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权益

中国劳动通讯|抱团才有力量:番禺百名工人集体谈判记

广州联盛模具厂的工人们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持续抗争后,终于打破了厂里辞工零赔偿的惯例,与资方签订了历史性的赔偿协议。在抗争中,工人们不仅团结一致、据理力争,更制定了和平理性的维权策略,积极寻求谈判,从中可窥见中国的工人运动正日趋成熟。 走进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刘分,官东纬和宋维国三名工人代表正有说有笑地围坐在桌旁,计划着给自己放个长假,希望可以多花点时间陪陪妻子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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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实习生的逆袭?

@黒之契约者:富士康代工成众矢之的,大学实习生报复社会导致PS4出现低级组装问题?国外论坛统计大部分问题批次都是8,9月份烟台生产,反映的问题包括,缺少螺丝硬盘松动识别不出,HDMI接口金属片上翘输出无信号,螺丝没拧对位置,甚至出仓键都没有,顽皮狗设计师也遇到了故障,亚马逊一星评价中近半数到达即坏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实习生的故事 我们喜欢这样的实习生 我在白宫当实习生的日子 实习生,惹不起 写给90后实习生的一封信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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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日本认定一名中国劳工“过劳死”

93年日本以引进外国人到日本学技术为名,开始引进外籍劳工。 隶属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的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周五(7月2日)判定在该县潮来市打工的中国人蒋晓东过劳死,是日本政府首次认定外国人研修生在日本过劳死的案例,可能为日本1993年以来实施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起草尾声。 剥削的实质 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是日本过去17年来在政府默许的环境下,实质上剥削外国人的廉价劳工制度。去世时31岁的蒋晓东05年到潮来市电镀工厂打工,08年睡眠中突发心脏病死亡,09年遗属向劳基监督署申请劳动灾害保险,促使调查该案。 调查根据蒋晓东去世前三个月,每月加班93至109个小时,从而断定为过劳死。调查中还发现,另外两名与蒋晓东一起打工的中国人也遭遇了长时间劳动,并与蒋晓东一样,只获得时薪4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的报酬,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678日元。 鹿岛劳基监督署周五向当地检察机关递交了工厂66岁的社长违反劳基法的文件,并命令该社长向三人补发18万日元(约1.4万元人民币)的劳动报酬。该社长对《朝日新闻》说,他没强迫三名中国人加班,也觉得加班费太低,但不得不与其他也雇佣研修生的企业同一步调,所以没办法。 人权问题是根 93年日本以引进外国人到日本学技术为名,开始引进外籍劳工,并给这些外籍劳工冠以“研修生”的美名。如有工厂和农村接受并担保,研修生可在日本“研修”三年。当时日本经济已陷入萧条,此一政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给许多日本人不愿干的行业提供剥削外籍劳工的市场。 不过保守的日本社会对此歧视外国人的事实视而不见。直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日本人的人权意识上升,部分传媒、舆论才开始报道和议论研修生控告雇主的纠纷,包括涉嫌过劳死的案件。 日本政府入出境管理局的统计说明,到08年底,日本还有19万研修生,大部分从事缝制业、小型制造业和农业等低薪行业。 该制度却给政府创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来制造官僚退休后再就业场所的良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统计数字也承认,该制度下研修生与日本资方围绕长期加班、欠薪的纠纷不断,去年360个机构发生了444件。研修生死亡案也趋上升,08年涉嫌过劳死有35人,而许多纠纷在劳基监督署调查前,资方已把外籍劳工遣送回国。 日本各大传媒都报道了蒋晓东过劳死的新闻,显示了政府首次承认制度弊端时,传媒也酝酿着舆论的进一步压力,预示着该制度将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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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大家谈中国:富士康的三米高栏杆

林绿野 中国  富士康宿舍楼周围建起安全网以防工人跳楼 今天,中国大陆有传媒报道说: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了“十多连跳”事件后,已经开始对工人宿舍楼加高栏杆,把栏杆从原来的1米高加高到3米高。据说这样做以后就可以杜绝跳楼的悲剧了。 我是个建筑师,对栏杆高度与安全的关系,有比较专业的了解。在建筑设计中,国家规范对栏板或栏杆的高度有强制性的要求:低层和多层建筑,栏板或栏杆的净高不应低于1.05米,高层建筑栏板或栏杆净高不低于1.10米。 从设计的原理上说,栏板或栏杆需要有一定的净高,是为了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站在或靠在栏板或栏杆旁边时,保证人们的身体重心低于栏板顶或栏杆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发生意外坠落事件,绝对不是为了防止“跳楼者”的。对于主动的“跳楼者”来说,高度并没有多大意义!3米高的栏杆就能挡住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人吗? 为了阻止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工人跳楼,你们可以把富士康公司的所有的楼房的栏杆都加高到3米,这样一来,在富士康公司范围内,跳楼事件也许不会发生了?对想自杀者来说,3米高的栏杆可能是不太容易跳,然而,自杀者难道不可以到其它地方去跳楼吗?而且,自杀者完全可以采用其它方式自杀,例如:吃大量的安眠药、吃农药、吸毒气等等。此外,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般的宿舍楼的层高大约是3米,一旦栏杆被加高到3米,那样就意味外走廊栏杆与屋顶板连在一起。这样一来,栏杆就已经不是“栏杆”了,更像监狱里的“铁窗”。深圳富士康公司有大约五十多万工人。当五十多万人都生活在象监狱一样的环境下时,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想自杀,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杀事件发生。 一个社会,若是有大量的精神正常的人想自杀,是由于他们觉得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用技术手段来防止人们自杀,完全是无效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解决人们觉得生不如死的社会环境。 所以,要杜绝或减少工人自杀,必须给予工人作为人的人权,作为劳工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和罢工等权利。从小共产党就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啊!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那么毫无权利,而资本家却能通天?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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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 (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 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 (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 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 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 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 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 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 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 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 来源说明: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版, 原文链接 。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看中国”、 “金融时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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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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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聊天室 | 妇女节特辑

她们为什么站出来进行公民抗争?她们如何建立社群,又面临哪些挑战?来听女性抗争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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