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纽约时报 | “逃”不开的北京

关于是否搬离北京核心区,去其他城市设立管理总部,丁秀洪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一年以前,丁秀洪从网易门户副总编辑、视频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创办了北京云辰科技有限公司( www.morncloud.com ),专注生产大尺寸屏幕的互联网手机。现在他所创立的手机品牌——大可乐手机,已经在大屏幕高性能智能机市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继小米手机之后利用互联网渠道贩卖“移动互联网梦想”的第二个成功案例。与之同时,创业团队也已从最初的十几人迅速扩张到超过100人,“在可预见的一年内,公司的规模很可能超过500人甚至1000人。”这不仅意味着各项管理成本的飞速增长,最现实的问题是丁秀洪没办法在北京找到一个价格低廉又能够容纳得下所有员工的办公室。 房价的高企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原因,还有北京为应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计划性限制,这些都导致外来人口逃离北京。早在2010年,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开始受限,要获得北京户口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地人如果要购车不仅要有5年的纳税证明,而且还要参加摇号等等。 如今这些因素也在挤压着像丁秀洪这样的创业者,因为对创业企业而言,人才和资金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品。今年4月,前新东方英语教师罗永浩在微博上为其新创的手机系统公司锤子科技招聘软件研发总监时,除了百万年薪外,还特别提到“如果应聘者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杭州或者深圳,锤子科技在撤离北京前,另有每年十万元的PM2.5津贴”。之前,电商公司趣玩网( www.quwan.com )、游戏公司Aruba( www.arubastudio.com )等创业企业已经离开北京。 创业公司数据库17startup(17startup.com)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设在北京的创业公司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2%,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49.8%。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传统互联网创业热地,2012年的创业公司总和占全国总量的74%,而2011年这三地创业公司合计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则是80%。截至2012年末,17startup共收录了6560家创业公司。 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带中的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仅以房价为例,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今年6月,全国100个主要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位居全国房价最高前三位,而另一个核心城市广州的住宅均价则排在最贵榜单的第八位。何况这些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流入,都有这样那样的限制。 那些不选择北京的创业公司又会去哪里?同样来自17startup的报告,2012年浙江、四川、台湾、江苏、福建、香港和湖北的创业公司总和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为20%,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7个百分点。中国顶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认为,北上广从前作为中国创业中心的位置,越来越受到二三线城市的挑战。据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武汉、青岛、杭州、天津、成都等都是中国宜商城市竞争力排名前20的城市,尽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仍掌控着这个排名前四的位置。中国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李超博士在今年的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所谓宜商城市竞争力,“理想的城市是创业至上的城市”,即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尽可能确保居民自由创业、企业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在丁秀洪办公室见到他时,他的面前摊着一份《优惠政策草拟——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给与云辰科技公司天津项目的扶持政策》,上面所列的条件颇为诱惑,比如至少能得到1000万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办公场地租赁费用三年免费;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都能或减免或退还;当地还能为总部设在天津滨海的企业员工提供优惠购房、解决户籍入托上学等问题。 这些都可以解决丁秀洪的当下问题:如果去天津办公,丁秀洪的公司不仅可以有独栋的办公楼,还能为员工解决宿舍甚至买房问题。同样是异乡人,丁秀洪也需要考虑每个员工在北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 但丁秀洪依然下不了决心。他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科技、教育中心,“可以说要什么资源,就有什么资源;这里高校多,人才多;况且创新创业的氛围非常好,机会也很多。”此前,丁秀洪曾在北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对北京的创业环境多有抱怨,但还没有出现创业公司大量外流的现象。即便趣玩网将大部分员工从北京搬到了成都,但它在北京仍有分支机构,而且还都是非常核心的部门。 中国一份专注于创业群体的杂志《创业邦》曾经在2012年做过一个调查,寻找中国最佳创业城市,这个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名列前五名最适合创业的城市,苏州、天津、南京、无锡和武汉依次在后。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高等院校相对集中。 北上广对人才的独占性也在悄悄变化。猎头公司罗迈国际(RMG Selection)今年6月发布了《中国人才流动调查报告》(2012-2013 China Talent-flow Report),这份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约有70%的被调查对象考虑过如果工作机会足够好,将愿意到另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中的20%愿意去包括二三线城市在内的任何城市。罗迈国际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超过2000人,其中超过62%的调查对象目前在北京、上海两地。 天使投资人蔡文胜指出,北京依然是当下中国互联网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资源也最多,也是风险投资基金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总监周新旺认为:“诸多的现实表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纳了中国最精华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是创业者必须去整合拥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创业者受困于北京,但又需要北京。 丁秀洪之前在广州生活和工作了10多年,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创业?他的考虑是广州虽然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但不是文化传媒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对于他想树立的大可乐手机品牌的文化属性,没有助益。 丁秀洪团队中最初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广州跟随他来到北京。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互联网基因比较丰富,而传统手机产业的经验相对缺乏,因此他们在北京又招聘了一批前摩托罗拉员工。手机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虽然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使得智能手机的需求井喷,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快速反应就是关键。”丁秀洪解释说,沟通和融合是现在公司内部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希望所有员工能在一起工作,这样快速反应才能成为现实。 然而,随着创业团队的迅速扩张,这种及时沟通的诉求越来越无法满足。创业之初,丁秀洪把办公室放在了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附近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一间仅有100多平米的房间,这里是北京东部的一个交通枢纽。仅过了3个月,他就不得不在旁边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另一个办公室;3个月之后,他又不得不租下第三个办公室。“三间办公室,三地办公,沟通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丁秀洪有了整体换大办公室的想法。但跟着房产租赁公司考察了一圈北京写字楼租赁市场之后,他坐不住了。专门从事写字楼市场租赁研究的机构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平米327元/月,这比2012年初的每平米246元/月,上涨了接近33%。写字楼租价这种火箭般的上涨速度,是丁秀洪无力承担的;更何况即使他想租,也没有能这么足够大的办公室。 丁秀洪努力扭转这种不适感,他曾一度把目光瞄准了北京的市郊区。他去过亦庄——北京东南郊区的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去过大兴——北京正南郊区的一个新媒体产业园区。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通了地铁,离北京核心区大约30公里;两地的地方政府都愿意拿出政策来支持他。 搬去郊区,还留在北京,看上去是一个折中的理想解决办法,然而也有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北京郊区政府可以解决办公室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政策支持的问题,有些问题却也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比如外地来京创业者如何获得北京户口,或者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等等实际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对外地人都有很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的。 更何况,丁秀洪还要考虑员工流失问题。到北京郊区考察之后,丁秀洪却有种“这里不是北京”的感觉。“热闹的地方热闹,荒凉的地方荒凉。”丁秀洪心里也有各种疑问:搬到那里去,我们有多少员工会流失?去上班的路上要花多少时间?年轻人是否愿意去那看上去很寂寞的地方吗?他的副总裁董晓波也说,“如果全都去那里办公,招人可能是个问题。另外,合作伙伴如果都在城里,那我们其实成本也很高,因为要来回跑。” 这个时候,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的招商人员找上了门。天津空港经济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东北侧,距市区3公里,距港口30公里,距北京11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比起北京市内多数地区的上班时间而言,差不了多少。更诱人的是,滨海新区是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拥有相当优惠的政策支持。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合改革试验区,在管理、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都享有先行先试的权力。过去几年中,滨海新区对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的支持性政策,曾使得大量的基金公司入驻天津。 天津给出的上述优惠条件,丁秀洪不是不动心。然而“逃离”北京之后,公司要面临另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三分之二的员工可能会走掉。”董晓波说,他们需要估算这可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此前把总部搬离北京的趣玩网,其创始人周品坦称,在离开的第一个月公司业绩下跌了30%。 更让丁秀洪担心的,是全部搬到天津就意味着必须要离开“创业核心区”,他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该呆在有创业氛围的地方,我们还不能离开这个圈子。”天津当地没有领军型的互联网企业,也没有互联网创业气氛。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是将大部分的团队迁到天津,但在北京仍旧留下一些核心团队,比如品牌、营销等,那就意味着公司依旧会面临两地管理的问题。“出差费用高企,不同区域员工薪水的差异可能造成团队不稳定,都是问题。”丁秀洪说。 走还是不走?丁秀洪一直在纠结,“如果有选择,我可以逃掉创业;选择了创业,我就逃不掉北上广。”迄今,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这件事情将会随着公司的扩大,而越来越变成一件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事情。在丁秀洪对“逃离”北京纠结不已的同时,江西省政府正在北京召开南昌高新区的招商引资活动,而浙江嘉兴、南京建邺区、广东肇庆市等各地产业园招商的优惠政策介绍资料,正躺在笔者的电子邮箱里。 雷中辉为北京起源资本合伙人、早期投资人。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中国雾霾之下,孩子们的童年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晓田(音)在北京的家中,每天晚上都要用盐水清洗鼻窦。 北京——这名男孩的慢性咳嗽和鼻塞是去年他3岁时开始的。他的症状在今年冬天恶化了,当时遍布中国北方的雾霾飙升到了 创纪录的水平 。现在他每晚必须用一台机器的管子,用盐水清洗鼻窦。 这名孩子的母亲张子萱(音译)说,她基本上不让他出门,而必须出门时,她通常会给他戴上口罩。她曾在英国留学,她说那里和中国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的学生,当雾霾严重时,他们会在有空气过滤系统的穹顶下活动。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致命污染物的水平,高达 指导值极限 的40倍,这已经吓坏了父母,使他们采取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孩子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常态。父母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关在家中,即便这意味着令他们疏远朋友。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郊游。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则基于空气过滤系统来选择学校,而一些国际学校在运动场上建起了体积巨大、外观前卫的穹顶来确保呼吸健康。 “我希望,我们将来能搬到外国,”律师张子萱在谈到她患病的儿子吴晓田(音译)时说,“否则我们会呛死的。”此时吴晓田正在他们公寓里的一张垫子上玩耍,旁边就是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 她并非唯一想要离开的人。一些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中国父母,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了,企业高管称,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和经验的大量流失。外国父母也以污染为理由,拒绝了高级职位,或与雇主谈判,要求对其艰苦现状进行补偿。 目前并没有关于逃离北京的统计数据,而且许多人仍旧渴望来北京工作。但是离开北京的议论,已经在这个首都,以及中国的微博和育儿论坛上变得愈加紧迫。中国人还在讨论去西藏、海南和福建等所谓的“好空气目的地”度假。 北京和睦家医院(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tal)的家庭健康医生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新近当上了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待了6年,从未看到他们紧张到像现在这种程度。即便是我自己,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情况一直极其糟糕。”这家医院的患者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 他补充说,“特别是许多母亲,已经为自己搬到北京生活而后悔。我想许多母亲都受够了把孩子关在屋里了。” 很少有哪种事态的发展,能够像意识到领导人无法遏制孩子面临的威胁,无法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样,快速地侵蚀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2008年,超过5000名儿童因为学校在地震中垮塌而遇难,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愤怒;同年,一场 毒奶粉丑闻 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此外还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官员们却极力 压制愤怒的父母 ,有时通过武力恫吓,有时用金钱收买。 但对于空气污染的愤怒则传播得广泛得多,而且其势头才刚刚开始增大。 张子萱的父亲张肖川(音译)说,“我不信任北京政府的污染检测数据。”他是一名退休的报纸管理人员。 对于儿童和胎儿的长期损害的担忧,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一项 研究显示 ,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下的儿童,会遭受永久性的肺部损伤。这项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进行的,当时那里的污染水平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要低得多。 上个月,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 研究 表明,儿童患自闭症,与孕妇暴露在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中有关。在纽约完成的一次 研究 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前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焦虑、抑郁和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参与该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较早前在中国重庆开展的一次 研究 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一座煤电厂的高水平空气污染物后,所生产出的儿童头围较小,身体生长较为缓慢,且在2岁时进行的认知发育测验中表现不佳。该工厂的关闭使得之后出生的儿童拥有的困难较少。 分析表明,如果中国不改变经济发展政策并强化环境监管,将来情况也不会有好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前的煤炭使用和汽车尾气排放趋势意味着,到2025年,空气污染预计还会恶化70%。 中国北方的一些儿童医院报告,今冬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很多,那段时间空气污染水平也急速加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今年1月空气状况不佳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收治的急诊患者高达9000人,其中有半数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家长则争相购买空气净化器。瑞士企业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在这里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摆放在明亮的展示厅里。该公司中国区CEO迈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口罩已经成了城市着装标准中的一部分。张子萱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出了五六个口罩,还拿出了一个适合吴晓田的,款式简单、画着泰迪熊的口罩。学校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吴晓田就读的私立幼儿园过去每周都会带孩子们参加校外活动,但今年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取消了。 在著名的北京四中,污染指数高的时候,就会取消室外的体育课。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已经被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录取的高三学生董一夫说,“有蓝天、空气似乎很干净的日子非常珍贵,我常常会出去锻炼。” 为了让孩子们能活动起来,精英学校纷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Dulwich College Beijing)和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后者在今年1月建成了两个由合成纤维织物制作的白色运动穹顶,盖住了运动场和网球场。 学生活动主任杰夫·约翰逊(Jeff Johanson)表示,这两座穹顶和辅助建筑的建设始于一年前,目的是让1900名学生在天气恶劣和污染严重时都有锻炼的场所。工程耗资570万美元(约合3520万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医院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 老师们会查看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数据,来判断孩子们应该在户外,还是在穹顶内部玩耍。约翰逊说,“小学生们再也不会总想着课间休息了。” 一名美国母亲,塔拉·达菲(Tara Duffy)表示,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早教学校,部分考虑因素是,那里的教室装有空气过滤器。这所学校名叫3e国际学校(3e International School),学校还邀请医生来讨论污染问题,并在烟雾水平升高时,禁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达菲说,“在过去6个月里,亮警报的日子多了很多,于是他们就让孩子们待在室内。”达菲是一名撰稿人,也曾是NGO的顾问。 达菲还说,她会检查每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决定是否要带女儿去户外野餐或户外的活动空间。 现在,在中国居住9年之后,达菲决定要离开中国,她指出的主要理由有污染和交通问题。 驻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当中,很多都在进行这样的考虑, 一对有一名幼子的美国夫妇,在考虑一家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职位时,就讨论了污染问题。污染也是他们最终拒绝这个职位的原因之一。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听说一位家有幼子的美国外交官,拒绝了调任北京的机会。尽管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会对驻北京人员发放相当于工资的15%的奖金,这笔奖金的部分存在原因就是污染。其他中国城市的艰苦津贴在20%至30%不等,这些城市也饱受恶劣空气的困扰,但上海除外,上海的艰苦津贴为10%。 “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但如果我现在有年幼的孩子,就会离开这里,”麦健陆说,“很多人都开始制定撤离计划了。”

阅读更多

自由亚洲 | 官媒:北京出现首例H7N9疑似病例

据《新京报》官方微博13号凌晨发布消息说,北京市发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为地坛医院收治的一名7岁患儿。 该微博说,12日下午,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确认地坛医院收治的一7岁患儿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 目前病理标本已送中国疾控中心进行复核,以便最终确诊。两名密切接触者已实施医学观察,未发现流感样症状。...

阅读更多

【图说天朝】泥夹雪的北京

@全球奇闻趣事:【北京“下泥”了】今天中午11时左右,北京开始飘落雪花,微博上,众多网友纷纷晒出降雪图,可惜,这次不是美美的雪景,而是雪落在衣服上形成的“泥点”,北京下的不是雪,是泥!”...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