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模式的思考 洪海按：就该这样思考中国民主的出路——冷静、理性、客观、辨证、深刻、细致，有经验、有教训，既充满理想化的色彩，又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性，有智慧、有谋略，有近忧、有远虑，有定论、有弹性，有历史的使命感、有现实的责任感……牛克思先生对中国民主的出路做了明白清晰的思考，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 要知道，被奴驭的老百姓如果害怕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奴驭老百姓的统治者如果不思改良，就不得不面对革命！如果老百姓自己都反对革命，统治者就永远不会进行改良。”“老百姓应该用革命逼迫统治者改良，而统治者应该用改良叫老百姓放弃革命。”“害怕革命的改良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抛弃改良的革命必定给中国带来另一个专制。”“政治体制转型完全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做不到一滴血都不流。”这些话说得多经典啊！ 群众的普遍反抗是需要强大的正义力量唤起和支撑的，专制势力也要在不断的打击和重创下才能削弱和衰亡。因此，我们目前特别需要做的正是这件头等大事——唤起民众，反抗专制！国内的革命条件就是要在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中逐步成熟，独裁政府也只有在不断升级的革命斗争中才可能崩溃。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多角度、全方位创造革命条件，加剧民众反抗，加速红色王朝崩溃。 一、后 6•4 时代民主运动的特点 以 1989 年 4 月 15 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引发了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悼念活动，由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大学生持同情态度，使得中央政治局在如何处置这次悼念活动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警察和学生的肢体冲突又导致了学生情绪的激化，为了支持前期游行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虽然 4 月 26 日 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措词强烈的社论谴责学生们的行动，但是这种语言上的恐吓不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行动，反而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直到 5 月 17 日 共产党才决定对北京市实行戒严，学生们的游行整整开展一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超过 100 万人的大游行。 6•4 事件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 6•4 日记》中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有鉴于此，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加强了防备心理。他们总结了 6•4 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成一场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教训，认为要防止类似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重演，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党内团结，面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二是密切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做到防微杜渐，坚决把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李鹏在其《 6•4 日记》里总结道：“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共产党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幌子，加大了对民运人士的打击力度，使得 6•4 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严酷的寒冬。 统治者态度的变化无疑会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6•4 民主运动至今已经 21 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共产党再没有放下过端在他们手里的武器，他们对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要想重新出现 6•4 时期那种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 2009 年全国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了 10 万起，最终也没有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全民性民主运动的原因。这就是后 6•4 时代民主运动面临的新局面。针对这个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最终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重视。 二、世界上民主转型模式探讨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实现模式，无外乎以下几种： 1. 像英国那样的妥协型，这种类型的政治体制转型有其先天的条件。历史上英国的国王势力并不像亚洲国王那么强大，他只不过是众多贵族中势力最大的一个贵族，其它贵族的势力虽然不如国王，但是他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拥有可供自己调动的军队，因此英国的国王并不是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国王可能很容易压服某一个贵族，但是却没有能力压服团结起来的贵族。在国王和贵族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国王必须适时妥协，否则就有可能被联合起来的贵族废黜。正是在这种王权与贵族力量相对均衡的斗争中，英国在 1215 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档《大宪章》，为日后导致英国政治体制彻底转型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基础。 2. 像美国那样的智能型。美国的独立战争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将近 100 年，那时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现实样板可供参考，又有鲁索、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巨著可供指导，美国雄心勃勃的开国元勋们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用先进的政治理念规划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国家。 3.

中国当局推出首份法院工作年度报告，称去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重判的罪犯人数比前一年大增百分之二十。中国的多位律师表示，国家安全罪名常常被一些司法部门滥用。 *最高法院公布首份法院年度报告*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星期公布了第一份《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称《年度报告》是对最高法院在两会期间递交审议的《法院工作报告》的细化和补充。 首份《年度报告》说，近年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增加。为了严惩罪犯，确保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加大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2009年各地法院以这项罪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罪犯比前一年多出二十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当局首次以具体数据证实，当局近来加强了对危害政权稳定的人员的打击力度。 在此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北京近来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打压，收紧了对因特网的控制，以维护当局的统治。 *浦志强律师：谭作人与刘晓波案当局用错法律* 四川环保活动人士谭作人因为揭露地震灾区豆腐渣工程去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今年二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五年监禁。他的律师浦志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确需要保护国家安全，但是当局在审理谭作人和刘晓波案子时显然用错了法律。 浦志强说：“我觉得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当然是有，但显然不是我办的这种案件的当事人违反了国家安全。实际上，如果公安局不去抓他，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无非就是履行一个公民由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已。” *冉彤律师：警惕地方官员滥用国家安全法律* 成都律师冉彤说，当局需要依法保护国家安全，但是一些地方官员违背中央的意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打击那些威胁到地方官员利益的人。 冉彤说：“站在国家的立场去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警惕地方有些官员违背法规和中央的政策，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判本来不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人，来实现从严打击的目的。这个倾向要值得重视。” *滕彪律师：类似谭作人和刘晓波案总数不多* 不过，北京律师滕彪认为，虽然法院年度报告称去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重判的罪犯人数比前一年大增百分之二十，但这并不表明类似刘晓波和谭作人这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去年被重判入狱的人比往年多了很多，另一方面，不少与西藏和新疆骚乱有关的人员可能以这样的罪名被判刑。 滕彪说：“我分析这可能和西藏2008年3.14事件还有(新疆)2009年7.5事件有关，不少犯罪嫌疑人就是按照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判刑的。象谭作人和刘晓波这样的案件，也就是按照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刑的，大多数外界都有报道。如果是作家、律师或者是持不同政见者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的，大多数我们都了解，总体数量应该是不多的。” 此外，浦志强律师也认为，类似谭作人和刘晓波这样的案件的基数不是很高，因此这类案件的数目增加用百分比来计算就比较显眼。 *最高法院：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原则*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表《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是为了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不断拓宽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渠道。 接受采访的几位律师都表示，法院在落实司法公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发表《年度报告》是当局走出的积极一步。

来自: 《参与》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8日,  已有 4 人推荐 2010 年 7 月 17 日 中午 12 ： 00 ，我跨出楼门去就餐，门口守候的民警老张拦住我：“冯老师，国保传唤你，今天有传唤证的。”我说：“有传唤证，我当然要去，原来打算出门吃饭，现在就在家里吃点后再去派出所，是否可以？”传票上要求到达的时间是下午 13 ： 00 。老张同意，我就回家了。吃好饭，把晒在窗外的衣服收进来，然后跟老张与两个社保一起乘车走了 12 ： 35 ，我到达去五角场派出所，被关进讯问室，并签署了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 [2010] 第 099 号）。传唤证上写的案由：“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以其他方式”，这是警察便于滥用传唤权力的法律漏洞。国保警察常常把法律当儿戏，今天至少给法律一个面子，请我去派出所时出示了传唤证，我也依法配合，陪他们玩游戏。   7 月 14 日 周三是我回国四个月后第一次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人民大道 200 号），我想去那里 还愿，看望我熟悉的访民朋友，谢谢他们对我回国的关爱与支持。我的个人小事怎么又成了 惊天动地的官府大事，令上海官员心惊肉跳呢？当天上午一路上遭到便衣警察、社保的推、拦、拉、拖，但我还是坚持到达 200 号。下午警察 企图非法强行绑架我去派出所询问，遭到我强烈反抗未得逞。 今天我终于享受依法传唤的待遇。   13 ： 00 过后，上海市杨浦区 公安分局 国保部门的领导小李出场了。我被带到 310 室的警察办公室接受询问。小李提问，老张记录，我回答。笔录如下： 问：我们是杨浦公安分局的民警，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询问。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你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隐瞒事实的真相，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知道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今天为何到派出所来的？ 答：我不清楚。 问：上海的访民月底要集体到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有人说是你煽动的是吗？ 答：我不知道此事。 问：你为什么 2010 年 7 月 14 日 到市信访办去？ 答：我去是我自己的事。你们问的我不予回答。 问：你到了信访办又和访民去吃饭时你煽动过他们到北京去吗？ 答：我没有煽动过。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事实吗？ 答：是事实。 询问结束，张警官打印出笔录，我按规定亲笔写上：以上两页笔录已阅，记录准确。并签名。传唤的内容很简单，询问笔录很快做完，但我仍被置留在派出所，直到晚上 19 ： 40 被释放。   不管这个笔录真真假假，都是一个司法文书，而我们之间的其他谈话，只能算笑话或聊天。我听到李警官说：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我忍不住笑着说：“怎么不编一个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杀人的故事呢？我也可以说有人说你们警察怎么。”其实，有人说就等于瞎说。如果谁敢出来指证，我就有机会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   上海访民每月数百人去北京上访早已举世闻名、震惊京城，还需要我煽动吗？是上海违法官员逼出来的。护宪维权是我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方式，我一直劝导所有的访民走司法之路，并依靠当地人大代表来解决被侵权问题。但是，上海司法不作为、不公正，访民还有司法之路可以走吗？访民投诉无门，不断遭受歧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劳教等打压，他们在上海还有安全感吗？越来越的上海访民逃离上海奔向北京，追求希望，他们信任党中央与中国政府，他们信赖北京的知识分子及维权律师。   冯正虎有国难回露宿日本机场 92 天，上海市民胡燕已在联合国门前做了 100 多天上海世博难民。当事人每天要承受巨大的艰难，尤其是心理压力，个人与国家都在蒙受羞辱。这些难道是谁可以煽动的吗？这是上海某些违法官员逼出来的。 2008 年 9 月 25 日 原上海世博局信访办主任张华鑫居然傲慢地给世博动迁地的访民写了一张字条并签上大名：“你们可以办护照去联合国去上访。”现在，上海的这些昏官如愿以偿了。   千年古训：官逼民反。刘晓波、谭作人、胡佳、高智晟等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煽动百姓推翻政权，仅是批评政府而已。中国共产党政权面临颠覆的威胁不是来自体制外的异议知识分子，而是党内的反动官员，这些违法犯罪、侵犯人权、背叛宗旨的官员，连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法律都不遵守，让法官不作为，让警察没有尊严，逼迫上访民众走投无路，天下还能太平吗？   2010 年 7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