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在暴民与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感谢刘瑜为《重新发现社会》撰写的书评，该文发表在2011年1月14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上。 南都评出的2010年十部好书包括《小春秋》（李敬泽）《革命与反革命》（王奇生）《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革命年代》（高华）《抗争性政治》（于建嵘）《茶馆》(王笛)《奢华之色》（扬之水）《巨流河》（齐邦媛）《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三体III》（刘慈欣）。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救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一下子拿不出一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困的人。 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 熊培云先生2010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单看书名，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政府”可能显得过于遥远和高高在上，而“市场”则显得过于无情和冷冰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社会”。 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术语，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熊培云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每个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在这个传统里，成立民间社团要面临重重关卡，出版发表要遭遇层层审查，请愿示威可能被视为滋事生非，举办活动则不小心成了破坏稳定。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人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做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