”。很多网友认为,薛蛮子因其时常在网络上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因而被当局”钓鱼执法”,当局借用其它罪名对其实施政治打压。 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再发布消息,称《新快报》记者刘虎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其后刘虎妻子对外证实,当局抓捕刘虎的罪名也为”寻衅滋事“。评论人士也认为,刘虎的被拘原因应与在微博中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涉嫌严重渎职有关。 媒体人”石扉客”在张胜春被停职后评论道:”对广东政法和广州公安有两个希望:公正对待张胜春警官的’子产不毁乡校’官博发言;认真纠编越秀公安分局的’狼牙山五壮士’案,做好这两点,才是真正的法耀岭南。” “官方占领不会放弃手中权力,要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广州作家野渡也向德国之声表示,面对网络言论及民智渐开的现状,当局感受到了压力,因此此次”净网”行动,是从上世纪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以来的又一场类似的运动:”这也显示意识形态积极左转的状态,官方感到了网络民意的压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肯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集中来打压,官方是不可能放弃他们手上的权力的。” 野渡也认为张胜春作为体制中的一员,从本质上还是维护体制的统治方式,只不过是希望统治策略更柔和些,亦是担忧地方失控的表现。因此公众不必对张胜春的微博抱虚假期待和希望。 “中共当局连封建贵族统治者子产的自信也没有” 而旅居荷兰的互联网人士、时政评论人立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建政后的60多年间,以及所谓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8964屠杀之后的20多年中,此类镇压言论”净网”行动的受害者不可胜数。 他也认为张胜春这种言论其实首先肯定了当局抓谣言,只不过反对所谓扩大化。民众一片赞美声中恰恰忽略了本该聚焦的焦点,即中共思想钳制,有可能民众会在这种赞美和感动中退让。立里认为尽管中共现执政层提出’三个自信’,但从张胜春事件足以看出,连两千年前的封建贵族统治者子产的自信都没有,甚至周厉王那种施暴”访民之口”的自信也没有:”目前很多官方微博对张胜春微博的公开支持,被很多网友乐观地评价为’警察中也有好人’,显示很多人对当局的任何一点开明改良姿态都抱有支持和期待。”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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