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2503年，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上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触电的婴儿在痛苦中痉挛、尖叫。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美好新世界》，或译《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奥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 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 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被限定得矮小愚钝。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这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不再有疾病，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孟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 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 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苏联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幸福。  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简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 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 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对有些人来说，幸福，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新世界”里的“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3-28/110404816.html ）

“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作家。原文刊载于《嘹望东方周刊》）

“ 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 “ 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 ” 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 “ 消费责任 ” ，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 “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 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钱”，“买一斤蔬菜才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20122_824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