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与隆中对

胡觉照 | 八阵图果真无敌天下?

                 八阵图果真无敌天下?     八阵图是个什么?     《三国演义》将八阵图描绘得神乎其神,说是诸葛亮在刘备失败的路途中,摆下一个石头阵,当陆逊率领东吴追兵追赶惶惶逃命时误入阵中,一霎时石头飞起,打得吴军抱头鼠窜。多亏了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到来,才将陆逊以及吴军从八阵图领出,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在之前之后,已经有了神化八阵图记载。《诸葛亮集·遗迹篇》中,关于八阵图有以下记载:李膺《益州记》说,“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阵图”。郦道元《水经注》说,“定军山有亮八阵图”。《元和志》中说,“在新都县北十九里”有八阵图。《寰宇记》说,“奉节县,本汉鱼腹县,八阵图在西南七里”。《兴元志》说,西县有武侯八阵图……     《荆州图副》对八阵图记述得最为详细,说是“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两层,在其后,皆统为十二聚”。显然,后人将八阵图理解成石垒之类的物体。石头阵果能御敌么?纯粹是天方夜谭!把石头摆成一座山,还可以开辟出道路;把石头垒成一座迷宫,对方也能绕过去,不过是多走了几步而已。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八阵图有过精确的表述:第三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勉县,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阵势排练成,诸葛亮志得意满地说道:“八阵即成,自今行师,庶不复败矣”(见郦道元《水经注》)。在这里,所谓的八阵图已经说清楚,它是守势战阵,是将兵力排列成一种左顾右盼、相互驰援、提防敌人冲锋突击的防守阵势,正如《易经·师卦》第四爻爻辞所说:“师左次,无咎”。即在不能进攻时,将部队依山傍水依照有利原则展开布防,不让敌人轻易能进攻得手的布兵排阵。     然而,诸葛亮将八阵图作用估计的过高, 在准备了近一年,公元232年,诸葛亮进行第四次“北伐”,进攻目标与第一次相同,依然选定甘肃中部的祁山。 在包围祁山之后,诸葛亮招降鲜卑族上层分子柯比能出兵相助,柯比能发兵至故北地石城响应。     曹魏防地上邽吃紧,大司马曹真适逢有病,司马懿统率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将军戴凌等部前往驰援。诸葛亮获得曹魏大军将至的情报,知道遇到了劲敌,遂命军队抢收当地民众的小麦,以解决西蜀军队一直存在的粮食困扰,准备同魏军持久作战。司马懿分析:“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乂(割)麦。”(见《晋书·宣帝纪》)     料定诸葛亮没有突袭上邽和围点打援的奇谋,于是,曹军轻装简骑昼夜兼行,在蜀军未能抢足粮食之前赶到上邽。         曹魏大军不顾疲劳昼夜兼行,正为蜀军提供了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的机会。然而诸葛亮没有利用,不敢据渭水北岸主动迎敌,而将军队撤到渭水南岸,摆下凭险固守,从而为司马懿长驱直入提供了机会。司马懿一直追到汉阳,与蜀军相遇,派出牛金以轻骑诱敌。刚一接战,诸葛亮立即撤退。曹军直追到祁山,诸葛亮扼据南北二山,统帅部驻扎卤城,摆下八阵图采取守势,并截流断水作为重围,这就把冠冕堂皇的“北伐”旗号彻底撕碎。既然一遇强敌就保持守势,何不固守汉中以逸待劳?又何须劳师动众、虚耗国力出师“北伐”?     既名北伐,就应有打大仗,打硬仗,决战千里的准备,可惜诸葛亮没有!司马懿并没有因为蜀军保城固守,更没有因为蜀兵摆下八阵图就此打住,而是挥军进攻,直到攻破重围。卤城将破时,诸葛亮在天色未明中破围逃出。追击中,司马懿大破蜀军,斩首和俘获万余人。诸葛亮演练已成的八阵图,却成了赵括的纸上谈兵。     诚如正想瞌睡时,忽然有人送来了枕头。由于秋雨绵绵,后方粮食难以输送,负责后勤的李严派部下狐忠、成喻传来刘禅口谕令其班师,诸葛亮立即撤退。撤退中,预设埋伏阻击曹魏尾追部队。张郃是曹魏宿将,以能征惯战著称,在诸葛亮突围逃跑后,率部尾追,追到青封木门道。 大概是因地形开阔,对大路两边的两座馒头状小山不甚为意,遭遇山背后西蜀伏兵的突袭,张郃被蜀军射杀,这次尾追方告结束。     对这次“北伐”,陈寿在《三国志》中,只字不提诸葛亮狼狈逃窜和西蜀军队的万余人被歼或投降的损失,不提纸上谈兵、毫无使用意义的八阵图,而将射杀张郃作为第四次“北伐”的点辍花絮,其用心亦算良苦。     让人深思的是,诸葛亮之后,兴势之战中,费祎没有摆出八阵图抵御曹爽的入侵,姜维九伐中原时,没有摆过八阵图,诸葛瞻绵竹御敌中,也没有摆下八阵图。如果八阵图无敌天下,诸葛亮的传人们,能轻易抛弃诸葛亮的创造吗?这可是兵法至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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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觉照 | 五丈原前的心理战

                                五丈原前的心理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行动计划,已为魏军统帅司马懿料定,正如他给胞弟司马孚信中所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见《晋书·宣帝纪》)翻译成现代文则是:“诸葛亮志向很高远,但是认不清形势,抓不住机会;谋略很多,但是总处在犹豫之中,不能当机立断;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却不懂兵行诡道,没有奇谋……”     既已掌握了诸葛亮的心理和性格弱点,蜀、魏在陕西眉县渭河滩摆开战场后,司马懿自然要针锋相对地打乱敌方部署,他没有给蜀军正面留下活动空间,在取得抢夺渭水的胜利之后,渡过渭水,在渭河南岸背水结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坚守不出。     两军对垒相持中,双方展开了心理战。司马懿打出第一招:他戎装不卸,高度战备,示敌以无懈可击。诸葛亮虽做了持久作战的准备,但劳师远征,利在速决,当然不能空耗到师老气堕,被敌人乘虚攻击。见司马懿步步紧逼又深沟高垒,情迫之中,也还了一招:他“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挥三军”,示敌以胜利在握,不急不躁。诸葛亮秀出如此模样,致令司马懿叹道:“诸葛君可谓名士也矣。”(见《诸葛亮集》)其实,这不过是诱敌出战的策略,并不是真的如此潇洒,在其他战争场面,诸葛亮还是乘马的,只有乘马,才能及时进退,没有闪失。仅只一次的故作姿态,后世以偏概全,以为诸葛亮出兵作战,一直乘坐着四轮小车。当时的四轮小车,既没有橡胶轮胎,也没有滚珠轴承,由士兵推着,焉能不失时机地进退?要打了败仗,不做俘虏才是怪事!     心理战中,司马懿见第一招没有奏效,遂又打出另一招:他派出“两千余人,就军营东南大声称万岁”(见《诸葛亮集》)。诸葛亮派探马刺探,得到的消息是,东吴孙权派使者向已经曹魏投降,蜀军上下信疑参半,士气动摇。诸葛亮急于接战,看到司马懿第二招获得成果,自然心中甚为不甘,他立即回敬了第二招:派使者送去妇女穿戴的衣物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马懿出兵。     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接过妇女衣物放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蜀使:“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蜀使回答说:“三四升。”接着又问及诸葛亮公务,蜀使依然照实回答:“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显然,西蜀使者没有城府,竟将核心机密信口渲泻。司马懿探知了诸葛亮心慌意乱、重病缠身的机密,冷气攻心地说道:“饭少事繁,诸葛孔明其能久乎!”(见《晋书·宣帝纪》)此话传回诸葛亮耳朵,不啻是一致命打击,他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心理战已落下风,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情绪,干干地喝了一壶。     司马懿依然我行我素,固守不出。但是,曹魏众将领受不了诸葛亮的女衣羞辱,更对西蜀数次挑战辱骂难以忍受,纷纷请求出战,以至到了难以约束的地步——诸葛亮激将法起了作用。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不能让将士的激愤情绪扰乱大谋,遂写了请求出战的表章,千里送往京师洛阳请皇帝曹叡批准。曹叡深知司马懿用心,特派卫尉辛毗持皇帝节书到前线,宣布不准出战的诏命,才使司马懿战略意图得以贯彻。     诸葛亮在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按其生前安排,长史杨仪率大军回撤汉中,镇西大将军魏延率兵断后。途中虽不曾遭魏军追击,但是杨仪与魏延长期抵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终在汉中南郑北边虎头桥(今汉中市北关)一带发生了血肉纷飞的内讧。     诸葛亮五次“北伐”,多次都因缺乏粮草而不战自退。惟这一次准备充分,储存了足够十万大军消耗几年的粮食,这是罄国罄民的大手笔,然而却全部留给了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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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觉照 | 诸葛亮学问流派

                诸葛亮学问流派     关于称颂诸葛亮治蜀一节,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清人赵藩在四川成都武侯祠悬挂的那副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赵藩可算是歌颂大师。上联说的是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亦即大起义,歌颂诸葛亮善于用兵,所以不嗜杀不好战,故而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使得南方得以稳定。下联将诸葛亮治蜀中采取严刑峻法作为样板,教导后世治蜀者别生搬硬套某种模式,而是要像诸葛亮那样,依据当时当地的形势。上半联不是这一节讨论的内容,姑且搁置,下半联是从诸葛亮与法正之间一段谈话引申的,很值得细究。     为使读者看清来龙去脉,不妨在正本之前先溯源。     关于诸葛亮学问流派,后世都认为属于儒家。但仔细研究,诸葛亮师承其实为法家学派。据《诸葛亮集·仙鉴》记载,司马徽曾对他说:依你现在的才能,应当访问名师,增进学识。汝南灵山酆公久熟悉韬略,我曾经当面请教过,十分精到。你何不前往求教?于是亲自引诸葛亮到灵山拜师。诸葛亮在灵山酆公久那里住了几年,师傅什么也没有教他。诸葛亮并不灰心,侍奉得更加谨慎。酆公久这才知道他诚心求教,遂拿出《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等藏书,令诸葛亮揣摸研究。待酆公久认为诸葛亮基本掌握其要旨之后,又以玄而又玄的阴阳轮回之类黄老学说给以启迪。黄老学说是法家学派的始祖,春秋时兼容了儒家学派形而下之的部分内容,更讲求阴谋、诡计、韬晦、用雌、使柔等。     又据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记载,诸葛亮在任期间,已著成“《申子》、《韩子》、《管子》、《六韬》”(见《三国志·先主传》)。《六韬》已遗失,管仲思想比较驳杂,故而不论。仅就申不害、韩非而言,前者是法家的术派代表,主张“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韩非是法家之集大成者,他将法家法派代表商鞅,术派代表申不害和势派代表慎到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并加以发展。在术方面,强调“以术知奸”,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强调“以刑止刑”强调“严刑”“重罚”。主张“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见《韩非子·难势》)。 赢政、李斯更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和黑暗的时期。赢秦暴政不仅给举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造成了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更促使后世     专制统治者对法家学派的鄙视与抛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但也是对法家理论的抛弃。此后虽有外儒内法者乔扮出现,但都极力掩盖其本来面目。时至东汉末年,诸葛亮精研法家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进步,更不是社会福祉,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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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觉照 | 武侯祠为什么不在成都而在勉县

                     武侯祠为什么不在成都而在勉县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在成都武侯祠,原是昭烈庙,亦即祭祀刘备的庙宇,只是后世将其改为武侯祠。西蜀政权钦定的武侯祠,乃在汉中勉县武侯墓原址,之后将墓祠分开,武侯祠建立在汉江以北,与武侯墓隔江相望。     要以后世对诸葛亮这种“功盖伊吕”、“贤相表率”、“天下一人”,“千古一人”等评价,刘禅当感恩不尽,理应为之建庙祭祀,崇之隆之,然而并没有。各地官府不明就里,向小朝廷提出了立庙祭祀的要求。尽管有以蒋琬、费祎为首的荆州籍帮派体系把持政权,只是由于刘禅坚决反对,廷议才以“不合礼秩”加以拒绝。不符合礼仪秩序是十分瘪足、不攻自破的理由。在当时,在之前,为大臣建庙立祠者比比皆是,以至无德无功之辈也有庙宇。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就曾捣毁八百多所这样的祠庙。     官方不祭民间祭,民众自发地在田间地头祭奠的事实,当然有深刻原因。由于军政权力集于一身的终身权力,以及高压统治,诸葛亮在西蜀已形成严重的个人崇拜。西蜀愚昧无知的民众,将诸葛亮作为自己的代表,隆重祭奠顺理成章。     在民众的声援下,有人再次提出为诸葛亮立庙祭祀的建议,借以树立诸葛亮精神领袖的地位,巩固荆州籍势力。考虑到刘禅坚决反对的的态度,对建议本身又作了重大调整:即尊重过去朝议的决定,提出将庙宇建立在靠近坟墓的地方。刘禅虽心有块垒,但已没有了反对理由;考虑到稳定政权,稳定民心,更考虑到汉中勉县距成都千里之遥,这才勉强同意了。然而建庙归建庙,终刘禅之世,西蜀官方从没有祭奠过诸葛亮。不祭奠本身,已表明了刘禅恩怨分明的态度。     刘禅对诸葛亮架空、软禁的怨恨,从为诸葛亮立庙一事中可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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