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文集

　　1985年1月22日 　　 　　上午写完给《镜报》的文章，基本写完《民主与法制》的约稿。下午，《人民中国》的曹复同志来补充采访。下午和晚间，看我的评论集和研究专集的文稿。 　　 　　又降小雪。这大约是去冬以来北京第四次降雪了。近年来北京常常一冬无雪。无雪的冬天，简直像秃头的少女一样令人不快。 　　 　　饭后散步五分钟。觉不出首钢对这一带空气的污染。昨天，当我忘记自己置身何地时，竟觉得空气清鲜得很，还有一丝甜意呢。可见人的感官是不可靠的。灵敏性往往低于其他动物。 　　 　　1985年1月23日 　　 　　杨XX来。三天前，是他电话中声音的异常频率感动了我，我便不加思索地决定请他到这里面谈。他走错了路，整整费了三个半小时才找到这裹。 　　 　　是个可爱的青年，三十二岁。原二炮战士，复员后在本乡任民办教师。看不惯打骂和鱼肉乡民的大队干部，他检举了那个坏人。结果招致残酷报复，孩子遭到毒打，两年后仍不能上学。医药费用掉五、六千元。到此为止，是个很普通的故事。 　　 　　该县“揭批查”期间拿掉的五百四十三个有问题的干部，除一人病死外，现在又全部上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那个专区的拿手好戏──浮夸风，仍在上演。全县工业产值夸大了好几倍…… 　　 　　“我一直在找党，”他说，“到哪里去找呢？有点像神，无所不在，又找不到。”他上访过几级纪检委，连省委副书记都见过了。他有些失望，说那位书记缺乏感情。 　　 　　他还没有绝望。我当然得批评他关于党和神的错误想法。我又发生一次失误──答应他，我要去那个县采访。远的不说，去夏以来我已答应过江苏的徐州、湖南的慈利县、河北的石家庄市、河南的信阳市一些同志，我要去采访。为什么今天又一次轻易许诺呢？多半是去不成的。但我绝不是骗人，当时是真心实意要去的。 　　 　　他让我留言，却没有一个本子。一起到军人服务部，我赠他一个日记本，题赠两句话。 　　 　　他高高兴兴走了。我心情也不坏。因为他说他不想继续打官司了，要去从事实业、集资办个砖窑。我问他可有燃料？有销路？能赚钱吗？他说有，能。还说赚了钱要先使本乡农民富起来；有了更多的盈利时，把钱交给我，帮助为人打官司。 　　 　　不要再上访，本来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劝告，不料他不等我劝告就决定放弃上访生涯了。去年以来，我已经劝告过三、四个人，还是去干点实事吧，，不要上访了。冤情和损失怎么办？“暂忍一时吧。”但真正听了我的劝告的，至多只有一人──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的那位姑娘。她倒是答应了，也接受了我为她写的一封信，但其后下落不明，最近又寄来一份打印的状子，所以很可能并未中止上访。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3%80%90%E6%88%91%E7%9A%84%E6%97%A5%E8%AE%B0%E3%80%91%E2%80%94%E2%80%94-%E5%88%98-%E5%AE%BE-%E9%9B%8118.html#more-37714

　　1985年1月21日 　　 　　终于逃出家门，躲到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里来。从这里给朱洪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去邮局问，答曰一样不通。也好，这就可以真正隐居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连系，不正是我实行“狡兔三窟”的宗旨吗？ 　　 　　人这种动物也怪，在家闭门写作，很难实行敲门不理的方针。老是于心不忍：人家大老远来的呀，说不定是为了件大事呢。在办公室不接电话，也难。可是一进入第三“窟”，便心安理得了。其实不是照样每天会有若干客人失望而归吗？ 　　 　　终究不是个办法。成袋的来信没时间看和覆。写信人是抱着殷切希望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已经采访而无暇写作的，已经答应(有的已三年了)而不能去采访的，以及手头现成的题材和线索，都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了。 　　 　　“你需要一个十个人所组成的班子。”记不清是国胜、文洲还是克夫说的了。实际上他们三人近两年已经分去我不小的负担。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体制，自行发现和满足它的需要。在美国，社会可以通过版税给一个作家或记者提供他进一步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一个记实文学的名家写出一部畅销书，本人的生活条件，他雇用秘书、助手、侦探和律师等工作必需的开支，就可以解决了。简言之，金钱自发地解决这一切需要，而无须政府过问。这并不理想，因为迎合社会低俗趣味的作者也能发财，虽然他的作品不见得有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应该有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体制。至少，我们那些在地方党委、纪检委、信访办、检察院、法院裹工作的同志，应该不必使公民和干部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找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记者。至少，当这个记者并非出于自愿而不得不过问本属于别人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时，不应受到责怪吧？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3%80%90%E6%88%91%E7%9A%84%E6%97%A5%E8%AE%B0%E3%80%91%E2%80%94%E2%80%94-%E5%88%98-%E5%AE%BE-%E9%9B%8117.html

　　1985年1月17日 　　 　　三位女士到我家来，为一位并无私交的男士在婚姻问题上遭到的不幸和灾难倾诉不平。又是一个“陈士美”！“陈士美”简直成了中国的土特产。 　　 　　我的感叹并不是一时冲动。这个余XX若不是一个多才的博士研究生，就不会成为“陈士美”。看来，不仅写小说会为一时政治需要而把生活塞进一个既定的框子里去，有的司法和舆论机关也在进行这样的创造活动呢。 　　 　　故事也很简单：一个一贯勤奋学习、工作，主持和参加过几个科研项目，受到市和中央部的奖励和得过科技成果二等奖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的人，在即将取得学位时突然身陷囹圄。原因是夫妇不和。 　　 　　最初，罪名是“虐待罪”，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 ，判刑一年半。双方不服。进一步查证，没有查到新的事实，倒查清了没有虐待罪，还查明女方有一些错误行为。区法院重新开庭，审判长在法庭上回答律师“本庭只审理虐待罪，不审理他案”，可是后来却突然改判余XX为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那时，该市正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月”活动。 　　 　　丈夫确实打过妻子，但妻子也不断打过丈夫，还虐待亲生女儿，女儿还把她母亲给告了呢。妻子四处散布和指控丈夫不忠，与一女性“长期通奸”，而那位妇女经查还是处女，这位妻子却在离婚前很早就在向多人求爱了。 　　 　　余XX在申诉书中写道：“……二年多前的家庭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剥夺我的反诉权利。我不愿相信区法院和中级法院负责人与杨XX有什么默契，更不愿相信法院的负责人会以权谋私。但一年多来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与杨所宣称的要毁掉我的一切，竟是如此地一致！” 　　 　　一个公安人员说：“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博士研究生，所以要抓住你做典型，严惩你。”余XX不能不相信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无业的、因盗窃先后两次被劳教过的人，真正犯了伤害罪，只判处拘役六个月。 　　 　　这是找到我家门上来的第五起情节相似的婚姻案件了。一九八一年我采访的中国医科院研究生陶海南，就是以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考取研究生后抛弃发妻等罪名而在毕业前夕被取消研究生资格的，中央科技干部局和记者早巳查明夫妻关系的破裂早在新婚之初，与研究生身份无关，但仍然被搞得声名狼籍，至今不能恢复名誉。 　　 　　托尔斯泰的原理须要加点修正了。不幸的家庭也有彼此十分相似的。五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初，女方也许还并不愿家庭破裂，但后来则下定决心不计一切非把男方搞臭搞垮不可，根本无意重新和好了。受到损失的则不仅是一个家庭，还包括男方为之献身的事业。 　　 　　妇女在许多事情上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应该同情。但现在看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至少从这五个案件看来，男人未必经常是强者了。这是一个值得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律学注意的题目。那些出于维护妇女权益、维持家庭安定的目的而在这些案件中站在女方一边的人，最终却促使尚可和解的家庭走向破裂；毁掉两人的事业和幸福，也值得一思。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3%80%90%E6%88%91%E7%9A%84%E6%97%A5%E8%AE%B0%E3%80%91%E2%80%94%E2%80%94-%E5%88%98-%E5%AE%BE-%E9%9B%8116.html#more-37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