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你从来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唱片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地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操场上，蒋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独、落寞地矗立着。在海港那一边，是白色、高大的女神像，像是观音、又像是妈祖。 海港的另一侧更繁华些。我寻找那些老建筑，在一座“鬼屋”前徘徊，还和一个鱼店老板聊天。他说自己的爷爷就是死在门前的水沟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他说自己在大陆做了十年生意，钱越来越不好赚，又回来卖鱼，大陆人学得真快，他们这些“台干”竞争不过了。他还说，中国的强大真是不可阻挡，搞不好，连美国也比上。 面对这么一个中国，台湾人该怎么办？六十六年前，国民党军队正是在这里登陆。日本战败了，分割了五十年的台湾又回归了中国。台湾人兴高采烈涌到基隆港，他们却发现，来接收他们的中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他们太邋遢了，与其说像军队，不如说更像苦力，他们推挤着下船，甚至连枪都没配，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他们迟疑着不敢面对。紧接着，他们被基隆的现代化设施震惊，呆呆地看着百货大楼的上上下下的电梯。这些士兵们不过是农村子弟，抓壮丁当了兵，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反而体验到更多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好处。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这真是震惊与失落的一刻。 如今，大陆人又来了。我到基隆时，台湾也刚刚对大陆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的新闻充斥在台湾的媒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去夜市、做体检、买房产，花两千四百万买钻石，十人分吃一碗牛肉面，似乎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足以令台湾人感兴趣。 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兴奋与焦虑。大陆不再贫穷，富有得令人生羡，意味着无穷的机会。从凤梨酥到民宿，从高铁到房地产，似乎都在期盼着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但同时，台湾人的目光里又流露着深深的不屑，大陆人富有却仍野蛮，带着暴发户的粗鄙，他们猎奇式地观看陆游客的一举一动，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减缓他们对于一个更强大中国的焦虑。 让我们回到唱片店吧。 “你猜呢？”我反问老板。 “从新加坡来吧？”，他半肯定的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原以为，他可以轻易地猜出我来自北京。只是误会，还是它蕴涵着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变相的恭维吗？他在强调，我更有礼貌，举止更得体，不像吵闹的、集体行动的大陆游客吗？这真是荒诞的一刻，曾经是中华帝国边缘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倒结成了某种同盟。它们或许越来越依赖与焦虑于中国的崛起，却通过认定自己更“文明”，来获得某种优越感与认同感。而此刻的中国人，也的确给予他们这种优越感，中国富强了，但它内在的困境——文化、教育上彻底破产——都表现在出外的游客身上。 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从来并不分明，它也常常迅速转变。当台湾人猎奇式地打量大陆游客时，是否忘记了，三十年前，他们也曾吵吵闹闹地奔向巴黎、伦敦，而更往前二十年，普遍被认定高度教养的日本人，不也享有“日本游客”的可怜信誉吗？猎奇式地观察别人，经常会陷入褊狭的世界观，放弃了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而也丢失了理解自己的能力。 离开唱片行，我们钻进了夏朵咖啡馆，它突兀地出现在连片的衣服摊位中间。咖啡馆墙壁上的油画是打着领结的男人与晚礼服的女人，它要重现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在咖啡店里，你闻得到那股味道，必定在某个时刻（或许是二十年前），全城的时髦、试图标榜个性的年轻人都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要躲避日常的无聊，想要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巴黎、罗马是他们渴望的“文明中心”，他们这些台湾青年人，生活在“文明的边缘”。 也在这咖啡店里，我向同行的台湾青年读起北岛、食指的诗歌，它们都写于六、七十年代，中国最为黑暗、压抑、野蛮的时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被这些年长得多、经历也截然不同的大陆诗人深深打动了。北岛、食指对于自由、希望、独立、爱情的渴望，不也正是他们的渴望吗？ 二 前往屏东的路上，我断断续续地读《原乡人》，作家钟理和的传记。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一张忧郁面孔的素描，出版于民国六十九年，印刷与装帧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朴素与抒情。 书是从台北小巷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书店里满是泛黄的纸页与霉味，老板娘却性感妩媚，嘴角挂着撩人的笑容，像是从费里尼童年记忆中的意大利小镇里走到泰顺街。 钟理和出生在日本占领期的台湾，一心要成为一名中国作家。他是个富裕家族的少爷，爱上的却是风俗禁止结婚的同姓恋人。他带着她逃离台湾，来到北风与白雪的东北，移居到故都北平。他做司机、开煤炭店，学习做一个父亲，最重要的是，他要掌握那些汉字，把它们排列在一起，表达出一个“白薯人”的感受，他苦闷、感到被遗弃，却总是不知如何表达。曾经，中国是他的“原乡”，代表着自由与归属，在这里，没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的婚姻，他不用再受日本人的屈辱。但一切并非如此。 “白薯站在地球的一边！见证历史像游牧民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彷徨着。祖国——但一阵西伯利亚风吹来，什么都不见了，都没有了。”他在《白薯的悲哀》中写道。那是抗战胜利之时，狂喜迷漫在整个中国。他却发现，住在北平的台湾人是这喜悦的局外人。五十年前，形状像白薯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人的侵略，激励着很多台湾人，正是这种反抗让祖国变得如此美好，它像是另一个乌托邦。如今，祖国的怀抱，却让他感到幻灭。在北平人眼中，台湾就如朝鲜，有着鲜明的日本色彩，或许它们不激起直接的仇恨，却也是轻蔑、排斥的对象。“然而我们能够说什么呢？祖国——它是那么伟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并且它也包括一切恶。”他这样感慨。 他又回到了故乡。在山脚下，他饱受贫困、病痛与失败的折磨，继续写作，死在了书桌前。在某种意义上，他仍是个局外人。在山间与乡村，没人分享他的文学理想、倾听他的苦闷，而在战后的台湾，随着大批大陆流亡文化人的涌来，他这样的台籍作家仍是局外人，他们的中文怎能与这些真正的“原乡人”相比。他能仰仗的唯有坚持，血液与泪水成为了墨水，生命本身则成了燃料。 我没读到他的代表作《笠山农场》，倘若不是这本偶然的小书，恐怕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熟悉的台湾文学是五四传统的延续，是蛰居在岛屿上的大陆人对于故土的乡愁。而至于钟理和，还有比他更富才华的赖和、吴浊流等人，却像是掉进了时代缝隙的一代人。他们的奋斗是那么的孤立无援，被吞噬进更宏大（或许也更空洞）的历史叙述中。这种挣扎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更是思想、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他们该怎样艰难地在日语、汉语、台语间转化。他们曾那么渴望说出一句标准的“北京话”，但“北京话”旋及又变成了外来压迫的新象征。 屏东的一个小村里，我听了一场原住民的演唱会。这是十多年来台湾的新潮流，每个群体都在宣称自己的独特性。威权政治结束后，所有被压抑的情感都爆发出来。“中国认同”也被视作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理应被抛弃。新的“台湾认同”正迅速的形成，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原乡”再不是中国大陆，而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传统，是这排湾族、泰雅族，是几百年来“过唐山”的闽南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土地与传统。 钟理和的身后命运则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距离他逝世超过五十年，他变成了台湾独立精神的某种象征。后来者略去了他对于中国的乡愁，而把他竖立为本乡本土的热爱者。 我去了他的家乡美浓，除去尝尝久负盛名的板条，我更想看看以他命名的文学博物馆。但这一天，博物馆闭馆，在一家餐厅里，我听到钟铁民刚刚去世的消息。七十岁的铁民，正是出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是钟理和投奔“原乡”后的第一个重要收获。逝世前，钟铁民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中学教书，业余写作，也饱受疾病困扰。但他们的方向又不同，父亲曾吃力地教授台湾学生北京话，儿子致力于恢复客家文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