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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15分:两会新闻中心的负责人开始报采访名单,只允许十几家预先提出过采访申请的媒体记者进入。大多是美国记者,还有3家日本媒体。   9日上午9点56分:会场外许多记者仍被拒入场,有关部门派出了六个工作人员,在二楼楼梯口形成人墙,被挡在二楼的记者拒绝散去。大会工作人员否认今天是小组开放日,并称由于申请采访个别重庆人大代表的媒体太多,所以今天才安排提出申请的媒体“集体采访”,到目前为止,重庆是唯一还没举行开放团组活动的小组。   9日上午9点48分:据悉进入会场的几十名记者大部分是重庆随团记者,持有两会驻地证。也有人透露在采访中重庆代表团会安排环球日报、太阳报、联合早报、凤凰卫视等几家媒体进行采访。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35分:重庆代表团成员继续介绍重庆成就,侧重点依旧是重庆如何改革开放建设西部开放开发高地的路径。人大会上这种开放式的代表团讨论,各团都会精心准备的,自然也包括处于风口浪尖的重庆团。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5分:黄奇帆讲话结束,介绍“五个重庆”成果以及重庆在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成就,并表示目前重庆商品楼价均价6,000人民币的价位是全国大城市中最低。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突然改口说只有提交过申请的记者才能进去,而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有申请的需要,其它省份开放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现场非常混乱,大批记者们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0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入场,小组讨论准时开始,黄奇帆先发言。(图片说明: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昨天上午薄熙来(右一)昨早缺席全国人大全会后,下午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左一)出席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参加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10分:重庆市长黄奇帆等代表已进场,按照往年惯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晚到,现在众多记者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正式开始,上百记者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但被10多名工作人员挡在二楼,根本无法接近四楼的采访厅。工作人员以记者们没有提前在网上申请为由,不予放行。   今年两会的人大小组的开放团组活动,记者都不需事先申请,而新闻重庆的新闻发言人直到昨天仍称今天小组开放。   最新消息,重庆团工作人员表示今日非该团开放日,只安排事先预约记者集体采访,重庆团本次会议期间是否有开放日,需关注人大新闻中心网站。 薄熙来、黄奇帆答记者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25分:重庆律师代表谈刑诉法,正在提建议。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28分: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得到提问机会的是官方媒体CCTV,是围绕政务公开的话题。薄熙来首先欢迎记者,称重庆是开放的城市,欢迎大家。并表示听说有四五百记者来,但重庆厅小,所以不能都进来。薄熙来回答央视记者提问称民主法制是为了监督权力,随后黄奇帆就如何政务公开表达看法,称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33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农民日报》第二个进行提问,采访黄奇帆关于农民进城的问题。黄奇帆称该记者的提问有歧视农民的嫌疑。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39分:《人民日报》提问“如何继续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落实胡锦涛“314”总体部署指示”,仍然是黄奇帆作答。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50分:第四个问题由《光明日报》提问,关于留守儿童问题,薄熙来首次作答。   一家媒体问重庆卫视不播广告的效果,《大公报》追问王为何是孤立事件,新华社问基尼系数考核以及房产税等问题。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1点11分:有香港媒体提问薄熙来有关王立军的问题,以及薄熙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程。薄熙来说王立军只是打黑中的负责部门中的一部分,英雄的头衔不是媒体给的;他个人很痛心,用人不察;但不能否定打黑,他个人不考虑十八大问题。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点19分:《经济日报》询问重庆“三号文件”执行情况,再次将有关王立军以及与薄熙来个人前途有关的话题绕开。   香港亚视继续更进询问王立军,问薄熙来将如何反思。薄熙来称自己会总结经验,但鉴于现在调查没有结束,无法谈这个事件太多。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30分:德新社提问薄熙来,你和王立军如此熟悉,他现在出事,你是否会感觉难受。薄熙来重申,打黑是重庆市委市府的整体工作,王立军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王立军在前线,所以被议论的多。随后薄熙来强调,涉及重案,要上报上级。 薄熙来:重庆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联合早报,2012-03-08)   早报重庆特派员顾功垒、北京特派员黄慧敏报道: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今天上午9时准时开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了重庆的发展以后,人大代表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现在开始接受记者提问。   据记者现场观察,现场气氛轻松自然。   薄熙来首先讲话,感谢媒体,并表示山城可以被客观报道。   他也表示,重庆有民主,也有法制,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黄奇帆:政府公开政务有利公众监督   黄奇帆回复记者提问时则表示,政府公开政务,有利于公众监督。他指出,当局已解决了320多万名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现在每年转户的农民工有五六十万,到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将达2000万左右。这些人将能够在城市里实现就业。   第一个提问的是央视,接着是《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到目前为止,尚未谈及敏感问题。 今天是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重庆市人大代表团将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时对媒体开放,重庆方面高调宣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重庆发言人更表示,重庆团9日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预计有关王立军的问题将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同时由于薄熙来8日突然缺席全体会议,所以他9日的面见记者和发言可能又会成为社会热点。   依惯例,人大各代表团在会期中,都会以开放媒体采访分组会议形式举行记者会,供媒体询问。从薄熙来到任重庆,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都很被媒体追从,不同的是以往媒体关注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重庆模式,而2012年,媒体对重庆的关注则聚焦在进入美国领事馆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上。   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中国国内法案,中共高层及全体代表又齐聚人民大会堂,当媒体摄影机一一捕捉台上第一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特写时,才发现薄熙来缺席该会议。   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肯定“五个重庆”的建设成绩,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显示,薄熙来也在座参加了这次审议。薄熙来8日下午的亮相,显示他9日应该会如期会见媒体。   自薄熙来任职重庆以来,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都是媒体追从的焦点之一。重庆代表团也一贯以高调的行事风格在媒体面前亮相。之前的4年,重庆代表团依次入住过国二招宾馆、西直门宾馆、远望楼宾馆、新大都饭店。在这些宾馆,重庆代表团可以自由接见有预约的媒体或者个人。而今年(2012年)重庆团的下榻地点,一反常态地安排在以前从未接待过两会代表团的人民大会堂宾馆,该宾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内,毗邻人民大会堂。当局还特别调派一个中队的武警戒备保卫,闲人一律免进。因此,重庆团除在大会堂内的开放会议外,几乎与外界隔绝。   全国人大会议从5日开幕到7日的2天半中,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已有27个代表团(不含香港、澳门团)开放中外媒体采访,并举行记者会,重庆团则是仅余4个未举行记者会的代表团之一。这也是5年来,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最晚的一次,从2008年到2011年,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从未迟于3月7日。   即使如此,2012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依然在媒体开放日前一天,高姿态地宣布“9日早上9时薄熙来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且“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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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文章原标题: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作者:韩钢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12-3-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9 5:29:17 阅读量:80次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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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三八节:一个女人和一篇文章

作者: 应学俊  |  评论(0)  | 标签: 三八节有感 , 丁玲 , 延安整风 俗称之“三八妇女节”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游行集会以来,至今已走过了100年的历程。我国妇女自然和世界各国妇女一样,为国家独立、解放、革命、建设与发展,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笔者并非女士,然每至此节,却都会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和一篇文章——那就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写作与1942年3月8日清晨的《三八节有感》。谁曾想过,一篇小小的随笔竟如挥之不去的鬼魅阴影伴随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来到延安的丁玲一生,给她带来无穷厄运,而令人扼腕唏嘘之余也着实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哦,这害人的文字,这害人的文章!祸从口出,此话看来确实不假,然丁玲为此付出几近一生的代价也就太过沉重了。 哦,丁玲,一个怎样的人呢?她与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有着怎样的传奇呢? 丁玲(1904—1986),青年时文学显露才华,思想进步,参加中共,曾被捕,后投奔延安,受到当时中共高层热情礼遇,受到毛泽东热情赞扬,称其为“文小姐,武将军”,可抵“三千毛瑟”。但此后,丁玲在革命队伍中却始终坎坎坷坷,一会儿顶峰一会儿低谷。50后一代人大抵都知其革命题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曾获斯大林文学奖,此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令人炫目的文学荣誉。然丁玲命运多舛,几近传奇,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得安宁;而她的《三八节有感》是一直如影随形紧跟着她并不断为其增添厄运的。为何如此? 其实,丁玲和毛泽东之间,除同乡之谊,还有更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均亲自赴会。 来到延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多次去毛泽东窑洞,与毛畅谈。丁玲当属热血青年,她要求去前线后(当然主要是采访报道)。而毛泽东则为丁玲唯一一次用电报发送私人文字——为丁玲赋诗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纤笔”指女人纤纤细指握笔;“毛瑟”指军队士兵)。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一女作家,丁玲当荣宠莫甚。丁玲所受礼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下图为毛泽东赋诗赠丁玲手迹) 但自从丁玲因故未能赴毛泽东与江青不明不白(未说明是婚宴)的婚宴后,毛、丁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毛以为丁不赞成他与江结婚。而丁玲的一篇随笔散文《三八节有感》(其实真的写得不错)更加剧了她的厄运到来的速度。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但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一句话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时,毛泽东问道:“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说完毛泽东见丁玲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才满意地自己坐下。毛放了丁玲一马,这也不能说与毛、丁曾经的私交毫无关系。而王实味后来则被处死抛尸荒野(一说在部队转移时抛入井中)。 新中国建国后,丁玲也曾官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但好景不长,几年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反右”时,丁玲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和“丁陈反党小集团”头目、叛徒,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毛泽东这次没有再保她了。这20年间丁玲所受的屈辱、痛苦真可谓一言难尽,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几乎每一次批斗会上,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都成为她早就“反党”的铁证。可丁玲一直认为毛泽东总有糊涂的时候,毛搞错了,总有一天毛会清醒过来,给她一个公平的。所以当毛去世的噩耗传来,丁玲大哭,她绝望了…… 毛在世时没有给丁玲一个“公平”,倒是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哦,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牢,再坐共产党的牢,且时间更久遭罪更多——按理,如果丁玲对她的遭遇无论怎样心怀怨恨和强烈的不满,那是顺理成章且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粉碎四人帮,1979年7月,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她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前言中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好友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和这样的所谓“称颂”毛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此言似乎让她的好友一头雾水大惑不解,丁玲也为此而遭到一些人的不屑。 重新“翻身出山”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怎样的“成熟”呢?毛、共终于把丁玲真的打造成一个很懂“政治”亦即“顺从、逢迎”的“革命作家”。 在文革刚结束,为能重新回到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这或许就是她在“政治”上的“成熟”吧,她真的懂了……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丁玲最后一位丈夫)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40年沉冤,这次大白了!”——看来,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应当是在她发表《三八节有感》之时算起的…… 我国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没有多少区别,对于历史细节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忽略或有选择地浓墨重彩,所以常常引导后人进入历史迷雾而不知所踪,心存许多“?”。有学者说: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每个时代,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新的台阶上。即使仅仅联系到女作家丁玲的一生来看,这话也是不错的。 而《三八节有感》那究竟是一篇怎样的东东呢?为何成为中共长期以来不能容忍的东东呢?有兴趣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附录】便知。□ 2012年3月6日 【相关链接】 视频:“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文小姐 武将军(丁玲) http://www.yxjedu.com/piaoyi_film20/li_shi/2012_sp/ding_ling.html ————————————————————————- 【附录】 丁玲:三八节有感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 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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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建军:“包容性增长”:理解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动向

周建军:“包容性增长”:理解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动向 进入专题 :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发展 华盛顿共识    ● 周建军       内容提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道路上,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的同时,也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强调人民平等、广泛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强调通过增加投资和生产型就业机会,使人民平等、广泛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包容性增长显得意义积极。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并不仅仅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而且也不应仅仅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某种意义上,这个由若干国际组织率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自我局部修正。     关 键 字: 平等 不平等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发展 华盛顿共识     作者简介:周建军,男,现在北京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工作,助理研究员。          包容性,这一中文语境中并不常见的词汇,由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的公开讲话,引来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诸多关注和热议。事实上,不只在国内,而且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的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倡导社会包容或包容性增长。有媒体声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应该说,虽然国内甚至国际上也较少对“包容性增长”明确定义,但是,诚如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所指出的,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特别是,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既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含义。          一、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及其他          明显的,我国国家领导人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总结和阐释都非常全面,比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解释和主张,在很多方面更进一步。例如,如后所介绍的,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包容性增长的解释侧重强调机会平等,我国国家领导人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讲话则同时强调包括机会公平在内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因此,中国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并不仅仅是机会平等(公平)意义上的。这也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所有社会价值(包括自由和平等、收入和财富以及个人和尊严的各项基础)都应该平均分配,除非这些价值中的一项或全部的不平均分配能使所有人受益。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科恩也指出,促进机会平等不仅是一种平等化的政策,而且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中国学者王绍光就总结称,罗尔斯和科恩等学者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当然不是所有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是真正平等的。即使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标杆人物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实实在在的机会平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像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平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     的确,就机会平等本身而言,无论是理论家还是社会大众也有着不太相同的理解和认识。关于这一点,从三个层次,科恩就对机会平等做了进一步区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根据科恩,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旨在通过消除因权利分配和因抱有偏见和其他有害的社会观念所引起的对机会的限制,扩大对人们的机会。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旨在通过破除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尚未涉及的由社会环境造成的限制性结果。一旦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充分实现,人们的命运和天赋才能就由他们的选择所决定,因而,也就不再由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决定。如果说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是对社会的不利条件的纠正,而不是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的纠正,科恩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则是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的纠正。科恩认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应该纠正这样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是由作为非正义的更深层根源的天赋差异引起的,它超出了由非选择的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因为天赋的差异同样是非选择。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就只是爱好和选择的差异,而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和权力的差异。     也就是说,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机会平等,在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也都应该有相同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应该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应该被保护以免于歧视和社会排斥。从这个意义上,包容性增长应该允许社会全体成员有机会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为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正如联合国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中国籍副秘书长沙祖康所指出的,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的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领导人就承诺构建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社会一体化一直没有被排上发展的最重要日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以人为本的包容性政策”。维基百科的发展经济学英文词条(Development Economics)则介绍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一词,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进展,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政治领导人的关注密不可分。维基百科援引潘基文的原话称,经济增长虽然对贫困减少是必须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基于动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和平等增长,对于实质性的削减贫困是必需的;它能更快地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2010年10月17日全球贫困日,潘基文就强调只有增加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投资、促进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体面工作条件,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有效缩小贫困与体面工作之间的差距。     世界银行的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报告 则指出,“包容性增长”,与“基础广泛的增长”、“分享型增长”、“亲穷人的增长”经常互换,但它们之间也有些区别。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包容性增长,不同于传统的定义,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二者相互联系且被共同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对贫困的实质减少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为了经济增长在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必须是基础广泛且包容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既隐含了增长决定的微观和宏观因素的直接联系,又表达了经济多样化和竞争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第二,包容性增长,是以投资和增加生产型就业机会为导向,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即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生产型就业机会而不是直接的收入分配来实现其就业型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这种就业型的经济增长,通过各种类型企业的工资或自谋出路的就业(通常是微型企业),为个人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收入。第三,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世界银行强调,这个方面,机会平等对包容性增长显得非常重要。     对生产型就业机会而不是直接的收入分配的强调是重要的,这种强调既是为了实现当下可能的就业型经济增长,也是为了避免那种侧重分配收入而忽视创造收入的“福利病”,从而使得经济社会体制缺乏活力。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就指出,尽管中国面临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很大挑战,但是生产型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应于生产型就业的提出,有很多关于“无就业增长”的讨论。麦肯锡研究院的一份名为《就业创造和美国的未来》最新报告就指出,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经历的越来越漫长的衰退后的“无就业复苏”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中,就业需要大约6个月时间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1990-1991年和2001年的衰退,这个恢复期分别为15个月和39个月;从最近创造就业的速度看,从2010年12月算起,就业复苏需要60多个月,即到2016年才可能恢复在2008-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失去的700万个工作岗位。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或者无就业的经济复苏,是我们理解生产型就业相关问题的重要背景。     类似世界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的解释,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的研究报告及其前首席经济学家阿里的研究,都主张从创造新的生产性就业和经济机会、拓宽获得平等机会的渠道(诸如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以拓展人类能力,消除市场失灵、制度失灵和社会排斥)、完善起到安全网与跳板作用的社会保护三个方面来重构包容性增长战略。阿里也强调:包容性增长并不是以再次分配的手段为基础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而是关注于创造机会并保证获得机会的公平。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开发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指导性的指标体系,包括8大类35个小项,来衡量和指导包容性增长的实践。这8大类指标体系包括:(1)贫困与不平等,(2)经济增长和就业,(3)主要基础设施资源,(4)获得教育和医疗的途径,(5)获得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途径,(6)性别平等和机会,(7)社会安全网,(8)好的治理和制度。          二、包容性增长:机会与挑战          经济增长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手段、过程和结果等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一个社会中是相互依赖的;甚至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变化太快,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的不稳定。现有的不少研究都表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财产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更显著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如果不平等因素是体制性因素所致,这种体制性的不平等因素有可能中断经济增长的过程。大概这也是众多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强调包容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吧。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就指出:“在许多方面,经济增长越平等,经济就越有可能保持持续性增长,因为带来更少的争论、不和与抵制。同时,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掘大量的人才。不论是因为性别、年龄还是种族,排斥一部分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都会导致人才流失。因此,在我看来,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不仅值得期待,而且能发挥作用。” 世界银行2006年《公平与发展》报告也指出“增长与平等政策互不两立的简单二分法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注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代际传递以及机会和政治不平等对发展的负面影响,最终会形成“不平等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旨在促进平等的政策措施,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附属物,而是它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的确,理想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过程应当是包容性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绝非易事。有人就戏言,不平等的历史跟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现实中,有些经济体没有经济增长或增长缓慢,或者经济增长常常不可持续,也很难谈得上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领衔的世界银行《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报告称,自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球只有13个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以上,并持续25年以上。这13个经济体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和泰国。其中,仅日本、韩国、新加坡、马耳他、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且实现了人均收入的高收入水平。除去日本,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人口超千万的经济体,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行列。     而据世界银行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统计数据,截止2005年,全球尚有14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这虽然比1981年的19亿贫困人口的数据有所下降,但完全是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所致;2005年,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贫困人口,较之 1981 年时至少增加了一个亿。特别是,全球有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国家之中;全球最贫困的40%人口,其收入只占到世界收入总量的 5%;而最富裕的20%人口则占到了总收入的 75%。到1999年,世界上最富有的475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已经超过了所有人口中较贫困人口中一半人(约30亿人)的收入总额。2015年将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年限,但是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就中国自身而言,除了广为人知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问题,代际传递问题也正在引发人们的担心和忧虑。中国学者蔡洪滨就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了“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相对于“静态的不平等”,“动态的不平等”侧重强调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的固化;然而,值得注意的,实证研究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与代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详见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 。          即使那些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或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也同样面临着包容性的挑战。例如,在美国,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方面的不平等都很惊人:前1%的富人拥有的资产额超过总资产的40%,后80%的人口只拥有美国17%的财富,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不平等的财富分配;2003-2005年,美国前1%人的收入的增加额超过了20%最穷的人的收入总额。美国本土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201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0名首席执行官中,25人的年薪高于他们所在企业缴纳的联邦所得税。 与之对应的,2011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结果报道称,美国2010年贫困人口达到历史性的4620万人,与2009年相比新增贫困人口260万人,达到52年来的最高值;贫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当于6.6个人中就有1名穷人,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谓贫困人口,系指四口之家税前年现金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两口之家低于14218美元)。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因经济困难自杀的人已经连续12年达到3万人,而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承受着收入下降的事实。在韩国,连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社会融合;政府和私人财阀企业正在就是否施行“共享型经济增长”而激烈争论着。很明显,经济学中所指的“涓滴效应”,即经济增长的红利将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渗漏给各个阶层,在现实中是不充分的。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莱恩的实证研究甚至指出,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和人们的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关于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问题的研究中,莱恩强调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的区别,并指出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可能“不幸福”,以及经济增长之后收入水平与“幸福”的复杂关系。他的研究显示:除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可能“不幸福”,收入水平和“幸福”是曲线关系而非直线关系。收入水平和“幸福”的曲线关系并不否认收入水平对“幸福”的重要性;尤其对穷人而言,收入水平有“极其正面的作用”。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在他所认知的市场民主制度下,一旦一个人取得了最低程度的收入水平,其收入水平对提高“幸福”就变得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和幸福的关系接近于零或有时为负(越富有,越不幸福)。他声称,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创造物质繁荣的高度成就,但是却未能成功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及确保家庭的完整。          三、包容性增长:政府的角色          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容易的。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已达到428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们也不好说,放眼全球风景这边独好。因为我们中国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待解决;按照统计学的说法,平均数毕竟不是中位数;428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掩盖了国内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但是,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站在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历史起点上,我们也将更有信心和勇气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前述世界银行《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报告总结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球只有13个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以上、并持续25年以上;这些成功的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日益能干、可靠和有责任感的政府,即一个有领导力和有效的政府;要取得成功,决策者的诺言必须可靠、有包容性,要使人民相信自己或自己的后代会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要害问题还不是资本的缺乏,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适当角色。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除了世界银行《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报告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以及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西方主流学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都纷纷表示要对市场的局限以及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或反思。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华盛顿共识”正在淡出历史舞台,人们也不可能有一个从一个城市到全世界都可适用的政治经济学共识。佐利克解释说,尽管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失灵,但是良好的治理、反腐败、法治之类的政府治理角色的重要性将超越单一经济效率的考量;此外,除去这些基本的原则,经验显示一刀切的模式存在问题;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是出口导向还是内需导向)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管制措施,都可能要差别化对待。甚至,佐利克还对过去若干年来发达国家的伪善(包括在涉及能源、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债务水平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依我所言、勿仿我行”)和旧的世界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很明显,世界银行领导人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多样性、差别化政策和政府治理角色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发达国家伪善和世界经济旧模式的批评,是对某些发达国家一度倡导和推行的、包打天下的“华盛顿共识”的否定。     2011年4月,还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更大声地公开批评若干年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批评过去若干年来的经济社会政策对平等问题的淡化和漠视,力度比佐利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恩声称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历史,并倡导对热钱进行管制,增加社会凝聚和包容性、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等基础。“新的全球化”、“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更具人性的全球化”、“社会包容性的增长模式”、“政府和市场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多边主义和合作”成为卡恩此次演讲的关键词。看得出,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在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和意识形态。          更进一步地,在不止一个场合,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向中国读者推荐由斯宾塞主持的《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研究报告,提醒人们反思“华盛顿共识”的缺陷,积极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林毅夫在接受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和凤凰卫视等采访时表示,不仅要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固有缺陷,而且还要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意义上“挖洞”、“补洞”的财政刺激,用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公共财政刺激的主要对象。富有启发地,林毅夫总结和强调了政府作用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重要性。第一,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经济结构里面包括产业结构,还有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第二,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结构特性是不一样的,因此政策特性也不一样。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特性、生产活动的特性等等来提出政策框架。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并重。由于过去提出的大部分的经济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他们的结构相对成熟、稳定,政府的作用就不那么凸显,所以,理论上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而在过去若干年里,尤其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对稳定化等“华盛顿共识”教条的过分迷信,造成了政府作用的大幅萎缩。例如,对宏观稳定压倒其他目标(就业、增长和发展)的过分强调,使得政府有激励去削减各种开支,包括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投资。针对林毅夫的上述主张,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7月《反思发展经济学》的论文中就指出:政府不仅有约束性的作用,也有建设性和促进的作用,例如,在促进企业家才能、提供社会和基础设施、确保教育和金融资源的获得、支持技术和创新等方面。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政府的角色是完美和不可挑剔的,政府也会失灵、政府需要人民的监督并参与其中;但是,有必要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那样认识到,“政府不仅有约束性的作用,也有建设性和促进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应该并重。     尽管这个包容性增长的政策理念可能还存在着某种不足或缺陷(比如对不平等的阶级根源的进一步追溯),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华盛顿共识”到批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倡导生产型就业和公共投资、主张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统一、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益的“包容性增长”,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明显地,这个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率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我局部修正。就连宣告“历史终结说”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最近也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世界已经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          四、包容性增长和中国经济转型          研究后发展问题著称的美国MIT经济学家阿姆斯登研究总结称,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自己的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中国而言,在践行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道路上,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的同时,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强调人民平等、广泛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强调通过增加投资和生产型就业机会,使人民平等、广泛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等;包容性增长显得意义积极且正当其时。这也正如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十二五”规划所反复强调的: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落实“十二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中,基于中国国情和13亿人口的包容性增长实践,可能会进一步丰富并超越包容性增长本身的内涵、为包容性增长理念注入中国元素、探索出包容性增长的中国经验。自不待言,对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而言,一个有领导力和有效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 ■    进入专题: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发展 华盛顿共识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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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南华早报》北京称失去光环的打黑英雄是“叛国者”

核心提示:消息灵通人士说,胡锦涛主席已经把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薄熙来曾经的左膀右臂、一个月前进入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的王立军定性为”叛国者”。 原文: Disgraced police hero branded a traitor by Beijing 作者:Choi Chi-yuk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王立军”背叛了国家”。】 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央政府已经把一个月前前往四川成都美领馆寻求庇护的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定性为被叛了国家和党的”叛国者”。 与政协有紧密联系的一名消息人士说,在周六晚上的内部通气会上,胡锦涛主席告诉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代表们,王立军是个”叛国者”。 重庆的一名政府内部人士昨天也说了类似的话:”前天3月4日,所有重庆县级以上的干部都被告知,王立军被叛了祖国。” 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王立军的下落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的政治含义一直是焦点。 据说,这位前打黑英雄、重庆的副市长在二月六日前往美国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重庆方面的消息人士还说,王立军涉嫌一系列犯罪,包括腐败和道德败坏。 周一,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王立军被国家安全部带走( 视频 ),黄奇帆还说如果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呆着不出来可能造成外交危机。 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家陈子明说如果中央政府把王立军定性为”叛国者”,对于重庆官员来说会有更多坏消息。 陈说:”如果王立军被定为叛国者,而不是精神病的话,这一罪名在政治上要严重得多。”他还说,因为王立军曾是薄熙来左膀右臂,他要叛国了的话,会重创薄熙来。 陈子明还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王立军而言,人们普遍预期他会受到”刑讯逼供”的指控却未被提及的话,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想批评薄熙来的打黑行动,据信,正是在打黑中,大量地采用了折磨嫌犯的手段来取证。 政治观察者说薄熙来在今年秋天被提升的机会很渺茫了。这是党进行权力洗牌的时机。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领跑者。 在王立军从美国领馆出来后不久,重庆的官员发消息说他在接受”休假式治疗”,这引起了大量猜测和留言,尤其是在大陆的博客圈中。 周一,重庆的发言人告诉Cqnews.net(华龙网,这是附属重庆宣传部的网站)黄奇帆与两名重庆高级官员匆忙赶往成都和王立军谈话( 全文 )。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和” 王立军事件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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