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南都周刊专访林培瑞之完整版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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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蚂蚁

作者:小7 | 评论(13) | 标签:《七十年代》, 《蚁族》, 知识, 历史与现实, 大学生

—— 由《七十年代》与《蚁族》说起

1.蚂蚁的力量与蚂蚁的弱小

2009年,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09年 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特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深入报道了甘肃会宁这个西部贫困县的教育困境——《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一连串的相关社会事件和事实存在,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中国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生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格外关注。

“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一句至理良言,“大学生”这个词,也只单纯代表着一个群体,再也没有那种“天之骄子”的含义。09年有两本书备受文化界关注和读者青睐:一本是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本是廉思的作品《蚁族》。前者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在中国文化界如明星冉冉升起的那批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像北岛、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等;而后者,是对当今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总结。在这两本书的对照阅读里,你会发现,中国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由“天之骄子”成为了“弱势群体”。在个人的回忆、讲述和感悟里,我们可以更真实地去体会曾经一代大学生,与当今一代大学生差距显异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状态。

不管是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挣扎于当今社会的大学生,其实都有一种“蚂蚁”的特点:前者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就像蚂蚁一样,虽然看上去势单力薄,但是他却有如蚂蚁可以负重于自己身体百倍重量的物体一样,能以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掀起文化浪潮,成为知识明星;而当今的大学生,却如蚂蚁一般太过弱小而只有聚族而居,不然,甚至是稍微一点外力就可以将之压得粉碎。从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信的力量;从当今的大学生群体身上,我们看到的一种惹人担忧和同情的困境。

在《南方周末》《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一文里,一位村民说:“如果不上大学,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可是如今,他们看到的是,即使上了大学,“娃娃”的未来却也是成为如农民和农民工一样的弱势群体。伴随着高校扩招和模糊不清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学费、底就业”的中国高等教育弊端越发显现;而多元和物质化的时代竞争,以及复杂和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也一步步摧毁着大学生的理想和生活。

2.知识的宝贵与知识的贬值

对照阅读《七十年代》和《蚁族》,会更清晰地了解到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禁,以及八十年代的西学引进等大潮下,使得长期被压抑和管制的文化潮流、思想争论,如大坝泄洪般汹涌而来。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思想的培养、对于观点的争论、对于创作的冲动、对于作品的欣赏,鲜活而旺盛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那个时候,知识是最值钱的,因为人们最需要知识,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社团激情昂扬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城市书店总会见到排队买一本诗集、一本小说的景象。那是一个知识被尊重的时代,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被崇尚的时代,知识,就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实施,在飞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开始让位。一切靠增长指标和经济数字来说话。随之大学教育开始由培养人文思想的个体转向培养服务社会的机器。但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却忽略一个现实,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但不是互为决定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积累深厚,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国家,经济绝对是成熟或者高速发展的;但是经济崛起影响世界的国家,其文化影响力不会与其经济发展成正比。

从历史现实来看:中国大唐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直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德国,都是文化和经济同步影响世界的,中国大唐时期,外来朝贡,是中国历史上外交关系上唯一真正“修文德以来之”的时代;其次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我们需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文化发展提供稳定而持续的支持;而在经济积累薄弱基础上的经济飞跃,势必在另一层面阻碍和忽视文化发展。以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傲视世界的文化成就使得世界对其尊重,文学、哲学、音乐各领域,德国都诞生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大师,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使得德国将文化研究和知识分子供以很高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其政治决策,而同时,由于其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经济地位同样不可忽视,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和谐互补相互影响的国家环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极力发展自身文化成就的同时自叹不如德国。

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错位的情况下,导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扭曲变形,继而又导致了知识在这个时代的贬值。大学生面临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可以说是时代差异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真正的独立思想和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比于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和知识结构,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都是可以去改变命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没有真正获得知识。所以,这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大学生没有蚂蚁般的力量,只有蚂蚁般的弱小。

3.生存的困境与心理的危机

在《七十年代》和《蚁族》里,通过个体的自我叙述和自身感悟,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大学生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达到了一个值得十分警惕的阶段。杨元元自杀事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七十年代》一书里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除却个别人有特殊的人生经历外,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相同的生活阶段——插队、当知青、返城考大学,虽然期间也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他们被一起置于了相同的时代浪潮里,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和生活上的巨大差距;不同的是,当今大学生在校园里就面临着因为家庭出身、经济条件等差异而导致的巨大反差,这种现实,在诸如杨元元之类的贫困生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富家子弟或着是家庭背景显赫的大学生,往往自觉会高人一等;而面临就业压力时,他们又能通过关系和金钱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般的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就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们往往比别人更刻苦,成绩也更优秀,但是最后却因为经济和家庭环境原因要“低人一等”。于是在本身所处的生存困境里,又渐渐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双重的压力使得他们年轻的身心开始老化,在长期的困惑里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最后演化成沉重的危机甚至会酿成悲剧。

在这种生存和心理困境中,聚居的“蚁族”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发挥不了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像蚂蚁一样去承受压力。而且,因为金钱社会和激烈竞争的现实,使得从小就很少感受到所谓的人间真情的他们并不会十分相信他人,故而,这一代大学生普遍的一个状态就是更加独立,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更加孤独。渴望独立的他们,在现实中受挫时,虽然周围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蚁族”们,但是他们也不会去对他人倾诉,他们聚居在一起,只是因为同样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得以存活;而非如七八十年那些大学生一样,总会因为同样的爱好、理想等结交友人、相逢意气。所以,“蚁族”们却是孤独的,他们不会如蚂蚁般团结在一起,相互给予鼓励和帮助,同时他自身的力量又得不到发挥,在这样复杂但真实的环境里,当今大学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压得它们喘不过气来。

在曾经的年代,北岛可以肆无忌惮地喊出:“我不相信”;食指也可以自信满满地去“相信未来”;但是如今,被生活和心理困扰的大学生,没有勇气喊出“我不相信”,更没有心情和乐观的姿态去“相信未来”,因为他们还在为今日的晚饭担忧,还在为飘渺的未来忧愁。当然,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们不会说我们要回到八十年代,但我们会为自己的未来继续前行。

(本文刊于2010.3月《社会观察》杂志,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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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淫文字的中国文坛

    作者:旅冰山 | 评论(0) | 标签:意淫, 文学, 中国, 文坛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坛盛行起一股意淫文字之风,久而久之竟然成为一种风景,不过在我看来,这种风景的存在恰恰是大杀风景的表现,也成了像我这种“别有用心”者诟病中国文学的理由,因为只要由这种风气如此盛行下去,中国文坛就会继续死气沉沉不思进取……

    鄙人鲁笨,但就我所知道的意淫文字的例子,“在路上……”是首当其冲了,一会儿是这个在路上另一会儿是那个在路上,看那样子,大有谁若不承认在路上就好像不在文坛似地,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何向阳的《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一听就知道这本书的名字确实够罗嗦的,你朝圣就朝圣去呗朝圣者大多时间是在路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不我说作者罗里罗嗦,多印这三个字或许会为社会多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但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对下一代养成罗嗦的习惯,我认为所起的作用却是贻害无穷的……。后来对“在路上……”听得多了,才知道这是意淫西方某作家的一个同样的书名。

    接着,也就是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文坛的意淫文字之风发展到一个高潮期,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一出版,《家画》、《村画》、《寨画》等等啥画都出来了,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刚刚出版,《小浴女》随着意淫之风就跟风上市,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一出版,其结果像一窝蜂儿似地,《寡的门》、《婆的门》、《媳的门》都出来了,把中国文坛上的意淫之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为后来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不想上床》、《拯救乳房》铺平了意淫文字的道路。

    除了对文艺作品名字的意淫外,对作家名字的意淫,也是“意淫家”的重点目标,记得北岛诗歌吃香那会儿,就有什么东岛西岛冒出来了,贾平凹一吃香喝辣(听说写一个字就卖一千元),这凹那凹也就想跟着沾点儿光,有的甚至连作家是男是女都没搞清,就胡乱地意淫来意淫去的了,这种意淫是档次比较低的意淫,但还不是档次最低的意淫,档次最低的意淫不仅是意淫书名,而且是直接克隆作家的名字。

    不仅作家们意淫文字,学者们其实也照样意淫文字,比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有本书叫做《人,诗意地栖居》,当年存在主义在中国不热的时候人们都不诗意地栖居,现在存在主义哲学在我们中国大行其道所以人人都想来个诗意地栖居,其结果是,“诗意地栖居”成了一个被学者意淫得不能再烂的字眼。

    学者们意淫了“诗意地栖居”,接着又意淫“正午的……”,据说“正午的……”也是来自西方某作家,在中国首先是河南作家李洱意淫“正午的……”,有意思的是,上海大学文学教授作家葛红兵,大声为学院派作家李洱的意淫叫好,最后竟然发展到按捺不住,即与其在一旁看着别人意淫,不如咱哥们一起上去进行意淫,所以,就把他的一个集子定名《正午的诗学》,到此把学者们对文字的意淫推向了高潮。所不同的是,学者们一向看不起一般作家,都认为作家们水平太低太粗俗,你再意淫也不能“有了快感就喊”呀,“不想上床”你老小子就别上床了,这完全是很个人、很私密性的问题,又不是杨玉环出浴这也值得说给大家?最可笑的是“拯救乳房”了,还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材,结果却用很不严肃的题目包装,这不是明摆着意淫文字是意淫什么呢?自从葛红兵的长篇小说《沙床》出版后,学者的自尊和矜持便不复存在,人家作家是有点俗不然起名不叫《不想上床》,你作为学者就不应该沾人家床的边,结果你的《沙床》……沙床其谐音不跟“上床”差不多吗?要不人家朱大可也不会痛心疾首地说,你葛红兵把学者的脸都给丢光了……

    有时我会思考一下中国文坛为什么盛行意淫之风呢?难道是这些人天生有意淫文字的嗜好吗?对于这个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从通常支配人们行为的因素上来判断,我认为意淫文字久盛不衰的真实动因,是因为他们的意淫能够使之成名得利。

    鄙人不才,现在仍是一个无名小卒未名作者,拿那些“意淫家”们的话说就是一直“在路上”,四十岁早应该立起来的我至今尚未修成正果,可是,鄙人竟也有200万字的篇章奇货可居。为了给自己那点儿奇货起个好听的名字许会卖个大价钱,鄙人简直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当初的出发点是决不能学他人意淫文字,自己苦思冥想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想被他人意淫,但是,从近几年一番经历来看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我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舞女》定稿后,当时起的名字是《一夜风流》,起罢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俗气,2001年秋我在黄河科技学院兼职,课间同教《大学语文》的朋友王庆杰谈起来,他也认为起这样的书名确实有点儿不妥,他说你教大学哲学咋说也得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下课后我们俩一同向校车走去,走着走着我眼前一亮,因为刚刚给学生讲过中世纪神甫没有事儿干,整天净琢磨些诸如“针尖上能够站多少位天使之类的命题”,对呀,英国文学家托马斯·哈代给《德伯家的苔丝》的副标题是“一位纯洁的姑娘”,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女主公褒扬一下呢?“针尖上的天使”……“针尖上的舞女”,对,我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针尖上的舞女》,该书名字的来历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接着就茫无目的向出版社乱投,所有投稿一如石沉大海,有个大型杂志的杨编辑倒是说话实在,她说如果给你出版的话,杂志就有可能被封……,乖乖,怎么这么厉害,那还是保你们的饭碗重要啊!

    2002年春天,我把长篇小说《针尖上的舞女》的前两章发表在上海“榕树下”网站上,接着,就见不少和我的这个书名沾边的书名,比如什么《刀尖上的蜜汁》、《刀刃上的行走》、《针尖上的天使》、《塔尖上的舞者》等等等等,看来我们中国文坛上的意淫之风真的是无可救药了,连我这个无名小卒都开始“意淫”起来,失去了主体思考能力和原创性活力,本来就落在人后的中国文学希望何在呢?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和道理的,风行世界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兴起,它们总是建立在传统抑或背叛传统的基础之上,反观近年来中国的“现代派”文艺思潮,却是建立在反叛别人传统的基础上,这样做难道显得不是十二分可笑吗?我们有新酒灌旧瓶似的文艺复兴吗?还是有高屋建瓴式的启蒙运动呢?什么都没有你搞什么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呢,这些花哩呼哨的东西只能是思想的时装,当这些人主动遗弃了中国的读者后,其结果必然是被中国的读者所遗弃。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旧瓶子,但就是酿不出醇香的美酒来,根本原因就是思想能力和原创性活力萎缩,中国当代文学出不了大家也出不了小家!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意淫人家的思想的话,也应该挑挑拣拣“意淫”那些伟大的思想,比如人道主义、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我最看不起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那种“跪着造反”式的意淫,比如现在文坛上对“外省”二字的意淫,这虽是档次比较高一点的“意淫”,即为多少带一点儿思想含量的意淫,也充分说明了其原创性思维的贫乏。“外省”最初好像原产于法国,法国人把首都巴黎以外的人通称“外省”人,多多少少带有瞧不起“外省人”的味道;接下来“外省文化”传到俄罗斯后,以说“俄语”为耻以说法语为荣的贵族们,也“外省”长“外省”短地热叫起来,“外省”成了损人、贬人的一种思想定势,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定势,近来被中国文坛“意淫”得不成样子,旧俄作家毕竟还“意淫”出一部《外省散记》,中国作家淫来淫去意淫出了什么,白白浪费了一大堆脑细胞和精子……

    最近,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后又有新的发现,我发现文坛上的意淫文字之风正在向其他行业转移,比如郑州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前几年与文学遥相呼应意淫这“皇”那“帝”,现在随着“小资”情调的大肆泛滥,竟然淫性不改——意淫起了国外的文学流派和文字,比如人们熟知法国著名的“左岸”,现在竟然成了郑州著名的一盘楼市,无独有偶,德国作家史托姆虚构的《茵梦湖》,小说不仅写得好而且名字起得美,让人听起来浮想联翩,可它已经被本市的房地产商“意淫”,一个居民小区的名字已经定名为茵梦湖,简直是败坏胃口有个小坑没有就这还茵梦湖呢,可笑的是,其他的房地产商顿时发现了“茵”字可淫,所以,带“茵”字的小区正雨后春笋般在我们这个城市神话似地冒出……这就是我所发现的文坛外意淫的新动向。

    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思想和形式的大突破,那就只有意淫书名这条路可走了,房地产商如果不在提高房产质量上下功夫,那我可真要为入住居民的人身安全担心了。

    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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