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一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16.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文革结束，全国人民快步跨入一种新的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一批返城回家；不少耽误了学业的青年人又拿起课本，准备报考大专院校；落实了政策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正酝酿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唯有就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家长们望着孩子没有工作的这种愁闷，谁不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那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和就业问题根本没有摆上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致使残疾人事业至少提前二十年摆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这是我国改革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三月风”杂志对我的采访，我只能对采访做些片断点滴的回忆，以表达我国残疾事业体现的人道、人权崇高精神的敬意！ 　　 上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的某年下午，我骑车经过景山后街，忽然看见邓朴方坐着轮椅，由照顾他生活的周师傅推着过马路，他神情专注地用双手驱轮发力。我知道朴方已在东风电视机厂上班了，他已有了新的工作。以前几次去朴方家看他，都看见他躺在床上给弟弟辅导功课。他虽然身体高位截瘫，仍然充满着工作、生活的活力。现在他躺在床上打发时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情况真让人高兴。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因为心中还存一丝歉意。 　　 文革前，我们都在北京大学读书，经过北大经济系俞敏声同学的热情介绍，我们得以相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文革初期，我和周围熟悉的同学、朋友，思想上都处于一种极端亢奋、极不冷静的状态，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投身文革，批判教育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的发言、大字报火药味十足，似乎只有自己最革命，组织的战斗队还曾用过”无产阶级革命纵火队”的名号，思想上认同”怀疑一切”，并公开宣传过，还曾在看管翦伯赞副校长的一天夜晚向他请教过。但同时也极力反对武斗，对侮辱人格的种种恶行行动上是抵制的。北大”6.18事件”发生后，我和几个同学很快写了一张大字报，由于驻校工作组对”6.18事件”的表态，部分同学对我们写的大字报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朴方看后，很不服气，抄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回家拿给他父亲看，他父亲看完后说：”告诉德平，不要紧张，没事。”今天想起来，邓小平同志和当时工作组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文革的演变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但想的问题却并未减少。1968年春天，北大两派武斗，大部分同学离开学校，我也回家居住，有段宝贵的时间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好事。这段时间很想读读书，也想看看文革所禁的图书。知道朴方家藏书很多，一次和朴方相遇提出借书的要求，他很爽快答应了，先借的是一套俄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天上午，我在家中后院闲坐。朴方从我家前院找到后院，带来我想借的书。我当时很感动，他当时的处境比我要困难得多，危险得多，已快到吃饭时间，总该留人吃顿饭吧？这段时间，一些受到冲击干部的子弟在家吃饭也是常事，但我胆怯了，却未张口挽留。这是留在我心中的欠意。未过多久，听说朴方被红色政权的学校革委会关押期间纵身坠楼致残，同时还听说，樊立勤同学被抓后，竟被人在膝盖上钉上钉子，哲学系的何清同学被打的流产，地理系刘玮同志被打死，武斗中打死打伤人数没有精确统计，仅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63人，北大所谓的黑帮大院关满了各系的学者、教授。谁会想到全国最高学府，在文革中竟会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恐怖的”反修”战场，竟是这样一幅”巴黎公社”的景象。 　　 章鸿远是我认识的一位中医名家子弟。我曾带他见过邓朴方，他和陈玉书先生曾为残疾人办过一些事，以后他和朴方经常接触。朴方在1980年因得到加拿大康复中心的阿姆斯特朗医生精心治疗，身体大有好转，并萌发了在中国为残疾人建立康复中心的心愿，立志惠及更多残疾人朋友。1983年初的某一天，鸿远告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给朴方来信，说及加拿大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保障，而且很多加拿大残疾人都有很坚强的生活意志，在社会关心、关爱、关怀的帮助下，同样能就业、参加运动、结婚，歧视残疾人是要受社会谴责的。建议中国政府和加拿大合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希望朴方发挥他沟通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朴方接受了这一忠告，并积极努力付诸行动。他和王鲁光一起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残疾人服务。从建立康复中心再到建立基金会，作为一项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谁不支持呢？为此，这年的春天，我们还在香山曹雪芹故居附近聚会过一次。 　　 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曹雪芹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情怀既反映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也体现在他创作的工艺美术的专著中。他有一部巨著《废艺斋集稿》的残抄本传世，就是专门为残疾人学艺谋生而撰写的。在残文中保留了曹雪芹自己的故事：”[因]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则]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曹雪芹因此教会了老于–于叔度，一门扎糊风筝的手艺，教他以艺谋生，并推此及彼，遍于大众，其专著的目的则为：”[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以自养之道也。”当时朝中大臣，御前供奉董邦达为书作序曰：”愚以为济人以财，只能解其燃眉之急；济人以艺，斯足养其数口之家矣，是以知此书之必传也。” 邓朴方、王鲁光要做的事业和我心中敬仰的曹雪芹晚年的事业如出一辙，怎能不令人感动？所以我也常去帮点忙，因基金会在策划期间人手不够，我又请了张亚利、章立凡去那里做义工。 　　 在经办基金会的过程中，我又常想起朴方的一段往事。那是他住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时，当知道他的党员登记被取消之后，他竟手摇三轮车，从清河驱车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外，希望反映他的党籍问题。往返几十公里，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强烈的追求对待他的政治生命。尽管那时党的形象已是被摧残、被侮辱的形象。我相信，建立基金会的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 　　 党中央的同志支持残疾人基金会的工作绝不是短见的、应景的孤立行为。可能基金会的筹建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1983年团中央这时发现了山东团省委报来张海迪的材料，团中央及时派出了调查小组去山东核实情况，领队人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泓和郗杰英、丁岗等同志。他们调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核实了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争论，调查小组还向王兆国、胡锦涛同志专门作了汇报。团中央又派出第二批人去核查，在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终于形成了统一意见。最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中宣部负责宣传残疾青年张海迪勇敢向厄运、死亡做斗争的感人事迹。这种事迹感染了很多残疾青年，影响了更多中国的青少年立志图强。今天国际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又会召开专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国家残疾人编排的音乐舞蹈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2008年邓朴方退出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海迪接任，完成了基金会的圆满换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基金会对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牵引火车头的作用。一次父亲和我谈话，说到残疾人基金会的事，他说邓朴方以后可以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政协需要有像基金会这类的社会组织，才能更加活跃，更有生命力。当基金会会刊创刊时，父亲应会刊所请题词时，他高兴地题写了：”新社会对残疾人实行革命友爱，残疾人对自己抱乐观主义精神”，时为1984年9月9日。1985年，朴方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阐述基金会的理念。人道主义是人类一个宽泛的伦理、哲学、社会进步文明的命题。既涉及到人性问题，更和现代的人权观念联系。各种观点都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我发现我父亲关于”人权”的观点也逐渐发生着改变。他在1979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在1985年，父亲对”人权”的内容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于的权利。……讲到人权，我们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1986年9月23日，父亲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又讲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不快；一个是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方面有缺点。恢复形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不能靠化妆。” 　　 1985年年底，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文件起草组。据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研员郝怀明介绍：耀邦同志责成起草组成员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民族、宗教等界别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时残疾人基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成为我国社团组织中一颗新星。邓朴方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的意见反映了残疾人、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企盼和支持。 　　 二十年以后的2004年3月1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以2863张的赞成票通过了我国宪法的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写入宪法。此时此刻，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国宪法承认”人权”，这是全国人民对人道主义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但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更有尊严，而且还将赋予全体公民今后全面发展的，任何人也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非常荣幸，我做为该届人大的代表，也曾投下过一张神圣的赞成票。 　　 2014年1月9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127.html 文章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