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

（联合早报网专稿——联合早报记者明永昌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游秋萍博士认为，此次香港特首选举是历届特首选举当中最具争议的一次。这不仅体现在口水战的激烈程度以及丑闻的频密揭发，也包括选举的小圈子性质，引发外界质疑香港的政治领导人选拔，是完全按照北京当局的意愿，以及出于候选人各自代表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 　　游秋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过去两天举行的民意投票显示，超过22万香港人当中有超过一半不支持三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更早的民调则显示港人可以接受选举流选。 　　游秋萍认为，虽然民调如此，但新特首依然能够在这样一次小圈子选举中顺利产生，说明本次选举完全无视普通香港市民的意愿。 　　选举结果也意味梁振英成为香港回归后以最低民望上任的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选举前夕，民调支持度只有35%。相比之下，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上任时，民意支持都高达60%至80%。游秋萍以“一开始就是只跛脚鸭”来形容梁振英当选，认为他今后在赢取大部分港人支持和治理香港方面将面对巨大困难。 　　游秋萍认为，建制派的分裂也将加剧新特首治港的难度。梁振英在上任后筹组管治团队或不得不寻求中联办的帮助，而这将进一步损害“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原则。 　　此外，有些人还担心，梁振英对于异议和批评的容忍度较低，香港的公民自由可能会因此受损。 　　另外，也有人担心，此次特首选举偏离北京预期，中国当局对于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可能会再三考虑。

 2012年 3月 22日 美专家：华为难撇共党原罪 记者: 黄耀毅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北京商店里销售华为的网络产品（资料照）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华为公司屡次在进军美国市场受阻，部分原因是因为华为出身于一党专政、缺乏法治，并且对于电信业严格掌控的中国。而为了能顺利进入美国，华为公司正在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奥巴马政府希望吸引更多外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但包括奥巴马总统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等，都否决或反对中国的华为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有关于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报告《电信与华为难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撰写这份报告的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虽然认为，只要华为能够消除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的疑虑，就应当考虑让华为在美国投资，但于3月22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当中，巴菲尔德也指出，华为与中国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举智库兰德公司2005年的研究说明：“兰德公司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数码三角’，一方是人民解放军，一方是研究机构，第三方则是国营或私有企业，这三方有着紧密关联，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这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华为在1999年之后这十年的发展，就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操纵了电信产业。” 美国之音 黄耀毅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巴菲尔德 巴菲尔德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电信产业不只是经济上的最高优先，也是国防与安全的最高优先。巴菲尔德也提到，华为若要成功对美国投资，也必须解决其大幅接受中国政府帮助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事实，例如中国银行对华为提供的出口信贷，他说：“就我所知，华为得到了10亿美元，但这笔钱并不是流向华为，而是给予他们的客户，而我认为这就是华为以及其他（中国）公司之所有能够确保跟客户签约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4年同意向华为的客户提供100亿美元信贷额度，到了2009年更提升到300亿美元。巴西最大的固话运营商TeleNorte首席财务官亚利克斯.佐尔尼格（Alex Zornig）也在2011年4月表示，该公司采购网络设备时，华为的出价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华为的合同能够让Tele Norte接触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3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 美国之音 黄耀毅 华为美国分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普朗默 *华为想撇清与中国关系* 华为公司华盛顿分公司的对外事务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则表示，华为的资金不是只有来自中国的银行，华为员工有购买公司股票的选择权，华为也与30家国际主要商业银行有往来，如花旗银行等。他并且认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或是中国银行给予华为的出口信贷，对于华为的生意是微不足道的，他说：“从2005直到今年初，我们在全球做了超过140亿美元的生意，当中只有5、6亿美元是与中国开发银行或中国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华为客户进行信贷有相关，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比率。” 不过普拉默提供的数据，与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华为公司美国董事长胡厚昆所说的数据不同。根据中国金融网站《中金在线》2011年4月25号的报导，胡厚昆在当年2月表示，直到2011年2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华为客户累积贷款100亿美元。 而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在2011年11月的《中国金融杂志》当中更强调开行是华为进军国际的后盾，他说：“在开行的支持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从20年前名不见经传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全球顶尖电信制造商，市场份额分别为世界第2位和第5位。” 美国之音 黄耀毅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 *中国政府的手伸进企业造原罪*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史剑道认为，表面上公司结构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够主宰中国企业的走向。他说：“我不在乎公司所有权架构，在这房间里的某些人，包括我在内，是某些公司的董事，而该公司可能偏爱法国，而这与公司所有权完全无关。虽然有人会反对，但我要用国营企业来称呼。没错，公司所有权是被争论的，你可以说被控制、被导向，也可以说是在一党专政且没有法治的国家当中存在的公司。” 史剑道举中国联通为例子。原本的中国联通在创业之时的1990年代末可算是私有公司，但2008年在北京当局介入下，被拆开出售与合并。他说这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将电信业当成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电信业者强加控管，而华为也不例外。 史剑道认为，产业界人士在讨论中国企业投资案的时候，经常忽略到不同政府的立场，他说：“许多国会议员谈论的中国企业行为，公平的来说，也可以运用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面。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没有法治能够保护企业免受政府滋扰。所以当政府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要不是照着办，要不就是跟中国联通一样下场。” *华为不是中国企业？* 华为美国分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普拉默则更进一步的疏远华为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并无法国公司、中国电信商之分。思科、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艾立信、华为、中兴通讯，我们都是全球企业，我们都是跨国电信商。” 不过史剑道认为，中国官员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没错，我认为华为背负了原罪。国际化的公司与国际公司是不相同的。说华为不是中国公司，根本就是胡言乱语，说中兴通讯不是中国公司，也根本是完全胡扯。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我建议你去问问中国官员，他们会纠正你。” 史剑道强调，不开放华为，不代表反对中国资金，华为只是某一个产业当中的某一家公司罢了。他赞成中国其他的产业到美国进行投资，例如开采美国丰富的矿藏等等，但在现阶段，受到中国政府扶植的中国电信业，背负着原罪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并不适宜开放。

中国大陆有学者发表文章，呼吁再次解放思想，正视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真正的解放思想，只能在法律切实保障思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星期三在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文章。他提出，中国每次重大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因此中国下一步，首先要有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并将思想解放落实到民主和法制上，而“解放、钳制、再解放、再钳制”只能令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他引用邓小平批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讲话认为，目前首先必须承认和面对现存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再否认和回避。何兵也表示，反对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反对用专政的思维处理人民正当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而对共产党内的各种异议声音，应该尽量从宽，不应严厉打压。 对于以强硬和左倾著名的《环球时报》刊登自由法制派代表人物何兵呼吁解放思想的文章，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说，这说明北京当局正面临严峻的局面。 “清朝末年面临崩溃的时候，慈禧太后也要改革，她也要搞宪政。当然如果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这些搞宪政改革的人就被杀头、流亡、投入到监狱里去了。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动态尺度的话，你就会知道《环球时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信息。证明中国社会连《环球时报》它都要讲思想开放，都要讲政治改革，这跟晚清慈禧太后要搞宪政差不多了吧？” 美国中文刊物《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介绍说，何兵在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反对重庆唱红打黑，主张依照法制行事，是自由派代表人物。 “我对何兵的印象还比较好。尤其他的讲话针对那申纪兰，那人大代表，几十年都投赞成票那个。另外他原来也写过文章批评打黑唱红的事儿，就算了笔账嘛。另外他们政法大学学生毕业典礼时，他还跑去有段很短的讲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说他们不说要做什么仗义执言吧，至少不要去做那些坏事。” 何兵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反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严厉打压异议的问题，并对邓小平解放思想的主张提出了新的解释。不过胡平认为，只要中共的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不改变，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是在法律保护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他们的框框仍然在，权力仍然在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就根本谈不上思想解放，才会发生在中国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居然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跟缠脚似的，你到时候了你就得放，那还有放第二次的呢。按解放的本意来讲，那就是自由化。要进行任何改革，我觉得思想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基础。” 张伟国则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思想解放和统一思想都是中共治国的宽严工具，目前中共面临治理危机，思想解放又成为压力锅的泄压闸。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危机状态，它需要舆论引导。就像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至于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像一个锅炉快爆炸了，要先开气阀要把这一点气放掉，不乏的话，他们采取的是这种策略。媒体是在为这个媒体服务的。所以讨论与否，讨论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看他们对这个锅炉爆炸的程度的感觉而定的。” 张先生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在中共话语系统中表达思想解放，几乎已经走到尽头。问题是，数十年来中共好话说尽，但民众早已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摆脱思想解放加平反冤案，统一思想加专政迫害的往复循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中国当局去年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镇压，未经指控就拘捕了几十名维权律师。 中国当局下令实行律师宣誓制度，要求律师效忠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司法部近日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律师宣誓制度的决定〉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所有首次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和重新申请律师执业证书的律师，都必须参加宣誓。 宣誓的内容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中国在2000年6月就制定了一份《关于实行律师执业宣誓制度的决定》，但被认为其中一些规定过于笼统，所以未有效施行。 现在司法部公布的《关于建立律师宣誓制度的决定》，就是在2010年经过修订后的完善版，宣誓的誓言也是修订后的新词。 此举被分析人士看作是北京当局对律师业进一步加强管控的措施，中国近年来从事维权工作最多的行业是律师行业。 2011年，中国当局在加强对异见人士的镇压行动中，未经指控就拘捕了几十名维权律师。 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高智晟在被长期秘密关押后，去年12月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中国媒体和网络对规定律师宣誓效忠共产党也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宣誓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举贪官为例说，当年贪官入党时也曾宣过誓，但根本没有起到制约作用。 北京律师浦志强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这样的誓言会与一些希望不受党政干预、独立办案的律师的理念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