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在中国，因为卖药比开处方药钱来的快，许多人医生当上了医药销售代表，薪水可以翻三番。 原文： China Doctors Earning $300 a Month Flock to Drug Companies 作者： Bloomberg News 发表：2011年7月1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毛今年26岁，2009年从中国东北部一家医院中辞职，做起了医药代表，他的工资居然比原来翻了三番。根据怡安驻上海人力资源咨询公司（AON）的分析，在今后的5年内，大约有1.4万名像毛这样的内科医生会投奔外资医药公司。 无论是美国公司辉瑞制药，还是法国公司赛诺菲，新招录的职员都会被要求去销售药品。这些人的职业转变影响到了中国乡村和偏远地区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些地区医疗体制的不足使婴儿死亡率以及糖尿病发病率令人堪忧。 毛孟佳（音）当初在大连（距离北京460公里，也就是286英里）的一所医学院就读，他是2005年30名毕业生中的一位。他对记者说：”新进的医生工资很低，难以维持生计。现在他班级里面有9名同学改行做了医药代表。” 据毛称，一名刚去的行医资格的新进医生一个月赚2，3000（相当于309-464美元），然而在有着600万人口的大连生活，一室户的租金达到了2000到2500一个月。一般三、四个新进医生会一起合租一套公寓以减小成本支出。 稀缺的医生 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坤医生估计，在美国，每635个人种就有一名公共卫生专家，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7000。而医疗需求逐年提升，据2010年研究统计，中国有9240名成年人患有2型糖尿病，超过一半没有确诊。 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石应康（音）称在县级小城市的基础医疗层面上，医生人才方面的缺口很大，根本找不到人去。 石继续向记者说道，毕业后，他的很多学生放弃了当地医院，转而为了更好地薪资待遇，跑到海外，或者从事医药销售。在当地，一名新进医生的待遇是2000元一个月，而医药代表的待遇往往高出二、三倍。 石应康副会长同时还在四川省华西医院担任心脏方面的外科医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现在，他的女儿也”子承父业”，他继续向记者解释道，对他们来讲，薪资不能与付出成正比。 中国医药官方界尝试鼓励越来越多的医生像石家一样，计划在下一个十年里推出例如免费培训等奖励机制，鼓励约30万普通医师到诊所、乡村及小城镇医院实习。 现金刺激 河北（位于北京的边缘）给予1000名志愿去农村助医两年的同学每人2000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还优先安排在大医院工作。在5月29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了该省5万个农村里，合格资质的医生缺口达到6000名。 中国国务院一向是政策制定的机构，在6月22日，由温家宝主持的会议上，他宣布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体制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提议在2012年之前， 每万名百姓中，将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在”三年计划”中，重中之重就是投资8500亿人民币（约合1310亿美元）用于9成中国百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支出，以此缩小城乡医疗机制上的差距，同时这份计划鼓励了医药的需求量以及促使医药代表的兴盛。赛诺菲公司还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层高的本本大厦内为他的医药代表开设课程，而这个培训班也被称为”赛诺菲-安内特大学”。 “乐意培训” 【图：在培训医药代表时一幅心脏模型放在讲台前。原文配图】 赛诺菲公司中国人力资源副总裁Freddie Chow说：”我们将之为大学是因为当我们踏进高校，举行若干场招聘会时，这种比喻真的很奏效。中国人喜欢学校，他们对知识非常渴望。” 据翰威特基于对24家公司的调查，到2014年为止，外资医药企业，例如赛诺菲及他当地的子公司等，会雇佣至少3.5万名销售员工。而在2010年底它们已经拥有3万3千名员工了。根据上海翰威特咨询总监Jarroad Zhang估计，到2014年，受雇医药公司做医药代表的人群中有3至4成拥有医学学位。 “极为罕见” 德国最大的制药企业拜耳公司中国区总经理Chris Lee说：”在大多数国家，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去当医药代表，真是极为罕见。在中国，医生，其次是药剂师、护士，由于他们的医学知识，很受制药公司的追捧。” Lee 早已完成了2011年招聘1000个医药销售代表的指标，并称明年他继续会招聘差不多数量的人员。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拜耳七、八年内最大的医药市场。 Lee在新泽西的默克公司开始了他第一份医药销售的工作，他继续对记者说：”在公司内，我们已经达成一致，要继续雇佣新员工完成指标任务。” 根据IMS医疗保健信息研究所的研究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的药品销售额每年都以24%的速度增长，并且，今后5年内会以每年19%到22%的速度增长。5月份，以康乃狄克州为基础的诺沃克研究人员称到2015年，整个行业市场的价值额会达到1150亿美元。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未摆脱贫困，美、英报纸评五角大楼担忧中国军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中国主要大城市的许多医院，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水平足以令外国人羡慕。他1995年去美国医院考察时，从医院的药品表上发现，胺片青霉素还是美国医院的一线药，而那时这种药在中国许多医院里已基本不使用了。中国药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宋瑞霖则说，中国人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现在吃的药远低于非洲那些撒哈拉以南贫困国家的黑人，他们从国际上得到的援助药品，是按国际标准生产的，而我们的质量标准迟迟不肯提高，因为提高药品质量是要成本的，而在中国目前的医疗采购过程中，我们执行的是唯价是取，谁的价格低就选谁。 把这两位嘉宾的话结合在一起，恰好可以生动反映出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经过多年过度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医疗行业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按市场价格收费、主要面向高端人群的医疗机构和医疗设施获得了长足发展，只要你肯出钱，在中国目前基本上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总体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的状况却迟迟得不到改观，以至于出现了 中国人用药质量赶不上非洲灾民 的情况。宋瑞霖主任上文讲的恐怕还主要是中国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更加严重。还是宋主任的话：我们现在有103万乡村医生，实际上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恰恰是他们让农民在得病的时候能够有人去求助。 本次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国农村的很多卫生院，它们本应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向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但不少卫生院却设立了“高干病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贾康把中国医疗行业当前的问题归纳为两点，一是过度市场化，二是过度官场化，出现了比照正部级医疗待遇以及正局级、正处级、正科级医疗待遇等现象。过度市场化是政府推卸自己提供均等化公共医疗服务的责任导致的，而过度官场化又使政府本已严重不足的公共医疗投入过度向官员、公务员和某些特定人群倾斜，使中、下层百姓获得的公共医疗服务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贾康提出的这“两化”问题呢？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给大家举了陕西神木县的例子。她说，神木县的“免费医疗”实际上主要是对穷人免费，像公务员、企业职工还是要交费的，但穷人真的是免费，而且得到的待遇和县委书记是一样的。神木县委书记对她说，神木要做到“医病医贫医天下”。 当然，以神木一个县的财力是医不了“天下”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财力能否让全国农民都得到神木老百姓那样的公共医疗服务呢？杨燕绥说，神木每年的医疗费用支出是1.5亿到1.8亿。如果就按1.8亿算，中国目前有2,010个县级市和县，一年的医疗费用就是3,608亿元，大约相当于中国政府半个月的财政收入。 中国2009年的军费开支是1,500亿美元 ，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只需拿出相当于军费开支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彻底解决中国7亿多农民的医疗问题，政府真的没有这个财力吗？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这个温暖但也有点残忍的故事在我心里沉淀几个月了。 8月22日晚上， 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去赴一个好友设下的喜宴。好友的女儿从小到大在读书的事情上没怎么让父母操心，用他的话是属于“放养型的小动物”。今年的高考，这女儿安安静静地考，耐耐心心地等，拿到的就是预料中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22日的喜宴上，几十个亲朋好友说尽祝福赞美的话，弄得那乖乖女很是不安。看着孩子窘窘的表情，我有些不忍，也有些动情，同时，心里就勾起那个埋在深处的故事。一个关于母亲，关于女儿的故事。 2009年5月16日中午，在北京东面的一个华丽场所，我用手机记录下一个以“青苹果”为主题符号的婚礼。玫瑰花瓣以娇媚为两只青苹果的爱情故事绽放出幽香，也把我们的祝福洒落在他们的额前和胸襟。那时，新郎新娘的父母双亲都在场，都是盛装衬映着幸福的笑脸。 由于知道新娘的母亲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都在跟体内的癌症抗争，放疗化疗以及各种新奇的办法都在尝试，那天的婚礼现场我便格外留意老人的状态，事先还专门叮咛一对新人安排专人守在老人身边。我心里明白，这样的场合，对宾客们来说是喜庆，但对于生养儿女的父母亲来说，更多的似乎是心底那份隐隐的伤感和不舍，情绪的波动对一个经受了一年多高强度治疗的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可能不是好事情。 还好，自始至终这位坚强的母亲都还好。虽然老人脸上不时地会流露处疲倦，也会不断地转过身去擦拭额头的虚汗，但婚礼加婚宴的几个小时这位母亲还是坚持下来了，一直到送别宾客时，老人在老伴的护卫下还能跟我们礼貌地道谢。 那之后，我最关心的就是这对新人“造人计划”的进展速度了。从那天婚礼现场我看到的新娘母亲的身体状况，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一年可能就是大限了。所以我提醒他们赶快要孩子，其中的意思我想他们明白。 感谢苍天。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新媳妇有喜的信息，预产期在2010年3月中旬。 这期间，朋友多次在电话里跟我讨论母亲的治疗问题。以他们两口子掌握的信息和实际情况，母亲后面的治疗已经都是尽儿女孝心的举动，父亲近乎疯狂地从各种渠道搜罗来的任何一种方法都需要巨大的财力作支撑，而且牵扯着他们两口子近乎全部的精力。这时候，我提供的理性观念在他们的家庭里没有市场，也没有价值，所以在2010年3月份之前，一笔几万十几万的花销仿佛流水，但他们母亲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迹象，却一天天消瘦下来，最后连一口水都喝不进了。 这个过程里我经历了自己的亲爹做第四次手术以及到北京寻求治疗的过程。在这个不算漫长的时间里，我那对癌症治疗花销是个无底洞有清醒认识的爹最终决绝地选择自己了断，以绝食九天的非凡坚定将自己饿死，缩短了自己痛苦受罪的过程，也从根本上让一个家庭面临的诸多问题快速解决。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正挺着大肚子在家、医院、单位之间转磨的朋友，她深深地钦佩我爹的胆识和举动，同时无奈自己面临的现实。 有些话似乎自己说出口是件很耻辱的事情，譬如关于自己亲人患上不治之症之后我们该怎么合理地处置。从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来分析，这个世界上，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对不治之症的态度越坦然、越理性。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多数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国家的普通人，知晓自己到了癌症晚期之后，特别是那些生在内脏上的恶性肿瘤，很少有人倾尽全力做放疗化疗之类的对身体机能伤害很大同时对家庭财力和情感也伤害很大的治疗，即使亿万富翁，也轻易不会做巨大投入延长一两年的生命。在他们看来，这时候超出范围的投入既浪费医药资源，又折磨身体，还加重亲属的精神负担，坏处大于好处。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医疗体制给这个问题找到了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荒诞的注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或者说中国的官员们在级别到达一个尺度以后，自己甚至自己亲属的看病问题都成为国家财政全部负责的事情。在一个高干身上，一个周期上千万几百万的医药费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不信的话，您去北京医院、解放军三零一总院、协和医院等几个高档次的病房打探一下，某个正部级或者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病人，医院已经是家，全世界最昂贵的治疗和药品每日维持着一个垂死的生命，这其中依靠名贵药品和呼吸机才能看出生命体征的病人不在少数，维持的时间也不是一月俩月。还有，领导的全家老小包括司机公务员吃喝拉撒都在医院，都从一个账号上哗哗地划走数不清的钱款，这些医院甚至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买各种奢侈药品和高档消费品，只要有人签字，可以说这里比高档商场还丰富。 我没有准确的资料佐证，但根据北京一些大医院的人零星的信息看，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各类尖端检查治疗仪器最大的购买国，国外的新药研发机构很多年前就在针对中国市场不断推出昂贵的维持生命的药品。于是，这些治疗，这些消费，这些花钱如流水的举动这些年已经成为社会主流里的一个示范，可怕的是这个示范以各种面目已经渗透进寻常百姓的家庭，再加上不良医生的忽悠，加上多数人好攀比好面子的习性作祟，对很多经济状况很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个所谓的“情”字，把我们思维里起码的清醒扼杀了，亲人哀怨的眼神把我们的智慧赶跑了。所以，很多很多正常家庭因病致贫，有些很多年都翻不过身来，影响到后代的培养和教育，而自己的亲人，也许只在痛苦中多活了半年或者一年。 我们需要清醒地明白，生老病死是一个过程，谁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体面地多活几年，当然是每个人特别是幸福状态下每个人的期待，但是世上万事皆有规律，尽管科学技术在今天到了难以想象的先进程度，但生命本身的脆弱和这些脆弱带来的无奈也是现实。油尽了灯自然要灭，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了。同时，减少痛苦，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着眼未来这些跟生命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概念，我们也不该轻易地违拗。 回到我这个故事上来。就在朋友全家大笔开销着钱财和精力试图挽救母亲的生命的时候，大限终于来到。2010年3月13日，她的母亲在身体机能全部衰竭的情况下离去了，据说走时很瘦很瘦，只有几十斤的体重了。而这时，我的朋友肚里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在母亲最后的时刻，朋友已经不惜钱财竭尽全力设法维持母亲的呼吸，期望她老人家能看到自己的孙子，哪怕是一眼都行。其实，他们两口子之所以结婚后马上就怀孕位的就是能赶上这个生命的节奏。可是，结果就是这么遗憾。 已经临产的朋友打给我电话，悲伤到极致，那时我在上海准备世博会的开幕节目，甚至没有办法赶回北京参加葬礼，只能一遍遍叮嘱她多加小心，要以未来为重，以肚子里的孩子为重，以还在悲痛里的父亲为重。 五天之后的2010年3月18日上午，正在世博局采访总规划师吴志强的那个时分，短信告知我“一个大胖丫头今天诞生了”。 仅仅相差五天，孩子的姥姥没有等到这个让心灵欣慰的时分。 按照民间的说法，朋友的这个女儿生在母亲去世的七天之内，是自己母亲的转世。在我调整好情绪在电话里祝贺朋友的时候，她说也知道这个说法，所以会加倍疼爱这个娇贵的闺女。那一刻，她抽噎不止，在我的劝说下又笑出声来，最后说：命呀，不信真的不行…… 这是2010年7月2日朋友在北京西面的一家豪华酒楼为千金过百岁时摆在餐桌上的一棵特制的小树，延续的依然是他们一年前婚礼时的青苹果线索，意思是苹果不仅熟了，树上还有果实了。看到这个摆件，再仔细端详一下襁褓里那个不谙世事的小肉团，我的心里百感交集。 爷爷，奶奶，爹，娘，儿子，闺女，孙儿，孙女……对于我们的基因来说，我们顺着历史的荫脉到来，又沿着这个线索走去。早先的那些期待，尚在心里的温暖，无论怎样的矫情和精心，我们不能完全照着先人期待或者自己憧憬的路径前行，我们所学的能耐最终也都不能阻挡成长和衰老的步伐，而唯有在此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我们自己能够用智慧和胸怀以及情感来把握的事情。所以，在还能活人的时候多做人事吧，吃喝拉撒睡，哭笑怒嗔傻，这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也是构成日子的基本元素。 用不坏的标准努力做好自己，其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我父亲去年做了支架手术，一切正常。前几天他看了一篇文章，《心脏支架手术是最大的过度医疗》，看完后他立刻觉得自己的手术不成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
刚才看到赵赵的一篇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