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
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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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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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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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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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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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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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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