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第一部分 谈网络：互联网给中国改革打开一个缝隙   　　问：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博弈和意见表达应该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有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微博象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   　　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问：有学者说，大家都在称赞互联网精神是“围观改变中国”，但作为传统媒体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刘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也是没办法，网民可以打游击战，传统媒体只能打阵地战。   　　问：媒体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力，社会上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一些状况总是得不到改变。   　　刘瑜：我觉得是否无力取决于你怎么比，取决于你的预期有多高，如果你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很多事情都能够快速地改变，你可能会失望；如果你觉得点滴进步也是进步，无力感会少一点。   　　问：有些改革会面对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它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   　　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部分 谈拆迁条例：集权有决策效率，没有执行效率   　　问：拆迁条例修改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法治事件，你怎么看这个历时一年多、两次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   　　刘瑜：拆迁引发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最主要是缺乏协商的机制，在土地用途规划和拍卖上，没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利益时的公平讨论机制，往往是决策者关起门把决定做出来，然后压给当地老百姓，当然会引起冲突。   　　问：有官员认为中国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就必须要有效率。   　　刘瑜：集权是有效率，但它是决策时有效率，不一定是执行时有效率。决策时关起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执行的时候，抗议、上访、自焚都出来了，这个叫有效率吗？当然，你也可以强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无视正义的效率。强奸还有效率呢，但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效率吗？   　　问：你对拆迁条例的修改乐观吗？   　　刘瑜：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拆迁问题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当时就说表示怀疑，因为拆迁这种事情和孙志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志刚案可能推动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会触动什么利益集团，没有多少人是靠收容遣送发财升官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而拆迁不一样，拆迁条例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件事改起来肯定难度要大很多。   　 　第三部分 谈“李刚”：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问：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也是2010年的一件大事，普通的交通事故掀起轩然大波，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为什么会这样？   　　刘瑜：是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吧。而且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问：大家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对于我们的转型和改革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因素？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部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发展的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问：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第四部分 谈教育改革：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   　　问：教育改革是2010年的热门话题，就在你任教的清华大学，曾发生过画家陈丹青辞职事件。你在国外读书、任教多年，怎么看教育问题？   　　刘瑜：我觉得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我们对太多问题设置了标准答案，禁锢了大学生甚至老师们的思维。我在英国教书的时候，大学也好，教育部也好，不会告诉学生，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绝对不可以争论。比如关于苏格兰的问题，或者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还专门问过学生，你同意不同意北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否则就一定要打过去？我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多数还觉得我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这里太多问题有标准答案，这是最大的问题。总说高等教育要培养大师、培养通才，我觉得没有学术自由，不允许多元观念的自由碰撞和竞争，砸再多钱、办再多班也没用。所谓的大师不是自上而下培养出来的，而是给一个宽松的土壤，不同的观念相互竞争和滋养，在这个过程中最优秀的东西产生了。它不可能依靠钱或者行政力量拔苗助长出来。   　　再说我们的教育老是嚷着培养“大师”也很奇怪。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人”，人格健全、精神丰富、不卑不亢的人，在一个健全的“人”尚缺乏的时代，我们要培养“大师”干嘛呢？“大师”这个词里包含的偶像崇拜情结，本身就让我反感。   　　问：你现在回国做学问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刘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量开拓自由的空间和氛围。   　　问：那学生呢？   　　刘瑜：其实现在孩子们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另类”的知识。最近网上流行一些哈佛、耶鲁教授的讲课视频，这个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没有的。国外的书籍也大量被翻译过来，现在的孩子如果学不到东西，不能完全埋怨学校，也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学。   　　问：但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对知识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追求，很难主动学习。   　　刘瑜：这么说吧，如果想找到理由不去学习，永远都能找到。你看顾准，70年代的时候老婆不要他了，孩子都不认他了，政治上被耽误了一辈子，一身的病。但他有了一点点自由之后，带着两个馒头、一杯凉水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这是什么精神？他要找不学习的理由，可以列出一千条来。   　　当然有时候妨碍人求知的，不一定是逆境，而是诱惑。现在让孩子们学习分心的诱惑太多了。而且，知识爆炸本身也是个问题，信息过滤的成本太高。有一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都在读那本书，有1000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了。   　 　第五部分 谈韩寒：那些老人没资格批评韩寒   　　问：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现象？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   　　九十年代末，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像罗永浩、梁文道、韩寒这样的。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的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问：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问：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办？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自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第六部分 谈孔子像：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保持中立   　　问：最近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三字经》推荐不推荐、推荐多少、怎么推荐，都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老百姓愿意怎么读是他自己的事情。民间如果愿意复兴传统文化，比如恢复修族谱，复建各种庙会，都是正常的。从政府来说，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不应该过于推动某一派思想的扩展什么的。   　　问：传统文化本身对于我们的转型是一种什么因素？   　　刘瑜：我对传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恶。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其中强调集体高于个体的东西，其中对逻辑和科学精神的轻视，但是我相信传统对于基本道德传承和维系社会稳定的意义。表达一些基本人类伦理观的语言体系在中国和西方也许不一样，但是这些观念本身是相通的，我们讲“温文尔雅”，他们讲“绅士精神”，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讲“live and let live”，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只要政治权力不把传统文化作为统治工具，传统文化本身，我觉得很多要素可以是好东西。   　　问：你怎么看立孔子像的问题？   　　刘瑜：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反讽。首先是孔教和我们已有的意识形态有矛盾；其次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应该是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要“独尊儒术”吗？还是前面我说的，我觉得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是尽量保持中立的位置，没必要通过独尊某一派来鼓励一种圣王文化。   　　问：圣王文化？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简单？   　　刘瑜： 纵观中国从汉武帝以儒立国以来，实际上它就是在鼓励一种圣王文化。但看一个思想不要只去看它的文本，要看它的实践。你要看它的文本的话，里边有很多美伦美奂的东西，“民贵君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内圣外王”云云，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呢？纸上都是规则，实际上都是“潜规则”。到底哪个是儒教真面目呢？   　　问：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转型起什么作用？   　　刘瑜：我觉得从转型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不利条件。其中的权威崇拜观念、等级观念、集体高于个体观念，对转型都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象前面说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必要否定，而且在一个动荡的转型时代可能格外重要，因为在巨变中我们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维系伦理底线。这些伦理规范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有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文化是它的载体。   　　 第七部分 谈富士康事件：不是劳资纠纷，而是政府失职   　　问：富士康跳楼事件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是绝望。这些农民工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问：不是劳资关系问题吗？   　　刘瑜：最重要的不是劳资问题，据说富士康这些孩子的收入其实是高于很多其它企业的，地方政府愿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把一些自己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推到企业身上去了。   　　问：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因为企业能够作为的空间是有限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市场规律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富士康的工资待遇已经好于市场平均水平——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富士康能够对员工“让利”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这种时候，民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要取决于政府作为，比如，通过福利房制度解决民工的住房问题、通过技术培训项目来解决民工的职业技能升级问题，通过医疗和社保安排来解决民工的基本保障问题等等，把这些解决了，民工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了。   　　问：最主要的是不是要加强这个群体的工会组织作用？   　　刘瑜：如果富士康的工资已经比其他的地方高的话，那就算有工会，在具体问题上谈判的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本质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而不是企业老板。当然，即使工会对于大幅提高富士康的工资水平作用不大，工会组织的作用还是要加强。民工有结社的自由，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是一码事，有没有谈判的权利是另一码事。而且，那些孩子们的绝望，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很多人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生活很机械和枯燥，没有什么精神的支点，没有文化生活和群体归属感，工会作为一个组织，除了经济功能，也许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身份归属感，政治上的主体意识，甚至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什么的。   　　 第八部分 谈辛亥革命：不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   　　问：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你觉得应该怎么纪念？   　　刘瑜：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上次看一篇文章，说戊戌变法太激进，辛亥革命就更激进，其实当年最好的变革方式是象日本那样，让清廷君主立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但说实话，是清政府自己延误了很多改革的时机，然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问：启示呢？   　　刘瑜：启示当然就是，改革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改革就有可能成革命了，正确的事情要在正确的时间做。   　　还有就是，国家不要过于管制、压制民间社会。你不允许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出现和发展，后果就是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实那个比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怕，因为它不讲道理，以暴易暴。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以前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名目的，比如抗税、反对强拆什么的，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无名的、但又很惨烈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比如瓮安事件，一件小事，无数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一拥而上。因为矛盾积累，所以要泄愤，小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攻击地方政府、烧车、殴打警察什么的。   　 　第九部分 谈未来：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代   　　问：如果让你概括2010年的感受，你会用什么字或词？   　　刘瑜：想不出什么词。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和很多人交流的结果，就是我比很多人要乐观。   　　有人唉声叹气很悲观，还有学者提出社会溃败这样的观点。虽然我和这些人价值观念相差的不远，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今后的走向，我比他们乐观。   　　问：是不是因为你年轻，或者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个高歌猛进的年代？   　　刘瑜：不是，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那个高歌猛进的运动年代。昨天还和几个前辈学者聊天，他们都觉得中国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文革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全面国家垄断，这个条件不可能恢复。他们说政府可能全面收回民间的经济资源，我说不可能，因为现在民间经济资源很多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舅手里，他们不可能左手砍右手。60年前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怎么可能革自己的命。   　　何况民间力量的觉醒还是挺明显的。无论是网民的公民意识，民营企业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的状态。明白人也许不那么多，但是他们往往处在一些有相当话语权的位置，波散效应不小。   　　问：你的乐观情绪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近些年才乐观起来的？   　　刘瑜：我觉得是跟预期有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容易悲观。如果你的预期是中国很快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的状态，你当然会悲观，但是在我看来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象鲁迅小说里写的，政府结构改天换地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那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变革，再快也未必是好事。   　　我的乐观其实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比如大家讲民主化，从价值上我当然认同民主化，但民主化不会是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知道，民主化之后，短期之内可能会非常混乱，族群冲突、腐败依旧，包括经济暂时的失序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但这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会摔跤一样，你总不能因此不让孩子走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最先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现实之复杂严峻缺乏估计，所以容易从极端乐观走向极端悲观，我没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也不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实现而感到幻灭。   　　采写：赵继成     来源： 散步的丁丁猫前世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rx9b.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14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2009年，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出版的《民主的细节》一书风靡一时，成为众多阅读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并被一些读者推崇为“中国近年来最好的民主启蒙读物”，也因此获得《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致敬专栏作家”称号。2010年9月，这位女学者放弃了英国的教职，回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仍然在于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比较革命研究。 　　在社会张力越来越大的中国，身处北京的近距离观察，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社会状况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继续推动改革的缝隙在哪里?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非常重要，2010年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微博像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现在面临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网络语言越来越风靡，比如去年的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网络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多样。 　　刘瑜：人们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南方都市报：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人民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这对社会转型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的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等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他们是网络化的一代人。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罗永浩、梁文道、韩寒。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得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南方都市报：但是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南方都市报：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志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 　　南方都市报：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曾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意义?

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朱莉的立场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罗永浩高校巡讲现场 汶川地震时，老罗和部分牛博网作者赴灾区赈灾 作为主角之一，参加贾樟柯“语路”计划拍摄 老罗英语培训学校，罗永浩和员工们 老罗英语培训的老生推荐率高达35% 【中国企业家网】2010年11月23日晚7点，罗永浩站在北京海淀剧院的剧场幕后，对着全场说：“大家镇定一下情绪，我准备出来了。”在张亚东、刘瑜、左小祖咒等一干朋友的怪叫和全场的爆笑声中，他掀开幕布走入聚光灯下，身后700寸的投影幕上打出演讲主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 接下来的137分钟里，他讲述了用无数个段子拼起来的创业经历。在演讲间隙，他播放了一条曾在2010年迷笛音乐节上播出的原创广告，精华是紧跟在一连串快速拼接起来的西方摇滚乐后面的几行字：“听了三千张摇滚唱片/除了Fuck什么都没听懂？到这里来试试吧/老罗英语培训。”他的创意引发了全场疯笑。在听众们的要求下，他把这则广告又播放了一遍，并叮嘱灯光师：“他们一鼓掌马上用大灯照亮我。” “他们的自小逼得我不得不自大。”在演讲中他这样评论同行。有报纸采访完他发了两个整版的文章，以至于一个前辈打来电话，怎么也不信他没花一分钱能得到巨大的宣传。他模仿对方当时忧伤的语气说：“大家都是同行，你没必要这样，你不说实话，伤了大哥的心了。” 他对同行的公然嘲弄、在营销上展现的创意才华和对员工和学员的慷慨冲淡了这场品牌宣讲会的商业属性，以80后为中坚的粉丝们满意而归。他们花30块钱买票进场，如愿听到一场酷劲十足的励志演讲，还获赠一本标价29块钱的罗永浩自传《我的奋斗》。这也符合他们对罗永浩的预期：从“新东方老罗语录”的作者到牛博网站长、再到现在的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他一直是他们心目中人格高大的领跑者。 “他是普通人里面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走向成功的范例，这对年轻人是一个鼓励。他的牛博网对于社会思想启蒙功不可没，他现在所做的教育工作，也对青年人有很多帮助。”罗永浩的朋友、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身份的艾未未对《中国企业家》评价说。 “他和韩寒不同。韩寒这一代人没什么负担，而老罗完全是从垃圾坑里爬出来的人。”艾补充说。罗永浩出生在吉林延边一个小县城里，他的人生是一部典型的小镇青年励志片。他浑身泛着叛逆气息、以斗士的姿态嘲弄与迎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并且成功。他让正在从“垃圾堆”往外爬的年轻人们觉得自己前途有望。而那些已经被生活击碎了雄心、甘于埋没在“垃圾堆”终此一生的平凡青年，对这个替己圆梦的人更有复杂的感情。 罗永浩享受这种期待。他把演讲上传到了免费视频网站优酷上，上线16天共播放了480万次。他把这个数据记在自己的微博上。“对了，这条微博我是用左手写的，因为右手一直在对着屏幕里的自己敬礼。”他知道，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也是自己的魅力之一。 不耍流氓试验 罗永浩的反骨生自小学时代。据他自述，由于喜欢在课堂上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一个老师派自己高一的儿子来学校揍了他一顿，另一个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诬陷他偷东西。这让他早早幻灭了对教师、传统教育体系的敬畏。他父亲是县委宣传部长，在意识形态的养成上，对他却格外开明，不但经常在被老师叫到学校时掩护儿子，就连高二时罗永浩因偏科而要求退学，也未加阻拦。 罗永浩独自半玩半学到27岁，突然萌生了事业危机感。经过一年多的苦学，他自荐进入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一边给准备出国的莘莘学子讲GRE单词，一边用扯淡的方式分享他的世界观，这让习惯了正统教育的学生们耳目一新。2003年，一组单口相声式的“老罗语录”音频在网上蹿红。在一段讨论北京暂住证的录音里，罗永浩讲了一段他与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之后问学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祖国里处处他妈的暂住？”他被学生的掌声打断。 用东北口音嬉笑怒骂的英语培训老师罗永浩因此获得大批粉丝，结交了很多精英朋友，同时也为新东方狠狠做了一把深度传播。当时的新东方正在筹备美国上市，新东方后期的很多运营方式让罗永浩觉得曾经的理想主义光环已经被商业色彩冲蚀，他丧失了教书的热情。 这算是他对自己理想主义的第一次估价。他当时每年能从新东方拿到五六十万元的年薪，每年除了寒暑假外，工作还算轻松。为了这个他原本打算呆下去，独善其身。但“语录”一火，他认为自己带给新东方的已经高出新东方给他的回报。“如果没有语录，我可能还在那儿教书。语录越传越多，越传越火，结果是我每天都在给一个我不喜欢的机构额外做贡献，我很不舒服。” 2006年6月他从新东方辞职，一个月后创办了精英言论网站牛博网。他借自己声名优势邀请到上百位意见活跃的媒体人、学者、网络作家在牛博网上发言讨论，并推动过一些公益活动的落地。2008年汶川地震时，罗永浩在牛博发起赈灾募捐，并允诺亲自监督200多万元募捐款项的使用，事后公布的账目明细里，连买瓶矿泉水的容量也列在其中。 “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我就很开心啊。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罗永浩说。 但运营了两年后，这个网站被监管机构要求关闭。出于生计压力，在一群培训行业朋友的鼓动下，罗永浩牵头成立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重返英语培训行业。 再回到这个曾经因为不齿而出走的行业，多少让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不打算妥协更多，于是在跟潜在投资方贝塔斯曼中国谈判时，他在对方异样的眼神里写下的企业愿景是：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这种格格不入的谈判风格让他一直找不到启动资金，直到一个在非洲发迹了的发小给他打来第一笔300万元。 成为“校长罗永浩”之后，他发现，在商业世界里维持理想主义比在知识界、艺术界要难千百倍。在他看来，挣了钱，基本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原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活着就是成功。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从商前的自己比现在成功。“以前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现在相对克制一些。”他说。 他清楚，要跟这个世界相处，自己耍个性的边界在哪里。他自己开设牛博网，立即意识到要做平台就得少说话，要做独立评论者就不能做平台，并拿这个道理规劝过创办《独唱团》的韩寒。出于学校运转的自保需要，他也会接受朋友的安排跟官员们吃饭。“他们（官员）在那儿摸摸我胳膊、拍拍我肩膀，说小罗你要怎么怎么，我就在那点头，假笑，装孙子。但我演技很差，估计看上去很不自然。” 既能拎得清这件事并当成机会抓牢，很难否定他身上的商业基因。和大多数商人不同，他的底线高一些。他自信靠一套更磊落的玩法，能在老罗英语培训学校里套现自己的理想主义。比如，他拒绝买银行客户数据来发推销短信和垃圾邮件，要求学校全用正版软件，给授课教师开出三十多万元的年薪，公司员工的加班费、年终奖、带薪休假也毫不含糊。 “现在这时候，如果别人耍流氓，我没有，市场对我的能力要求就比原来更高了，不然竞争不过人家。” 在好友冯唐的推介下，他狠狠研究了一下消费者心理学。在成立学校早期，对同一种课程，他设定有一个1280元的标准收费方案和另一个提供更多服务的1580元收费方案，结果前台员工不断被顾客们痛骂。他痛定思痛，把1580元方案改成“标准”，把1280元的方案改成“优惠”，顾客们怨气一下消减了许多。他把这称为“不那么奸诈”的消费心理学应用。 在初期做课程推广时，他把自己的方案形容成“血腥”：同样总数32次课的课程，老罗英语的收费只是新东方的1/3，而且前8次只收一块钱。有曲艺论坛里的相声爱好者们转载了他这则招生启事，配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蹭听的八次课临近结束，老师们甚至大度地给蹭课生们讲授接下来的自学方法。 第九次课一开始，学生数量从300多剧减到30多，但4个月后学员规模猛增。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是，老生推荐率高达35%。这是他的老东家新东方在鼎盛时期才能达到的辉煌，他把这归功于口碑营销。 2008年刚刚创立，就有同行找上门来要求收购。罗永浩开价6000万元。对方愤然斥责他“黑”。2010年，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年收入450万元，尚未实现盈利，找上门来谈投资的风投碰到一个更“黑”的估值：1.2亿元。 “别的培训机构的话，别说450万，做到4500万，风投也未必会瞧得上。你来我这，肯定不是看中我这点盘子，是看中我这个人。教育培训行业里，学大上市了、学而思上市了、环球上市了、新东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几乎都是破烂。扒拉来扒拉去，也就那一两家还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1亿2千万怎么了，我报4个亿又怎样？只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没什么荒谬的。”这是他给自己的理想主义开出的价码。 斗士的敌与友 罗永浩的粉丝比他圆滑。大多数粉丝通过现场、微博或视频围观他，大笑喝彩完后，继续扎进罗永浩所抵抗的规则里生活。他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身负炸碉楼的期待，但在胜利信号显著出现前，他很难找到敢于下注的跟随者。 “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阳光、成功创业者的形象被广泛效仿的人。但当下中国，多数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并非老罗这样的。他是社会上的熊猫。”作为朋友，导演陈晓卿说。对于熊猫对传统秩序的冲撞，他态度保留。 但罗永浩清楚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来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继续说实话，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对同行的嫉妒与小动作很敏感，“那帮人（同行）表面对着我客客气气，我知道他们在饭桌上怎么骂我。要是对手搞小动作让我穷途末路，我在倒闭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把我们所有核心的课程拍成‘多机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费上线。大家都别想再从里面赚钱。”因为此，媒体人王小峰把罗永浩称为“排雷高手”。“老罗前进的道路上布满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战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孤独感让他格外珍视找得到的另一群“熊猫”。他与主持人柴静、出版人张立宪、音乐人周云蓬、媒体人王小山、作家冯唐、导演陈晓卿、名博王小峰意气相投，就连生性桀骜的艾未未都赞许罗永浩在生活里讲哥们义气，“吃什么都香”。 朋友也是罗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灾、筹备慈善基金、准备出文艺丛书，资源也是这群朋友。他注册的公司名称干脆就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刚开公司时，他的创业金律也是从好友冯唐那里讨来的：做事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能容人。 他对比他更清贫、但更有艺术才华的朋友们有惺惺相惜式的关爱。“我靠，我是超级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罗永浩想为偶像曾轶可录一张专辑。“曾轶可走上音乐生涯是因为听Twins，老天给了些天分，但我觉得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遇到一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装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拼。我当时看了就很焦虑。” 罗永浩让自己的媒体圈朋友王小峰牵线，找到曾轶可的经纪公司天娱，联系好北京最贵的录音棚，请来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民谣圈高手，为曾轶可录制唱片。周云蓬提醒花钱要省，罗轻描淡写地说找了个土财主赞助此事。 土财主很羞涩，不敢告诉曾轶可自己就是罗永浩本人。 曾轶可来了，却不喜欢这份礼物，她对这班民谣达人们的编曲提不起兴趣。罗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喜欢什么？ “她跟我说了一堆，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垃圾。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时候也听麦当娜之类的听得特来劲。即使我是她亲爹，我也不应该让她进录音棚按我的意愿去录。”罗老师叹了口气，他认了。但对小姑娘的喜欢分毫未减，甚至开始仿着偶像学吉他。他专门买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为“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这个理想主义胖子不假思索地把个人趣味渗透进公司：拿着曾轶可的写真集加正版音乐专辑前来报名上课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学费优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为曾轶可唱片忙活了几个星期后，偶然听到员工们聚在墙角抽烟，骂自己“傻逼”。以舌战成名的罗校长装作没听见，转身走了。 员工也是他的朋友。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企业家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刘瑜：我觉得关心 公共 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只不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的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给蒙蔽了。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被蒙蔽的东西被揭开了。实际上中国至少从五四以来， 知识分子 们大多是有清晰的政治意识和 公共 生活 …. 我们 的政治丑态可能链条长一点而已，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来源在哪儿，这个事情的因和果之间可能差了几个链条，差了几个层级，但是根子还是在制度本身，在 权力 缺乏制约。说难听点，人家倒霉的还是这些最上层的人，是连胜文，陈水扁，而你这里倒霉的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