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7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7 17:22:29 日本地震引发问题研判 标签： 日本地震 ●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 【编者按】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强震和海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引起普遍恐慌，并促使国际社会全面反思。抵御自然灾害，维护非传统安全，成为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如何克服过度汲取型发展路径的弊端，规避重大隐患，则是日本核危机带给人类的沉痛教训。 这次复合型的灾难，不仅重创了日本经济，也对菅直人政府的执政能力形成严峻考验，必将引起日本内政外交的深刻变化。为研判日本地震及核危机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冲击及对我国的可能影响，《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1年4月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各界的思考和争鸣。会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李晓宁先生担任嘉宾主持。 李晓宁：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日本地震引发问题研判。这次日本地震震出了很多问题，应该深入地讨论一下。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日本发生了9级地震、大海啸，还有核泄露危机，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雪上加霜。由此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包括国际关系的变化。杨伯江教授，请先讲讲你的看法吧。 杨伯江（国防大学教授）： 我谈谈四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日本官方和媒体都使用一个词——东日本特大地震，这个概念首先就有问题，有两点应该做一下订正：第一点，这是一次复合型的灾难，海啸造成的直接损失要大于地震，而核泄露对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地震本身；第二点，这不仅是天灾也是人祸，如果做一个比例分割的话，大概是四分天灾，六分人祸。它本身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在救灾过程中人的因素加重了灾难，反映出来很多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当然主要是日本战后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政-官-财利益互相捆绑，导致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监督管理严重乏力、无效。 第二是日本走向如何。从有形的角度来看，这次灾难确实让日本损失很大。特别是这次灾难复合型的性质，决定了震后恢复重建恐怕不太可能重复1995年V字型的轨迹，即靠重建拉动经济回升。因为灾难本身很复杂，包括重灾区的位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震后恢复的轨迹不是V字型，而是U字型。它对日本的打击，不仅是毁了多少生产线，造成多少农产品的损失，而在于对一个模式和体制的破坏。从无形的角度来看，程度更深一些。日本官方在应对这次灾难过程中的表现，让人们对日本的国际公信力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从对内来说，东日本地区受灾最严重的主要是三个县，面积大概是四百到五百平方公里，特别是福岛两个核电站周边地区可能会陷入经济荒漠化的状态。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就是污名效应，像人一样，一旦你的名声坏了，以后谁都不跟你接触了。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受核辐射的影响，这里生产的产品外销很困难，而外来的投资也会迟疑不决。因此考虑到长期发展特别是职工的健康，原有的企业会迁出，新的企业不会落户，这地方就会出现长久的经济荒漠化现象。当然这个评估要有一个分寸的把握，也不能过度。这个地方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几次投资浪潮，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是一次，1995年震后重建是一次，企业为了压低经营成本而迁到这些低工资的地区。东日本不是生产智慧的地方，而是生产汽车等产品的地方。另外，日本农产品产量的降低，也是值得重视的。总而言之，对灾后评估要充分，同时要把握分寸，不能夸大。 第三，从日本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关系这个层面来看，恐怕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心理如果用一组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敏感而脆弱的。它会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国内事务上，包括国内救灾和重建问题。所以日本对外的姿态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一个内敛的趋势。而周边国家基于国际交往的道德准则，一般不会主动触发和日本的敏感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可望在一定时期内呈现一个平稳、平静的状态。比如日俄关系，估计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再登北方四岛，日方领导人也不会挑起事端。但是从日本对外战略这个角度来说，恐怕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追随会由此而进一步加深。民主党自2009年上台以来，在对外关系中注重日美对等，而现在转向国际协调，就是和美国之间的协调，海水排污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另外，在这次救灾和接受外援的过程当中，它的对外战略心态也是非常明确的。中方向日本提供了很多设备，派了15个人，而台湾地区派了28个人，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心态的问题，也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军事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在震区的北边，就有日本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美国驻日本地区最大的情报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这两天日本的主流媒体发表社论，提到了这次驻日美军协助日本抗震救灾的事情，包括在海上寻找遇难者的遗体。协助日本救灾并不是美国对日本承担的条约义务，日美安保条约和新修改后的安保条约都没有这样一个义务，但是美国这么做了，下一步，协助日本抵抗自然灾害，维护非传统安全，会不会成为美军驻日的一个新理由？这个事情是带有趋势性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国家间关系模式，特别从大国关系来看，这次事件也会有影响。首先是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影响力恐怕会因此事件而进一步受到影响。比如说日本对美国的战略趋同问题，既然对美国亦步亦趋，那么必要性在哪里？同时这次事件对于安全观念也有影响，我们知道9•11是一个事件，3•11又是一个事件，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两个事件有很大的可类比性。它凸显了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即利益共有的这一面，在非传统安全比如自然灾害面前，大国更多面临的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冲突。在安全观念上，它让人们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特别重视恐怖主义以外的东西。在此之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国对于传统安全的强化达到顶峰。但是这次事件，又让日本重新面对现实，在重视传统安全观念的同时，还要重视非传统安全观念，重视本土安全。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将更多地考虑以后怎样能够确保应对有力。 最后一点，这次灾难对国际核安全机制会有一定影响。首先3•11事件发生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指责，1957成立的IAEA有七条责任和义务，但是不包括强制安全检查这一条。近些年来，在朝核、伊核问题上，美国更多是通过IAEA来起作用，好像IAEA是应该这么做的，这是一个误解。IAEA通常把焦点对准欠发达国家或者失败国家，然而对于日本这样的高度发达、掌握一流的核能技术的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列入检查范围？再就是检查机制的矛盾，IAEA把焦点对准涉嫌开发核武器的国家，但是对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相应完备的检查机制？值得庆幸的是，IAEA已经发出通报，在六月底之前，要召开各国核部长会议，就是主管核能工作的部长级会议，同时还有一些专家会议，探讨如何加强核安全机制的问题。不过我觉得3•11事件对各国能源战略不会构成根本性的影响，核能利用的方向不会由此而改变，但是它的速度、力度、进程可能会由此放缓，尽管还是朝那个方向走，但是步子恐怕要迈得慢一些。3•11以后，各国包括我国在内，对计划中、已上马的核电项目进行部分冻结和加强安检，根据情况再做安排。我没有做详细的统计，大致各国宣布的这一类项目的总数在250个左右，比如我们国家冻结了28个。世界范围内的核能利用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包括一些新兴国家都在加快核能开发战略，比如埃及、越南分别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签订了核电站协议。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世界经济已经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整体复苏良好，能源需求必然呈扩大趋势。这时候能源问题怎么办？其他替代性新型能源还不如核能那么成熟，比如风能发电就很不稳定，而且没有办法进行大范围联网。恐怕核能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李晓宁：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核能协会的冯毅副秘书长，下面请他从技术层面讲一下日本核能利用以及这次核危机的深层问题。 冯毅（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研究员）： 首先我简述一下世界核电发展以及日本核电的概况。截止2010年11月底，全世界共有441台运行中的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74亿千瓦，生产了全世界16%的电力。目前，全球有65台建设中的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6210万千瓦。全世界有29个国家加上我国台湾地区有核电。美国是第一核电大国，有104台机组，总装机达1.04亿千瓦。法国核电排名第二，有58台机组，总装机达6313万千瓦。日本核电排名第三，有54台运行机组，总装机达4682万千瓦。俄罗斯排在第四，其后是韩国、印度、英国、加拿大。我国运行机组13台，在全世界排第11位。从世界核电厂分布图可以看出，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核电先在北美，随后在西欧、东北亚地区发展，形成了三个核电的增长极。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东北亚的核电增长迅猛。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东北亚核电发展的领头羊作用，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模范生，而偏偏就发生了福岛特大核事故，整个国家受到重大打击。从核电在发电量中的份额来看，法国占到75%以上，整个西欧是30%，韩国是34.79%，日本是28.89%，美国是20.17%，全世界是16%。我国核电去年底刚突破一千万千瓦装机，发电份额为1.77%，是很小的。从核电的机型看，全世界441个反应堆，按容量算，压水堆占65.4%，沸水堆占22.4%。全世界具有核燃料循环能力（包括转化、浓缩、燃料制造、后处理等能力）的国家共有19个，其中就有日本。 关于日本的核能利用情况。日本首台商用核电厂于1966年投入运行，1973年起开发核能成为其国家优先战略。近几年，50余台核电机组提供了日本近30%的电力。按计划，该比例在2017年将提升到40%左右。同时，日本拥有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设施。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核电走过了引进技术、积累经验、技术自立、开发新一代轻水堆的四个阶段。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中期分别是日本核电建设的两个高峰，同时在建核电机组达16台左右。在日本的东北地区有五个核电基地，包括：东通、女川、福岛第一和第二、东海等核电站。此外，在青森县的六所村有一个从法国引进的商用后处理厂，2007年投入商业运行，年处理能力800吨，可以回收约4.3吨反应堆级钚。本次大地震后，该设施外部电源丧失，应急柴油机启动。鉴于钚的毒性，业界十分关注该设施的安全状况。在日本的电力生产结构中，核电占30%左右、煤和天然气各占25%，石油和水电各为10%。石油比例逐年减少，煤电在增加，水电基本稳定。 下面报告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情况及影响。 基本情况：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6台机组，总体偏老，分别由美国通用电气、东芝和日立负责建造、供货。一、二号机组分别于1971、1974年投入商业运行。反应堆和乏燃料储存池内装载着大量核燃料和乏燃料组件。其中的三号机组中有铀钚混合氧化组件。 事故基本过程：3.11里氏9.0级大地震发生后, 其有效影响范围达到两百公里半径的范围，福岛第一核电站距震中约173公里。地震发生后，正在运行的一、二、三号机组实现了快速停堆，在外部电源丧失的情况下，几个机组的应急电源快速启动。大概一个小时后，次生的巨大海啸高速冲向福岛第一核电站，巨浪高达14米，整个核电站构筑物在强震和海啸的双重打击下，内部应急电源迅速断掉，使堆芯应急冷却系统丧失了功能。在约占总热功率6%左右的衰变热的作用下，三个反应堆相继发生了失水事故，高温下锆水进行反应，产生的大量氢气在构筑物内聚集。3月12、14、15日，累积达到临界体积后，四个机组在不同位置分别发生了氢气爆炸，破坏了反应堆厂房，造成了大量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事故迅速升级到场外综合应急状态。居民撤离范围不断扩大，达到20公里半径；30公里内的居民需在家中隐蔽。撤离的居民达38万人。持续的失冷使堆芯局部熔毁的共模事故不断恶化。据了解，反应堆堆芯熔化，一号机约75%，二号机约30%，三号机约25%，四号乏燃料池也发生了组件破损。为什么这两天在很远的距离，竟测出核物质钚-239和锶-90？氢爆时把核燃料炸出来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三号机组的铀钚氧化组件的破损引起了广泛关注。放射性核素碘-131、铯-137是气溶胶形态，具有很强的挥发性，在局地气象和高空风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放射性烟云，使污染面积迅速扩大，波及了日本多个地方并进入了食物链。在事故后10天左右，形成了全球性极微量扩散和影响。尽管从反应堆外围实施了注水作业，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大规模海水冷却作业直接造成了二次污染。约6万吨高放射性污水充满了厂房底部和基地管沟，一方面阻止了抢修人员进入厂房恢复设备功能；另一方面，高放污水向地下和海边渗漏，扩大了事故的态势。总之，事故已进入“堆芯需要冷却、冷却产生污水、污水阻止抢修、应急冷却系统功能不能恢复”的怪圈，造成了事故长期化的趋势。现在事故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堆芯衰变热大体上低于热功率的0.37%，但绝对值也不是个小数，冷却的任务十分艰巨。按照行业的一般看法，可能五年后可以基本不需要用水冷却。 事故后果：一、二、三号机组的堆芯损毁；四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燃料损坏（三号疑似损坏）。二、三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泄漏（气密性可能被破坏）；二号机组安全壳损坏并泄漏。3个堆芯和三、四号乏燃料水池中的放射性物质向大气释放。4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太大，足以被定为七级特大核事故。实际上这两天虽没爆炸了，但是低烧不退，放射性物质仍持续释放。 日本政府的撤离决定很有意思。从应急待命、厂房应急、场区应急到场外应急，早期是10公里以内，后来扩大到20公里，再后来是20-3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的居民隐蔽。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更大范围里发现了污染异常，但日本政府不愿接受，怕引起更大的社会震动。据了解，如果撤到50公里，可能涉及几百万、甚至近千万人口，如果撤到80公里外，可能是两三千万人。日本是个岛国，它没有纵深。但是按照各国的强制性标准，有一个限值，超过了就应该撤离。否则，对零到十五岁儿童的影响会较大，如甲状腺病的比例可能会升高。 核事故当前状况：事故未得到有效遏制，状态还没有稳定，应急抢险仍处于关键阶段。3个反应堆未能恢复正常冷却功能，继续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物质；亟待向压力容器持续注水冷却；厂区高放射性废水的产生和泄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日本和周边国家更长时间将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六万吨高放废水，非常危险。因为余震不断，厂区管沟从工程技术上来讲，没有很强的密封性和抗震性能。大概10天前，在厂区里面打了15米的井，测得地下水已经超标四万倍，废水向海洋的泄漏也是个大问题。当然，日本向大海排放原来存的1.3万吨较低放射性水，也给国际社会出了个难题。日本是个发达的海岛国家，它的放射性水的排放标准是偏严的。即使超过其标准100倍，只要海水流向处理好，经过大海稀释和自净，这部分水本身没有不利影响。当然，如果超过豁免水平一百倍而没有通报，就违反了相关国际承诺。 李晓宁： 冷却系统全瘫痪了，只好直接往反应堆里面注水，直接传导热量，可是这些水又被核污染，成了麻烦事。况且地震震得到处是裂缝，这些脏水很容易漏进地里、海里。东京电力到4月14日还拿不出解决事故的路线图。是不得已吗？你们分析过对土壤和洋流的影响吗？ 冯毅： 分析过，高放废水如果泄漏出去的话，这个影响是长期的。余震不断，地下水污染难以逆转。太平洋是全世界的，你不能说2000公里外污染不到我，你就不吭声。根据海洋局专家研判，目前事故区域的洋流是向东走的，三四个月之内不会到中国。但是五六个月之后洋流转不转向？现在也不好判断。 我再讲一下这个事故的后续走向。现在普遍估计，整个福岛核电机组包括堆芯和乏燃料的总量，假定它不泄漏出来，也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的十倍。堆芯低烧不退，再加上地下水、海洋的污染，基本是这样一个持续的状态。目前东京电力应该有救灾路线图，但可能吃不准，因为余震不断，所以它现在不敢拿出来。首先要做管沟排水、恢复冷却系统、额外建冷却系统等工作，估计最快得三到四个月。其次是厂区土壤、水体等的污染处理，包括30公里半径以内的去污工作，让长期工作、生活的人不会受到污染。30公里半径以内的土壤、食品、食物链全部要进行去污处理，工作量巨大，至少需要半年时间。第三步，设施退役。国内把日语这个词翻译成“放弃”，不准确。被污染的土15米以下都超标4万倍，不管往下挖多深，都得把放射性物质处理掉。经过三个阶段，恢复到建设核电站前的水平，我估计得15到20年左右时间。 另外，刚才杨教授也提到了污名效应。核事故造成了很多不可逆的过程。地震，房屋塌了可以再盖；海啸退去了，可以重建家园。但是核事故10公里半径之内的居民不会再回家了。这意味着大面积的国土将撂荒。同时，受核辐射影响区域的儿童，甲状腺病患病率会明显提高。此外，核能经济的外部性，还包括人们的心理恐惧。核能既能造福人类，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只有通过各种制度的建设、完善技术措施、工程屏障和管理规范，才能抑制其消极作用，实现科学利用。社会公众对核的恐惧主要是来自于核辐射。核事故灾难，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是长期的，特别是撤离区的人们可能永远不能重返家园。高洪教授曾指出，日本是一个流动性比较低的民族，同一姓氏的人可能在一个村住了好几百年，现在日本政府要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整村整户搬过去，肯定会受到别的地区的排挤，产生社会问题。 这次很多公众质疑，核电这么不安全，为什么还要用它？实际上，在受到海啸袭击的500公里范围内，仍然屹立的建筑屈指可数，核电建筑的确是人类建造的最坚固的建筑之一。东京电力承担了地震、海啸、核事故三重叠加的社会压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高洪教授认为，地震损失是一的话，海啸至少是三以上，而核事故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则很可能是六。如果核事故再持续三五个月得不到有效控制，弄不好损失要超过十。 这次核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的冲击可能超乎想象。像这样多种灾难叠加的事故，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核事故首先会导致日本能源政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核电站提供日本三分之一的电力，现在出大问题了，实现核能与环境、社会的和谐相处，将会十分困难。其次是电力供给出现问题，对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来说，各种制造业在短期之内会受到沉重打击。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世界这一轮核电复苏是一个致命打击。目前，像德国、瑞典等国家已经准备弃之不用。经过二十年的恢复，全世界核能新一轮的复苏已经接近春天，预计有近60个国家要搞核电，准备在20年内建设250个反应堆左右，30年内达到450-500个左右。福岛核事故后，我估计80%的市场预期会消失。当然，大多数有核电国家的政府的表态都是十分谨慎的。一般强调三条：第一，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政府要审查标准，要加强监管；第二，核电的地位不可轻易替代；第三，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开发出更安全的、让老百姓更放心的核电技术。 日本在产业分工上是我们的上游，中日互为贸易大国，因此，日本核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不可小视，值得认真研究。 最后，简单报告一下我国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以及今后我国发展核电的一些初步思考。3月16日，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核电安全放在第一位，并提出四条措施。这次核事故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以往核灾难的范围。尽管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很发达，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超出我们的认知领域，特别是随着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和数字化的应用，受到打击的时候反而更加脆弱。 发改委谢振华副主任到澳大利亚开会时表示，日本因地震海啸引发核电站危机，将促使中国调整自身的核电发展计划，但中国发展核电的总方针不变。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以后，进一步完善核电规划，下一步会发展得更好。另外，张德江副总理强调，中国发展核电必须要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安全第一的原则，二是技术先进的原则，三是质量可靠的原则，四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他还指出，核电是世界科技文明进步的结果，核能的和平利用，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贡献。 我们对核的定位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战略安全需要，美国的定位也是一样；第二，是经济安全需要，主要是从能源多元化的角度来考虑；第三，是科技创新的需要，核能是科技创新的重大推手，核能利用对材料温度、压力控制、速度的要求，挑战了很多极限，推动了有核国家的工业文明；第四，是环境保护的责任，除了节能减排以外，所有核大国在开发核能的同时都或多或少污染了自己的国土，要找到更有效的手段，对子孙后代负责任。 别人的教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按照规划，到2015年我国核电装机将翻两番，达到4000万千瓦，今后10年每年的开工节奏呈现递增的趋势。这次事故以后，各省非常紧张，老百姓害怕，福建福清的老百姓已经闹上了。原来地方领导希望通过核电拉动GDP，每年税收至少4个亿，同时建设高峰还拉动了就业。出了事故以后，各地在核电开发的态度上会有一些转变，特别是核设施周围三到五公里的居民很紧张。我国当务之急是总结经验教训，适当放慢核电发展速度是必要的。好好评估我们核电站的系统、设备、部件对多种自然灾害的叠加的抗击力行不行。另外，现有的预防措施怎么样？这次福岛核事故最要命的是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丧失功能，氢爆比较厉害。 从核电管理的角度看，这次日本核事故背后隐藏着企业制度的问题。举个例子，多年来日本核电公司以什么为自豪呢？就是人少，竞争的压力小，百万千瓦的机组，东电只有520个人，成本低。不断压低成本的管理导致什么？实际上一个核电厂就需要七八十个人值班，除掉高级管理人员，真正在一线运行的人有多少？东电大量采用业务外包。大部分东电的员工超过50岁，是做管理岗位的，而事故救援要的是技能岗位，东电50死士连辐射都不会测。正常情况下，分包商会跟你签合同提供服务，但在抢险救灾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去的。 事故救援的效率也值得反思。这次不论是信息的通报还是救援措施的采取，效率都比较低。中央指挥不了地方，地方政府也指挥不了企业，各行其是，没有做到统一指挥。平级之间也协同不了。3月12日一号机组发生氢爆的时候，首相没有得到及时报告，信息不畅通。美国航母前去救灾，正好穿过放射性烟云，17个士兵遭受轻微核辐射。好朋友来帮忙，都没有得到日本及时通报，可见信息混乱多么严重。 宫内雄史（东京大学驻北京事务所所长）： 就福岛核电站的位置来说，气流和风基本往东向太平洋方向吹，部分往北或往南吹，而西面是山区，目前陆地上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是核电站附近的北边、南边。日本近海的海流从这一带开始往太平洋方向流，因此日本的南部、西部不会受直接影响。还有，地下水是很分散的，没有大的地下水系，基本都流到海里。这此事故虽然非常严重，但那里的污染物到不了日本国内广泛地区，就到太平洋。 东京电力公司可以说是日本最好的企业之一，进去的都是优秀的人才。东电下面还有关联公司承包工程，企业的模型是稳定的。不过它和一般的企业不一样，没有竞争，是垄断的。一般的企业经常碰到竞争与危机，企业经营层和员工都有遇到问题如何解决的经验。东电在国家保护下非常稳定地发展，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信息传得比较快，运行也很有效。这次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不能够马上应急，不能立刻作出反应。一般企业能做到的事情也做不了，所以比较乱。乱到什么程度，还要经过仔细分析才能知道。 李晓宁： 我一直对日本的管理非常赞赏，特别是丰田精细管理，我在波音公司看到过这种管理的效能。然而，这次福岛事故发生后，一个多月乱七八糟的状态，颠覆了我们很多人对日本管理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碰到灾难，日本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指挥部与东电公司怎么会搞成这样？ 宫内雄史： 很多信息都不全面。一般企业的话不会出现那样乱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不到的状况不可思议。东电几十年安全成长，公司上下都是常规的事情可以做到，不常规的紧急事情好像比较乱。有一个小的例子，福岛第一核电站原来配备的辐射检测仪器，被海啸冲得只剩350套，现场工作人员500人，部分人员没有监测仪器。这是事故发生后第三个星期的事情，媒体报道后当天就解决了。他们完全可以从别的电站调来，但就是做不到。如果一般企业的话，半天就可以做到。 李晓宁： 日本救灾应该开放，对周边国家开放。灾害面前日本要看跟谁是邻居，谁能帮你的忙？我们是利益相关者。中国政府一再提出支援，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太愿意接受？ 宫内雄史： 我也不清楚日本政府具体什么考虑。日本政府只是请求过美国、法国方面的帮助，因为多头帮忙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决问题。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多头帮忙包括多方沟通，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首先，这次日本经济到底受到多大的损失？3•11事件是一次复合型的灾难，海啸带来的灾害大于地震，而核泄漏带来的灾害又大于海啸。如果仅仅是地震和海啸，存量和增量的损失比较容易计算，但是核泄漏造成的损失在短时间内比较难以计算。目前日本各大研究机构，比如大和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智库都在计算损失，数据不太一样。日本政府给出的数据是16-25万亿日元，也是一个留有很大余地的估计。由于海啸冲走人员和财物，需要在一个大范围内搜寻才能得以统计；由于核泄漏的发生，人员的疏散导致受灾地区无法详细地统计损失情况。因此，每天都有新的数据，但每次都不是最终的数据。受灾的东北六县占日本GDP8%，虽然农业和渔业受到了海啸的袭击，但是从产值的角度看，主要还是零部件工业占得比重大些。如果没有核电事故导致的电力问题，日本的产业恢复能力应当是比较强的。这次复合型的灾难首先导致的是运输、能源、产业链条的断裂，均属于系统性问题。因此，直到现在，还很难准确地评估3•11事件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损失。 据日本媒体报道，500公里长的海岸线受海啸袭击，250个船坞受袭，有的彻底损坏，渔船损失严重，加上污染等原因，渔业受到重挫；农业损失为8500亿日元，主要是由于农田被淹以及养殖业、种植业因核污染造成的损失。日本东北地区本来是不富裕的地方，特别是海边住的多为穷人，受到海啸袭击死亡的人数中老人占相当大的比例。 泡沫经济后，日本跨国企业逐渐在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东北沿海地区设立零部件工厂，以“一社依托”、“Only One”为强项。地震海啸造成沿海一线的零部件工厂受损停产，如索尼公司关闭了东北部的6家生产厂。“一社依托”方式搭建的产业链因其唯一性而断裂，海外依靠日本零部件进行组装的企业减产，并导致产品涨价。据4月11日的一份资料显示，东北和北关东地区，半导体的电子部件占全国18%，其中许多“唯一”的部件占全世界比重也比较高，比如硅片的电解质、电解液（中高压电解质的一种材料，占世界产量50%）、橡胶弹性增添剂和汽车特殊涂料等。 宫内雄史： 东电的问题和产业链的情况还不一样。生产零部件的问题，现在部分断了，以后只需要一段时间，顶多到七月份就全部恢复了。 李晓宁： 现在要判断一下日本经济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创伤有多大？ 李薇： 我们每隔两天可以从三菱东京UFJ银行得到有关生产线恢复情况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日本努力恢复生产能力的动作还是相当快的。现在工业产能受制于电力不足。日本是个工业国家，依靠高技术产业立国，对电力的依赖可想而知；日本是技术大国，恢复生产能力不会成为问题。如果单纯是地震、海啸的话，只要工厂没卷走，一定能够恢复，而且日本人对自己的企业非常忠诚敬业，可以很快恢复。这些零部件工厂是竞争产业，与东电那样的垄断企业不一样。 这次事件的冲击充分证明了日本地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即先天不足，随时有发生地震海啸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3•11事件对日本今后产业链的调整会有很大的影响。零部件生产商会努力恢复生产，但很多大的跨国企业会重新考虑今后的产业链安全问题。除了产业链可能出现调整外，今后日本产业的空洞化肯定会加剧。日本企业会扩大海外投资的规模，加快零部件生产的海外转移，而且外资对日投资也会相对减少。总之，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有可能另谋出路，这个动向值得关注。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努力争取把日本高科技的零部件产业、材料产业吸引到中国来。在吸引日本高科技产业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因此，需要在提高工人的技术素质方面创造条件。 从长期看日本经济，除了上述产业转移等问题外，还有财政问题。财政困难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必须在恢复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安置受灾群众、重建受灾地区经济等方面拿出相当多的启动资金。而且，因核泄漏导致的损害赔偿将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东电能否负担得了应赔偿的1200亿日元还是个疑问，超额部分的损赔以及东电负担不起的部分都需要政府兜底。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将在2011年进行三次补充预算以应对上述问题。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动用养老金和减少此前承诺的育儿补贴以挤出第一次补充预算所需要的4万亿日元，之后将以增税以及设立赈灾基金的方式筹钱，还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增发国债。日本的国债余额将达到一个新高，国债的评级将会进一步下降。 今后日本经济将继续受到结构性制约。首先是日本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一直没能克服“后工业化病”。日本人既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也不知道如何克服那些“病”。这中间有过很多尝试，但徘徊多年，仍旧没找到适合今后发展的道路。其次是日本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没有成为开放性社会。日本因其保守性很难融入开放的市场，没有开放的胸怀，很难真正融入全球化。再次，日本财政日益走向依赖借债的深渊。复合型灾难对于财政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大地震发生前，日本2010财年（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总额预计达869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81%；日本政府提出的2011财年预算方案，将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总额提高至892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84%。2011财年的财政预算已经是历史上最高的财政预算，为92.4万亿日元，其中，44.3万亿日元要靠新发国债支撑，国债依存度达47.9%，税收为40.9万亿日元，新发国债首次超过了当年的税收。可以预计，3•11事件之后国家债务的比重将会进一步增加，三次补充预算将使日本财政更加难以回到正常轨道。 总之，日本国运到了一个转折点。所谓国运，是指这个国家的活力，日本已经度过了两个“失去的十年”，虽然它的经济总量比较大，国力底子比较厚，但是它确实会因结构性问题而逐渐丧失活力。 李晓宁： 日本搞那么多核电站干什么？它有很多核心产业必须大量用电，比如汽车制造业和造船业，没电怎么造车造船？能源地震比自然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大得多，一时算不清。正如宫内先生所讲，日本的恢复能力很强，但这回是结构性的错位。每个国家的核电计划都会依据本国的产业结构而定，日本发展核电就是想为自己的高能耗产业提供能源，它不想放弃。 宫本雄史： 日本的电力系统是分块的，每个电力公司是独立的。关东电力公司和关西电力公司的电都不能通用。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关东电力公司和东北电力公司。你刚才提到的造船业都是在西边的。 李薇： 日本是一个技术工业大国，它需要确保能源安全，核电站是确保能源安全的出路之一，日本不会简单地放弃核电。 李晓宁： 经过这次灾害，这个土地资源匮乏、人口密度高、没有能源资源、地震频发的国家发展核能的国策，可能进行新的战略调整，而不是简单打打补丁就可以了事的。 李薇： 现在看来日本政府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来做这样的选择。从我们平时得到的信息来判断，日本越是遇到灾难的时候，就越是趋于保守和内向，并且寻求保护。现在更是寻求美国的保护。美国军舰撤退的时候，我看了日本民众网上的反应，很多人表达了对美军的歉意，没有埋怨，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日本既然意识到它没有战略纵深，就更应该与周边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搞好关系，但是趋于内敛保守的国民与政治家很难有这样的判断力和执行力。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3•11事件和日本政府的关联，我想讲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日本政局，第二关于日本社会政治形态。首先是政局方面，地震发生之前，实际上民主党日子很不好过，特别是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党内有对立，外面在野党控制参议院，财政预算也很难通过，所以当时菅直人几乎撑不住了，大家都在猜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哪一根。地震发生之前，民主党的重要基地爱知县选区提出让菅直人辞职，否则4月10日的选举，可能有内讧发生。另外日本《文艺春秋》已经策划出一个四月专号，“菅直人拒绝退政，就只能国会自爆”，已经给他唱衰了。但是3•11发生了地震，大自然的地震把政治地震给“震住”了，所以政治对手之间被迫政治休战。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启动紧急救济机制，表面上朝野达成了一致，在救灾中出现一个很短暂的和谐局面。这既给菅直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也使日本民众增加了对政府执政的信心。地震发生后两周内，他的支持率是走高的，到了30%多，而且他也抓住机会，开始政坛上新的攻势，希望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抗震政府。民主党内部也有这样的声音，希望公民党和自民党领导入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一话题其实由来已久，是解决扭曲内阁，改善动荡局面的一个药方，但是这个药方毒性太大，没人敢吃。3月19日菅直人给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打了电话，邀请他入阁，希望自民党不仅出副首相，还出防灾大臣，这其实是菅直人情急之下自己作出的一个比较武断的决定，因为党内其他几个重要领导成员不知道，鸠山不知道，小泽不知道，前原也不知道。没想到自民党回绝了这一邀请。后来这个问题又几度成为新闻热点，认为又要出现大联合政府。 我个人认为大联合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实际上，对方断然拒绝他发出的邀请，有四点原因：第一，自民党虽然现在是在野党，但是毕竟过去半个多世纪独自把持日本政坛，东山再起、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日本的副首相跟美国副总统一样，名声显赫却没有实权，入了阁就是一个傀儡摆设，与其入阁，不如在野直接打击民主党；第三，救灾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过程，政治家不管来自新党还是老党，面对专业知识要求非常高的核泄露事故，只能依赖专家，但又难保自己判断是准确的，如果出了事，政府要负主要的决策责任，所以自民党几乎没有接受邀请的可能性；第四，自民党手里还握有一些能致民主党于死地的牌。 自民党的合作伙伴公民党是不能原谅菅直人的，因为菅直人曾经在国会开会时攻击过其宗教领袖池田大作，政治斗争之间使什么绊子都行，你说宗教领袖不好，那就是一个死结。自民党不敢自己入阁，它要拉上伙伴，免得自己势力太小，而公民党说菅直人不下台绝对不联合。所以，菅直人下台是成立救灾大政府的第一前提，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确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6月，曾经在自民党时期任经济产业大臣的二阶俊博，与几位国会议员联手草拟了一份法律草案，名为《推进海啸对策法草案》，当时正处于民主党第一届政府与第二届政府交班的过程当中，该议案被搁置下来。因为民主党交班时把这个法案压下来了，这样的事情现在没人追究，等到拿出来就是炮弹。 另外从整个民主党政府来讲，现在也有三个执政上的严重缺陷，当然这不影响民主党继续执政，但是对菅直人内阁来说是致命的。民主党在4月10日统一地方选举中输掉了，使民主党的士气受到打击，地方党部对民主党中央的支持受到了削弱。民主党是凭借着整顿公务员队伍为口号上台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连年的整顿也使公务员队伍士气不高。公务员队伍目前对民主党的支持远不如对自民党政权的支持，而且人才荒本身也是经济恢复重建的死穴。第三是核泄露迫使大量居民迁移避难，现在有4万多人，另外有17万人离家避难，人口流动的变化改变了日本现有300个小选区的人口构成。按照选举法，投票人必须在固定地方停留90天，但现在人口是流动的，这个不稳定性就给政党特别是大党选举时的票点造成很大不确定性。还有14000人失踪，原来法律规定失踪一年才能确认死亡，因为海啸是大灾难，现在有人提议改成90天，但90天无法判断14000人有没有选举权。2011年内，日本没有大选的可能，这对菅直人来说是致命的。首相虽有解散国会，将国会重新洗牌的权力，但目前无法行使这一权力，所以现在菅直人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可以预见的是，近期民主党还会继续坐天下。 李晓宁： 菅直人还坐得住首相位置吗？ 高洪： 现在拉下菅直人不费力，但把民主党请下台的可能性不大，真正的变数在于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强人会不会和自民党的政治强人走到一起，建立民族主义色彩更强的联合政权。 第二个问题，新国家主义言论喷发将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特大灾害发生以后，日本朝野痛定思痛，面对空前的自然灾害，最先发出声音的是新国家主义的言论。日本震后各种报刊出了很多专号，发声人不少是文化右翼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是最早发出声音的，而且得到一些回应，这些言论我不展开说了。他们借着地震攻击日本的民主政治，攻击日本战后以来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有更强势的政权出现。这作为一种思潮值得研究，也值得关注。当然，社会上仍然有相反的力量和声音，关于日本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主张和谐安康的声音还是很大的。日本很多著名的学者、文人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认为“日本可以优雅地缩小”，并不一定非得和中国争个高下，就做一个老百姓生活得很幸福的发达国家不也很好吗？这些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双方谁得到老百姓多数的认可，现在还难以判断。日本作为一个坚韧不拔的民族，面对什么灾难也不会一蹶不振，问题在于政府要正确地引导民众，提高对抗灾害的能力，不过这对菅直人来说是一个过苛的要求。 李晓宁： 我们做战略研究，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要有排序。我觉得日本这次地震，带来的核危机影响很大，而日本表现出的决策紊乱与糊涂指导思想更是要命。如何评估这次日本自卫队的表现？请纪明葵将军谈谈。 纪明葵（国防大学训练部副教育长，少将）： 我讲讲日本自卫队救灾机制的建设和运行问题。日本自卫队现有兵力27万多人。其中：陆军自卫队的编制16.8万人，分为五个军区，10个师1个空降师。海上自卫队兵力约4.45万人，战舰数量超过150艘，编为护卫舰队、航空作战集团、潜水舰队、扫雷队群。空军有4.75万人，869架作战飞机，17个“爱国者”地空导弹部队，装备发射装置120部。 自卫队吸取了1995年阪神地震救灾不力的教训，加强了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机制建设。那次他们错过了3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批评。日本自卫队按照应急处突的要求建立了中央快速反应集团，各连队成立了24小时待命分队，构建了陆海空自卫队紧急事态“统一运用体制”和指挥机制。 部队救灾建设的目标是：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一次可出动侦察机、救护机、运输机70架参与救灾，并在自卫队5大战区都部署了军医、护士、急救员组成的机动卫生班；海上自卫队紧急出动，可一次派出60艘军舰、50架飞机，所有港内停泊的正常状态军舰可以在4个小时内出动；陆上自卫队指定一支约2700人的部队作为救灾派遣应变部队，配备车辆约410辆、直升机约30架。部队可快速从武器库里取出救援装备：生命探测仪、音响探知器、瓦斯探测器、小型削岩机、液压千斤顶、背负式灭火器、救助诱导棒等专业化装备直接参与救灾。自卫队的应急直升机都进行过特殊的专业训练，依据数字地图和飞行航线，全面掌握了进入各街道、各村的数据，并经过抽样试飞，确保一次成功。 从这次应付地震和海啸的情况看，自卫队获取情报速度快。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东北方面自卫队在3点01分就派出直升机搜集灾害状况。海上自卫队的EP-3和UP-3电子战飞机直接升空，在地震发生42分钟后，把海啸情报直接发往情报中心。 自卫队指挥机构建全，平时就建有“军地救灾决策本部”。陆、海、空自卫队都向国家和地方应急决策本部派驻协调小组。 自卫队有较好的动员能力。一，三军在4小时内均出动了部分救灾力量。二，兵力出动率高，在36小时内调集了10万部队参加救灾，对于总兵力只有27万多人的日本自卫队来说，几乎出动了一半兵力。三，自卫队的高出动率，是在自身遭受海啸重创、复杂电磁环境下完成的，这非比寻常。 自卫队恢复通信能力强。自卫队使用野战通信手段在11日下午就开始恢复通信，不间断地向国家、地方提供通信保障，实现了首相以下各级救灾系统的通信与不间断联系。 自卫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防核生化能力，并把74式坦克前部装上推土板以清除障碍，开辟救援道路。 自卫队在救灾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高层指挥失控。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受灾严重程度日益明朗，内阁需要增派自卫队时，菅直人在没有征求防卫省意见的情况下，即做出增加自卫队救灾人数的决策，防卫省考虑到自卫队人员编制有限，本身担负着日本本土的防卫任务，一旦大量自卫队员长期投入抢险救灾，担心会出现防卫空白。内阁与防卫省之间的分歧，导致防卫省投入救灾的力量分散，逐渐增兵，迟滞了救援行动。在对核电站机组实施空中注水问题上，首相明确指示要求自卫队派出直升机，但防卫省考虑到自卫队员安全无法保证，而一再延误派遣时间。3月14日上午，福岛核电站3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保护顶被掀开，直到17日上午，自卫队的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才开始动作，从空中向第3、4号机组注水，失去了最佳救援时机，造成此次核事故灾害的扩大。这也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政府与部队之间缺乏信任度，危难时刻各打各的算盘。 从部队行动上看，自卫队反应速度慢。日本灾区两端的部队到达灾区都只有几百公里距离，在公路没有遭到很大破坏的情况下，11日下午发生地震，12日上午部队才出动，13日又增兵，逐步达到10万人，22日才动员起6500名预备人员，可见预备动员也存在问题。 自卫队缺乏应对核生化危机的能力。自卫队处理核事故经验不足，不能及时派出专业防化部队对核泄露进行判断和处理。在核电站事故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日本内阁、东京电力与防卫省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决策沟通机制。实际上，自卫队在处置核泄漏、核辐射方面没有预定方案，救灾乱作一团。 自卫队担任训练的部队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从地震到海啸的30分钟时间里，松岛的第4航空团和松岛救难队的黑鹰直升机没有升空，飞行员和地勤保障人员不知去向，18架F-2战斗机、4架T-4练习机、4架UH60直升机等被淹没。驻仙台的第二装甲师装备的90式坦克和配属的装甲车也有损失。 福岛的核泄漏事故暴露出核设施的脆弱部位，只要破坏核设施的散热循环系统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这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恐怖袭击的新目标，因此，反恐以免核威胁，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近年来我军参加处置事故灾难、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最近的海外撤侨等实践看，多样化、非传统的军事任务，牵动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大局，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稍有疏忽，就可能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带来被动。由此可见，军队应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指挥机制，组成军地联合指挥机构，对部队行动实施有力指挥；第一时间完成战备等级转换，部署兵力快速机动到位展开行动。 这要求部队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要有搜救、医疗、卫生防疫、通信和大型机械使用与维修、心理救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具有天文、地质、水利、工程、爆破、气象、航测等多种专业保障知识。具备处置核生化、防辐射、洗消、消防、压制井喷、修理或置换输油管线、恢复和保证电力供应等专业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要求努力提高部队的协调指挥能力。军队遂行应对突发任务，往往是与地方各种力量、部队内部不同建制、不同隶属关系的单位共同完成的，在参与力量上呈现多元性特点。部队应根据上级指示，在灾区建立军地联合指挥部，同时构建其领导下的责任区指挥所、任务部队指挥所。 军队参与应对地方突发事件，应综合考虑政治需求、法律要求、用兵权限和任务需要等因素，做到依法用兵、科学用兵、适时用兵。 李薇： 这次救灾以后，自卫队可能要加强这方面的装备与训练。 纪明葵： 它已经接受过一次教训，1995年耽误了救灾黄金时间之后，自卫队对非传统任务进行了调整，可结果还干成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高层指挥的问题。菅直人如果把这事派给自卫队，按照救援方案去办，恐怕不是这个结果。他自己调部队，部队根本不听他的。 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反应尚不明确，自卫队究竟派出多少人，哪个方向多少人，派遣的速度，救灾的能力，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但是日本社会组织不错，老百姓自发组织救援，在电视镜头上，很少看到有自卫队的行动。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日本地震、海啸、核泄露的复合型危机，我想从个人研究角度尝试性地做一个定位，就是至少从灾后情况来看，是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危机。世界上发生过很多危机，但是这样的产业危机没有发生过。产业结构转型也好、升级也好，通常是通过技术进步引起的，而这次是外部冲击，根本不是一个内生性的东西。如果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描述，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敌人，特别类似9•11，完全是外来冲击，对日本经济是外来冲击，对世界来讲也是由外因引起的产业危机。这种产业危机会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认真客观地判断。刚才李所长强调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日本经过小泉改革之后，大型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合理化的生存方式。合理化的生存方式就是，在这个集团中，供应这个产品或零部件的就这一家，其他的工厂不能替代。另一个就是它的库存量被压到最低限度。这主要是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面临三大过剩：一是库存和生产设备过剩，二是劳动力过剩，三是债务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进行了努力，重点是出口，在出口的过程中消化库存，压缩设备投资。现在它的设备投资接近于不足的临界点。而且，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出口的重点方向不再是美国和欧洲市场。当然欧美也非常重要，但是它出口的重点方向或努力方向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产品的标准和欧美不一样，这样它现有的技术就够了。它明确提出来，在新兴国家确立价格优势，用现有技术就可以了，比如在印度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日本国内生产的不一样，这就导致刺激国内投资的动力不足。在已经出现这样不足的情况下，遇到这种地震、海啸、核泄漏的打击，其生产能力几乎消耗殆尽了。如果想总体恢复到震前水平的话，我想两年之内很难。 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来看，日本在产业上毫无疑问地处在龙头的位置，或者叫中枢位置，在它之后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其产业位置跟日本差一点。但是日本产业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在本国东北、关东以及整个东京圈，虽然分额非常小，但是决定了日本的优势地位。没有这一点点材料，没有核心芯片，韩国和台湾就不可能生产出更大一点的中间产品；没有中间产品，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就不可能有接下来的最终产品；没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最终产品，美国和欧洲就没有办法消费，这就是一个产业链。这种产业链应该放到全球分工体系里面去看，现在这个龙头出了问题，影响到很多国家。 究竟东北和关东地区在日本产业体系中占多大份额，只要看《日本经济新闻》列出来的企业名字就知道了，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几乎都在这个地区。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需要观察，就是半导体材料的生产，日本是有独到优势的。比如硅片生产，硅片是“生长型”的，其设备不仅要考虑水平度，厂房还要把握好温度、湿度等因素。灾后生产要恢复到震前水平，所有技术指标都满足的话，我想不太容易。再有一点，日本能源这块受到多大影响，也需要考虑其合理化改革的结果。从东北这一块看，石化基地在合理化改革过程中，只剩下仙台一家，其他炼油厂都整合掉了。生产出的成品油就用油罐车来运，但是这次海啸之后，油罐车剩下多少？从西日本调过来的司机和油罐车适不适应东北的环境？这就可能出现能源中断，事实上限制它的恢复重建。 再看电力。到七月份，政府将限制用电25%，福岛核电占全国电力的份额应该是4%左右，政府为什么限制25%这么大的一个比例？背后有没有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这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它的电力系统是不是受到了破坏？如果电力系统不能恢复的话，事实上东京都也是在这个圈里面的，算上东京都，受灾区域的GDP占全国的28%。 现在来看，日本能源不足、电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几个月，到时世界各国都会感觉到。像中国的日本厂家就只有两三个月的库存，库存用完了有没有替代？产业危机会不会引起全球分工体系出现新的变革？日本的技术在产业领域是第一的，但是它的基础技术来源于美国，基础研究不是它的强项。如果美国把基础技术给韩国、台湾或者新兴国家，它们可以迅速替代日本的地位，甚至实现创新型的替代。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哪些属于基础技术，哪些基础技术还没有转变成产业技术？日本掌握的大部分是产业技术，就是能够应用于产品的，如果谁能利用好美国的基础科技，现在要取代日本的技术，应该说不是很难的。震后有两个动向，一是韩国和俄罗斯迅速扩张特钢生产，这是很有时代感的一个动作；再就是对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来说，如果现在评估各个市场的“国家风险”的话，日本本国的“国家风险”最高，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企业战略投资的方向就应该回避日本，向海外转移。比如三菱重工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本来国内有六条，现在其中五条转移到台湾，国内只剩下一条，用于研发和满足国内部分客户的需要。这种动向是不得了的。还有从汽车产业来看，震后不到两周，丰田就开始在泰国扩张生产，这种趋势不是政府能挡住的。现在政府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苗头，积极采取措施，比如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优惠条件，提供雇佣补贴，甚至削减当年的社保费等，这些优惠政策能不能留住日本的企业？今后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出现全球产业重新分工的状态？ 崔启明（中央外事办公室综合局局长）： 我简单谈一点个人看法。这次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和核泄露，不仅仅只是日本一个国家的灾难，应该说是全人类，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的共同灾难。这场灾难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空前关注。地震也好，海啸也好，核泄露也好，这三样都属于非传统威胁，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损失和危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这次不仅是日本人民受害，周边国家乃到全世界人民都在受害，核污染已经远远超出日本的国界。这次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和核泄露，凸显了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性。共同的灾难，共同的威胁，需要大家共同应对，这就需要我们树立一种共同安全的理念，树立一种合作安全的理念。人类社会面临不断滋生的新威胁、新挑战，现有的国际安全合作，无论是观念、规则，还是机制，都跟不上来，否则就不会有今天日本在核污染面前出现的被动局面，国际社会也不会对日本发生的核灾难显得束手无策。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观念，日本人以为发生在日本的核灾难只是日本自己人的事情，缺乏共同安全的概念。日前，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峰会发表的《三亚宣言》，对发生在日本的灾难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提及了核安全，指出有关国家的核能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应该增加透明度。 我认为日本在这次灾难中有一点值得反思，就是核灾难的信息透明问题，既然这场灾害不是你一个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就有权知道灾害的真实细节，对这场共同灾难有更多的知情权。当然，出现这种局面，也与当今国际安全准则中对这方面的内容缺乏更为明确的规定有关，我想，今后国际安全体系的变革，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还有，日本发生核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朝鲜半岛的形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半岛无核化问题将更加受到关注。在中日关系方面，这次发生的灾难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灾难，通过共同应对这场灾难，有助于深化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在共同面对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合作的一面明显突出。合作抗灾救灾，应该成为中日合作的一个亮点。此外，我们可以合作的内容还有很多，包括灾后重建等经济方面的合作。在将来的中日战略对话中，也可以考虑把核安全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作为重要论题。 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刚才大家都谈到这个问题的波及面，一是对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再就是对整个世界产业发生的影响，还有就是对政治、对国际规则的影响。我特别想就能源战略问题听听能源专家的研判。核能在能源战略里面的重要性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日本，而且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传统能源怎么看，对新型能源怎么看，而传统能源、新型能源在能源战略中的比重关系到力量的博弈。能源的占比决定了各种力量的消长，这些力量的消长又将决定政治。为什么德国绿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且挑战的是力量那么强的保守党势力？默克尔在北威州选举中失利后怪罪日本的核泄露问题，听上去有点不着边际，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绿党兴起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十年前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穿着牛仔裤的绿党怎么就能进入议会大厅，走上外交舞台？其实他们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这种势力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就是对能源结构的理解，是一种对新能源的战略选择。所以，从核泄漏到对核安全的关注，再到核能源战略，这背后利益的博弈，会对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影响。 李晓宁： 冯连勇教授对能源问题，特别是对石油峰值研究很多。请谈谈你的看法。 冯连勇（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说到全世界有500多个核反应堆，多少千瓦的发电功率，各位觉得非常不好对比，我在这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全世界一年要消费110亿吨的油当量的能源，也就是把所有消耗的能量都换算成石油，是110亿吨，全世界的核电全加在一起才相当于6.1亿吨油当量。关于核电在发电量中所占的份额，我这里的数据不太一样，2009年日本是24-25%，法国是75%，中国是1.9%，全世界是13.4%。尽管比例不是很高，日本核危机之后，全世界的核能仍然有可能要往下减或者不增长。从我们能源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就严重了。全世界目前的石油产量有39亿吨，如果核能的6亿多吨油当量不涨或者降低了，能源结构里面核能发电的那部分将用煤、气或油替代，这样的话就会对市场能源结构造成冲击。 这种冲击表现为石油的价格还会上涨，煤炭的价格肯定也要涨的。因为日本核电要部分退出，煤炭发电站的建设周期是六个月以上，现在还看不出来对煤炭价格的影响，但影响是肯定的。只要日本稍微提高煤炭进口量，价格就会很快上涨。天然气也是如此。油、气、煤的生产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增长。核能将缓慢增长或者不长，还有可再生能源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可再生能源替代核能和化石能源的可能性其实很低，目前尚不会出现革命性的替代。因此，以后就是哪个国家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液体能源产量越多，就越有可能胜出。我就看了一下统计资料，液体能源产量全世界有3800万吨，美国有2000万吨，巴西有1300万吨，中国只有100万吨，美国和巴西这两家几乎占了90%。从这个角度来讲，将来美国在军事领域照样领先，巴西也会有底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