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N0.1 被美化的私塾教育 网易《另一面》第526期 （原文摘编） 日前，陕西汉中的7位家长集资百万兴办了一所国学私塾。在苏州、海南、上海等地，也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现代私塾”，受到不满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生家长青睐。家长的期待，私塾真的担得起吗？ 传统社会的私塾所用教材十分单一，学生们只学语文，而且多采用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再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清末民初，在现代教育理念和制度引入之后，私塾教育走向了衰亡。在教育内容方面，尽管私塾教育以德育为荣，擅长文史熏陶，但面对现代科学知识和学科体系，则无从应对。在教育方式上，死记硬背、动辄体罚最为人诟病，窒息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无论是古代私塾，还是近年来各地兴起的私塾，所用教材十分单一，局限在传统经典，学生们只学语文，不学数理化，也不学音乐体育，每天只是“诵读经书”。即使是所谓的“因材施教”，也不过是看学生的背诵进度而“施教”。上海的“孟母堂”被誉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语文教材是四书五经，英语教材是《圣经》和《莎士比亚文集》，孩子们每天的主要功课就是背诵中外经典。 仅就目前而言，私塾教育仍未获得法律的认可。以美国为例，对于家长任教资格、学生考试、政府监督和公共设施使用方面，各州均有规定。有些州有“家庭学校”教育法，规定了在家上学也必须完成公立学校的法定课程和考试。作为合法的教育体制，“在家上学”的学生只要通过规定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而缺乏法律的认可，中国私塾教育的教师质量、授课水平等都会有很大的疑问。 现代文明中，科学是必备的素养。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学，这些学科的飞速发展是以“诵经教学”的私塾教育为代表的传统理念所不能企及的。现代教育固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但以“怀念旧社会”的美好想象，将落后刻板的私塾教育视作是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典范吹捧，是在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 【推荐理由】 之所以推荐这篇文章，是因为当前的私塾教育顶着“私立教育机构”和“传统经典教育”两块金字招牌，获得了与其实际能效不相匹配的社会美誉度，为此稍稍“祛魅”一下正当其时。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这个必须有，但法律必须为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私立教育设立学科内容和教育质量等标准；私塾推行“传统经典教育”，这个可以有，但数理化等现代科学学科必须有。传统是个好东西，但也必须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N0.2 观念的水位 《新世纪》周刊 2012年1月30日 刘瑜 （原文摘编） 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之，“改革已死”。而我对改革的前景“审慎乐观”，原因在于我理解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经济政治观念的变化，而经济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企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这几年农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 为什么会这样？观念变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变化的经济政治观念，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观念。30年前，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遭到舆论唾弃。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观念的力量不可小瞧。老老实实给地主打工的农民，被灌输了“剥削”观念后，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三十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 【推荐理由】 早在N年之前，即有“著名社会学家”下断言：“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他论证说权力用“右的经济政策”激怒下层民众，又用“左的意识形态”激怒中产阶级，因此大家都不满意了，没有共识了、要乱了。可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权力用“右的经济政策”来取悦中产阶级，又用“左的意识心态”来取悦下层民众，因此大家都各取所需，各得其宜。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骇人言论，看起来堂皇得很，但稍加推敲就会哗啦啦散架，因为这样的言论时空倒错，完全无视国人在观念和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 N0.3 探索铁路票务新模式 《财经》2012年1月29日 薛兆丰 （原文摘编） 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既要冻结车票价格，又要有效地分配车票，是不可能的任务。春运期间乘客数量激增，导致车票不够。为了赢得车票，乘客间就必须展开更激烈的竞争。非要冻结票面价格，实质上就是迫使乘客另外费力来进行“非价格”的竞争（如排队和刷屏等），或另外花钱来资助那些“非正当”的竞争（如铁路下属单位炒票、铁路职工与黄牛党勾结等）。 大量市场化改革经验表明，与其用“非价格”和“非正当”的办法来取代价格机制，不如顺应经济规律，用价格来调节需求，用价格来促进销售，用价格来刺激供应。针对春运难题，关键的对策就是“敞开代办”和“浮动价格”。 所谓“敞开代办”，就是参考民航客票的销售模式，让成百上千的民营代理，形成多元互补的售票网络，分别以窗口、电话、网络等方式，协助乘客完成购票交易。毕竟，单一的窗口售票形式，不仅远远落后于互联网的现代技术，而且也远远落后于物联网的现代服务了。 至于“浮动价格”，就是让火车票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自由浮动。不难想见，一旦建立了多元互补的售票网络，各网点之间就必然会激烈地争夺票源。而只有采用“集中拍卖”的出票模式，才能避免铁路当局在分配票源时必然出现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也就是说，一旦让众多网点争夺票源，那就必须打破目前既冻结车票价格，又冻结代理服务费的做法，让票价和代理服务费均按供求和服务质量自动拉开差距，形成竞争态势。 在“敞开代办”和“浮动价格”的机制下，相关各方都能分享“改革红利”：乘客免去了排队、刷屏和购买黄牛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代办网点依法经营，在互相竞争中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赚取收入；铁路系统则得以形成激励机制，从而适时调整运行计划，从货运中合理地抽调运力，来满足春运期间的客运需求；更重要的是，过去铁路附属单位和个人通过倒卖车票所得到的灰色或黑色收入，将被置于阳光之下，变成白色收入，从而得到合理的监管和分配。 【推荐理由】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戏即将落幕，所有围绕着春运的喧嚣、口水、“为民请命”的低难度表演也已差不多过季，浮华散去之际，经济学冷艳登场是再恰当不过的。其实，大家真觉得“新生代产业工人”（以前叫农民工）春节回家团聚非常重要，车票涨价了他们许多人就回不了家，那与其搞“价格管制”，逼着他们排队、找黄牛，上网刷屏、开通网银支付等，还不如涨价到位，政府给他们补贴一定的差价冲抵票价呢。假装经济规律不起作用，与掩耳盗铃有何差异。

“韩寒”是谁？参加《萌芽》杂志新概念作文声名鹊起，以批判教育制度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为文坛瞩目，集合阳光男孩和思想叛逆诸多因素，迅疾成为80后偶像人物。他的另一个身份——F1赛车手，仅仅为他神奇的传奇人生起到某种注释作用：速度以及勇敢。博客时代的来临，将他迅速推上神坛：他是中国大陆第一影响力博客，一篇文字会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击量，好多粉丝通宵守在电脑前，只是为了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他教给我们真实生活、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这是好多韩粉的感受。这个年龄段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韩流的冲击。韩寒似乎轻易就能跃升到生活的高处，周身放射着无比神奇的光芒。 这个偶像是真的吗？从他以天才少年作家成名的那一天，就有人一直在质疑。 但仿佛天助韩寒，无人能令人信服地扳倒这个偶像。 龙年前夕，一个叫“麦田”的人，突然扣动扳机，打出了射向韩寒的第一枪。他抛出了自己缜密的猜想：韩寒是被包装出来的一件商业利器，他的一系列著作乃其父韩仁均和经纪人路金波代笔。他试图区分真实存在过的韩寒和偶像韩寒，刮掉罩在“偶像韩寒”身上的所有油彩。 韩寒方面的回击成功地迫使莽撞的“麦田”道歉，却因为高达2000万的悬赏，引来了打假高手方舟子。随着方大侠一篇篇质疑文章的问世，质疑韩寒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韩寒方面被迫自证清白，最后诉诸法律。方韩大战自此达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有人惋惜，两个最不该打仗的英雄阴差阳错地咬在了一起。 捍卫偶像韩寒的族群不能容忍这种质疑，他们将质疑者的行为称之为歇斯底里的文字狱暴行，发起了保护偶像的尊严之战。即便如此，那些原本对方舟子并无好感的精英们，却在越来越自觉地倒戈，站在了方舟子那一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方韩大战撕裂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冥冥中仿佛有什么定数，让方韩大战在年末岁初狂飙般上演？2012难道真是传说中的终结之年？ 有自称算命先生的慨叹，“壬水之气乍入，命主恶运遂显，故新年前后事发也。天意乎？适五月丙午，年运之水克流月之火，噫，难计损财之数矣！问：有无破解之法？曰：无！”大师解释说，韩寒所破之财指的就是拥趸和声望。 挺韩派给出了一个略显悲壮的理由：韩寒蒙难乃是因为其谈革命、自由和民主的三篇博文得罪了知识分子大佬，他们断定韩寒与当局合流，变成了主张维护现状的“反革命”，以此构陷这个曾经的思想盟友。倒韩派加之于挺韩派的罪名是：因为与其有利益瓜葛，比如刘瑜、熊培云等人。 毫无疑问，这远非方韩大战的根源。以利益论盖棺论定这场空前激烈的文化事件，只能证明他们“皮袍下的小”。 以“韩寒”为代表的偶像操控术走到自己的尽头，或许才是问题的正解。 “韩寒”，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天才”，以狂放不羁的叛逆者姿态横扫中国文坛，造成独一无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个力量巨大的思想上帝，同时创造了点石成金的商业奇迹，这种偶像文化—经济一体化模式，让操纵者日进斗金，“韩寒”载体名利双收。一个文化英雄站起来，无数人成为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领袖，缔造出思想贫乏的一代粉丝。偶像经济天生的排异性，使得韩寒一木独大，扼杀了其他真正思想者的生存空间。一个单纯的韩寒原木，被精明的投机商人和偶像工业推手当作核武器，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清纯的韩寒活体与邪恶的符号韩寒之间，人们难以辨识其中的差别，只好全盘接受了合二为一的偶像。“韩寒化”的后果，造成了一批新式躁动分子，他们以韩寒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是非标准：以对韩的态度把人分为两类。一些原本矜持自重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也很策略地投怀送抱，与韩寒做起勾兑的生意来。傍上这位青年思想领袖，仿佛就获得了继续生存的入场券。韩寒粉丝自发地加封韩寒为“当代鲁迅”，而一些倡导普世价值的媒体，全情投入造神运动，迅速把韩寒捧为“草根领袖”，他们试图将这尊大神强加于知识群体，造成后喻文化时代奇观。

“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 ‘ 美式自由主义 ’ ，说 ‘ 美式自由主义 ’ 的 ‘ 市场放任主义 ’ 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 ‘ 美式自由主义 ’ 是什么。在我看来，把 ‘ 美式自由主义 ’ 理解成 ‘ 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 ’ 是极大的误解。 ”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7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儿，学生就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充满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成人的自由选择，但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2007年3月，“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收回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达上千只，但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100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收回”。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了调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日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收回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却只是每年无数公司“收回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收回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己发出的“收回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结果。比如一种玩具手机，收回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10多个食品的收回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收回令中说：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收回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是极大的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收回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刘瑜：学者，作家。作品《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1ab38cddc81ac49 ）

方舟子“揭穿韩寒神话”是不是选错了方向？ 作者：田大校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16:18:32 阅读量：47次     春节期间，网络最热门话题不是贺岁，也不是度假，而是“方韩骂战”：方舟子质疑韩寒之父代笔为子写作，“韩寒”是一个包装出来的“神话”!双方“粉丝团”乃至社会各界名流路金波、姚晨、宁财神、石康等也纷纷加入其中。这场论战从兔年吵到龙年，战火越烧越旺，韩寒近日宣称将起诉到法院并索赔10万元，方舟子则作出“五点声明”强调，对署名韩寒的文章的分析、质疑、批评，属于言论自由和学术批评，不涉及侵犯名誉权。他还要求，希望“在合适场合与韩寒当面对质”。有分析人士指出，方舟子这些年的打假行动可谓轰轰烈烈、曾推动了中国公共社会的发展步伐，他也因此成了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质疑韩寒，也应该站在公共利益角度上，但是，当这一切发言脱离了对法律的信仰和服膺，这种质疑显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学敬畏法律，学学依法质疑，这才是智慧的方舟子。否则，就可能因为走得太偏，反而成了笑柄。为了和网民朋友交流观战的心得，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收集整理了相关评论，与各位网友分享辨析。 　　 一、有质疑权利但不能滥用权利 ?新华日报发表的评论报道，对“方韩骂战”进行了“回头看”：1月15日，麦田在博客发表《人造韩寒》一文，认为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是他父亲韩仁均和出版人路金波“人造”和“包装”的结果，引发强烈关注。16日，韩寒在博客中高调回应，表示如果有人可以证明韩寒的文章是别人代笔，奖励人民币2000万元。影星范冰冰则再出2000万表示“力挺”韩寒。18日起，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加入论战。27日，方舟子发表长篇微博《新的一季开始了：“天才”韩寒作品 分析》，文章认为，“韩寒参赛作品《求医》所写其实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的一位肝炎患者在一家小医院的求医经历，而不是韩寒作为疥疮患者在1999年的大医院的求医经历。作者的身份，更像是1977年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因肝炎退学的韩仁均(韩寒之父)。” 记者查阅方舟子博客，发现从18日到30日，方舟子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对韩寒进行了质疑。包括质疑代笔:“韩寒自称熟读钱钟书，却不知道《书店》一文关于幽默的说法其实是抄自钱钟书的《笑》。”质疑写作能力:“我们可以看出规律：在没有外人监督、有可能代笔或作弊的情况下(例如投稿)，韩寒的作品就能表现出高于一般人的文学水平，会被认为出自成年人之手;而在课堂上，在和别人一起参加考试时，他的写作才能神秘地消失了，作文甚至拖了他的分数。”质疑说谎:“你前后供述对不上、和你父亲供述对不上的，都是涉及你的人生重大事件的问题(新概念作文大赛、《三重门》的写作、语文成绩的好坏等等)，岂是‘无关大局的小问题’?”质疑文史水平:“既然《三重门》的书名取自‘王天下有三重焉’，那么‘重’就应该读作zhong，《三重门》应该读做‘三众门’。然而，韩寒在接受采访时，却把《三重门》读做‘三虫门’。”评论指出，很显然，根据方舟子这些文章的论述，只能说是怀疑或者说“质疑”，但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表明韩寒确实是“人造神话”。对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何平说，方舟子在质疑唐骏文凭的时候，可以用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来加以论证，事实本身当然“非黑即白”。但这种方式用在韩寒作品“谁写”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会产生判断的偏差。因为，“文学的写作，既可以是经验中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加之传媒在塑造韩寒过程中的‘有意的片面’,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艺术性创作和事实一一对应。”而且，对写作者来说，“很多细节的回顾与把握，乃至于很多描述性、评论性的文字，很难进行精确细微的‘考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何平对方舟子质疑韩寒的推理方式是否精准有效持保留意见。“不过，这并不代表韩寒不能质疑。”何平强调，“方舟子对韩寒的跨界质疑是不应该被网络口水淹没的。韩寒可以讨论，关键是用怎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讨论。”何平进一步说，评价韩寒，最起码还有两把尺度。一个是“文学的尺度”，韩寒首先是一个青年作家，但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社会各界，有多少人广泛深入阅读、研究过韩寒的作品，并对其文学能力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事实上，很多人都是从想象乃至道听途说来谈论作为作家的韩寒的，这样怎么能够正确评价‘文学’的韩寒?”另一个尺度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尺度”。很多人把韩寒当作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作为一个80后，长期以来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这些都值得肯定。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了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这些都值得深刻探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舟子在跨界之余，其实也体现了文学界、知识界在某些问题上的缺席与失语。韩寒不是单一的个体，这场论战，如果能够纳入正确轨道，从教育、文学、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入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那就能够收获正面的效果。” 南京律师崔武说，韩寒和方舟子都是公众人物。既然是公众人物，那就有接受公众质疑的义务。在这场论战中，方舟子当然有权利质疑韩寒，不过，如果论据不足，“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崔武强调，我们提倡相对的“合理质疑”。不过，质疑之后，还需要“小心求证”，而被质疑者也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回应。这样，才能让双方之间的话语权达到平衡。一种宽松的语言环境，才能够让双方的论战得以充分展现，从而进一步澄清事实，给公众提供合理的判断根据，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外，韩寒准备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双方可以在法庭上，通过各种辩论、举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面对纷纷扰扰的名人论战，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吕方认为，方舟子当然有质疑的权利，韩寒则应该更具宽广胸怀接受质疑并从各方面来证明自己。不过，争论双方如果陷入持续性的，甚至于恶意的咒骂与攻击之中，则就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论争的范围，要始终明白，质疑是“求真相”而非“争口气”。吕方进一步强调，方舟子和韩寒的论战，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也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于只听一种声音了，而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各种观念碰撞融合，公众在多元选择甚至于矛盾取舍之中，可以充分提高自己的辨析能力，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他说，“文化多样性的博弈过程，就是文化内在生长、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净化、提高的过程。” 　　 二、“方韩骂战”是谁在挖坑谁在跳坑 ?深圳特区报的评论则从挖坑、跳坑的角度，关注和观察了这场骂战。一是“挖坑者”为麦田。是IT评论博主麦田首先在博客上贴出文章，公开质疑韩寒的形象完全是由其父亲韩仁均“人造”、其好友路金波“包装”以及其本人“表演”的结果，挑起了这场口水战。二是主动“跳坑者”为方舟子。正当“挖坑者”麦田亮起白旗时，方舟子自己却跳进去，卷入了大战。用韩寒的话说叫作“处在一个正要唱歌别人切歌，正要夹菜别人转桌的尴尬处境”。” 事实确是这样，1月19至28日间，方舟子在微博连续发表13篇文章，判定韩寒的“文史水平”和“写作能力”极低，“一个17岁的少年怎么可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字?”应该为韩寒父亲韩仁均“代笔”。不过，这些文章多为理论推断，并未能举出事实证据。对此，韩寒则以《人造方舟子》与《孤芳请自赏》等文章对方舟子进行反讽回应，并表示不再理会方舟子。不过，单方面歇战的韩寒其实并没有闲着，而是在家将当年《三重门》的写作手稿与笔记整理成册，名曰《光明与磊落》，韩寒说这是自己被逼无奈之举。 三是自愿“跳坑者”众。评论认为，在这场骂战中，韩寒并不如方舟子般忙，没有微博的他(也许有马甲)多数时间都在认真整理手稿素材，而网上谩骂事件则由好友路金波与马日拉等代劳。尽管被方舟子称作“猪一般的队友”，路金波与马日拉还是做了不少有趣的事，比如马日拉就挖掘出韩寒中学舍友金丹华当年发表在期刊上特写韩寒“博学”的文章，文中还提到韩寒很喜欢爬进自己的被窝纵谈文学。除去“亲友”力挺，让韩寒欣慰的是姚晨、范冰冰、慕容雪村、宁财神、沈浩波、刘瑜、石康等文艺名人的多次公开力挺，让那边厢的方舟子仿佛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声音：“反正我这个坑会挖得足够大，欢迎大家列举现在还在力挺韩寒的名人名网名单，等这出连续剧结束了，我会在演职员名单中鸣谢这些不请自来的配角。” 不过，这坑似乎不是方舟子主动挖的，也难怪姚晨在微博说：“他正呆在坑里呢，坑在他心里。” 当然，方舟子也是有队友的。一些同样拥有质疑精神的学者如张放、肖鹰、彭晓芸、赵晓、土摩托、王志安、刘戈等，也发现大量韩寒文章不可能是17岁少年所写的“证据”，以及某些韩氏父子互相矛盾的访谈细节。;四是“坑外坑”：谁在挖一个更大的坑?评论声称，方舟子或许未曾料到，韩寒竟然在14年前不经意地挖了个小小的坑，让充满怀疑精神的知识分子纷纷跳了进去。这些资料将进行公证和真实性司法鉴定，包括纸张的年份鉴定、笔迹鉴定，以证明韩寒作品的独立创作;同时举证部分相干人员，证明写作过程及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无“代笔”“作弊”行为。不过，庐山中人始终不识庐山真面目。身为局外人的资深媒体人笑蜀一语道中要害：“没想到还在吵韩寒，吵的是韩寒有没有枪手。从顶级公共话题到无关痛痒的私人话题，这乾坤大挪移真够成功，谁说里面没高手?”评论总结道，回溯此次风波，皆因韩寒去年底几篇热议博文而起，但为何如今却沦为他个人辩解以及与方舟子对骂的场地?或许正如很多旁观者才能看到的，无论这次是方舟子挖的坑还是韩寒挖的坑，无论韩寒和方舟子是否都被卷入偶像崇拜，无论是针对本次“代笔门”亦或是更高级的探索，丢掉反思的能力才是陷入最大的“坑”。东北网发表的评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方舟子“打假”韩寒，实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这件事让我们看出，像方舟子这样一个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居然在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用一些很成问题的逻辑推理，来“证明”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其实也就是滥用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作派，损害的不仅是被“打假”者韩寒，也是方舟子本人。韩寒方面今日走上法庭，固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对现实社会有积极意义。评论指出，最让人费解的是，这场“打假”闹剧纷扰多日，明星的粉丝、双方的棍子、左右的公知在一起混战：骂街的骂街，挖苦的挖苦，看热闹的看热闹，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高度被拉低，过程无营养，结果失意义。这么一场没有高度、民粹十足、言辞偏激、娱乐主导的闹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丑陋与虚伪，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界的功利与短视。 　　 三、“方韩骂战”走向“斗法”是最佳选择 ?1月29日，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韩寒公开表示，将以1000页的手稿资料作为证据，就方舟子质疑其作品有人代笔等涉及造谣、损害其名誉等事宜提起诉讼，索赔10万元。对此，方舟子不以为意，称欢迎起诉，愿与韩寒当面对质。对于将要迈入“公堂”的双方，多位法律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判断方舟子是否侵犯韩寒名誉权的关键点在于，方舟子所质疑的韩寒作品系“伪造”的事实是否成立。 　　有观点认为，与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件不同，韩寒属于社会公众人物，其对于来自社会的批评与质疑，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和容忍义务。但上海资深律师严义明不以为然。他认为，公众人物同样具有维权的权利。如果方舟子的质疑不是事实，那么这种指控对于身为作家的韩寒来说，是很严重的指控，会严重损害其名誉，因此，韩寒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名誉。 “从著作权角度来讲，在作品上署名的即为作者，有相反证据的除外。因此，韩寒理所当然是其署名的作品的作者，除非有相反证据。”严义明表示，即便韩寒存在代写行为，只要关系代写与被代写双方之间无异议，那么，就不存在“伪造”之说，毕竟最终作者才是言论责任承担者。严义明向记者举例说：“这就像是公司老总和秘书，众所周知，很多老总的发言稿都是秘书所写，但公众认为的发言稿作者依然是老总，因为稿子是老总授意而写，也经过其审核，且老总是言论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马林认为，判断方舟子是否侵犯韩寒名誉权的关键点在于，方舟子所质疑的韩寒作品系“伪造”的事实是否成立。“在此案件中，方舟子是举证方，如果能找出事实证明韩寒的作品是代写而出，那么方舟子就不存在侵犯韩寒名誉权的行为，反之，如果不能找出有力证据，那么其侵权行为就成立。”但张马林认为，举证对于方舟子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能找出所谓的“代写者”(前提是韩寒找人代写的事实存在)，且其愿意出庭作证。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方舟子与韩寒的粉丝在网上论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上升到攻击对方家人的地步，其所作所为已经远超现实社会中言论自由的范畴了。因此，通过此事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公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边界是什么以及如何界定等问题，也需要由法律法规来判定。张马林认为，不管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在一个宣示要建设“法治”的社会里，二人的口水战最终走向司法途径，是值得认可和鼓励的。新京报发表的评论也认为，在泥沙俱下的中国网络言论环境中，“韩寒诉方是民案”能否成为一个路标式判决，可拭目以待。京华时报发表的评论则认为，“方韩骂战”走上法院是个好事，也是个糟糕的事。好的地方在于，双方可以通过法律分出“输赢”;糟糕的地方在于，本该以人品、文品就可以定输赢的事情，却要通过法律手段的干预。如同一些网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围绕这场战斗，无数人制造了无数信息垃圾，一场本不该发生的风波，导致了一场与事情本身关联并不大的“站队游戏”。评论写道，方舟子有质疑韩寒的权利，每个公众人物也有承受被质疑的义务，影响力愈大愈是如此。自证清白的确是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有条件自证清白，一两件有力的证据足以击破绝大多数流言。韩寒后期贴出家书，其实就是一种自证清白的方式。如果事件发生初期，韩寒能够少一点愤怒多一点理性的应对，事情会变得比现在简单得多。评论认为，拥有质疑的权利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地滥用。“质疑”是“诽谤”的邻居，一不小心就会越过围墙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方舟子也是公众人物，因此更要秉从“合理质疑”的原则，不仅不能“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罗列公开信息可以，但在舆论导向方面，不能夹杂太多个人情绪。运用“逻辑”来证伪是可行的，但“逻辑”在很多时候，都是要让位于证据的。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要“疑罪从无”。 评论也认为，在情绪化方面，韩寒一方甚至要大于方舟子一方。近年来被贴上“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公民代表”等诸多标签的韩寒，在论战时也使用了诸多非理性的言词，不但没有与其身份所相称的思考与表达，就连早期大战白烨、高晓松等人时的放松姿态也消失了。多余的愤怒让韩寒在论战时处在了被动的状态，加大了其“被误解”的几率。评论总结称，如果了解这些年发生于公众人物之间的口舌之争，便不会对“韩方大战”感到奇怪，这不过是以前诸多类似事件的再一次重演。只有揣度与怀疑，不讲事实与证据;只有攻击与谩骂，缺少冷静与反思;只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浮躁的社会，知识分子本应以理性之美开启民智，却往往被社会的浮躁影响，走上言论的极端，徒给人们留下笑柄。    　注：汇编参考文章     《 韩寒不是你我的敌人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为本站编辑部;     《 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南方都市报，作者为萧瀚;     《 韩寒背后的利益链条 》，观察者网，作者为祁大夫。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