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

　　作者：周树山 　　 　　 梁启超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奋斗了大半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正统的历史言说把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国情，失败是必然的，对他的政治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从早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到后来的共产党，这种评价一以贯之。历史已经前进了百余年，中国的宪政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路径艰困而充满曲折的变数，重温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仍使人感到历史前行脚步的滞缓和趔趄，一个世纪之后，似乎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同一种困境和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的宪政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的虚君共和和后来依靠袁、段等人的民主共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梁氏都是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包括为人诟病的入阁和参与修宪等实际政治活动，为他的宪政理想倾其全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叠加起来，就是梁氏一生政治活动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历史国人耳熟能详，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及满清权贵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发动政变而归于失败。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是非，后人的评价没有歧异，认为康、梁等人的变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富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给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梁启超逃亡国外之后，对清王朝的腐败和顽固深感失望，一度产生过革命的思想，比较同情和接近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的以民族革命相号召的“民党”，因此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在这期间，他支持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秘密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尽管有暴力反抗的实质，打出的旗号却是“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因此使主张民族革命最烈的章太炎愤而与之绝），这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后来，在康有为的激烈批评下，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方诸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认为，西方各先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煽动和激起民族仇恨无助于立宪政治的实现。他是被清王朝迫害追杀而流亡异国的所谓“异见分子”，从个人的恩仇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仇恨这些异族的统治者、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和顽固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切的了解。既然朝廷“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他为何还要主张君主立宪呢？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性。他把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分为“国体”和“政体”两部分，认为“国体”只是一种形式，而“政体”才是实质，中国需要改良的是“政体”，即实现立宪政治。这取决于两点：“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此话是梁氏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彰，与袁分道扬镳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实在是精辟之极。打倒了皇帝，统治者换了名号，换了一拨人，他叫总统还是叫什么，如果没有拥护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当然还要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如果有像英国那样开明的君主，主动出让权力给议会和由此产生的政府，那么即使“国体”上维护君主的名号和位置又有何不可？推翻君主，改变国体，只是更换了统治者，如果他不拥护宪政，他仍然是不叫皇帝的皇帝（自认为专制既久，威权日重，连皇帝的名号也要要，必求实至而名归，如袁世凯），甚至比君主时代更加专制和黑暗。梁启超在阐述君主立宪的主张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政体于其上，此吾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国体），天下重器也，置重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之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实在应该在和平的、渐进的状态下进行，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如果德宗（光绪）不死，当是最理想的立宪之君主。宪政既行，自上而下，再洞启民智，实行公民教育，由臣民而国民，由国民而公民（梁氏后来有办公民教育学校的动议），那么，中国即可成为政治上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于国于民，皆为大幸。所谓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将国家引向宪政和民主之路，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及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毋庸多议。 　　 　　　　这种主张，由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和顽固而引发革命，终于化为泡影。辛亥革命造成的国体更变，并没有流多少血，这是中华民族之幸。后来的正统论者认为流血太少，所以革命不彻底，才有袁世凯专制称帝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乱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并不能换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政体，反倒陷入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这种恐怖的专制，比北洋军阀政府更残酷和黑暗。民国早期，任何一个总统（哪怕是贿选的曹锟）上台之后，都要先考虑修宪和恢复国会，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空间很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声的通道多且顺畅。但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有血腥镇压不同声音的“白色恐怖”。袁世凯专制嘴脸暴露时，梁启超就十分痛切地说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制，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我们的民族并非不能倾听智者的声音，但是需要一个平和的理性的让人民能够从容选择的环境。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更多的是激荡回旋、泥沙俱下、大哄大闹、暴烈血腥的狂欢，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遮蔽和湮灭，代替人民选择的是站在潮头的领袖人物，直到这狂潮把他推到专制的权位上，人民失去了自由，整个民族缚上了更多的绳索。痛定思痛，更多的苦难，更残暴的恶行使人民睁开眼睛的时候，历史已在歧路上颠踬了太久太久。 　　 　　　　辛亥革命在武昌清军中几个革命党仓促起事后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迫和平逊位（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没有皇帝、皇后和皇族显贵上断头台），起码上形式上结束了延续三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现在来看，正因为它没有流更多的血，没有更残酷的暴力，它应该算一次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因为它和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它不是王朝的鼎革，而是新制度的诞生，它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继承。把清王朝自身衰朽没落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置而勿论，从共和制度能够迅速取代在治统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政治来说，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功不可没。不必说二十世纪初十多年来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使中国世代在帝王统治下懵懂的臣民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种制度，没有皇帝，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组成政府，通过权力制衡约束官吏，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发出声音，这已使他们由惊愕、欣喜而产生憧憬，这已经形成了共和制度的民意基础。而且，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政治的实践活动。远的不说，在辛亥革命前，他和国内许多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准政党组织政闻社，为革命前后宪政的运行准备了大批的人才。清政府迫于形势为行宪而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大部分骨干和精英分子都是政闻社的人，而他们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政闻社除了编辑报刊宣传宪政思想外，还开展了敦促和运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政闻社被禁后，很多社员都进了各省咨议局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咨议局最大的举动就是清末敦促速开国会的联合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是明末清流东林党的朝野反对派“士气”展示，它完全是一次基于宪政立场上的现代政治举动。这次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彰显了议员们和专制政治决裂的决心，同时表现了宪法政治中必须抱持的清明的理性。愤怒而不超越界限，决不诉诸破坏性的暴力。梁启超在这次行动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从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很多及时的指导和舆论上的呼应。后来，清王朝的顽固和愚蠢使民意代表彻底失望，请愿的咨议局议员离京前已经站到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已和清王朝正面较量的四川湖北等省率先独立，接着，长江中下游以及内地数省咨议局先后宣布独立，数千年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共和的基础才算奠定。从本质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政治的胜利而非暴力攘夺的结果，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实践是起了根本性和决定作用的。对此，辛亥前后身在风潮中的立宪党人徐佛苏有很明确的认识，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时，说：“革命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政府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收获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追根究源，何以如此？“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说到底，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确立就他的远因和基础来说，是梁启超多年来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的结果。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在原有的“国体”之上培养和建立新的“政体”。亦可形象地比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样，可以使国家免遭动乱，人民少受荼毒。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通过暴力攫夺的政权和领袖人物可以将民族引向宪政之路。辛亥革命之后，他有虚君共和的主张，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不接受他的主张，而袁世凯已和清王朝离心离德，并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这个主张很快归于失败。为此，他对清王朝的顽固和颟顸，饮鸩速死，自甘取亡，真是痛心疾首：“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初度。”他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并不比革命党稍逊分毫，但满清朝廷犹如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却不保，不如借其以为宪政的过渡。一旦宪政实行，权力归于国会，那么，专制统治者就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作恶的可能。这个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完全在于朝廷不肯交出专制的权力，没有立宪的诚意，最后激发革命。革命这头嗜血的怪兽生出的儿子成了更专制的暴君。 　　 　　　　梁启超公开的政党活动是回国后参加了共和党（后来和统一、民主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任该党理事。但他很快就对袁世凯黑暗统治下的政党活动表示了失望，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该党的宗旨时，痛切地指出，共和党的敌人是腐败政治和乱暴政治，与这两大敌人作战，共和党力所不逮。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而成立，虽然对这个政府无一能满意者，但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我们只能尽政党之责，对政府“严重监督”，待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不良之政治。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如此，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乱暴派好像和腐败派绝不相容，其实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互换，乱暴而腐败，腐败而乱暴，两派狼狈为奸，人民更受痛苦，国事愈不可问。这些言论，申述的还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意即在宪政政治的框架内行使政党监督之责，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乱局。政治的改造应该走积极稳健的道路，但并非无原则，一旦有野心家企图破坏共和制度，梁启超就会不顾身家性命，与之作殊死的搏斗。他历经险阻，策动倒袁和参与反张勋复辟已载于史册，就他当时的影响和实际作用来说，对于再造共和，梁启超居功厥伟。 　　 　　　　数千年帝王专制制度完结的民国初期，旧制度的腐尸在散发臭气，共和制度运行相当艰难。梁启超参与高层政治运作，深感腐败和乱暴政治对宪政的威胁，他感到贯彻自己的宪政主张举步维艰。而且，最腐败最丑恶最无耻的的秽行在政治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落专制的腐尸招引来的大多是蛆虫和苍蝇。梁启超感到窒息和无比的痛苦，他说自己的本性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他痛斥当时的社会为“五浊恶世”，决心激流勇退，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但是梁启超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士”了，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一生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退不是消极意义的“独善其身”，做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缘的“隐士”。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政治热情至死未曾消泯，他退出现实政治，是要从事社会教育，为在中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做出他的贡献。他引述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上来。退出现实政治之后，何以报国？1915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改良政治，首先要改良社会：“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顺应时代，有民主和宪政意识的政治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社会好比土壤，政治是其上的根株，“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拄”。所以，对丑恶政治失望之后，不必颓废丧气，完全可以去从事社会事业，搞教育和文化建设。退出实际的政治操作后，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主持宪政储才馆，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以及南北各地的讲学活动等都是为了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全而多元的公民社会，为宪政在中国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有影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宪政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和对权力的制约，在有着几千年帝王专制传统的中国，其主要特色是一旦权力在手，就要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从袁世凯到后来的蒋介石无不如此。梁启超对“乱暴”即极化政治始终怀有深切的恐惧和警惕，认为它带来的将是非人性的暴虐独裁和更严重的腐败。在他晚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取胜，他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覆灭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隐忧。“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这决非中国之福，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实行宪政。这种极化政治的表现是，摧残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做宣传费（养党人），近来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就更不用说了”。又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这种极化政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它的根子来自苏联。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请俄国人包罗廷来做顾问，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其最大的致命伤，在不能脱离包罗廷、加伦的羁绊”，而返观俄国的现实，即可推断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他断言道：“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对中国的祸乱苦难一日比一日深重，还是殷忧在心，不能自解，1927年，他的老师康有为病逝，他送上一幅挽联，其词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所抱持的宪政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已怀有非常黯然和悲观的心态了。 　　 　　　　从戊戌变法至今，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或许还会历经险阻，经过漫长的岁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腐败”和“乱暴”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奋斗和成长的，它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清明的政治理性。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梁漱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生悲剧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其后的极化政治把一切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因素全部铲除，国家权力包揽一切和极端膨胀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完全丧失，社会空间被彻底弥缝和堵塞，梁启超当年在社会方面努力的路子已被完全堵死了。改革开放以来，专横的国家权力从很多领域渐渐退缩（尽管不情愿），社会空间日益松动，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依然非常艰难。经过一轮历史循环之后，“腐败”（反对改革，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权贵）和“乱暴”（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头凶恶的怪兽仍然蹲伏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转型之路仍然面临险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以雅各宾专政为代表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被消化和改造，法国人民对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制约、抵制和瓦解的过程，使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从极化政治的格局中摆脱出来。中国不是法兰西。宪政有着不同的生成土壤，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探索，少走歧路甚至死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 　　 　　来源：《随笔》2012年第2期

漫谈“唱红”、“打黑”以及“不怕左” 作者：龚是非 来源：转自贺卫方教授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7 18:16:11 阅读量：2585次 　　贺卫方按：这篇文章原始链接已经失效，也许是被网站删除了。发表时间仿佛是重庆“唱红打黑”高潮迭起的2010年1月。我当时读到，觉得写得很好，就下载到自己的硬盘里。在重庆局势峰回路转的此刻，重读此文，真是令人扼腕不已。实际上，对重庆当局的种种作为，批评之声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但是，主政重庆者一律斥之为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假如那个时候能够有所收敛，降低红色文化的热度，强化司法过程的公正，抑制营造个人崇拜气氛的冲动，又何至于有今天。在文革之后，重庆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教训。只是，以史为鉴，看来也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呢。 　　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笔者本以为不值一哂的“唱红”，已经开始蔓延，居然成了气候。据新闻报道，唱红始作俑者重庆的邻居四川，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资阳精神病院首拔头筹，勇夺唱红比赛第一名。接着，南方某省也计划于今年全力展开，要放声高歌。最近，广西不甘落后，在形式上有新突破。大冬天的，纠集了一干人等，打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我们不怕冷”等大型标语，令人喷饭地群起冬泳。 　　其实，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文革从来没结束，只是在形式上、程度上、技巧上有变化。我也一直乐观地认为，即使本质上是文革，但形式、程度、技巧上的变化，早晚会颠覆这个本质的。可惜，我还是太善良太轻率了。 　　唱红歌，本来就一直在唱，报刊上铺天盖地多年不衰的“主旋律”，骨子里不就是唱红嘛。这个关系不大，你提倡你的，只要你不假公权力非逼迫我唱。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唱红也好，唱黑也好，不违法就成。君不见北京的许多公园里，当年的红卫兵们，或者是追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是靠歌声回味已逝的青春，或者真的就“心中想念毛泽东”了，总之，数九天寒他们也无所谓，照样唱得激情澎湃。我每每路过，听见看见，都莞尔一笑。 　　但现在不同了，从重庆开始，“唱红”成了当地执政者主导的必须参与的运动。去年回重庆老家，不但见识了唱红，还见识了发红短信。重庆各区都组织唱红歌，一时间，每单位组织红歌演唱团参加比赛，成员不但经常上班时间去练唱，还得到一套质地优良的演出服（可平时穿），个个心里乐开花。 　　最乐开花的是中小学音乐老师，他们平常几乎没什么机会捞外快，而今，各单位的红歌团，请他们去作声乐指导，有的中小学声乐老师一个月下来，报酬多的甚至上万。常年贫困的中小学音乐老师高兴地说：我们愿意红歌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 　　老家的朋友还讲：几乎天天收到红短信。原来，重庆每个区都成立了“红短办”，红短办天天发些短信给市民，几个月下来，短信枯竭，于是，下令各基层单位，必须按定额编造上交红短信，其情形与当年小靳庄全体农民写诗一样。上交的短信经红短办审查后，再择优群发给各市民。许多人嘲笑而厌恶地说：老子一看红短办发来的骚扰短信就立即删除！ 　　写到这里，我悚然惊觉：唱红一旦成为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规定动作，动辄以公权和税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多大规模就唱多大规模，想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就花多少钱——那与文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二、 　　果然，红歌甫毕，行动开始。 　　去年，重庆掀起比唱红得民心百倍的“打黑”。一时间，如风卷残云，整个重庆沸腾了。用某书记的话讲，打黑是被逼的，不打实在不行了。黑社会猖狂到了在朗朗共产党乾坤之下，居然逼迫执政者去横扫，可见其厉害。果不其然，不打则已，一打遍地皆是，几个月内，抓了小一万的黑社会分子，累得好几位人民警察活活死在打黑岗位上。 　　要是倒退四十多年，抓完就往劳改农场送，干净利落，人民还拍手称快；要是倒退五十多年，送都懒得送，太麻烦，罪大恶极看不顺眼的，就地正法就是了。当然，时间无法逆转，因此，这一次“打黑”，还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于是，赵长青律师出场了，打黑最著名的黎强案，赵律师依法逐条驳斥，虽然法院不采纳，但赵律师的结论是：没有一条证据能证实黎强是黑社会犯罪。这个结论令舆论哗然，网络上一时群情激奋，谩骂赵律师是黑社会帮凶。大戏演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这样运动式的打黑，会不会再现83年严打甚至文革中那样大量的冤假错案呢？不过我还在期待和自我安慰，我想，这些年来，国家的法律健全了不少，司法、执法实践，也进步不小，应该说，只要经过了公、检、法、辩四方力量独立较量、彼此监督（奇怪的是重庆居然把这四方“联合”起来了），那么，错案和冤案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为减少。 　　接下来，龚刚模案闪亮登场，我的期待落空了。 　　龚案牵引出杀鸡儆猴的李庄案，这些天来，成了舆论的焦点。正是这个焦点，使我终于有兴趣和机会，通过报刊及网络，了解到重庆打黑的太多瑕疵，这些瑕疵令人震惊。如果用不带情绪的准确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些瑕疵，那就是：在李庄案中，重庆司法执法当局，严重违背了法律，甚至践踏了法律。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根据大量网络分析文章包括李庄案两位优秀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和起诉书，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得出的结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面前，我认同这个结论。 　　三、 　　好了，猛然惊醒，唱红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李庄案。 　　利用完全控制的舆论先行造势，利用民众的积怨借机进行道德审判，民众拍手拥戴，然后痛下杀手。文革就是这么红红火火地搞起来的。打黑不能成为黑打，这个道理许多网友已经分析透切。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只能选择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呢？ 　　李庄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我特别不赞同一些网友的妥协，甚至，我觉得高律师那样谦和也没必要。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其实是太善良了。这个典型的案件，无妥协可言，无退路可言。实际上，打黑以来的种种违法事实，已经在预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是重返人治的假借民粹的政治运动的“文革”来治理国家呢，还是向前进步，逐步明确法治，严格执法，以推进这个社会向法治转型。从这一点看，的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到人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再一次回到动乱和极左专制之中，再一次回到鸦雀无声之中，人民将饱受摧残，前景一片黑暗；力行法治，我们国家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健康成长的坦途。以黑打来推进所谓的打黑，绝对是令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末路！极左的殷鉴不远，我们要警惕。 　　蔑视法律，以为权力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崇拜，完全否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宪法精神；无耻地塑像造神、为个人歌功颂德，也完全否定了《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文革”钉上了“大浩劫”的耻辱柱，那些企图翻版文革的人，就是公然背叛决议——违背党纪国法，放肆践踏党的决议，怎么可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我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太多地看重李庄到底能否脱罪。李庄不能脱罪又如何，本来就没依循法治，李庄不能脱罪那不是辩护人的失败，也不是李庄的失败，那是其人治企图昭然于天下，那是他们违法胡作非为的彻底暴露。 　　四、 　　突然从一篇报道中看到，某人自信地宣称“不怕左”。好在我记忆力还不很坏。记得小平先生92年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好端端的东西，一左，就全部毁坏了。 　　“不怕左”，我不知道这个“左”的内涵是什么。但从唱红，发红短信，运动式践踏法治的打黑来看，这个“左”与党的历史上的“左”没什么两样。 　　固然，当今社会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什么？是依靠唱红歌，是依靠煽动民粹仇富情绪，不问青红皂白地消灭有产阶级因而全体变成无产阶级？是依靠胡乱地“打土豪、分田地”，瓜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财？是依靠不讲法治抓人判罪的“黑打”？显然不是！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结果如何，是获得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是富裕了人民还是赤贫了人民，是促进了文明还是孳长了愚昧与野蛮？这些，早就有历史事实给出了答案。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又到了一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甚至拜人治之恶煞为治国之神圣，那么，从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等等以来，在人治极左社会钳制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在疯狂道德主义虚伪光环下野蛮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就必然重演。 　　请一些盲目的激愤的网友，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黑社会猖獗，我们需要依靠什么来治理？我们只能依靠民主，只能依靠法治，只能依靠每一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包括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如果非要我唱什么歌，我愿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歌唱，绝不愿意再去唱什么乌烟瘴气的“大救星”！ 　　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国家未来正确发展之路，舍此别无选择。那些文革余孽，别做春秋美梦了，历史不会重演，人民不会再愿被愚弄。

 　　几十年来，中国和越南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外部观察者。农村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使这两个国家日渐成为亚洲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里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它们的发展速度及其经济复原能力远远超出了令人钦佩的程度。 　　尽管公众专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2008年以来重新命名为“和平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发展对于“现代化”这一共同观念提出了更为深刻、也许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甚至中国和越南的知识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为重建国家发展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使领导层接受了现代性的变形使命，但它的精神和方法已经根植于大多数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中，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改革时代的政策呈现出去集体化和去控制的特征，但是党的领导仍是关键，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越南体现了有秩序的政治机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越模式。 　　下面将分三部分探究中越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分析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异同，然后在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中越两国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考察中越经验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最后是中越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的结论回到什么是现代化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 　　模式与差异 　　中越两国都是政党国家，它们的政权建立在共产党对农村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尽管采取集权的政党结构即“准民主体制”，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所进行的农村动员要求政党采取关乎大众利益的政策。它们在革命时期逐渐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在胜利后建立了可以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党结构。尽管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物质基础方面很贫瘠，但不管怎样它们的革命创造了持续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与此相似，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围绕国家自由这一目标动员所有的人，并带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成功，中越两国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即调整其政党国家结构以适应可持续治理的任务。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其农村平均主义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起源而言，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城市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增强了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而且引起了对在一个日益不同的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执政党的作用和能力的质疑。 　　很明显，中越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正如早期在毛泽东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农村革命”或胡志明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民主主义”中所暗含的一样。当然，如果马克思晚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当然也会怀疑其分布广泛的衣钵继承者。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标准的话，那么中越两国都符合。 　　中国和越南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兄弟究竟有着什么显著不同呢？农村革命是这种差异存在的重要缘由，而且其成功也需要一种欧洲缺失的环境。俄国是上述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有着众多的农村人口，但俄国的政治命运却是在其大城市里被决定，随后才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中越两国与东欧在外部压力下建立的政权之间的隔阂更大。即使有一些共鸣，也只是复杂差异性中的一个方面。 　　中越两国都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政策的形成。选拔人才的主要阶梯由教育程度、考试成绩和履历表现所组成，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在人才留用和提拔方面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对其表现满意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与选民关系的培育，选举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中常常扮演次要角色。政党和国家在结构方面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常常混在一起，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的执行更为灵活，地方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而不是贯彻一般性的法律。因此，大量的政策创新是从地方开始的，是在地方被证明成功之后，逐渐推广普及的。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危机也常常迫使领导层认识到先前曾被忽视的治理难题。民众的动乱在吸引高层领导对地方的关注方面发挥了有趣而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动乱是体制外的，但民众很少反对现有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变成敌视性的矛盾。工人罢工由于主要是反对外国公司，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矛盾。在越南，68%的罢工发生在外资公司，尤其是台湾和韩国的公司，而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罢工不足10%。大多数罢工时间很短且是非暴力的。 　　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对于政党国家的挑战倾向于被视为“敌我矛盾”。令政权感到威胁的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或力量。他们的数量不大。在对越南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全面研究后，贝内迪克特观察到他们大多属于知识精英。约有2000人签署了自2006年4月开始在越南流传的《越南自由和民主宣言》，他们通过加入政治组织或者发表大量的作品公开挑战政权。然而，即使只有很少的人，也对政权提出了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力量进行的“和平演变”（中越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都使用这个词语）。 　　然而，如果认为在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公众是无行动力的，都将是错误的。它们在诸如反腐败、均衡发展和环保这样的领域有着广泛的认同，公众，尤其是网民，在许多特定问题上非常活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对中国开采铝土矿的强烈抗议。反华的民族主义是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热衷的话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体现的是广泛的、公开的抗议，以至于武元甲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尽管政府不能正式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却经常灵活地包容批评意见。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地方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和协商民主。一般而言，越南更为积极地在国家领导层适用选举规则。改革增加了体系内人民的选择。中越两国在基层都非常积极，中国甚至选择在农村实行自治实践，由人民自己决定当地的事务。地方的透明度和责任感都随着对地方利益的培育而得到提升，但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之外却没有利益的这种聚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民众的责任感。 　　中越两国政治存在重大差异。其中的某些方面与历史和环境有关。中国的国情使其政治更倾向于内向型，也许这也使其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自信，而在政治上更为谨慎。1979年中国敢于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是因为它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低于国家经济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胡志明市就不敢采取如此冒险的措施。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两大差异是法国的殖民主义后果对中国的“百年耻辱”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领导风格。殖民地的经历使越南的进步人士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民族解放，以及文化上的外部目标——外国占领。在中国，民族议程是由传统社会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内混乱的总体危机所设定的。越南意识形态环境的自我批判不是那么极端，而更关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相比而言，中国的政治风格是由混乱环境中“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胡志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差异更大一些，只是这两个领袖人物放大了中越两国基于历史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他们的个人作用为各自国家的政治书写了不同的一笔。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1855年，斐迪南·滕尼斯出生于石勒苏益格农村中世纪的环境中，这个地方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并入普鲁士，那时他九岁。随后滕尼斯在普鲁士这一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求学并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在《社区和社会》这一著作中记述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动经历，同时也抓住了欧洲社会学方向的转变。 　　滕尼斯公开对其失去的童年表示怀念。那是一个无商业的村庄社区，在那里行动是受人性需求和爱好的自然意志所驱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性别、级别等人们所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社区这种小世界永远消失了，它被充满竞争的、被工具理性所驱动的世界大都市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无论怎样，文化分化为传统和现代、社区与社会，这成为欧洲发展的分水岭。 　　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或采取传统的态度，或采取现代的态度，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它将西方对于未开化的人的优越感世俗化。现代化不需要传教士或者知识的启迪，只需要私人财产、市场和竞争。全球在这一意义上的趋同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代化。其他任何社会与西方的文化距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而是背景的不同。社区的大门不能抵制进步。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 　　中越两国的革命和后革命历史对于这种观念模式是一种挑战。农村革命既不是向前现代历史的返祖，也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在农村进行动员，他们是通过引入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新的价值，并承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才实现了这种动员。相对于其对手来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大众动员。胜利之后对于正在进行物质和文化进一步现代化的政党国家社区的重视使“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分界更为混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越南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更为理性而不是自然使然。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尤其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本质的问题。它们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议会制国家。市场力量在自我约束的政党国家进行运作，甚至行政回报也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大都市，而不像那些向它提供劳动力的内陆农村。由此就导致了国内治理和政策的趋同，这不是全球化的外部作用使然，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也许现代治理趋同的最好证据来自政党国家自己提出的一些挑战，包括法治和党内民主。加强法治不仅仅是政党国家的固化，而且是为适应更为多样化社会所进行的治理调整。法治也许把腐败作为其最近的目标，但是公共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相互联系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里，私人关系足以能够满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代生活的相互依赖超出了熟人关系，一个人需要法律来系统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 　　党内民主似乎看起来与现代化无关，但实际上它对于政党国家转向后革命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使治理的任务从目标导向的行政目标转向了多样化管理。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表明了这种新的转变。然而，如果共产主义政党打算继续为多样化社会提供政治指导，那么人民的多种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都将需要在党的成员资格中得到反映，在党的决策进程中进行明确表达。党的基础必须像市民社会一样多样。中国作出的让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广泛的基础之外，政党还需要提高对政党选举、议程设置和政治讨论的有意义的参与。在这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前头。 　　有着广泛的基础、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还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吗？很明显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当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设想。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形成了目前的结构，制定了当前的政策。它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也适用这一模式。所以，“中越模式”更好地契合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记录和轨迹。 　　当前中越经历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趋同证明现代政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广州和胡志明这些现代化城市都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但除了现代治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激励现代社会多样性合作的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中越政党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它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当前其社会秩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党国家因其获得的成功而得到巩固，但同时更多的繁荣也增加了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们只是在近期才发现彼此面临相似的任务，因此中越道路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保持着这种差异。即使由于政策内容逐渐相同，两个政党国家政治机制的不同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抛弃一种比其议会竞争者更为成功的体制呢？ 　　中越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功使乔舒亚·雷默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在中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超越中国发展的狭隘视域而从其他地区更为普遍的机制及其适应力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还是非常值得的，关注包括中越两国在内的更广的领域将有助于超越中国的特性，对其适用性的背景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 　　中越模式能够而且应该从农村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当前的改革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局限，因为农村革命的条件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 　　采取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要，这一启示适用于自下进行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动员。因为自杀性的爆炸也许能提高抵抗的技术，但是任何威吓和疏远群众基础的行为都将损害斗争的基石。农村革命的另一教训来自于对中越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比。建立在动员民众基础之上的革命对于后革命时期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建立起来的政党国家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后革命时期建立或巩固的领导形式。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在现代化战略中要谨慎发挥民众动员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有着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国家进行动员，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社会的发展需要尊重其复杂性。混乱，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复杂性的另一选择。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年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力r{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需与社会有较深的关联。 　　第三，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能够脱离地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二，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测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时，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了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会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只要看看东欧国家、南韩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①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真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就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革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作者：赵鼎新，原载：《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文化大革命伊始，邓小平就以刘少奇之外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被打倒。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到中南海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他，当面转达毛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对汪东兴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一天深夜，邓小平被毛的秘书徐业夫接去谈话，直到天快亮才回家。他向毛详细汇报了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谈话中，毛询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邓没有表态。毛有点不满，但对邓仍心存一份赏识，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句话他后来反复说过多次，意蕴深远。 　　这次谈话，是邓蒙难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首次较为全面的表态，气氛是缓和的。毛还对邓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我本人写信。”这意味他要亲自过问邓的问题，不想让其他人插手，倘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的权利，那他的命运肯定迥然不同。 　　 有事找汪东兴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下放江西前，汪东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含秀轩，这里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的住宅，也叫3号院。 　　汪东兴轻步走进北屋内，向邓小平夫妇转达了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的消息。一阵沉默，大家都有些尴尬。稍刻，还是邓小平先说话：“我继母夏伯根，自从和孩子一道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我想带她一起走。” 　　汪东兴回答得很爽快：“可以，人之常情，还有什么？” 　　邓小平想了想，说道：“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 　　汪东兴点了点头。邓小平问：“到江西以后，是不是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卓琳听罢，舒了一口气。邓小平俯首而思，放心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里整理行装。外边传来了大女儿邓林的叫声：“爸！妈！”两年多没有见面，邓小平和卓琳都惊呆了，赶紧把风尘仆仆的邓林迎进屋里。 　　这是汪东兴为即将离京下放的邓小平特意安排的温馨一幕。他随后走进来，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沙发上，凝望着他，慢慢地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 　　邓小平不动声色。“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稍顿了顿，汪东兴又接着说，“这次疏散离开北京，也不单单是对你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可以去工厂劳动，先别管什么性质吧，总比这？你说呢？” 　　说这话时，汪东兴别有意味地看着邓小平。邓小平这时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汪东兴转过头来对卓琳说：“明天中办派车，去看看朴方吧。” 　　第二天，中办警卫局准时来车，将卓琳送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大儿子邓朴方。 　　1968年8月，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四年级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要全力进行抢救。汪东兴马上作了安排。那时，由于邓小平心情不好，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他们夫妇第二年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母的心情难以平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更好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做了批示。在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1972年4月22日，他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了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助邓小平复出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为期33天的南巡。8月31日，他到达南昌，叫汪东兴去看望在江西劳动锻炼的邓小平。 　　汪东兴通过省委领导把邓小平从新建县请到省委滨江招待所。汪东兴在他的秘书孙守明、主席的管理员吴连登的陪同下，见了邓小平。汪东兴说：“主席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叫我问问你身体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对中央有什么意见？主席叫你注意身体。” 　　那时，邓小平下放江西已有两年了，他激动地对汪东兴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叫我到这里来劳动是对的。主席很伟大，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请你们好好保卫毛主席，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使他健康长寿。”汪东兴说：“你今后如果有事情可以写信。” 　　汪东兴回去向毛泽东汇报。毛说：“看来人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距这次见面不到一个月，林彪在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11月5日，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职工大会上，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笔者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叫汪东兴“印发政治局”。 　　周恩来看到毛的批示后，甚为激动。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江青是在广州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期间看到信和批示的。她看后问我：“邓小平的信是汪东兴送给主席的吧？”我回答：“可能是吧。”她说：“什么可能，肯定是老汪送的。”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好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呈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并征得他的同意。至此，邓小平复出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花园村一栋楼里，汪东兴第一个前去看望他，问他生活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回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邓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这次见面，是两人分开六年后第一次会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推荐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这个报告。在他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中央为了改善邓小平的住房条件，开始给他选址建房，选来选去，最后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了使邓小平及其家人住得舒适些，汪东兴没有少费心力。他告诉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小平孩子多，房屋空间要大一点，高一点，门窗大一点，通风采光好一点，房间多一点。考虑到邓小平夫妇个子都不高，汪东兴特意嘱咐：抽水马桶、洗脸盆、窗台等都要矮一点，写字台、饭桌、椅子、沙发、床等家具都不要太高，以他们使用方便为标准。他还要求院子大一点，使邓小平有一个散步锻炼身体的地方，并要求在院内栽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1977年，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搬进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较满意。当年栽种的两颗松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互相交错，难分彼此。他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为命、相依为伴。因为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这两棵树起名为“双龙树。” 　　 避难东交民巷 　　1976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姚文元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告”，说这是一起“反革命政变事件”，“公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汇报，做出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建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再次落难。当天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小平曾经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而汪东兴当面核实，邓不过是去北京饭店理发。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邓小平是否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指挥，应该向邓小平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叫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组织“群众”揪斗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当他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转移。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父亲的转移。下午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将父亲接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邓小平、卓琳转移到东交民巷以后，一开始夫妻俩得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参谋滕和松帮他们买一些粮和菜。几天后，滕和松请示汪东兴同意，把原来在邓小平家做过饭的李师傅请了去，邓小平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护好邓小平，汪东兴调去了数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进了301医院，一天，给卓琳看病的唐医生悄悄地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了。”卓琳顿时紧张起来，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在她眼里，汪东兴掌控下的东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