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

　　从10月1日起，上海将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上海公布的有关试行意见提出，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试行意见将企业各类人才均纳入了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实施范围，即参加上海市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均可柔性延迟退休。(9月28日北京晨报)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终于在上海市初见成效。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按年龄“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基本上是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便办理退休手续。那些学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工作时间反而越短。这显然不利于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对人才来说未尽其才，对国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而实施“柔性延迟退休”政策，不仅让“学历越高，工作年限越短”的不合理现象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可以使人才尤其是那些在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的高端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等都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退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在刚性政策还没有调整之前，必须先柔性过渡一下，看实施的效果到底咋样。劳动者的休息权应该得到尊重，劳动者的工作权同样应该得到尊重。 　　不过，也且慢替上海市的柔性延迟退休政策叫好。最近有两则报道，谈及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则是：中国45至54岁人群中约有54%已把自己看成是白叟。这是英国保柏(BUPA)健康小组9月24日发布的国际健康医疗研究陈述供给的数据。另一则是：近日，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人群健康白皮书》，该查询拜访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用问卷51.3万份，是中国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健康状况大查询拜访”。该查询拜访显示，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况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35-50岁的高收进人群中，“生物春秋”超龄趋向较着加速，平均跨越“日历春秋”10年摆布。这两则报道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工作压力较大，出现了未老先衰的迹象。 　　没有好的劳动环境，没有有尊严的工作心态，延迟退休只会给劳动者以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出台新的退休政策当做一件孤立的事对待。工作压力过大的现象不消除，谁肯为几百元、数千元的增薪去玩命？因此由柔性到刚性，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允许探索甚至允许失败，但在一个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凡事得多征求民意，头脑风暴要不得。 　　我们期待上海的成功，也期待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体面劳动，有尊严得享受劳动的快乐。

　　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许多人更爱惜自己的名誉和清白。“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该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没地方告了。”8月1日下午3时许，4名中年男子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竟仅仅是为了以此证明自己并未旷工。(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因为原单位的合并移交，他们从正式在编职工变成了“编外人”，而且同工不同酬，但他们像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忍耐，谁知移交不久又被强迫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直到2008年被冤“旷工”丢掉了饭碗，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上班。他们没有撒泼无赖，而是试图用合法途径为自己讨个说法，从劳动仲裁到法律诉讼，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艰难维权，数次上访和被拘留。虽然今天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化的社会，但底层人民的维权依然困难重重。 　　他们最终选择在清华西门外断指，血淋淋的演绎，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去年河南工人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因为媒体的及时介入，张海超的“悲怆之举”，引发了空前关注，最终事情圆满解决，然而这也几乎再一次隐性地证实，普通老百姓单靠状告的途径要保护自己太困难了，似乎只有惊人之举，只有“闹出点儿不寻常”才可能引起关注。在现代法制社会里，这是怎样的无奈?于是，才有了触目惊心的跳楼讨薪、拆迁自焚，当个体遭遇强权或不公，而相关部门、法律又不能及时给予有力的援助，身为弱者的他们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