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爱思想 | 苏杰:《三重门》作者身份的语言学分析

苏杰:《三重门》作者身份的语言学分析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苏杰       韩寒被质疑有人代笔,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其间断断续续,我大致看了两方的主要论辩文字。方舟子是我一直很敬佩的人。与方舟子一起质疑韩寒的麦田、彭晓芸等人,他们的理性和克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质疑者有不少分析论证,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相比之下,韩寒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手头的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时间看韩寒父子的相关作品,不过,我心中的天平,已经向质疑者一方倾斜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学期我有一门课是“西方校勘学概论”。“校勘学”英语是textual criticism,也可以译为“文本鉴别学”。我打算把质疑韩寒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与同学们分析讨论,于是找来《三重门》和韩仁均的有关作品,从质疑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比对分析。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向韩寒一方倾斜。           谁都无法证明?          面对代笔质疑,韩寒晒出手稿。质疑方说,手稿太干净了,不像创作稿;所以,即使笔迹是韩寒的,也不能证明文字是他撰写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韩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谁都无法证明的东西”,“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那这就意味着,全中国只要看哪个作家不顺眼,然后就可以说,你的文章不是你写的,那这个作家就百口莫辩。作家这个行业很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质疑成立的话,那这个作家就不用混了,我觉得他就直接完蛋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不用继续了”。     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文本的作者身份,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吗?     当然不是。近几十年,欧美各国有一个方兴未艾的边缘学科,叫“司法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司法语言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文本鉴别,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下面我先参考马尔科姆·库尔撒德(Malcolm Coulthard)的经典论文《个人语言特点和作者身份认定》(Author Identification,Idiolect and Linguistic Uniqueness),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单的介绍。           语言指纹          语言学家解决作者归属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庞大人群中,每一个个体的言说和写作,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英语叫idiolect。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常用词汇集合(或者叫常用词表)。这个词表,与其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常用词表可加以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为每个人的词表所包含的词语项不相一致,还表现为每个人对不同词语项有着不同的偏好。     打个比方。大卖场里的货物不下几万种,理论上我们都是可以选购的,也就是说,这是open selection;但我们经常买的,也就不满一百种吧。这每一种选择(selection),都是出于我们的偏好和习惯,体现了一定的个性。单一的“选择”(selection),譬如有人每个月都会买雀巢咖啡,区分度不是很大,因为有不少人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可是,如果多个“选择”形成一个集合(co-selection),那么区分度就会很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譬如经常买雀巢咖啡+涪陵榨菜+中华牙膏+绍兴黄酒+弥猴桃+喜跃猫粮的,整个大卖场记录里,恐怕就只有一个家庭。     “因而虽然从理论上讲,任意说话者/书写者在任意时间可以使用任意的词语,但在实际上会有典型性的个人化的好尚拣择。这意味着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换句话说,特定说话者/书写者在语言上所形成的印象是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辨认的,就像签名一样。”     把基于co-selction的个人语言的独一无二的特点(idiolect)称作“语言指纹”,这很形象。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语言指纹”与生理指纹之间的重要不同。     “生理指纹的价值在于,每个样品都是可以通过比对进行同一认定的,也是穷尽性的,也就是说,包含了对于个体身份进行同一认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语言样本,即使是很大的语言样本,也只能提供相关个人语言特点的非常局部的信息。”因而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语言指纹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文本进行比对检测。     虽说如此,但“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也不是全无作为。因为实际案例中常常有一些线索,可以将所要比对的文本样本局限在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之间,从而大大地简化了问题。实践中有一些通过“语言指纹”对作者身份做出同一认定的著名案例。           UNA炸弹客案          美国有一个人,在1978年至1995年之间,每年一次,向多个地方邮寄炸弹,先后炸死3人,炸伤23人。最初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几年后FBI注意到,受害人都是在大学或者航空公司工作,因而取“大学”(University)和“航空”(Airline)的首字母,称神秘人为UNA炸弹客。     1995年,6家报刊机构同时收到自称是UNA炸弹客的人寄来的一个35000词的文章,题目是“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该人提出,如果文章可以发表,就停止邮寄炸弹。     1995年8月,《华盛顿邮报》增刊发表了这一文章。三个月后,有一个人联系FBI说,从文章中的一处特别措辞来看,这个文章像是他十多年未见过的兄弟写的。他以前注意到这一措辞,印象深刻。FBI通过搜索,在蒙大拿州荒野中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并逮捕了这个人的兄弟。     这个嫌疑人叫泰德·卡茨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生于芝加哥,极端环保分子。幼称神童,16岁考入哈佛大学,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5岁被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聘为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的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小木屋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FBI在小木屋里发现了卡茨斯基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十年前在报纸就同一主题发表的大约300词的文章。FBI分析专家认为35000词的文章和300词的文章存在语言上存在重大相似性,有相同的常用实词、虚词以及固定短语共12个:at any rate(无论如何);clearly(显然);gotten(得到);in practice(实际上);moreover(再者);more or less(或多或少);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 presumably(大概);propaganda(宣传);thereabouts(所在);以及由词根argu(“论-”)和propos(“指-”)所派生的一些词语。于是专家认定,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被告律师也请了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个语言学专家反驳道,这些相同的词语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使用任何词语,所以词汇的重叠不具有甄别意义。     FBI专家用互联网搜索进行了检验。当时互联网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发现了有三百万个网页包含这十二个词语中的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过,当他们搜索包含所有这十二个词语的网页,却只得到69个;经过仔细考察,这69个网页都是《华盛顿邮报》那篇35000词文章的网络版!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个人词汇选择集合的独一无二性,证明了利用这一个人语言特点对文本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可行性。     这方面的案例还有不少,不过我觉得仅此一例已能说明问题。     下面我以《三重门》和韩仁君作品作为文本样本,对其常用词汇集合进行初步的调查和分析。           材料与调查          关于《三重门》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韩寒可能不是《三重门》正真的作者;二,韩仁均是嫌疑最大的代笔者。我们先来检验第二句话。我们尽量多地搜集韩仁君公开发表的文字,将其作为文本样本,与《三重门》进行比对,看两者常用词汇是否一致。     这里列出我们所用的材料,并尽可能附上网络资源,以便大家检核。     《三重门》,16万字。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38109.html?from=like     韩仁君作品,约11万字。包括以下:     《说说我自己》,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eu.html     《儿子韩寒》,来源:http://msn.qidian.com/ReadBook.aspx?bookid=1338594     《捉鸟记》、《黄主任的担心》、《暗号照旧》,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264737/     《难成着属》(上),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107705&page=1&1=1#8107705     《潇洒走一回》、《小康村里好事多》、《排队奇闻》、《难得糊涂》、《巧熄鞭炮声》,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9122.shtml     《抢夺冠名权》、《拿不出》、《笨贼》,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8869.shtml     《临时爸爸》、《争取》,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2963a010111up.html     《从留级到休学》、《长在肚子上的西瓜秧》,来源:学术期刊网     《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养猪难卖》、《罚款》、《心灵感应》、《两家人和一群鸡》(即韩仁均微博所谓“鸡不可失”),来源:期刊《故事会》、《现代农村》。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调查比对,我们发现,《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在常用词语的使用频率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以下是几个例子。      【没想到】《三重门》13例,韩仁均作品3例(其中1例是引用韩寒的话)。          《三重门》     1.没想到林雨翔天生——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对书没有好感。     2.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临开学了不翼而飞。     3.雨翔发自肺腑地“啊”一声,问:“梁梓君,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在哪里?”     4.雨翔望着星空, 说: “其实我不想来这里, 我也没想到会来这里。”     5.万没想到被林雨翔先用掉,只好拼了老命跑。     6.雨翔道:“没想到人这么少,而且虫那么多——”     7.学生都为之一振,万没想到钱校长道:“但是,我还要强调几点……”     8.雨翔大大地窘迫,没想到自己已经酸到这个地步。     9.钱荣没想到 “哭妹” 真哭了。     10.(社长)说:“好!没想到!你太行了。你比我行!”     11.没想到万山大惊失色。     12.我做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睡了一个钟头,没想到还能及格!     13.钱荣说:“没想到啊,一个男的深情起来这么……”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韩寒说,我只是看到它很好玩,没想到它会拉屎,要是它不拉屎多好。”     2.《难得糊涂》:“他更没想到,通过这次照相,自己又学到了文化馆摄影老师没有传授的本事。”     3.《小康村里好事多》:“没想到村民们怎么也不答应。”           【谁知】《三重门》1例,韩仁均作品15例。          《三重门》     1.“谁知谢景渊道:‘老师凶点也是为我们好……’”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     2.《儿子韩寒》:“谁知他倒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丢失。”     3.《儿子韩寒》:“谁知‘好好吃’太不易了,第二回重蹈覆辙。”     4.《儿子韩寒》:“谁知韩寒中午放学到我的办公室时挺高兴,似乎不计‘前嫌’了。”     5.《儿子韩寒》:“谁知护士见状说,手掌跟部会更痛。”     6.《儿子韩寒》:“谁知韩寒竟奇迹般地走了过来,居然会走路了。”     7.《儿子韩寒》:“谁知,韩寒向老师借来笔和纸,马上画了一幅画。”     8.《黄主任的担心》:“谁知刚伸出一半,里面就‘呼’地窜出个什么来,差点撞上黄主任的头。”     9.《难成眷属》:“谁知那小手用劲往回一缩,传来‘哇’地一声哭叫。”     10.《难成眷属》:“谁知今天因为小珊失散而又和肖丽意外地想见了。”     11.《难成眷属》:“谁知老太太好事做到底,实行一条龙服务。”     12.《排队奇闻》:“谁知道小伙子一个转身又回到女同胞的队伍里。”     13.《难得糊涂》:“谁知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     14.《养猪难卖》:“谁知收猪的汉子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猪不收!’”     15.《小康村里好事多》:“谁知市里这回却认真了起来。”           副词【光】《三重门》11例,韩仁均作品0例(有1例,是引用他人作品)。          《三重门》     1.光专家头衔就有两个。     2.梁梓君说这种信纸不用写字,光寄一张就会十拿九稳泡定。     3.林父光家教就请掉五千多元钱,更将雨翔推上绝路。     4.市南三中旁光明目张胆的电脑房就有五家。     5.光上课下课就十来万字。     6.可见思念之情不光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还存在于脚上,心有所属脚有所去。     7.人不能光靠爱活下去。     8.雨翔笑道:“光你挤出的汗也够我洗个淋浴!你受得了?”     9.雨翔听了暗笑,道:“他们光身上的衣服都要二三百块钱一件呢。”     10.钱荣说:“光读书不能称鸿儒……”     11.光凭这点,它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你可别光盯着黑板,考虑什么中心呀选材呀,你得仔细打量一下讲台上的语文老师。”     (备注:这是引用2000年第8期《少年文艺》载广东兴宁一中林苑宁同学写的《教你作文——有感于应试作文》。)           【不幸】《三重门》22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     2.不幸财力有限,搬不远。     3.不幸坏马吃回头草这类事情和精神恋爱一样,讲究双方面的意愿。     4.不幸估计不足,差点跳水里,踉跄了一下。     5.不幸被一个国家先用了。     6.那才女收到雨翔表哥的文约,又和雨翔表哥共进一顿晚餐,不幸怀春,半夜煮文烹字,终于熬出了成品。     7.梁梓君硬是加快速度,终于有了临产的感觉,却不幸生下一个怪胎。     8.梁梓君不幸误以为林雨翔是个晦迹韬光的人,当林雨翔还有才华可掘。     9.不幸掷艺不精,扔得离目标相去甚远,颇有国家足球队射门的英姿。     10.不幸老K平日树敌太多,后排两个被他揍过的学生也虎视眈眈着。     11.不幸“丰富生活”的口号仿佛一条蛔虫,无法独立生存,一定要依附在爱国主义教育上。     12.不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笑脸变成不稳定结构,肌肉乱跳。     13.林雨翔握紧拳,刚要张口,终于不幸,大坏气氛的事情发生了,Susan早雨翔一步,说:“有什么事么?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14.不幸忙中出错,原来空出一块地方准备插一幅图,事后遗忘。     15.不幸的是慕名来靠这座山的人也越来越多。     16.不幸的是雨翔误入歧途。     17.两节数学课还算是数学老师慈悲为怀,隔壁二班,抽签不幸,碰上一个数学班主任……     18.雨翔始料未及,不幸考了个鲜红,四十五分。     19.免得说起来是不幸被动被甩。     20.不幸的是对钱荣垂涎的女孩子大多都骚。     21.钱姚斗得正凶时,林雨翔不幸生了在市南三中的第一场病。     22.林雨翔天生不会嘲讽人,说:“你的英语真的很不错啊。”理想的语言是抑扬顿挫的挖苦,很不幸的,情感抒发不当,这话纯粹变成赞扬。           【这人】《三重门》26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林雨翔这人与生具有抗议的功能,什么都想批判。     2.林父这人爱书如命。     3.说雨翔这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4.林雨翔觉得罗天诚这人的性格很有研究价值。     5.林雨翔心里在恣声大笑,想这人装得像真的一样。     6.林雨翔暗吃一惊,想难怪这人不是大雅不是大俗,原来乃是大笨。     7.你这人也太自私了。     8.卡夫卡这人不仅病态,而且白痴。     9.说牛炯这人文章不好就借什么“东日”“一波”“豪月”来掩饰。     10.牛炯这人凶悍得很。     11.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抽筋了!     12.背后骂林雨翔这人自私小气。     13.林雨翔突然想这人也许正是“鲁迅文学院”里“走出”的可以引以骄傲的校友。     14.林雨翔拍手说:“好!这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活该!”     15.这人是学校副校长兼政教处主任。     16.第二个讲话的是体育组教研组长刘知章,这人不善言谈。     17.使钱荣这人更显神秘。     18.不相信林雨翔这人如此多灾多难。     19.还有一派前卫的文笔,如“这人真是坏得太可以了,弄得我很受伤”。     20.谭伟栋这人似乎被一号室的感化改造了。     21.雨翔对这人早已好感全无。     22.万山这人虽然学识博雅。     23.雨翔“哇”了一声,说这人写的情书和大学教授写的散文一样。     24.雨翔深知钱荣这人到结账时定会说没带钱。     25.而且钱荣这人比美国政府还会赖债。     26.为了让学生了解Bell这人,无谓把Bell拼了一遍。           分析与结论          【没想到】和【谁知】在语义上有交叠。《三重门》和韩仁均对于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此长彼消,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显示出不同的词语偏好。     副词【光】、【不幸】、【这人】,《三重门》用得很多甚至有点滥。比如有几例“不幸”,改为“怎奈”可能更恰当;有几例“这人”,完全是冗辞。相比之下,韩仁均作品中这三个词语用得极少甚至几乎不用(现有材料未见用例)。这应当是韩仁均与《三重门》作者在常用词表方面的显著差异。     两点说明。一,韩仁均作品和《三重门》都是叙事文字,所叙述的内容、所反映的生活有相当大的重叠面,语言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间都有编辑过手。编辑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减少文本语言的个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对编辑因素不予考虑。     从韩仁君作品与《三重门》在常用词表上的不同和偏好,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排除韩仁君代写《三重门》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这几个词。之所以列出这几个词语,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这几个词语比较典型;二,我有其它的用意,这个后面会谈到;三,这几个词语已足以说明问题。在司法鉴定中,排除比认定同一要容易的多。用DNA(区分度很高)进行同一认定,也只是表述为99.99%,但血型(区分度很低)的不同,就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在对《三重门》和韩仁均的不同用语习惯进行局步的揭示之后,我们用备受争议的韩寒新概念作文做个检验,看看更接近哪一个。     如前所说,【没想到】、副词【光】、【不幸】、【这人】,这四个词语在《三重门》中频频出现,在韩仁均作品中极少甚至几乎不出现。而经过检索,我们发现,这四个词语在篇幅不长的韩寒“新概念”作文中却出现了三个,具体如下:     《书店(一)》:“光介绍什么叫‘猪’就用了六七页。”     《书店(一)》:“光画面质量就让人心寒——齐天大圣非人非猴。”     《书店(一)》:“也有专门研究称谓的,告诉你女人无论老少,一律‘小姐’,佩服自己怎么没想到,‘小姐’、‘大姐’乱叫。”     《杯中窥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     《书店(二)》:“领头签名的人比较不幸。”     前几天,最早质疑韩寒的麦田在微博中说:“《杯中窥人》和《三重门》是同一作者,并且,不是韩仁均。”我们的调查分析,印证了麦田的感觉。     那么,《三重门》的作者是不是现在写博客的韩寒?要在语言上进行同一认定,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不过,经过初步的考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里仅举一例,以逗其绪。      【杀戮】     韩寒《我的2011》:“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关于“杀戮”这一措辞,网上的评论,有说“霸气外露”(《南方人物周刊》),有说“重口味”,总之,不同寻常。     百度了一下,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的意思,似乎始于韩寒,也大致仅限于韩寒。     网络上使用“杀戮”一词人也有一些,比如电子游戏“打怪”,比如微博“拉黑”,都有人用“杀戮”,表示“灭”掉,使其不再在眼前出现。虽然被“杀戮”的对象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杀戮”一词仍然是用其词典义项。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比起词典义项,则是拐了个不小的弯儿,非常特别。     《三重门》:“林父一时愤怒,把整个出版界给杀戮了,说:‘现在这种什么世道,出来的书都是害人的!’”     《杯中窥人》:“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     另有网络校园小说缪歌《多种元素》:“慢慢地读了这些人的书,让我感触最大的是李敖。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一一杀戮,就连国民党也在所难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显然是在韩寒《杯中窥人》相应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写。     尽管搜集到的韩仁君的作品大概已占其所发表文字的80%以上,但这毕竟还不是穷尽性的调查。我的例证和结论,欢迎大家核对,质疑。随着材料的增多,我的例证有可能需要修正,甚至结论也需要重写。但是我相信,用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对《三重门》以及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做出认定的。           结束语          方舟子不计成败利钝,对真相近乎偏执地追求,对于学术腐败造假流行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方舟子,多少人如芒刺在背,悄悄改回自己的简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韩寒以前曾公开表示对方舟子的支持和赞赏,并开玩笑说,如果方舟子质疑自己,自己就什么都承认。可是,当方舟子的矛头指向自己时,还真的就成了严峻的考验。     方舟子跟薛涌有过几次交锋,“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栏目有几十篇批评、声讨薛涌的帖子。可是薛涌却在很多问题上声援方舟子,为方舟子呐喊。方舟子的峭直,薛涌的雅量,都让我感佩。     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是合理的,并不是构陷,是在追求真相,而不是要搞臭谁。这一事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跟韩寒的应对不当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享受了名声和利益的公众人物,面对质疑,应当诚恳认真地应对(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然而韩寒却悬赏用钱砸人,尖刻轻薄地嘲笑谩骂,或者用韩寒的话叫“杀戮”。几年前的网络骂战,韩寒一支健笔,曾横扫江湖;然而——     这人光杀戮,没想到不幸……     我从《三重门》中找出这十个字,求证真相。这十个字算是韩寒的文字胎记,也是暗示着这场文运劫数的谶语。我愿以此讽劝韩寒,请韩寒三思。     另外,听说韩寒再次起诉至法院,我颇不以为然,为之踌躇良久。江湖事,江湖了。名满天下,纵横江湖的大侠,今日被人质疑武功,却到县衙大堂击鼓鸣冤,请青天大老爷作主。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真的很不“酷”。     高晓松微博说,韩寒最近也意识到自己的膨胀,有许多反省。那我就再进一言: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7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长微博,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前人大代表吴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发自北京 她是冰心的女儿,也被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吴青与母亲冰心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党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昂山素季: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 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 点击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黄耀明 大时代的歌者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香港 日期:2011-12-09 1988 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 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黄耀明,名字平凡,却满身异彩,更青春常在。” 11月末,香港演艺文化中心剧院,黄耀明从黑暗中缓缓踱至舞台中央。灯光“啪”地亮起,他孔雀般艳光四射时,让人不自觉想起的,就是林奕华这句话。 他今年49岁,脖颈仍然高扬,着装依旧华丽。那天的演出是进念二十面体制作的《铁路像记忆一样长》,100分钟唱尽辛亥以来的中华民谣。散场后,他坐在空无一人的红色坐席中央给摄影师拍照,脸上未褪的粉底白得发光。 恃靓行侠 “靓”这个字,贯穿黄耀明的人生。小时候扮靓,他是贫寒家中的老幺,性格腼腆,梦想做明星只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人,罗文、许冠杰、顾嘉辉都穿得珠光宝气。”为此他央求母亲,带他去买当时稀有的流苏牛仔裤,“唱歌跳舞时袖子都要有穗的”,却因家境清苦,始终未能如愿。长大后是真靓,DiorHomme的设计师说,他有全香港最Dior的身材。 1986年,他在报章上看到刘以达登广告,寻觅乐队主唱,毛遂自荐后组成“达明一派”。张叔平为他亲手选定飘逸长发造型,以黑白色调拍摄专辑封面。林奕华说,“那长发俨如一朵玫瑰标记,走到哪里,哪里就沾上艳丽。”20年后,香港词人黄伟文追忆,平生惟一一次偷东西,就是在地铁里偷拿那张专辑的广告牌。 此后,他的头发短了又长,“靓”成了他的标签。在他的歌词里,“美丽”是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港人喜欢说某人“恃靓行凶”,“靓”也是黄耀明的武器,却是用来行侠的。 少年黄耀明痴迷电影与戏剧,有段时间每周两天去大会堂看法国和德国电影,尤其喜爱法斯宾德和维姆?文德斯。成年后,他考取了专门培养演员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与刘德华、梁家辉同班,原因却是资历不够考取导演班,只能选读演员班再回到幕后创作。 80年代中期,黄耀明加入香港著名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以下简称进念),同期成立达明一派。1987年,由林奕华参与制作、达明一派参演的戏剧《石头记》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此后二十余年,黄耀明与进念的合作从未断过,他还担任过进念的董事会成员。 对黄耀明来说,与进念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他的表演空间,他的舞台造型、曲目编配乃至现场演绎风格都深受戏剧影响,大胆前卫,实验性极浓。胡恩威、林奕华等进念重要戏剧导演都执导过他的演唱会。 90年代初达明一派解散,他加入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再回港成立人山人海,加入英皇,成为“香港音乐教父”。时光流转,他叼着玫瑰花拍摄唱片封套,化烟熏妆,穿桃红粉蓝衣衫,戴手铐,穿性虐待意味极浓的舞台装,以中性形象示人,在脸上贴满水钻,什么稀奇古怪的造型设计与表演都用过了。 八卦杂志与城中卫道士们最早的反应是揶揄,以道德审判的角色指责他“男女不分”,但黄耀明始终笑眯眯地不予反抗,只是我行我素。到新世纪,老古董们已经可以接受曾经“匪夷所思的审美尺度”。 他自己说,“我对美丽狂热”。但美丽的定义绝不只是外表好看,而是“不论传统或古怪,当一样东西令你心动,就是美的。”当年在台南高雄宣传唱片,有人告诉他,很喜欢《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他便记在心里。“那刻真的很美丽,音乐让完全不同背景与文化的人有了共鸣。” 他从不排斥别人用中性、甚至形容女人的词汇形容自己,例如妩媚、精致,“什么是美?难道女人一定要苗条,男人一定要强壮才是美吗?这个社会将男女分得太清楚了。” 他的朋友、香港大学副教授何式凝说,“他年轻时太好看了,好看到大家都把他当自己孩子、兄弟似的照顾他,就像人人都喜欢的小王子。”作家迈克也说,他每次吃饭都姗姗来迟,坐下来碗里就已经有各色人夹来的鱼虾菜,人人都宠着他。 音乐人陈少琪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因为不太懂得交际,也不太懂得与陌生人交往。对于滑头的人,他甚至会不顾而去。”直到现在,所有为他写歌词的人,除了香港女作家钟晓阳,他都见过。但他对朋友是极好的,林奕华在英国念书时,因为苦闷贫穷,打长途对方付费电话回来与他聊天,黄耀明真的付费两个多小时陪他说话。 也因此,香港乐坛的能人们,还是齐齐团聚在了他身边。黄伟文和林夕都受他影响极深,一向骄傲的黄伟文看过达明一派20周年演唱会后,忍不住感叹,“被遗忘的家国大事,历史书要是拒绝记载的话,就由流行曲‘卑下’地‘为人民服务’吧。” 人到中年 “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年人的?” 他倒没有不快,只是微微一愣,下意识地向前坐了一下。“大概在创作《KingoftheRoad》那张专辑时,身体与情绪都感觉到一种危机,开始去面对。” 这是2007年的专辑,距离他进入娱乐圈已经21年。他很坦诚,“在这个行业你很容易以为自己不会老,因为旁边的人会经常给你一种你是最好的、最漂亮的、最棒的感觉。你的粉丝也说你不会老,有些时候你真以为自己永远是所谓的金童。但在我做那张专辑的那几年,突然发现身体和情绪上也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我们以前拍照时还没有Photoshop,拍完就完了,现在你拍完还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照片,你就知道你不是年轻人了。” 做那张专辑时,他问林夕,能不能写一首中年掉发的男人之歌,于是有了《你头上的光环》,他的好朋友何秀萍写了首《忆苦思甜》,直接以中年口吻讨论世事。有意无意地,黄伟文也写了首《亲爱的玛嘉烈》,概念源自龙应台的书《亲爱的安德烈》,寓意写给年轻人的一些中年感悟,歌中再一次用到了“惨绿青年”,这个20年前用来形容过黄耀明的词,如今已经被用在了他的下一代身上。 今年他又出了一张专辑,叫《拂了一身还满》,名字出自宋词。时隔4年,黄耀明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中年危机,他本来想叫这张专辑《第二春》。“身体虽然已经不再青春,但每个人都觉得你重新得到活力之时,你就重新青春了。” 他不害怕中年,即使是体验到中年危机,他也说,“《KingoftheRoad》的寓意是面对它,而不是害怕。创作它之前我有过低潮,但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去面对。我的心还是和年轻人一样,有很多躁动与好奇,也想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虽然我看上去没有那么年轻、潇洒和率性,但在心里,我还是年轻的。我还是那个最开始的我,没有多少变化。” 坦承外貌与身体的老化,源于他对青春和自我的迷恋。他的歌曲有一个长久的主题——讨论青春,从《十个救火的少年》,到《马路天使》、《摞命舞》,关注对象都是城市青年与时代的关系。黄耀明曾经痛批过香港流行偶像,常常教导年轻人要好好读书,规矩做人,其实只是在误导年轻人,年轻人最重要是“不要辜负青春”。 “青春是什么?是叛逆,用劲过得率性。叛逆不是在行为上叛逆,不是要抽烟或者打烂什么东西才叫叛逆。叛逆是你可以在你的世界里,对你看不过眼的、不合理的东西作出一些反抗。” 与此相似,内地的“文革”中,红卫兵们在做的事看上去像是叛逆、发泄青春的荷尔蒙,但在黄耀明看来,“他们(的青春)是被利用了。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叛逆不是乱来的,有很多反省在里面。绝对不是人家认为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就跟随。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叛逆,但是你要保持清醒。” “所有吸引大众的东西很难避免有一种口号式的煽动感,所有群众的东西都很容易变成煽动的东西,群众是最喜欢口号的。尤其是流行音乐更容易陷入单纯的口号式歌曲。可能音乐本身是煽情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音乐有很多是理性的,不只是单方面地去喊一个口号,而是翻来覆去,讨论一些事情不同的方面。” 奇怪的是,他的唱片公司是锻造出谢霆锋、Twins和容祖儿的“口号式音乐”的典型——英皇公司。他说,“我不觉得他们的音乐很危险,也不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很坏或者没有价值。但我要提供不一样的选择。现在很多所谓独立音乐人都是弹吉他唱歌,为什么?因为这个最便宜,成本最小。我很幸运,我的音乐可以用管弦乐团,用电子乐、摇滚乐,用一些很华丽的形式去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些成本我没有,我去跟他们(英皇)拿,他们也愿意付。” “这也是年轻人的一种反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青春也可以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笑起来,“我的青春从来没有被‘浪掷’过,太早就已经很成熟,我很后悔。” 在他为《爱比死更冷》和《柏林苍穹下》迷醉时,身边人都在迷恋日本卡通或者英国足球,还有些人去喝酒甚至吸毒。可他直到近几年,从未喝过酒。他曾总结,自己成长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宗教。他在教会学校中度过了整个青春期,曾祈盼在信仰中寻求灵魂的解放,但“最后我发现,加入教会必须遵守许多戒条,这并没让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解放的人”。 长大后他的专辑从《信望爱》到《五饼二鱼》,都逃不开用宗教的外衣来检讨信仰本质。他的青春和他所渴望的青春,总是有些泾渭分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孜孜不倦于讴歌无畏。 大时代进行曲 《铁路像记忆一样长》的曲目中包括乐器版的《东方红》,还有《黄河大合唱》,一群人山人海的成员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唱出。即使是现在,黄耀明也承认,“以前在心里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过去几年才开始慢慢有些转变。但最关键的转折点还是97年。” 他说,“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新世纪元年。”这话发自肺腑。1997年回归前夕,他在红馆开演唱会,唱了《血染的风采》、《勇敢的中国人》、《狂潮》和《最后一夜》。 那时候香港人的心态可用达明一派写在1987年《今夜星光灿烂》中的歌词来概括,“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现在他回头看这句歌词,感悟不同,“80年代我们才认识到,以后我们不会成为英国人,可能要成为中国人。现在就算舞照跳、马照跑,香港也在细节上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概念)越来越大,香港越来越小。每个城市最后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特色和个性。香港不再只是香港,无论它愿不愿意都要被牵连到,那个感觉蛮复杂。” 现在他常来内地,今年平安夜和元旦夜,他会分别在北京壹空间和上海MaoLivehouse举行个人演唱会。几年前他说,希望能作出让北京人和香港人有同样感受的音乐作品,但这次他说,“其实越来越难了。北京是首都,有很多不同的手在里面。香港无形的手比较少。政府有些法律我们不喜欢,还是可以游行和写文章,我们要保持。” 对于香港人黄耀明来说,这辈子第一次亲笔写的东西被删掉,是在新浪微博上。很多公共人物选择了明哲保身,但黄耀明反问记者,“你不做怎么知道底线在哪里?” 如果黄耀明自始至终只是个关注同性恋、性别或者艾滋病这些亚文化社会问题的歌手,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下流》里唱,“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这绝不是黄耀明第一首关注现实和针砭时弊的歌曲。1997年那场演唱会的很多歌曲后来被收录到一张专辑里,副标题是《大时代曲现在进行式——我们都在这里》。 1988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原文点击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清华女生状告3部委:制度推动像口钟 撞了才会响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 状告三部委前,李燕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是放弃保研资格,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第后,人人夸她勇敢。 9月9日,她将一纸诉状递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要求其公开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等情况,包括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其负责联系的单位。 “告状”在李燕眼里,跟勇气无关,顶多只能说明“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 理想主义像一座玻璃温室,花朵们如李燕,一边自顾纯净生长,一边张望外面的世界。 态度尚好,就是时而荒谬 李燕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2013年毕业,今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提示和建议下,她打算做副职研究,探讨副部长的职责权限、行使职权的模式等,由于各部委官网上对职权范围的公布有限,李燕决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这个小姑娘在着手查询资料以前,对副职没什么概念,“可能就是比正职低一点”,至于分管,“在我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在我脑袋里都没有概念。” 她对社会的体验并不丰沛和直接。她爱引用学者的话,对相关法律规定熟稔,社会的复杂运行让她好奇,甚至兴奋。 “你刚好上课上到说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你想,‘哦这样啊,那我也去试一试。’” 跟政府打交道成了李燕一段时期内人生体验的内容。只是她没有想到,申请过程中,“竟然会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状况出来”。 课堂上,学生老师们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尽量掰扯清楚,法律的界定是不能含糊的事项,而实际拿到行政机关去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太在意这个,不在意学术上或者惯例上形成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什么。” 她从第一批网申的部委获得信息的平均时间是27到28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依申请公开的期限是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 次)。在漫长的等待里,李燕修正了以前天真的观念——“我问你要,你给我就是了,又不是特别难的信息”,她开始知道,信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要报不同部门 领导批准,如果赶上领导出差,那只能延长时限。 传说中的“行政机关‘办事难’”,李燕体会到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也学会了预判。最常接到的电话是刚好第15日那天打来的,那几乎一定是要求延长时限的。 等待让李燕学会了有耐心和自我宽慰,一两个电话找不到正确的管事人,那就再接着打三四个电话。对方说,你发过来的PDF或者WORD是更高版本的,打不开。她就不厌其烦地再发一次。 公务员的说话态度都“蛮好”,但在跟政府人员的互动中,她学会了“交锋”。 比如办事人员以“职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作为不提供信息公开的理由。李燕立马接茬:变没有关系,我就要现在的。 再比如,电话那边的公务员说:副部长的职能属于我们的内部事项,跟外界有什么关系呢?李燕就开始背诵和分析法条:“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副部长属于国 务院各部委法定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她)是整个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而既然)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他的权限是应该公开的。您看,我就没问您是负责什么事务的……” 至于有些部门追问李燕到底要在文章的哪一段运用这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对她的目的怀有疑虑地盘问,她也逐渐习惯。 “政府信息公开施行的时间并不长,政府机关没有公开的习惯,它会觉得公开有一点不舒服,另外就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申请、被申请、去法院诉讼的历练,他们还不会鉴别什么信息公布出去会有危险。” 最开始的被拒绝让李燕心里有些难受,也着急。后来她渐渐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好奇心战胜了受挫心理,她决定向所有可以申请的部委都提出请求,完善资料。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她甚至能够在跟办事人员的谈话中,感到一些微妙。 “有时候能感觉出办事人员给我那种理由,他们自己心里会觉得不太恰当,心里挺虚的。……能去部委工作的,怎么说也起码是比较好的大学里的研究生毕业,对政府信息公开就算再不了解,你说出一句话,它荒谬不荒谬,在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共识在的。” 李燕的这个判断来自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初的回应。该部门告知李燕,因为她没有提供具体的文案名和文案号,所以“不能受理”。 “法律规定的是,如果你知道(文案号)就尽量提供。我觉得公民是有这个配合义务的,……但如果你说不提供文案名和文案号就不提供信息公开,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作为任何一个公民,不是在这个机关工作……(怎么可能知道文案名文案号?)” 4个月下来,有3个部委的没有答复或者答复不符合申请要求,李燕按照事先想好的解决方式行事——起诉。 “我申请了那么多部委,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只有3个部委没有给我信息。所以说,……还好吧,没有那么差,虽然也没那么好。” “我不是去找事儿的” “其实我起诉的时候心里还挺忐忑的,不是害怕,而是觉得给部委的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工作。”即便如此,她坚持起诉的理由是:“我不是去找事的,我真的是想要那个信息,……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最正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是最正常的方式,这是李燕认为的常识。 “学过法律的话,不管法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当一个问题出现,你希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希望哪一方主体都会尊重这样一种法治的结果。” 有人问过她在不在乎输赢的问题。可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 “那么多政府信息,一定有不能公开的,我相信。……我不是像秋菊那样去讨一个说法,只希望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推理,说‘不公开’,原因是什么,告诉我,就好了。” “我理解”是她在这个事件上的口头禅。她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难以满足,她的态度显得温和而谦逊。 对于诉讼给公务员可能增添麻烦的担心,她也跟导师沟通过。导师的意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不容易。这时候,你去挑战的,不是一个人,不是给部门找麻烦,也不是给官员找麻烦,你去挑战的对象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制度。 “制度的推动就像一口大钟,要有人撞才会响。”导师的这个比喻,引得李燕热血沸腾。 “推动社会发展太狂妄,但每个人都做一点事情吧。……就这件事情(而言)我也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也不复杂,除了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难度)。” 可是,最终法院没有立案,他们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劝服李燕不起诉,而三部委则根据她的要求公开信息。 于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撞钟“壮举”,结果是“没有撞上吧”,她遗憾地说。 “我甚至希望,(就算)结果是法院不作出判决都没有关系,哪怕(只是)它受理我的案件,部委公开信息,我撤诉,我都能接受。”她执着地认定,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来解决,“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这样做了”,才是好结局。 “这个事情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宏大的目标,可能没有任何改变。更多的改变是对于我的,不是对于这个制度的。” 嵌入世界的理想主义 如果没有这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李燕跟政府的接触只有“办护照”。她说,这次漫长经历对她的影响,就是“对政府运行有了一个了解”,也满意自己的“淡定”。 父母是在某天的清晨广播中突然听说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研究生李燕不再起诉三部委。农民父母打来电话询问时,李燕刚刚洗漱完毕准备坐下来吃早饭。父 母只是说,“你在外面那么久,你知道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多,你自己坚定就可以了。”做村干部的舅舅也对她说,“虽然挺担心,但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你自己在外 面要想好自己要什么,然后就勇敢去做,不要顾虑太多。” 李燕想要的,按她自己的话说,跟所有学法律的人一样。 “法律,应该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不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你也不希望看到的 是,很多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迫使法院改变了决定。你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法官高高地坐在上面,他公正无私,他不偏不倚,他不畏惧行政机关的强势,而凭着 自己的公平正义良心,凭着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做出合理的判决。” 温室里那些美丽的论述和蓝图,足以让理想主义的花朵们心向往之。 这种理想,是别人给的,“这是(理想社会),至少是目前在法律课堂上别人教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学到的期望到达的一种状态。”但也“随时随地都在受到打击”。 “虽然我现在不敢说我是信仰法治的,但是我就觉得,你真的想完善法治或者说想要坚持信仰并且在这条路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的话,就是要认识到它的好和不好,尤其是认识到它的不好。” 她很喜欢北大学者朱苏力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 “我对它的理解就是,你和我都生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想所做所说其实都深深地渗透着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并且因为你嵌在这个世界里,当你做事情的 时候,会跟身边的人有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局限,但也可能是一种自由。你在一个共同体里面,心里都有一个共识和底线在。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世界里。”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