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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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文/苗硕(华南理工大学)     虽然在广州待了已有三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本来是准备去找浸会大学的老师咨询一下研究生的申请情况,结果人家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申请研究型的硕士应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也就免了当面咨询的步骤,这次香港之行变成了纯粹的旅游,同时顺便参观我准备申请的几所学校。 对于我这样患有购书癖的人来说,到了香港自然不能不逛书店。依着两篇日志里的介绍,我结合自己的行程挑选了几家,一一寻路探访。 即使在逛书店的同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次不能买太多书,因为我还有机会,没有必要一次采购太多,拖累舒适轻松的旅行的同时,也有在海关被查禁的风险,但面对那么多“禁书”和各种在大陆看不到的书,仍没禁不住诱惑,累计下来采购了十余本。 我之前虽隐隐担忧,但仍没想到入关时会真的被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而被扣留的经历,也给我这次香港之行画下一个极其丑陋的句号。     排查过程   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环保袋,背着塞了一半书的书包,我甚至没有任何忐忑地走进皇岗口岸,将两个包送进了安检机器。(现在我知道拿这么多书入口岸一定会被查,在行李中塞两三本没什么关系,但你若背满满一包的书,他一定会让你开包检查。)一过机器,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立即让我拿起行李到旁边的检查补税台,并指示我打开背包和环保袋,取出书籍供他们检查。这时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完了,这次必须损失惨重! 我先把环保袋打开,把所有书都取出来,然后把背包中的一个塑料袋取出,给那位男工作人员检查。之前我确有隐忧,所以把较不敏感的书都放在了外面和容易取出的地方。把一本讲LXB的书塞在了包中的报纸里,取书时我故意漏掉,结果他看我敷衍,自己抢过去包,把这些都翻出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深圳的口岸查的是最严的,安检机器能扫出书籍的封面。科学常识告诉我应该不会这么厉害,但只要你被查,想藏一两本书还是比较难的(也许大的行李箱可以)。其实,事后我很后悔没有真正把海关查禁当回事,否则我就会将那本最心爱的,偶然购得的《广场上的日子》摄影集略作伪装,不会让它轻易被收走了。 书被取出后,一堆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热心地互相帮助,逐本排查。那本讲LXB的书首先被毫无争议地收到了一边,然后一本《亚洲周刊》也被工作人员拿走,这倒令我有些惊讶,原来这本杂志的政治敏感度也过线了。接着,一本出版很早的、我在二手书店淘得的《中国的萨哈洛夫——方励之》也被工作人员沉默地拿走了,很可惜,这本书很可能再买不到了。 除了这几本精准的排查,整个过程充斥着讨论、猜测、冷嘲热讽和我大声却无力的抗议。那位男工作人员指着我的摄影集,问那是什么。这本书用塑料包着,装帧很有特色,封皮雪白,《1989 广场上的日子》几个字微微凸起,并未用墨水印刷,如不仔细看很难看清。我回答是摄影集,他又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就是拍香港的一些街道等场景,他便去翻下一本书。然而这本影集仍难逃被查收的命运,过了一会,另一个工作人员又把它拿起来,突然像捡到宝似而又略带优越感地喊道:“哎呀,这本书是讲广场上的日子,就是二十年前那个风波嘛,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傻乎乎地喊“这本书很贵,我要送人的!”寄希望于一点同情,而男工作人员不屑地说:“又不是钱的问题。”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骂他娘。     可是我没有多余的心思伤神,之前的男工作人员仍仔细翻着我剩下的书,这时他手里拿的是《太后与我》,是的,就是那本巴恪思爵士所作的奇淫之书。好在这部书流传不甚广,而我很庆幸之前撕去了塑封,把出版社所附“十八禁”的说明腰封及时扔掉了……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检查《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余华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貌似他同样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其实我这时很紧张,因为余华那本书的腰封上印有“全球争抢·大陆禁书”的字样,但显然他没有注意到。 不过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太后与我》逃脱了扣留,但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不二》。我身旁大妈样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本书突然开口说:“这好像是一本淫秽书籍……”同时有人嘟囔,“里面有佛学内容……”然后又有人说:“这应该收的,之前另一个口岸他们也收了。”我只有泛起深深的无力感,怪冯唐这部书卖得太火。 另外两本书是有争议的,我据理力争,终于得以保留。一本是《解读高行健》,有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没有承认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没有承认又不代表不能讨论,再说不管怎么样都不算政治书籍,没有政治内容。这本书过了。另一本是天地出版社的最新版《告别革命》,那位男工作人员看到封面,不确定地说:“刘再复?这个名字好像也不行吧?”我想到网上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刘再复“亲共”的批评,不由觉得有点可笑,如果因为刘再复这个名字而把这本书扣留,那我也太亏了。于是我说:“这个人是文学教授啊,最近还在好多学校做过讲座,他的很多书在大陆也有出版,这本书是讲辛亥革命,肯定没有关系。”工作人员仍不确定,找了一位领导过来,确认后才把这本书还给了我。 在他们刚让我取出书,开始检查时,我自然不想就这么坐以待毙,但也着实没什么办法。我问工作人员:“怎么,书不让带过海关吗?这有什么不能带的?难道还不许看书吗?”有人回答我:“这种书肯定不能带,你在香港看没问题,但你不能带回来啊。” 而那位男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饶有兴致地展示不知所谓的优越感,并对我进行嘲讽。他看到我的行李基本全是书,立即提高了音调对我说:“原来你是去香港专门买书啊?”我说是啊,是老师让我们买的参考书籍,你们不应该扣留。他又说你是学生啊,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新闻(虽然现在还不是)。这下他来劲儿了,说:“你学新闻的就更应该明白这些了!这种书在我们这都是敏感的,被禁止的,你学新闻的怎么能不懂?” 面对这样的言语,我简直懒得反驳,也不知如何反驳。   做笔录   排查结束,被扣留的六本书包括我的个人信息被录入系统,另外六本得以保留。 然而麻烦事没有结束,我仍不能离开。我被告知需要去缉私科对被扣留物件签字确认,最后还要做一个恶心而又毫无意义的笔录。 在缉私科,我看了看签字确认的内容和整个程序,发现名义上这些书并不是“没收不还”,而是因携带物品与申报不符或未申报被暂时扣留,原则上有归还的可能。但我询问缉私科的男青年,他说基本是没有希望的,还同情地提醒我以后从香港回来最好不要带太多书,容易被查,一年如果超过两次被查记录,第三次可能会有点麻烦。 具体会有什么麻烦,谁知道呢? 接着我被带去旅检一科做笔录,实际是写一份“陈述书”。陈述书包括填写我的基本信息,以及“你是否认可该处罚决定”、“物品来源”、“去向及用途”等内容。这时我面对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工作人员,同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语气戏谑,咄咄逼人,冰冷而缺乏耐心。 填写是否认可处罚这项时,我问该女,如果我不认可怎么办?她说:“告诉你吧,不认可也没有用,照样要没收!”我又问但我可以写不认可,她回答,“你可以写,但写了也没用。”于是我写下了“不认可此扣留决定,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书属于违禁书籍。”她斜着眼睛瞧了瞧,没有说什么。 我继续写我的陈述表,她在那边填写扣留凭单,抄写我被没收的书目。抄到一半她突然冷哼一声:“这些书你也带?”我说这个你知道?她提高了语调近似得意地说:“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们收的多了!” 后来该女得知我是在读学生,问我读大几,我说大四。没想到她竟然训斥说:“都马上要进入社会的人了,怎么连这些道理都不懂?!”我气急,反驳道:“我又不准备在大陆工作。”她愣了一下,“那就更要知道这些了,你反正要常回国过海关。”说完,仿佛更得意了。我甚至想回她说我都不准备在大陆生活了,想想还是忍住,这种话不愿随便说出口,何况我暂时也没有这个打算。 填完几张表格,该女拿出墨盒让我在陈述书和扣留凭单等文件上按手印。又给我一张通知单,上面写着让我准备好材料去皇岗海关缉私科办理相关事宜。我很奇怪,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宜需要办理,她回答说不用去了,这个你去了也没用,书不会归还给你。我又问这到底属于什么处罚,如何定性,她说具体的行政处罚类型要等司法确定,到时会有电话通知。我继续问通知单和凭单上的个别细节,她被我逼得急了,挑衅似的甩过来一张纸,“大学生,仔细看看!”纸上写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竟用这个来吓唬我,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质问她,“我这个难道算走私吗?”她沉默了半饷,最后从鼻孔哼出两个字:“不算!” 临走时,我差点习惯性地说“谢谢”,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回头看了看我刚才坐过的椅子,黑着脸离开了。   之后   这一趟折腾下来花了近四十分钟,出了边检大厅,我乘坐的大巴早已开走。我只能去补票并再等一个四十分钟。站在人群中,极不愉快的情绪不可抑制地涌上来,那是一种混杂着些许愤怒、屈辱、恐惧、困惑与无力的复杂情感。 我感到我被伤害了。 是的,我的个人权利被侵犯了,但又不止如此。 我也后悔过关时不够强势,没有给他们造成足够多的麻烦,但转念想,又何必呢? 又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个人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乃至文化权利的被剥夺。刚刚在自由社会游荡了几天,看到他们社区竞选人色彩缤纷的海报,各年龄层志愿者热情友好的宣传,满书架的百无禁忌,我曾以为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几分。结果呢?一回来就撞上冰冷的现实,让我愣在那里,全身颤栗,久久不能平复。 有人会说我早该知道如此敏感的书籍是不能被带回大陆,可是我能不能装作忘记所谓现状,仅仅一厢情愿地带回一点那边的自由? & 强力的国家机器,恣意侵害你的权利,狠狠打击你的自尊。 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我同样相信,这些人,无论是高举党旗帜的前者,还是揣着铁饭碗不愿松手的后者,在体制进步的过程中(假若它有进步),都会成为拦路的绊脚石——即便他们仍能从事现在的职业。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面对世界的刻板印象,若新的东西与原有知识体系不符,大部分人都不会更新自己旧有的知识,而是本能地反对这些新的元素。新鲜的世界会使他们慌乱,感到不舒服,渴望归回原有的秩序。你能想象若有一天那些海关工作人员接到不再没收禁书的指令后,内心的波动和不适吗?这种程度的进步都会不情愿,遑论改头换面、抽筋动骨的民主社会? 而面对这样的体制,面对入关时查你包扣你书打击你的海关职员,你若非在心理上把它和他们当做纯粹的敌人,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又怎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每次的搜查和扣留,仅仅是因为你想多带几本书回家? 我想冲破这个不自由的枷锁,无论最终如何回报这片土地,一个自由的人总不该被如此禁锢。 我问自己,下一次从香港回来时,该怎么办? 下一次,我要把书藏得更深。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香港散议 <天权>香港客(下) 香港客(中) 那些母亲教我的事——《天水围的日与夜》 <天权>香港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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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网摘导读:上次的网摘——杨小凯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2.0版:中国政治随想录 认为革命只会带来另一个暴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针对这种观点的反驳,作者changping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详细论述请看全文: 革命新发现 文/长平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癫富政府或其它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丫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暴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李泽厚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李泽厚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刘再复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秦晖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陆4」也许是最新的例子)。张健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萧瀚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末利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文: 《阳光时务》第4期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政府管理社会不能靠人民币 (0) 【随笔】民族主义化的治外法权 (3) 陈光诚:一个盲人律师的双重黑暗 (3) 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 (7) 纪念辛亥百年之各报社论集锦 (3) 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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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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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告别辛亥革命”及其方法论问题

  核心提示:从“告别革命”到“告别辛亥革命”,李泽厚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也是我们要“告别李泽厚”的原因。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关。但在“告别革命”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曾于1995年发表了《告别革命》一书的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别辛亥革命”。《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辛亥革命”则是马国川先生对李泽厚先生的采访录(见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9-22)。   李先生采访中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   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段“言必称李泽厚”的时期,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李先生的言论看,特别是从“告别辛亥革命”采访录的观点看,“告别李泽厚”的时刻已经到来;更准确地说,“告别李泽厚思想”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告别辛亥革命”里,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论,二是对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本文认为,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   1,“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与“政治偶然论”   李先生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我这里要质疑的,不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和“历史偶然论”,到底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一种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愿望。李先生所说的“要告别辛亥革命”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看到了他主观愿望里对应的理想发展图景,然后从这个主观愿景出发,倒推出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   李先生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李先生显然是针对“右的革命观”提出这个批评的,但人们从这个批评里,却读出了另外一种“对现实的情绪”,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马国川先生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出来的“保守和守旧”的情绪。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种情绪更对更好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中“从情绪出发”的普遍问题,是李先生所说的那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的问题。我从李先生的情绪和观点里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评别人时提出的警告:“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   具体的观点涉及下面将讨论的“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这里要先指出的是方法论问题。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通通都是愿望。我这里所说的“愿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个含义,我要说的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基准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规范”,不是一种以“解释世界”为基准的“历史哲学”和“实证分析”。“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是一种善良的设想,这个“现代化命题”早就被“经济发展不必然导致民主化”的事实所否定(见“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一文)。“经济发展必然论”更是被“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事实所证伪。   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偷偷地转化为一种貌似“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他就不再是在“客观或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他就是在规范地和主观愿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李先生当然可以设想这样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对现实的愿望;在历史的层面,他就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让历史按照他的主观愿景推进。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反历史的假说”,他就不得不以“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来分析已经发生的事实。   下面我们会马上看到,李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中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来历史面目是不是被掩盖了?当一个学者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当历史事实没有“价值规范”就不存在时,历史还是本来的那个历史吗?   2,“告别当代革命”还是“告别辛亥革命”?   李先生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但是他要发出的信息却给人以倒过来的印象,那就是:当代中国应该告别革命,所以我们也要告别辛亥革命。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先生是“从告别当代革命推导到告别辛亥革命”的。当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别任何革命”。但李先生的“价值规范”不是我的关注点,我关注的是他这种情绪对历史分析的影响。   不难想象,李先生会说:“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他接着说的却是他的“政治哲学”转换为“历史哲学”后更成问题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在李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假说”、“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背后,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辛亥革命史的论说,而是更一般的历史观点,包括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原因,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政治革命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们要分析具体一场政治革命的原因,我们应该象李先生在批评别人时说的那样,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革命原因的角度,却不幸就是“告别革命”的角度。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那么多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问题来了。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特征,才导致了“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还是象李先生说的反过来呢?我对李先生的最大质疑就是这一点:李先生用“政治哲学”替换“历史哲学”,从价值愿望的角度观察历史和现实,把主观愿景附着到历史事实上,结果出现了“以结果为原因”的“颠倒因果”错误,即把具体历史文化主体的特征,说成了“告别革命”的结果,而事实却是:英国人之所以“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完全离不开英国人“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政治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与“保守的革命”也许确实是互为因果的,但这个结论是从“告别革命”的愿望、还是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得到的,含义却大不一样。“告别革命”的愿望会高估“历史偶然性”,这时,“历史偶然性”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体的文化特征为依托。而如果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出发,“历史偶然性”就只是加达默尔式“解释学”含义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历史偶然性”。   正是因为夸大了“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断言:“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然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在夸大“历史偶然性”本身。历史已经那么发展过来了,现在站出来说“不一定必然那样”,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关键是为什么“不一定必然那样”?而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了。   3,“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吗?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李先生在一个简短的访谈里涉及这些问题,但不管李先生的所有著述包含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有理由从李先生当下的言论中,探测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当下理解。明确地说,在我看来,“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是错误的观点;“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也是错误的观点。   问题出在李先生的“个人作用论”上。政治家在历史关节点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1943)一书中把“事变创造型人物”从“事变型人物”中区别开来那样。然而,李先生在强调慈禧的作用时,片面地突出了慈禧在导致“辛亥革命不成功,戊戌变法不失败”上的作用。   关于慈禧可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强调慈禧太后不会搞“皇室内阁”,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李先生这里假定的是慈禧的“统治能力连续性”,我对王朝政治中的这个假定表示高度怀疑。我自己曾经用“基因悲剧”的概念,来描述王朝统治者在“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中,出现的政治遗产学意义上的“统治能力”不确定性。我们也许能断言慈禧太后在清醒时不会搞“皇室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但我们至少无法确定她在老迈昏庸时也不会这么搞,毕竟中国历史上老迈昏庸的皇帝干出的蠢事太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李先生居然把“废科举”此等“斩断皇权制度基础”之举,当成了慈禧太后政治魄力的表现,并赞叹她“真是向世界看齐啊”。实际上,在促使大清灭亡的原因中,“废科举”至少与搞“皇室内阁”及“铁路国有化”同等重要。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是朝廷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利益机制和忠诚机制。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一旦缺位,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新生知识分子便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也加剧了与朝廷的对立。后科举时代的无格可依,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所以,“废科举”是推动“保路运动”中士绅阶层与朝廷决裂的起点,而士绅阶层的转向,则是之前其他暴动失败和“武昌起义”成功的一个关键。   片面强调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的逻辑就陷入了上述困境。可更加重要的,是李先生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终身专权”所导演的“独断继承”。   按照“基因悲剧论”的观点,“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导致的“统治能力”的断裂,是王朝制度走向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4年间(1644-1911),王朝的继承制度,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的“贵族公推制”,演变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先皇遗诏制”(包含“秘密立储制);而从同治、光绪到宣统,先制变成了以“垂帘听政”为目的的“太后定位制”。我们不能说“先皇遗诏制”没有问题,但“太后定位制”的“儿皇帝”结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太后清醒时可能不明显,可一但太后归西而去,朝廷“震慑能力”的弱化或崩溃就无可挽回。   结论是清楚的,李先生所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恰恰要比“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因素更加重要。而由此反映的,也恰恰是李先生在中国王朝制度兴衰原因上的模糊。   正是出于这种模糊,李先生断言“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中国的“君主立宪”有可能成功。“基因悲剧论”的观点正好相反,“基因悲剧”和决定统治能力的“家族继承终身制”解释了王朝的崩溃,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却还另有信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天命观”就是相信王朝的“气数”,相信“皇帝轮流当”,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这又与中国人讲究纯血统、传男不传女,讲究贤德、绩效、强权等等息息相关,完全不同于日本和英国的君主崇拜。   “天命观”也是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英国与日本也不能避免“基因悲剧”,但在英国与日本的君主能力弱的时候,“君主崇拜”能与宗教和贵族制衡一道起作用,最终以君主妥协告终。而中国的“天命观”则使无能的统治以“皇帝轮流当”或混战告终。君主立宪本身就在削弱皇权,所以,在中国搞君主立宪,要么是假立宪,要么是真灭亡,满清的异族统治更强化了取代而不是妥协的逻辑。世袭虚君要能保证政局稳定、不发生“皇帝轮流当”的王位之争,其前提条件就是君主享有来自某种宗教信仰般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崇拜的偏偏是世俗的“皇权”而非神圣的“皇位”。   “权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决定了中国君主立宪的虚假和破产,这对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否定。另外,李先生抱怨“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从上述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的分析看,实际上人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4,结语:告别“告别革命”及其“逆向自然主义谬误”   本文所说的“告别李泽厚”,是在“告别李泽厚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讲的。在更加本质的含义上,我所要告别的,其实是李先生前后几代学者身上的“规范冲动”。我不是要否定学者身上应有的“价值理念”,本文感兴趣的也不是各种“价值理念”好坏,我反对的是学者们把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恰当地添加到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李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或许与他积极入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有关,但“逆向自然主义谬误”扰乱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认识,这是人们应该“告别李泽厚”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关。但在“告别革命”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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