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2012年 1月 04日 胡锦涛提反西化 学者称“跛鸭”欲消杂音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新年伊始，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呼吁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要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北京的政治学者估计胡温“跛鸭”政府届满前为营造维稳气氛，欲在中国文化界消除“杂音”。 胡锦涛是在元旦发刊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讲这番话的。这篇题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章是胡锦涛在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稿。 该文在新年伊始刊发于中共机关刊物，被一些意见视作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 *中共欲获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在文中强调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至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同时，胡锦涛在文中警告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而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要领域。 胡锦涛说，“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另一方面，在新华社3日晚间刊发的长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011年治国理政纪实”中，也提及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该文称，“环顾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这份罕见的“理政纪实”将去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决议，也就是《求是》刊载的胡锦涛的讲稿称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中共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刘军宁：胡锦涛讲话意在维稳*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的开端发起的这场文宣攻势的根本意图在于尽其所能维护稳定。北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对美国之音说：“我想还是维稳吧。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落脚点还是在维稳。” 至于维稳能否长久下去，宪政学者刘军宁认为这对当局并不重要，因为胡温二人任期将满，他们要做的只是“圆满到站”，然后“下车”。 *章立凡：领导意志遭到绑架* 有学者对于乏味的政治性文字所传达的文化政策背后的动机则另有分析。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样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当政者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反映出领导意志遭到了利益集团的绑架。 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番表述，第一说明我们的治国的工程师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第二，我不认为这本身是为了繁荣文化，倒象是已经成为‘跛鸭’的这么一群人在文化领域可能还可以赚最后一把钱。” 章立凡说，他看到近期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他担心当年的教育产业化会在文化界重演。他说，文化需要得以提升，但不能够走产业化的路子。 章立凡认为，不排除利益集团在为领导起草文稿时，将在文化界“圈钱”的意图给塞进去了。 这位近代史学者预计接下来会看到文化政策趋紧，并会产生负面效果。章立凡说：“我想就是在召开十八大以前吧，肯定要消除他们认为的心目中的杂音。那么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很多的批评者推到了反对的一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治。” 对于当局强调说要推动发展的“软实力”，章立凡认为那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外弘扬国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相关文章 中国的软实力：事实还是虚设？ 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之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前就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软实力这一话题发表谈话。 《魅力攻势》作者谈中国软实力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新年说，中国应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防范和应对西方对中国的分化，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和复杂性。胡锦涛新年伊始在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胡锦涛：西强我弱、警钟长鸣*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是发表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一月刊上的。胡锦涛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胡锦涛这番讲话，是其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的一部分。胡锦涛说：中国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符，“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没有扭转。他警告说，思想文化领域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新华社：胡锦涛讲话引起外媒“热议”* 新华社星期四说，胡锦涛的讲话“引起了外媒的热议”。新华社的报道，援引了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三篇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国家主席抵制西方文化。但是，纽约时报的原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抨击西方文化。(China’s President Lashes Out at Western Culture) 纽约时报说，胡锦涛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会放松在引进西方文化产品方面的严格限制。中国主管部门每年只允许进口20部外国大片。好莱坞影片公司一直对此颇有微词还不断游说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取消或者起码能放松限制。 *韩寒：限制让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中国文艺圈内人士说，按照胡锦涛讲话精神，中国将拿出更多的经费来资助本国文化公司，推出更多的书籍、音像等文化产品。纽约时报说，中国有很多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抱怨说，上面的政策太严，扼杀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去年12月下旬，中国很有人气的博客作者韩寒就发表了一篇博文：“论自由”。纽约时报援引了韩寒此文中的一段话：“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美法传媒：胡锦涛没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法新社在报道胡锦涛这篇讲话时说，“在中国竭力向外推广其文化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中国第一把手的上述讲话。胡锦涛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但他没有具体指出（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这样的讲话之际，北京正在加强对互联网和各种媒体的控制，试图让它们服务于官方的宣传，对外投射一种强大和积极正面的形象。” 美联社在报道胡锦涛文章时说，“胡锦涛没有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但是，面对要求更多的公众，中国领导人近来一直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是把中国描绘为正在跟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战争。” “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共更为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共试图强化社会主义原则，以对抗要求自由的中国人所呼吁的‘普世价值观’如言论自由。官方媒体常常把普世价值观形容为西方的观念，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中国领导人目前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公众强烈不满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跟快速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弊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感到有权利批评政府。” “在‘阿拉伯之春’民众抗议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统治者之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配套的行动，对互联网实行严密监控，以阻吓中国的政治活动人士发起类似的抗议运动。” *英媒体：中国推进全球“软实力”* 英国电讯报报道说，“在（胡锦涛总书记发出）拿起武器对抗所谓的集体性文化种族灭绝的呼吁之前，中国政府最近下令宣传部门官员要更加卖力地推进中国全球性的‘软实力’。中共大举抛撒450亿元人民币（40亿英镑）扩展其海外媒体，其中包括国营的、有大量出版审查的《中国日报》美国版和英国版，国营通讯社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多语种的新闻和文部节目广播。” 报道说：“与此同时海外的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意图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国际听众。他们对北京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但对北京严酷的专制统治方式怀有戒心。” *章立凡：领导意志遭到利益集团“绑架”*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求是刊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当政者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反映出领导意志遭到了利益集团的绑架。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番表述，第一呢，说明我们的治国的工程师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第二呢，我不认为这本身是为了繁荣文化，倒象是已经成为‘跛鸭’的这么一群人在文化领域可能还可以赚最后一把钱。” 章立凡说，他看到近期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他担心当年的教育产业化会在文化界重演。他说，文化需要得以提升，但不能够走产业化的路子。 章立凡认为，不排除利益集团在为领导起草文稿时，将在文化界“圈钱”的意图给塞进去了。 这位近代史学者预计接下来会看到文化政策趋紧，并会产生负面效果。章立凡说：“我想就是在召开十八大以前吧，肯定要消除他们认为的心目中的杂音。那么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很多的批评者推到了反对的一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治。” 对于当局强调说要推动发展的“软实力”，章立凡认为那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外弘扬国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程晓农：共产党的鸵鸟和大棒子政策* 留美学人程晓农针对胡锦涛的讲话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最警惕、最害怕的就是民智开启。因为在共产党看来，从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算是外国文化，不算西方文化，让共产党感到难过的是那些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观正在民间普及，特别是在网民的潜意识里一点一点生根。所以尽管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社会状态，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仍然是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另外就是再加上大棒子，谁说实话就往谁脑袋上敲。” *穆磐石，刘军宁：中国当局希望维稳* 美国圣母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穆磐石教授（Peter Moody）就胡锦涛讲话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共产党想要的就是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共产党希望人们闭嘴，只做共产党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不要惹事生非。很显然，共产党希望在18大召开前尽可能地维持中国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在北京，学者刘军宁就胡锦涛的讲话说，领导人这样讲话，主要目的还是想维护稳定：“我想还是维稳吧。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落脚点还是在维稳。” 至于维稳能否长久下去，宪政学者刘军宁认为这对当局并不重要，因为胡温二人任期将满，他们要做的只是“圆满到站”，然后“下车”。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作者： 余以为  |  评论(23)  | 标签: 时事观点 刘军宁发微博支持韩寒，我宣布受不了了。我跟着他走向自由主义，又走向保守主义，刘老师别跑得太快了。韩寒三篇文章其他毛病无伤大雅，但是他那番素质论实在接受不了。 所谓素质是后天习得的能力，我也可算作素质论者。韩寒认为素质高适合民主，素质低适合专制。我认为素质高适合专制，素质低适合民主。下面用事实说话，列举中国人具备而民主国家不具备的素质： 要有读懂话外音的素质以适应言论管制，秘书帮基本具备。 要有骗完一次又一次而继续相信的素质，新闻联播观众都具备。 要有国库任你掏而不掏的素质，尚未双规的干部大多具备。 要有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而不过问的大方素质，几乎所有中国纳税人都具备。 要有人妻任你欺而不欺的素质，尚未双规的干部大多具备。 要有自己老婆被领导欺负而不生气的素质，女公务员老公大多具备。 要有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自己武装到牙齿却不作威作福的素质，还在台上的大多数干部都具备。 要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冤屈不上访，打死不讨尸的素质，屁民都具备。 要有害死无数孩子、成人而忍心的心理素质，三鹿、蒙牛、假药、地沟油作坊都具备。 要有吃遍三聚氰胺、黄曲霉素、地沟油、假药而不死的身体素质，还活着的中国人基本具备。 …… 中国境内素质低得不适合专制的只有乌坎等极少数农村地区，还有被管制起来的一小撮人，这其中还有部分疑似精神病人。要说我素质低得不适合专制，打死我也不承认，发发牢骚不算低素质，要死要活才是低素质。我说韩寒素质太高适合受专制，绝对是奉承，不是反讽。 韩寒这句话说得很对：“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卢旺达人在专制制度下就乱哄哄的，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绝后。连专制制度都适应了，民主到来以后的质量必定超英赶美。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3 个评论 余以为的最新更新： 孔子赞同人殉？ / 2011-12-27 11:29 / 评论数( 6 ) 改良的目标是革命 / 2011-12-26 14:19 / 评论数( 5 ) 邀请金正恩当中朝君主 / 2011-12-21 12:58 / 评论数( 11 ) 成都前景优于重庆 / 2011-12-15 00:26 / 评论数( 21 ) 废娼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思想 / 2011-12-12 18:51 / 评论数( 23 )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共产党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80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但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阅”。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 ?’‘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7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去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成了一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十年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略】—— 　　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这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这个事件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事件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江泽民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国家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党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党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不再有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共产党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共产党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共产党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 　　记者: 潘卡奇.米西拉(Pankaj Mishra) 上次为纽约时报的期刊写的文章是关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 他最近的出版的一本书是《西方的诱惑：怎样在印度、巴基斯坦、西藏以及更多地方成为现代的》(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 　　——————- 　　原版载http://wen.org.cn/modules/newbb/viewt … p?topic_id=17&forum=1 　　2006年10月15日 　　《纽约时报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