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我不是愤 青，这是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坐在书架前，再三强调。近日，他的博客文章《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引发热议。这从教6年的老师写 给大学新生的建议书里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我的重点是，不良 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问题。”陈伟说。 学生·官场 “最后走进来 的是学生会主席，直到他落座并露出众爱卿平身的表情，所有人才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坐下……我那迷恋官场现形的同学前几天告诉我，他在一场学生会高层的党派之 争中成为了牺牲品，打算转战团委直至得势为止。”一年多前，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在专栏《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里如此写道。 这次，相似的 内容从副教授笔下写出来，引发广泛热议。“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陈伟认为，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 “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 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这是常识，不算新闻了。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但有些地方偏激了。”前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林怀公（化名）告诉记者，他成为所在高校的学生会主席，是因为当时校学生会内部为争主席斗得太厉害：“你也举报，我也举报，学校觉得这群人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就从系学生会空降一个我过来了。” 提到学生干部任免权，林怀公说，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都全校投票直选过学生会主席，但更多高校还是由学生代表大会或专门组评审团选出。“它的特殊性在于，你可以说他是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任命出来的。” “大家还是 太高看了学生会主席，除了个别高校能拿提成有外快，学生会一分钱不掌握，都是团委老师控制。”林怀公说。陈伟在最新博文《学生会问题：行政化、官僚化大学 体制之冰山一角》中也表示：“学生会组织一个活动，要经过多个程序，每个程序都要经过团委领导的同意首肯，借场地、贴海报，每个环节都要盖章。对学生组织来说，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团委的盖章而在某块空地上集会，便是‘非法’行为，不用老师出马，几个保安即可将其强行驱散。” 林怀公告诉记者，即使当上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后大多数人还是做自己的专业，走仕途的人并不多：“当然有一些官二代通过这条途径会上升很快，那是更大的不公平。” 维权·加分 “我就是学生会的，找学生会能干啥？”北京某高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张文被问到遇上打开水不满意等问题怎么办时回答：“大家更习惯上学校论坛发帖，闹大了还起过作用，不习惯找学生会。”尽管学生会有负责帮学生维权的权益部，但他不记得起过什么作用。 某高校学生熊圆（化名）2005年因抗议食堂饭菜质量，打算发起百名情侣在食堂门口泡方便面活动，在校内风云一时。“学生会的没参与进来，但他们也挺帮忙，牵线跟后勤集团的谈判，联系场地。后来谈好了就没真泡面。” 学生会能在维护学生权益上发挥多大作用？陈伟认为，那些维权抗议活动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而林怀公表示，起码在最基本的权益上，如饭菜质量、上网问题，学生会还是经常会和后勤集团交涉，为学生争利。 暨南大学学生 会前主席黄乾宇告诉了记者更积极的案例：在他们学校，接待学生的不满投诉不属于学生会管，是由学代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每年学代会，校领导都在时，还会把接 到多少投诉、解决了多少列成书面报告。“很厉害的，有的还会写：某情况已经连续反映5年，仍未解决。效率还是蛮高，有关部门都害怕这一点。” 对学生会更大 的争议在于学生干部的保研和奖学金加分政策。如某高校环境学院2009年保研，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可以加3分，分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 可以加2分……在保研的初评结果中，该院两个专业中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都是因“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加了3分的。 “研究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靠学分绩。学生干部的荣誉，不应该跟保研这些跟学术能力评价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很反感这些，但政策制定时缺乏他们的参与。”陈伟说。 还好这个情况并不在每一个高校里存在。“我是学生会主席也1分没加。”林怀公说。黄乾宇也表示，他甚至一次奖学金都没有拿过。 作为香港人，黄乾宇曾经在香港的中学学生会当过主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政治性很强，大陆的学生会偏服务性。至于官僚化倾向，反正在暨大学生会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侨校的关系。我们主席、部长、干事都一起做事，当主席还得吃饭掏钱请客。” “学生干部都要学会戴着脚镣跳舞。明知道制度在那里了，得学会绕着问题，要的是效率，去想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埋怨，希望改变规则。”黄乾宇说。 我坚决否定学生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学生会的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的吗？ 陈伟：是的。实际上，五四时期、甚至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学生会、团委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作风还比较正派，虽然也跟加分、保研等很多利益挂钩，但官僚气还没有现在这么重。 现在它有很多手段，比如学代会投票，可以控制，找一些新生，稍微一动员就可以。或者找一个陪选的，明显没希望的人。或者设计一个主席团制，比如大家投票选10个人是主席团，至于谁当主席，不在投票范围内，由团委老师来决定。 有个南方某大学的给我发微博私信，说他们那团委书记就靠任命学生干部发财。不是简单跟老师套个近乎就能当选，真是社会上讲的叫“拼爹”嘛。有权力的，通过相关领导来给你讲，没权的话就用钱嘛。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 陈伟：有 较大的独立性，不应该跟各种权力和它所带来的利益挂钩。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学生会对一个国家蛮重要的，它是大学生锻炼公共生活、学习人与人友好相处、培养 公共关怀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学生会经常做不到真正代表学生发言。实际上一些抗议活动，比如说就食堂饭菜问题和校方交涉，现在高校也经常有，但往往不是学生 会来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最新的一篇博客中重点抨击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问题？ 陈伟：对， 问题不仅限于学生会，那不过是冰山一角。最近几年，大学本身的行政化、官僚化愈演愈烈，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的，是大学堕落最快 的时期。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人基本不从事教学科研，在大学的任务就是做官。走团委这条路，与基层官员相比，风险小、进步快、年龄有优势、政治上无污 点。大学里潜心学术的人反而沦为边缘人，致力于科学探研的学生凤毛麟角，学术项目中充斥着“豆腐渣”工程。 人物周刊：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说你提到的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不在学子们的象牙塔中。你怎么看？ 陈伟：具体到学生，在其中的责任可能是最小的。但我探讨的重点是，一个不太好的制度下个人责任的问题，我希望作为时代先锋的大学生能承担起公共责任。 近年来，学界 谈论问题时流行说“体制”怎么样，不仅没有推进社会进步，反而给作恶者提供了借口，它消除了人在做出坏事后通常具有的负罪感。我博士是研究汉娜•阿伦特 的，她有一个重要观点：在不太好的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体制在哪里呢？不是说独立于我们每个人之外，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今天所做的事情、所做的 选择之中。 人物周刊：学生会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它的意义吧？ 陈伟：目 前体制下，可以说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兴趣社团、志愿者公益活动，甚至不如去做家教。我还是倾向于坚决否定，都学马克思主义，你有一点点犹豫，他就说主流是 好的，只是个案嘛。你到最后推不进任何改革。扭转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深刻反思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大学中的地位，我希望能起到一点这个作 用。

作为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的韩松，一边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讲述大国崛起的种种；一边却在写着科幻小说，幻想世界末日的宿命。他觉得，现实太科幻了，小说写不过它 韩松（姜晓明） 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09年10月，自那以后的两年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似乎不再是趋势，而是已成现实。这期间，国内迎来科幻热，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受到热捧，韩松出版了《地铁》，销量不俗，他的旧作《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之西行漫记》）也将重新出版（1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卖了大约一百册，韩松不久前才拿到稿费3000元），“这本书探讨的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后，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韩松写《火星照耀美国》时，恰逢1999年“炸馆”事件，他在小说里预言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毁、西方经济危机需要中国“拯救”——如你所知，这些现在都成了现实。他是无神论者，但有强烈的宿命感，“这个世界是按照周期来的，命运的轮回，你挡都挡不住。” 2066年的中国是高度发达的盛世，“每个人一出生，国家就分配给你一 件事去做。”美国则哀鸿遍野，宛若两百多年前的晚清，可是有这么一位100岁的老人，1980年代初留学潮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并未入籍，但无论美国多么衰 落、多么排华，他就是不回国，“我没有给出解释，但隐隐约约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人。”韩松说。 这一年来韩松的博客表达越发直白，“可能是焦虑感更强了，或者现实太科幻，你再用陌生化的手法去表达，有索然无味的挫折感——你写不过它了。”他解释说。 他的办公室比两年前更乱，视线所及之处，能看到《加缪全集》、《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管理》、《GQ》（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2012》）、 《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位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对外部副主任最头疼的事情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退休惟一的问题是，你在这里好多东西还没有 看到……其实新华社记者和基层接触非常深，有些人虽然稿子写得不好，但知道的东西特别多，除了基层，还有高层，好几个世界在这里交叉……好多事情你还没看 透、还没想清楚。” 白天忙新闻，夜里写科幻 2009年9月6日，国庆阅兵第二次彩排，次日凌晨4点58分，韩松写了一篇博客： 彩排又开始了！昨晚我在复兴门地铁站，听见一个男高音在尖叫：“开往四 惠东的地铁没有了！开往四惠东的地铁没有了！！”以前我在《符号世界》中写过地铁都奇怪地消失了，这时我的感觉就是地铁真的蒸发了，科幻中的一幕发生了。 一切都被一种异样感笼罩。地铁站台上都拉了《重案六组》里面那种警戒线，有好多男女警察和戴红箍的“治安志愿者”像神一样站在很高的地方，把人群推来推 去。复兴门成为一线的终点站了。在路面上，还有大批大批的穿各种制服的人和便衣云集，戴红箍人更多了，很多人像是‘黑衣人’。好多路口都封锁了，沿人行道 也都拉了长长的警戒线。在长椿街有个骑车人被一名目光如鹰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违规呀。”“你走的路错了！错了！”“我走的不是自行车道吗？”“不是自行 车道！我说不是，就不是！！”还有许多的男女胸佩标志，手里提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水和面包一类东西，在马路上成群结队地运动或伫立。难道《我的祖国不做 梦》中的预言成真了？宣武门西大街整个成了停车场，都是一排排巨型昆虫一样的“国庆专用车”，被武警守卫着。这一夜，北京的天空是白色的，就好像《第三类 接触》中在举行迎接外星人降落的仪式。 14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国第一次科幻大会时，这样描述韩 松，“白天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晚上写着阴郁诡异的故事……”那时候韩松已经是国内最好的科幻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新华社记者，跑文化口，梦想着天天 出差；那时候他还不是对外部副主任，不必承担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把关的重大责任——伟大领袖早就说过，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主要为海外媒体供稿的对外 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电脑屏幕上是新华社待编稿库的操作系统，键盘旁边没有烟灰缸，韩松不抽烟，“他们累了抽根烟，我累了，不想工作了，花5分钟写点字，调节一下。”他“啪”地敲打一下某个切换键，屏幕一黑又一亮，随即来到外网。 他的实名博客开了五六年，用“单位网”创办者金玉米的话说，里面“混杂着时政评论、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推理性科幻”。而在豆瓣上，网友为他成立了小组，取名“一本正经的调情”。 “呃，这个，对，好像有点意思。”这个打字飞快的“60后”男人并不擅长说话。他声音低沉，即便语速不快也会结巴，努力想要表达却似乎总是力不从心。他的一位朋友干脆说他“口头表达障碍”，对此他显然心知肚明而且充满歉意，有几次，记者都看到了他额角憋出的汗珠。 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我的祖国不做梦》是韩松几年前的作品了，在小说里，未来北京的夜空就是白色的，整个东半球入夜后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大放光明。 为了保持经济增速，实现战略目标，全国人民必须加倍工作和消费，甚至放 弃睡眠和做梦的权利，夜夜“被梦游”，于是，在每晚9点的钟声敲响以后，“整座公寓楼的防盗门都咔咔作响起来。不一会儿，小纪便看到邻居们都穿着上班的衣 服，拎着包，两眼直直地纷纷走出了家门”。在办公室，“他仔细观察同事们，可不，手中的活干得勤快，但目光就像服装商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仿佛一台台自动 机器”。在一家大型超市，“小纪看见，这里也水泄不通，生意火爆，从打折出售的低档商品，到价格昂贵的奢侈物件，无不销得极快。顾客看样子也都是普通市 民，眼睛眨都不眨巴一下，也不讨价还价，便大把大把地付钱了。他们白天可是很计较、很小气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家里孩子上 学、自己生病住院、买商品房的辛苦积蓄中的一部分”。 梦游者通常能表现出少有的力量和技巧，完成非常困难的动作，有些梦游者 从二楼甚至三楼一跃而下，竟然毫发无伤，“这种神奇的力量和技巧一旦用在了工作上，便会产生极高的效率”。所以，为了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未来的科学 家有必要发明一些东西，让人民有目的地梦游，在梦游里工作、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谁说科技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中国是一个非常科幻的国度。”韩松说。 他必看的媒体包括BBC、《XX周末》和《XX日报》，这三个好像存在 于不同宇宙的媒体是他重要的信息，当然也是科幻素材的来源。“我读《XX日报》最突出的感受，好多世界大事包括科技上的大事发生时，它只字不提，比如欧洲 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又好像中国在世界之外。这就很科幻。”他开始试想如果未来《XX日报》到了太空，比如，在火星上发行会 怎样？如果继续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又会怎么样呢？“那就危险大了……”他用川普自言自语，听起来，“危险大了”的后面好像是一些诡秘而危险的黑洞。 电视继续播放专题报道，红光满面的主持人用喜庆的语调反复告诉观众，某 某方阵创造了零误差的纪录！“你看，每个时间点都搞得很准，中国人做到了只有机器才能做到的事情，”韩松说，“他们就这么走过来，好像头脑里被注入了芯 片，那就是阿西莫夫写的机器人啊，非常像，像得一塌糊涂。” 科幻的事情太多了。“火车也是这样的，明明是相撞，铁道部门提供的文字，硬叫做‘侧面冲突’，就像有一个地方，锅炉爆炸，记者报道了，官员们硬说失实，因为那叫‘粉碎性解体’。”韩松在自己的博客里抱怨，“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杨利伟和“太空党支部” 韩松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这一年，他的作品《宇宙墓 碑》拿下“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大奖”特等奖，他自己则进入新华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新华社的大楼刚修好，来学校的人介绍说有最先进的‘大平面’什 么的，就参加了他们的考试，结果就考上了。” 他从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写作。直到今天，你在Google输入他的名字和某一重大新闻话题，都有可能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比如“韩松青藏铁路”： 搜索结果第六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代表说，青藏铁路的兴建尽管面临各种地质灾害、冻土和高寒缺氧的困难，但我们在技术上有把握，在投资上有保障，完全有能力把青藏铁路建成一流铁路。”——这是新华社电头的新闻稿，记者韩松。 搜索结果第一条——“在物理学中，方向性是一个不解之谜。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由媒体解决了：‘把温暖送到西藏’，‘为藏族人民修一条神路’，总之，具有很明晰的方向性。因此，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这是“诡异的边缘”，博客韩松。 “游走在新闻管制和恣意科幻两端，我也奇怪为什么他还没精神分裂，哈哈。”新华社一位朋友在短信里说。 “也未必分裂啊，”韩松解释说，“世界很科幻，写的东西也很科幻，这是一个；另一个，好多科幻素材也可以转换到工作中来……从更大的范畴来看，现在在国内做新闻越来越需要想象力了。” 他指导记者写新闻，会让他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到了宇宙中，应该怎么办？对外部的记者去采访杨利伟，韩松提醒：当初是杨利伟一个人上天，未来如果是3个或3个以上的中国人上天，那就有了党的问题，根据党章的规定，3名以上的党员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 于是有了杨利伟的回答： “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中国的航天员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共同的信仰会成为集体的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在太空这样一个没有国界，也没有地球上的一些规范的环境中，使我们更为团结，也成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有力保证。” “我们的英文稿就是以‘Chinese taikonauts may build CPC branch in space（中国宇航员可能在太空成立党支部）’为标题发出去的，外电很关注。”他又“啪”了一下，系统回到待编稿库。 “体制内的活鱼” 长久以来，中国人被一种叫“体制”的东西区分出两种身份：“体制内”与“体制外”。传媒界亦不例外，多数时候“体制内”与“体制外”难以对话，即便有了对话的机会，也是鸡同鸭讲，乃至互相鄙夷。 “体制给我带来了视野，剥夺的主要是整块的时间。”韩松说，现在这个工作可以让他知道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事实上，在这样的新闻单位内部，有心人每日都穿行在不同的信息流中，而这，当然可以深化他的写作。 “体制毕竟还是中国的核心，你和它生活在一块呼吸在一块，能感受到体制 本身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有时有的东西能培养出更好的感受力，好像K来到城堡脚下时感受力更强了。不少同事的感受力比我还强，只是没有机会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吧。信息决定高度。当接触到更多信息时，一般来讲，感受力很难被什么东西侵蚀。当然比较危险的是体制在释放出大量信息时也会吞噬掉一些信息。被体制 同化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有的人‘石化’掉了，说的话做的事都莫名其妙，他觉得体制应该是某某样的，他在这里面是很了不起的，跟克拉姆似的。这是他给本刊记 者的电邮回复，显然，文字是他表达自我更舒服和精准的方式。 “那么，你算是体制的漏网之鱼吗？” 他迅速地否认了。“我倒觉得，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太多，也许不一定（照自 己的想法）做，但想得明白的人很多，包括很多比较高级的干部吧。当然，有的也很糟糕。体制内外的差别会小下去，体制内正允许你保留越来越多的体制外的东 西，（所以）不能再用体制内外来区分，我想，下一个新闻点就是关注体制内外界限的变化。” 标签通常是简单粗暴的，但他还是好心地为我们想出了一个替代的表达，“应该是‘体制内的活鱼’吧，它（体制）就是一个养鱼的池塘，能养各种鱼，让每条鱼都从中间找到价值和愉快。” 领导和同事都看他的博客，或许得益于这个新闻机构（自战争年代就形成）的包容传统，又或许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我这种人不但不被看成怪物，可能（他们）还觉得挺好”。 这个巨大的机构就像一片珊瑚礁，在它或大或小的隙缝里栖息着可能完全不 同的生命体。是啊，这里既然什么人都有，“有不思进取的，有非常上进的，还有称病不上班的……它能包容这些人，自然也能包容我”，而且，“一个人写的东 西、说的话，如果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那我想，他是应该获得支持的吧”。 “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 这是北京二环以内的最高建筑，从韩松15层办公室的走廊往外看，依据当日空气质量由好及坏，你分别可以眺望到通州、国贸三期、天安门、《巨蛋》以及楼下的云南菜馆，很多日子，视线到达天安门后就消失在雾气里了。 他是过敏体质，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空气污染，立刻就会有反应。可是， 怎么会没有污染呢，每天晚上，有1600万人在这个城市睡下，不停地向它散发出气味，“充满了从人类的毛孔中燃放来的蛋白质、酒精、香烟、欲望、仇恨、报 复心、功名心、积聚着的毒素、排泄物……日复一日地罩在北京上空，怎么就能驱逐掉呢？” 对于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他有另外一种划分，为了帮助记者理解，他一口气 说出了3组对比：“主要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主要活在非现实中的人”，“一生只拥有一个世界的人”和“同时拥有多个世界的人”，还有“感知不到他世界存在 的人”和“能够感知到他世界存在的人”。我们一致同意，前者是“成年人”，后者更像是“未成年人”。 问他，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这个认 为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在小学五年级就定型了的人想了会儿，回答说，从来没有。“喜欢胡思乱想，思考一些对改变生活毫无帮助的东西，可实际上你的生存压力也 很大。”——他希望拥有比现在的80平米更大的住房，不然，书没地方放了。 “要找个人办个事，我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包括要上进啊，要进步啊，都很 麻烦……” 在会议上，他惊讶于一些人滔滔不绝的能力，在饭桌上，他也不知道敬酒时该说些什么，这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他讨厌开会，却又不得不召集开会，他想要更 多整块的时间写作，却仍然要不停地“策划”与“总结”，搞“战役性”的报道。 有一次他写道，“平时吃饭聊天也很让人不安，特别是经常吃饭聊天，还聊 工作。很荒诞。领导们吃饭聊天都喜欢聊工作，而他们工作的时候却谈创意。不是领导人，他们聊的那些其实也是工作，但他们自己还觉得不是，以为这就是生活， 还是很有趣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但不聊天我们做什么呢？登月吗？到阿富汗去打击塔利班吗？还是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呢？都是办不到的事情……有一段时间里整天 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少聊天、不聊天。国家其实不希望我们聊这么多的，还不如做做广播体操呢。”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他的行文方式，因为他的本意往往被他自己藏得很深。 真实的新闻事件也往往被他赋予或奇异或深刻的角度——他总是站在不同的地方，看着我们这个世界。在他眼中，上班时间的拥挤地铁会带你去未知的世界，畸变和 自食将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你；圆头圆脑的福娃会变成狰狞的野兽，半夜在废墟上挖尸体出来吃；宁静的蓝色大海会染满血腥和红色藻类，钻进你的大脑，侵蚀你的 意志。” 他的同事小姬在《宇宙观察者韩松》里写道，“记者这个职业给了他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而科幻给了他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能力。不管现实多么繁复和冗 闷，他都要时常去往另一个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应该没有太多的“成年人”，“‘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是从肺和思想深处发出来的，都成熟得烂了。”仍然是来自电邮的表达。 书包里什么都有，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韩松的父亲以前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0年代初韩松上中学，父亲经常从单位带书给他看。当时很多杂志也刊载科幻题材的作品，要等到1983年，科幻才会被作为“精神污染”的一部分遭到清除。 中学时，他参加过一次全国科幻征文，“他们觉得我写得很怪，别人都写中 国科学家怎样改造自然呀，我就写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陨石坑边上发呆，还写中国的中学生的某个发明搭载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单单写航天飞机从发射到返回那一 天的惶惶不安。后来他们让我改，我就勉强写了一个正面的，写大熊猫坐飞船去月球，但是觉得很别扭。” 韩松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英语系，大二时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第一句 话》，戏仿了说出“一小步一大步”名言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如果我们的飞船去了月球，第一句话会是推销商品，推销Made in China的吧。那是1980年代中期，现在看也挺有意思的。” 那是变革的年代，人人都等着走向未来，渴望变化，渴望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却无法摆脱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也许小时候就有了。但在1980年代，可能会加深。更感到未来的不可测，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应该有的那些伟大的变化不一定能到来。” 他害怕坐飞机，但他的很多小说都与交通工具有关，比如那些永远开不到目 的地的、灾难重重的火车，比如和地球自转保持一致、永远在黑暗中飞行的飞机，“人始终是在一个交通工具里面，你上去了之后就不再能决定自己，只有司机才能 决定你的命运。你坐在后排，你想站起来接近司机、走到司机旁边，这就非常不容易，你还要跟他说上话，拉上关系，让他开往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你得付出多大的 努力啊，这不是每个乘客都能做到的，大多数人就这么默默地被拉到某一个地方去。上车前你好像有自己的目的地，但这个过程却不由你做主，车子在中间被烧掉了 也有可能……” “（韩松）喜欢穿运动衣和带破洞的牛仔裤，戴一个运动帽，还喜欢背着他 的大书包，里面放着电脑。”小姬写道，“据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透露，奥运期间他天天被人在街上拦住，要安检他。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同事说他的书包里面什 么都有：电脑、手电筒、压缩饼干和水。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有时候，他会对自己发表在博客上的文字有一些隐隐的担忧，“文革还会再来吗？也许就在明天，我会被周围的某个人拿着博客上的某句话（去告状）， 就被关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大家都在说70后，说新一代人会更好，更加无拘无束，可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其实更重”，还动不动就要“说不”，接着人 们的目光投向了80后，但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一套房子压弯了腰，“也许要到2030年以后出生的那一代，才真正没有精神压力，真正国际化吧。” 现在，看起来很现代化了，但一些东西还在骨子里，“很多年轻人容易对很 复杂的东西，比如火炬传递，产生一面倒的简单的看法。”1996年，以李希光为主要作者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出版，此后“妖魔化”进入公共领域，几 乎成为部分国人提及西方媒体时的潜意识，韩松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不过他似乎不太愿意提起那些文字，甚至还略带些害羞地沉默了半晌，“有些外国人确实挺坏 的，但是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事情……中国仍在世界之外。促成改变的，是觉得真正的妖魔的东西，还在我们的内心里而不是外部世界。” 2009年9月30日，建国60周年的前一天，手上的活儿太多，韩松已 经几天没回家了，身上持续散发出臭鱼的气味。半夜，他穿过马路去同事住处洗澡，看到许多鲸鱼似的车辆默默地穿行，又像丛林中窥伺的怪兽，出现在央视一套画 面上的月亮，比现实中的要圆，好像提前两天就到中秋了。不过那都是属于夜晚的事情，天一亮，在宣武门路口那个雾气未散而蠢蠢欲动的早晨，某个切换键还在等 待着他，新一天的忙碌又要开始了。

图/高尔强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实习记者    刘琳    发自温州 39死近200伤，一次铁路事故中最低级、最应该防范的追尾碰撞，让打鸡血般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铁打了个冷颤。现在，中国人、全世界都在质疑这个自诩世界最先进的高铁体系。大干快上的狂热背后是强大的长官意志，以及基于垄断养成的自大、昏愦和腐败，软硬件的貌强实弱，科学精神的阙如，对安全与生命的极端漠视 2011年7月23日，温州。浙江东南部的这座城市，这个季节向来闷热难耐，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几乎每天都要下上一阵。 所以，当晚19时35分，温州市气象台对温州市区发布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7-9级雷雨大风的黄色雷电预警信号，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就在3小时前，16时36分，从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次列车准点开出。坐在这趟列车第10车厢的乘客鲍永远后来回忆，“正点出发也是我们选择动车的主要原因。” 按照列车调度表，10分钟之后，从北京南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也应该离开杭州南站，向福州进发。但这一天，D301次不断晚点，据2号车厢的乘客陈爱听说，在车离开济南站时，已经晚点近半个小时。当车到达杭州时，D3115已经开出了好一会儿。 不论快慢，接下来，这两列同样开往福州的D301次和D3115次列车也都将同样开往另一个方向——死亡。 生死动车 在雷电预警信号发布12分钟后的19时47分，D3115次列车准点到达永嘉站。这是个小站，如果一切正常，D3115在永嘉站休息1分钟后，只需要再行驶9分钟，19时57分就会抵达一个大站：温州南站。许多乘客将会在此下车。而D301次列车则根本无需停靠永嘉站，因为停靠站少，它已经开在了D3115的前面，按照常理，5分钟前的19时42分，它就应该已经抵达温州南站。 但今天，因为沿路的雷暴雨天气，D3115次列车的停靠时间延长了半个小时左右。起初，鲍永远对着电脑玩起了斗地主，打发着时间。没人把窗外的雷电当回事儿，大家只是对漫长的停车感到不满。坐在D3115车最后一节车厢，第16节的孕妇陈碧和父母、姐姐以及外甥女拉着家常，他们是从绍兴赶回家乡平阳。而在他们身后，这节车厢的最后一排——也是D3115的最后一排——坐着31岁的项余岸和30岁的施李虹夫妇，两岁半的小女儿项炜伊在身旁玩闹着，一家三口还沉浸在第一次带女儿出远门旅游后回家的兴奋中。 20时10分，D3115次列车长在广播里称，“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车厢里响起一片不满的骚动，大家开始抱怨，“怎么动车也会晚点。” 5分钟后，D3115次列车从永嘉站缓缓开出。窗外雷电交加，但车里人并没觉得有任何异样，毕竟，再有大约10分钟，列车就将抵达温州南站。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比原定时间晚点了40分钟左右的D301次车已经开过了永嘉站，正常的话，将会很快抵达温州南站。但此时，列车突然停驶。 D301坐在第一车厢第一排的杨先生身边的两个外国人趁着停车，索性走到了一二节车厢交界处，站着等待。姜先生随即招呼坐在第七排的妻子坐过来，两人一起坐到了第二排的座位。 几分钟后，D3115次列车超过了D301次。如果此时，两辆车上有人向车窗外张望，兴许就能够望见对方车辆上的乘客闪过。只是那时，还没人知道十几分钟后，他们的生命将会发生怎样的交集。 8点20—25分这段时间内，D301次列车也开始继续前行。但，紧接着，前方的D3115次列车突然再次停驶，至于原因，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24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是列车遭雷击，造成设备故障。 与此同时，永嘉站—温州南站高铁必经的双屿镇下岙村，大雨正倾盆而下。村里上年纪的老人家看着漫天雷电，嘟哝着，“几十年没见过咯。”大多数人都躲在了家里，不敢轻易出门。 离铁路高架桥只有100米之遥的鼎立丰鞋厂里，低矮的4层小楼第四层是个半出的天台，从上面望出去，恰好直视铁路高架桥。2名工人不放心这样黑的夜，拿着手电筒逐层巡查。也因此，他们成了极少数的惨剧目击者。 8点28分，他们恰好走到天台上。天空像被墨泼了般漆黑，但借着不间断的电闪雷鸣，工人阮长宵看见一辆动车正静静地停在高架桥上。除了车窗里透出的灯光，再无其他动静。 “停在那儿干啥。”阮长宵还和身边人打趣。2分钟后，这辆动车又开始逐渐起步。但此时，另一辆动车从后方快速驶来。“那速度非常快，肯定不可能是知道前面有车，快到面前了才发现。后面那辆车还变了几下车头灯，大概是提醒前车司机。但是来不及咯。”前一辆和后一辆，分指的就是D3115和D301。 D301车厢里的乘客却丝毫不知，危险正在步步紧逼。杨太太翻阅着火车上的杂志，身边的丈夫玩着手机，窗外雷电一个紧跟一个在天空里爆炸。她嗔怪着，“别玩了，外面打雷多危险。”陈碧的爸爸已经不堪等待，到过道上活动开了筋骨。留下妻子女儿和外甥，还坐在座位上。列车已经响起了报站，提醒温州南站要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注意行李。”陈爱听拎着行李，走到第二与第三节车厢交界处，准备抢先下车。“轰隆”一声沉闷却巨大的钝响就在此时发生，D301撞上了D3115。 “车被拱起来了。”阮长宵的两只手比了一个“入”字。“然后就哗啦哗啦地往下开始掉车厢，有一节就那样挂在桥上了。车里面的灯一下就全灭了。高架桥上的电线还一会儿闪一下火花。” 8点31分，D301次列车在双屿镇高速从后追尾D3115次列车，D301次列车第1至4节脱轨，前3节翻落高架桥下，第4节车厢倒挂，垂直于地面。D3115次列车第15、16节脱轨。这两列动车就这样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拥抱”在了一起。 短短几分钟，一阵摧枯拉朽的断裂与坠落声后，一切仿佛都归于平静。除了天上照样轰鸣的雷电，嘶吼着覆盖了所有的哭嚎与叫嚷。留下阮长宵，在原地惊讶得目瞪口呆。 自救 救人 7月24日，我们抵达现场时发现，出事地点恰好是在一片空地上。面对着出事的大桥，左边不足100米是下岙村，右边200米开外，也是密集的楼房。如果列车出事时间稍早或稍晚一点，都有可能会殃及更多无辜。铁路桥与人居的距离实在近得有些过分。 回忆起出事那一瞬间，“‘膨咚’一声，我坐在地上了。‘啊’，车厢里有人尖叫了。难道车子撞到铁轨上的石头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又‘膨咚’一声，车子好像退回来了一样。不对，出事了！”紧接着，鲍永远发现，车内已经全部停电。 空气里漂浮着女人的尖叫与哭喊，D3115次列车长开始和乘务员巡车，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人指着10号车厢和监控室中间连接的地方，开始叫起来：列车坏了！钢板变形了，突出来了。6号车厢的Kara回忆，“液晶电视上出现了看不懂的代码符号，然后迅速地暗了下去。原本提示列车时速的广播条也完全黯淡了，空调也全部停止，只有中间长长的黄色应急灯还亮着。” D3115车前14节车厢的乘客们开始用车内的铁锤砸窗，却怎么也砸不开。“出事儿了，”从列车后部传来声音，青壮年开始自发地向车厢后部前进，张罗着“一起去救人”。其他乘客在原地等待，发微博、打电话，慢慢寻找其他出口。 在黑暗而漫长的列车过道里，人们排成一列，慢慢向前面的车厢前进，摸索着出去的门。此时车厢地面已然倾斜，唯一的照明光源就是手机，天空中不断出现的闪电也能劈出一点亮光。6号车厢的Kara跟着人流向前移动，终于找到列车门，“倾斜的门距离地面有1米多高，落脚的地儿只是二三十厘米宽度的水泥条，前后都是低下去的小碎石。走过山路、隧道、泥泞的田地、危险的地段，有热心的当地村民拉着我们跳过去。” 从高架桥走到平地上的超市，Kara见到了同样在此避难的几个同车难友，因为同遭劫难，相互都“像亲人一样”。热心的村民给她们指点，出去走10分钟就能上大路，能打到车。当晚11时许，Kara从事发现场离开。同行的另一个大叔却坚持不肯离开，“大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相关部门肯定会有安排，他要等一个说法。” 而已经逃生的鲍永远，更是组织起了其他青壮年乘客，帮助救人。 和Kara以及其他前面车厢的人相比，D3115次车的15、16两节车厢的乘客远没有这么幸运。与D301直接撞击的第16节车厢损毁最为严重，车厢已经完全变形，电线钢筋全部剥离在外，与前部车厢完全断裂。还有D301车掉在地上的3节车厢以及挂在墙上竖着的第四节列车，在这6节车厢中的乘客，每一分每一秒都分外难熬。 在翻倒在地的D301车2号车厢最前面的杨太太形容，“那一瞬间就像穿越到另一个空间一样。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车在刹车，一瞬间就没有意识了，等我醒来时脖子卡住了，头朝下，身体整个竖着。” 周围人都在哭，她后面一个女声一直在喊：大家冷静，先救孩子。又有一个人滚下来，压住了她的脖子，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那一瞬间，“我还想说是不是做梦呢。我都窒息了，我喊他他不答应，我才害怕，才确定这是真的。”她跟着喊老公名字，听到老公在身边，伸出手去摸他的脸，一摸，全是粘的。 发现老公受伤了，她急了，跌到的地方下面恰好是河道，身后的车窗已经完全不翼而飞。她用手刨开一条路，自己先钻出来，再用力把丈夫拖出来。回头一看，“第一节车厢像废铁一样了。” 救援人员抬着她出去，路上，杨太太只觉得很晕，很想睡觉，他们一摸她的头，后面全是大疙瘩，拼命地叫她：小妹小妹不要睡。尚有意识的丈夫在旁边喊，“先救我老婆，她伤得比较重。” 在2号车厢尾部的陈爱听数不清掉下去的时候自己撞了多少下墙，只知道下半身完全动不了了，“心脏那一边也动不了了，很疼。”在她身后3号车厢的付小姐被撞得在地上和墙上弹了几个来回后，睁眼发现车已经完全倒了个个儿，门变到了另外一边，全身上下都是大块的瘀青，除了挣扎着喊救命，她几乎无计可施。 而竖在高架桥上的4号车厢因为和地面呈90度，已经俨然是一口深井，在没有任何辅助物的前提下，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跌得粉身碎骨。火车走道上窗户旁的扶手，成了唯一可以借助的工具。沿着这些扶手，一寸一寸地下滑，一根一根得接连抓住，再小心翼翼地换下一个人。如此，才爬下了整节4号车厢。 竖着的车厢一角已经断裂，缺口成了他们的生命空间。靠着这个缺口，他们才得以从密闭的车厢中逃生。 而此时，下岙村的村民已经全村出动，家家户户都招呼着，无论男女老少，都去了事故现场救人。在这个村，上高架桥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稍稍绕点山路，就有阶梯能够通向高架桥，直接走到桥上。在往常，这是村里大人担心孩子们乱跑的一个重要安全隐患，但现在，这却成了救人的一个方便之处。 鞋厂的门卫是第一批钻进已经严重毁损的车厢里向外拖人的村民。其他村民也陆续赶来，用自家的锤子等工具，敲打着门和窗户，帮助车里的人逃离。一个人拉不动，就上来三四个人帮忙。另一个工人孙华先后6次冲进坠落的车厢里，“有个妈妈两只手死死地护住自己的小孩，小孩大概3岁，被保护得很好。这个妈妈一看到我就说，‘先救我的孩子’。”等他回来救这个妈妈时，发现她的一只手原来已经断了。 当夜，温州全城都投入了救援。本在温州南站等待动车旅客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小徐先是奇怪，怎么一晚上一辆动车也没来。跟着就听见广播里说，出事儿了。他赶回城里，一路上络绎不绝的乘客打车去血站献血。他自己就拉了两趟，没收车费。 救援的诘问 无论如何，就算受了再重的伤，只要能活下来，就是好的。许多人，尤其是被困在D3115第16节车厢里的人，失去了生命。 7月24日凌晨4点，在事故发生接近8小时后，CCTV新闻说现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搜救已在2点多结束，5点却又发现一名幸存者。7点，CCTV新闻再次表示，反复搜救没有生命体征，现场开始切割车体、把直立的车厢推倒……但7月24日下午5点，又一名幸存者，年仅两岁半的小姑娘项炜伊被救了出来。 当晚，在温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称，“这是一个奇迹。” 不幸的是，项炜伊的父母——项余岸和施李虹却没有“奇迹”眷顾，就此撒手人寰。和他们同样告别人世的，还有陈碧一家4口人，如果算上陈碧肚子里7个月大的孩子，就是5口人，只有当时不在座位的父亲幸免于难。 陈碧的丈夫杨峰当晚身在绍兴，接到电话称妻子和岳父母、妻姐、外甥女5位亲属所乘坐的D3115次动车出事后，他拉上堂弟，开车从绍兴赶往温州。 抵达事发地时，现场已被封闭，家属不能进去。24日凌晨2点，他绕路前进，踩过稻田，游过小河，从高架桥另一端前进，才到达桥下。再从阶梯爬上桥，用力砸破玻璃，反复寻找。碍于没有任何专业器械，他始终无法找到妻子。他看到里面有残断的四肢，想找人施救，却被拒绝称“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据他所言，当时现场已经没有人施救，前来支援的人排成一列，“好像在等待领导讲话”，“没有救援，只有作秀。” 直至25日中午12点，他才最终在温州市殡仪馆，见到妻子遗体。妻子的脸部已被完全毁坏，他只能凭借自己与妻子订情的卡地亚钻戒才能辨认。愤怒的他大吼，“我妻子的脸是火车撞的，还是后来挖的。”却没有人能回答。 幸免于难的项炜伊亲属也发出了诘问，“为什么没有生命体征，还能救出孩子？如果之前没有放弃救援，也许孩子的父母也都能活下来。”同样，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 截至本刊发稿时间，距离此次温州动车事故发生72小时，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39人。 7月25日晚，二十余位死难者家属自发前往温州市政府门前静坐。这是一座和其他市政府一样气派的大楼，门前有人工小河流淌，静默无言地矗立在面前。家属们坐在那儿，大家就这样默默相对，和政府隔着看上去是一条小河的距离。 在市政府广场的另一面，微博上自发号召起来的网友点起了心形的白蜡烛，放飞了几十盏孔明灯。人们默默地站在原地，低头站一会儿，等到蜡烛熄完，再蹲下身去，用身上的磁卡等刮掉地上的蜡迹，更多的人则去拼起了下一个心形的蜡烛。有些人在议论着事故的原因，七嘴八舌，并无定论。而那些孔明灯则被风吹着，飞去了和政府大楼相反的方向。 25日下午，我经过事发地，恢复通车后的一辆动车正缓缓开过这个缺口。在事发不足两天后，在事故原因未彻查、善后方案远未明确的情况下，甬温线火速恢复通车。 桥下，是东倒西歪的几节和谐号车厢。 （文中部分细节根据已经见诸媒体的报道还原）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