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64岁的孙银侠展示被打后留下的照片证据。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占才强   孙银侠演示“蹲马步”。 孙银侠被“针刑”吓坏了。   江苏省泗洪县，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 因为被关过“那个地方”的人，对“那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监狱”，有的叫“私设的牢房”，也有的叫“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多干脆就叫“那个地方”。 也许有人知道，但很少人愿意称呼那个地方的另一种称谓———信访学习班———被关过里面的人，自称没有接受任何法制学习，相反，他们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端水盆”、“坐凉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 被关者多为当地“刁民”：上访告状者、拆迁钉子户等。在写下“检讨”、“保证书”，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后，他们才被允许从“那个地方”放出来。 “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虽然泗洪县官方否认有“那个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记者三赴泗洪面访到的被关押者中，已有数十人亲证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来自他们的不完全统计，泗洪县先后被关过者至少有一两百人。 更有当地知情官员披露，泗洪的“那个地方”，脱胎于早年的“信访学习班”，经数年嬗变，已由最初主要针对上访告状者，进而演变成也同时针对拆迁钉子户；由起初分散在各乡镇不固定地点，变成集中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 这位良知官员呼吁，泗洪县“信访学习班”的实际操作手段，江苏省及中央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的维稳场所，不仅让法律在这里扭曲，更极大伤害了民心所向，成为基层社会最黑暗的死角。其隐密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及时取缔已经刻不容缓。 被抓 “钉子户”被强行带入神秘大院关进小黑屋 64岁的孙银侠没想到，在她的后半生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这一幕的开启，始于从天岗湖乡政府打来的一个电话。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喂猪的孙银侠突然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通知：孙主任你过来一下，乡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孙银侠曾做过村妇女主任，村干部还是习惯地叫她“孙主任”。 下午约4点半，孙银侠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政府办公大楼。乡干部在二楼接待了她，并谈起她家房屋拆迁的事———起初孙以为，这次乡政府喊她来还是谈拆迁，劝说她尽早在协议上签字。 等待过程中，另两位村民王乃谋、王乃好也被先后叫到了乡政府。两人和孙一样，是最后几家尚未在协议上签字的“钉子户”，也都以为是被乡政府叫来谈判的。 当着乡干部的面，王乃谋、王乃好先后表态，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银侠最后一个表态，“我就一句话，拆迁补偿(标准)太低，要么按面积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要么你们就把我赶走！”谈话随后陷入僵局。 “过了没多久，”孙银侠回忆当时的突发场面，“从外面开进来一辆依维柯车，就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下来一二十人，两三个架一个人，把我们三人塞到了依维柯里面。” 王乃谋事后回忆当时情形与孙银侠相仿。 上车前，王乃好大喊“我犯什么法”，但不由分说被摁进车内。孙银侠上车后边挣扎边喊“你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也被压得动弹不得。 “拖我们的时候，乡干部、村干部好几个都在场，他们看着我们被抓走的。”孙银侠的这种说法也被王乃谋佐证。 车子驶出一百多里，在近一个小时后开始进入目的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进了一道门，又进了一道门”，最后三人在一个四周都是围墙的大院里被放下。 “有两个大铁门，这个铁门进去，里面还有个铁门。”事后孙银侠回忆大院的结构，“里面有一排带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间房，其中六间有窗户，东头的两间光有门没有窗户。” 孙银侠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脏得不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小床。” 然而这张床并不是给她睡的。孙银侠说，床是给负责看守她的人睡，“我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开始不让俺们睡觉，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墙边靠一下。” 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孙银侠说，有十几个人，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小的一二十岁，“有几个胳膊上刺着青，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教训” 饿着肚子接受各种“酷刑”，还要用拖鞋互抽脸 当天晚上，孙银侠被要求面朝墙壁，脸贴着墙站了一夜。“不给吃也不给喝，还不能动，动了就要挨打。”王乃谋也一样，饿着肚子站了一宿。 一个年龄稍大的看守，在刚进去时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你们来了就要服从这里的纪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们犯什么法？当晚就被“教训”。 孙银侠在王乃好隔壁，“就听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继续打，你把我打死吧。就听见抽打声，王乃好在那边使劲叫唤，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就不吱声没听到动静了。” 事后孙银侠听王乃好讲，当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断了两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就在当晚，天岗湖乡另一名拆迁“钉子户”王乃陆也被关了进来。一大早，他们被要求到院子里“蹲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个人手上还端一碗水。旁边站的人拿棍子监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孙银侠说，“实在蹲得受不了，他们就问，签不签字？不签字，还蹲，还打。” “实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谋说，“进去之后，有四顿饭没给我们吃，两夜没怎么睡，第三天才给了大半碗稀饭。” 而第三天，天岗湖乡又一名被拆迁户兼上访户张秀林也被送了进来。60岁的他之前去过北京，事由是他位于天岗湖乡王集街共9间、总建筑面积为3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和住房，按拆迁补偿标准只有3.9万元。而按市场价，早年曾有人出40万元他都没卖。 张秀林事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打我，用皮带抽，你要看到你就会淌眼泪。打了以后，叫我蹲马步，端水，还要手臂一般高，头不能低，低头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签字就往死里整。我在里面呆了10天，因为有高血压实在受不了，最后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放了出来。” 在张秀林被关前后，另有一对母女也被关了进来。“是另外一个乡的，也是因为上访。那娘俩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孙银侠说。 那对母女给孙银侠留下的难堪记忆是，“看守的人让我和那对娘俩对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对方的脸。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还要听到响，打得不响了，看守人员就来打你。” 这种被关人员之间“互打”的经历，也同样留在了王乃谋、张秀林的记忆里。 还有一种“酷刑”曾经让孙银侠“差点死去”，这就是“坐凉地”、“端凉水”：人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并拢，两臂也同样向前伸直。然后两手端着一个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头。“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转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后来我昏过去了，醒来看守的人还说我：你要不行你就报告啊。他们也怕我真的出事。” 签字 在“针刑”前屈服被迫“自愿”，还要写检讨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体罚”。 在被关12天中，事后给64岁的孙银侠留下挥之难去的精神阴影的，还是她曾在里面受到的“性骚扰和猥亵”，尽管在她的激烈谩骂下未遂。 据孙银侠自述，在她被关小屋期间，曾有两名男性人员对她有明显的“不良企图”。 其中之一是同样被关进里面的张秀林。“他跑过来刺激我，就是有强奸那意思。我就破口大骂，我拿东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来劝我，说开玩笑的。我就骂他，开什么玩笑啊，后来他就不敢再来了。” “我考虑他是受里面的人指使的，姓张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天岗湖乡的，以前都认识。没有人指使，他不可能这样做。”孙银侠说。 另一人是负责看守孙银侠的刘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来坐。我当时以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开始对我不怀好意，我当时就跟他说好话，求他，后来他就放过我了。”孙银侠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在里面受到这样的污辱。我有时晚上想着想着，胸口闷得气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太受屈辱了！”从里面出来后的孙银侠，多次对记者这样诉说。 就孙银侠的以上述说，南都记者辗转通过泗洪县一位当地人向刘某求证。但刘否认了孙银侠的说法，他说是“那个姓张的，也是被关的，跟她同乡的一个人”，当时只是跟孙银侠开过类似的玩笑。 南都记者随后向张秀林求证，张承认“是有这个事”，“当时我是被逼迫的，就是‘看守所’的人，(他们)让我调戏孙银侠，不那样做，他们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终让孙银侠“屈服”的，还是一种令她极度恐惧的“针刑”。据孙描述，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坠着针的细线来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打针用的棉签，“他们拿针在我眼前晃啊晃，说大姐你签吧你签吧，我们也不想这样弄你。我当时是真的怕了，我怕他们真的拿针扎我。” 在被押12天后，孙银侠被从里面放了出来。左眼留着淤青，头发被揪掉一大块，同时还被迫同意让家人“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说，放出前，一名自称公安的人曾向她这样问话：(在里面)打你没有？没有。学习好了吗？学习好了。那你签个名吧。孙银侠说不会写字，最后按了手印。 王乃谋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来了两个人作笔录，一个说是公安局的，穿便服，还亮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说是信访局的。他们问的是，你在里面学习怎样，吃住怎样，要求我们只能讲好，你不敢不讲，不讲就出不来。” 除了要在“没有”、“好”等回答内容的笔录上签字，被关者放出前还得写诸如“检讨”、“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材料。在泗洪采访期间，南都记者曾看到一个先后被关过三次、青阳镇阮庄二组59岁村民王淑英写的一份“检讨”： “……由于我贪心想让政府多赔钱，情节恶劣，政府为了改造我给我单独办信访条例学习班，财力人力花费很多……我现在后悔莫及，我错了，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银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写类似“保证书”，但其严词拒绝，“后来是他们帮我写的，只让我在上面按个手印。”     探访 “那个地方”戒备森严，神秘院落前记者遭遇警察 直到出了大院，孙银侠才知道关押她的地方在泗洪县青阳镇大楼社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后面，一处不易被人发觉、被围墙和铁门深锁起来的院落。 “在讯问时，他们管那个地方叫信访学习班，这个名字我以前也听说过，当时觉得办学习班是好事，但你到底凭什么叫学习班？我们被关进去没有学习，进去就是打。”王乃谋说。 王出来时左眼淤青，腿部多处外伤，到卫生院检查为轻微脑震荡。他说另一被关者王乃陆放出时，“从后腰到前胸，全部都打花了，就像紫茄子一样。”而和王乃谋同一天放出的王乃好“脸上青一片紫一片”，就在他到家之前几个小时，其位于街上的房子已被扒掉。 上述天岗湖乡几名被关的拆迁户，仅是“信访学习班”的短暂过客。从去年至今，南都记者曾三次来到泗洪县，仅有限接触和了解到的被关者就有数十人。其中青阳镇有多人愿意通过媒体以实名、并出具相关证据证明他们的遭遇：付存久、陈建国、宋松涛、虞宏伟、许友生、王庆奎、王淑英、路成明、江献兰、蒋正祥等。 在他们的材料诉称中，无一不是控诉当地政府“私设牢狱”、“滥用私刑”、“毒打、关押、折磨、报复”上访者以及被拆迁人员。而他们材料中又极少人称被关过的地方为“信访学习班”，而是叫做“秘密大院”、“黑屋子”、“黑看守”、“黑监狱”、“私设的牢房”等。在他们面对记者的口述中，对被关过的地方通常就称为“那个地方”———一个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准确表述的称呼。 而“那个地方”在当地的高度敏感和戒备森严，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中也可窥一斑。 2010年6月24日，南都记者曾试图进入青阳镇大楼社区办公大楼后面的那片院落。但刚靠近，便被一名尾随而至的男子叫住盘问，并告诉记者“不要随便走”。 站在记者的位置能够看到，通向大院的一扇铁门紧锁，隐约可见里面深处一片被围墙圈起的院落。与院毗邻的是几间平房建筑，其中一面墙壁上挂有“青阳镇大楼社区居民法制学校”等牌匾。 记者随后向社区门房一位毕姓值班人员询问“学习班在哪里”，对方反复打量记者后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学习班是保密的，一般情况是不让讲的。比方要哪里逮人来了，这能够告诉你吗？” 见记者继续问，对方急了：“那地方不能去！你怎么不懂呢？(里面)都是南来北往的，有无聊的，上访的，告状的，乱七八糟的人，不正当的人逮到里面的，那能随便进去吗？你该干嘛干嘛去，在这里呆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与毕姓人员的交流还在继续，这时，七八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已来到现场，对记者进行盘查。在记者离开之后，一辆警车在身后尾随。当记者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警车上随即下来两名警察将记者从车上叫下。 “你有什么工作可以跟我们联系。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包。”被记者拒绝后，对方抄下了记者的身份证号。随后在两名警察的目送下，记者拦车离去。 求证 县委宣传部否认，乡党委书记证实 隐身于大楼社区后院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有拆迁户和上访者曾经被关在里面？泗洪县有没有“信访学习班”？而“那个地方”是否就是坊间所说的“信访学习班”？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委县政府，就以上问题逐一进行求证时，县委宣传部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记者提出核实，天岗湖乡等被拆迁户及上访户投诉曾被送到位于青阳镇大楼社区的“学习班”，是否确有其事？对此，泗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同闯的回答是，“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记者问泗洪县是否有“信访学习班”？大楼社区的是否就是“信访学习班”？金同闯说，“不太清楚，没听说大楼社区哪里有信访学习班。”而在场的新闻科科长许昌亮告诉记者“泗洪县没有信访学习班。” 但金同闯表示，“虽然泗洪没听说有‘信访学习班’，但是办‘信访学习班’这个事，据我所知是有政策的，是可以办的。从中央到地方以前提到这类事情，好像其他地方有。意思就是说群众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的时候，要安排到一起学习。” “譬如遇到拆迁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面对其他纠纷等等，法制意识不强，越级上访甚至寻衅滋事，就组织(他们)到信访学习班，把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系统地向他们介绍，(让他们)理解，配合，和谐发展。” “我们确实不知道学习班的情况。”金同闯最后建议记者，可到泗洪县信访局去了解，“他们是管信访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但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信访局，局长石峻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你问的这些事情，应该到宣传部去了解。我不好回答你什么。” 然而在泗洪县下的乡镇，对“学习班”却已有明确的说辞。就在“钉子户”孙银侠被抓走第三天，孙的丈夫王言东曾拨通天岗湖乡党委书记钟波的电话，“钟波当时告诉我，人被带到泗洪县‘学习’去了。” 随后南都记者也曾联系到钟波本人，钟在电话中也告诉记者，被带走的几个人是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变异 “通过已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他们都由‘强拆’变成了‘被自愿’” 诚如金同闯所言，其实地方政府办“信访学习班”并非没有依据，而且就在泗洪县所属的江苏省亦早有先例。 2009年3月、5月，《中国青年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先后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57岁残疾退伍军人王信书等十余人被送“学习班”一事。其中被关最长时间达五个多月，有人甚至还被打断肋骨。 另经披露的还有：2007年3月，江苏南通市民胡志泉、吉桂英等“被学习”近十天；同月江苏苏州居民俞根元、宣卫明等被镇政府送进“信访专题学习班”7天后放回；同年7月，江苏仪征市胡女士被送进“上访学习班”两个多月；2009年9月江苏无锡市民丁红芬被送“学习班”半个多月。 响水县信访局局长顾从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举办信访学习班有法可依。” 据他介绍，“学习班”可追溯到2006年，当时称之为“三个讲清楚”培训班。2006年江苏省联席办会议曾出台了关于对相关的上访人员举办培训班的文件。2008年为防止个别群众非正常上访，江苏省相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举办信访学习班的相关事项。 南都记者在泗洪县采访期间，一位知情官员也向记者证实，泗洪县“学习班”早在2006年就有了。“江苏某些县先搞起来之后，开会时有些地方官员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纷纷效仿，很多地方就都办起来了。” 他说“学习班”举办初衷是好的，引导一些访民依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但由于疏于监管，再加上地方情况复杂、操作简单粗暴，“办着办着就走了样”。 最开始被送“学习班”的，多是计划生育超生人员、上访户等，“每个乡镇都有，地点也不固定，通常这个小旅社关两天，那个小旅社关两天。” 随着近年经济快速发展，房产、基建迅猛升温，县城及各乡镇因征地、拆迁补偿等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被关‘学习班’的对象，像拆迁中一些比较难缠的钉子户，也就越来越多。为了逼他们尽快在协议上签字，各种体罚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来越恶劣。” “通过已经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不用强制拆迁，他们都签了字，就由‘强制拆迁’变成了‘被自愿拆迁’。” 该官员说，大约2009年，泗洪县原本分散于各乡镇的“学习班”开始收拢，集中在相对固定的一处地方，就是位于大楼社区后面的那个“隐密大院”。在那之前，网上对泗洪县几个不固定的“学习班”已开始曝光，如举报2007年、2008年先后有多位村民被抓到县分金亭酒厂招待所、县洪翔中学外“自然堂”等“学习班”内，遭受打骂、侮辱、面壁(鼻子不能离墙)、罚跪、蹲马步、做俯卧撑等折磨。 “从良心上说，我心难安。他们把老百姓当成刁民、敌人，甚至连个犯人都不如。我总感觉不应该这么对老百姓。” 这位良知官员介绍，泗洪县“学习班”的实际情况，中央及江苏省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政府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般的场所，不仅让法律严重扭曲，更是极大地伤害了民心所向。名义上是维稳，其实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他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这种已经严重变异、完全走样的“信访学习班”。其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应及时取缔刻不容缓。 南都记者占才强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据新华社电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国务院8日发表的《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人权纪录说，《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指责，却对自身糟糕的人权状况熟视无睹，很少提及。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针对美国一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告连续第12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目的在于“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 《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全文约1.3万字，包括关于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关于种族歧视，关于妇女和儿童权利，关于侵犯他国人权等6个部分。 人权纪录说，美国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成为各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这一比例居全世界之首。美国枪支管理松懈，泛滥成灾。 人权纪录说，美国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情况相当严重。公民隐私遭到侵犯，警察滥施暴力和刑讯逼供现象严重，冤案错案频发。美国极力标榜和鼓吹互联网自由，而实际上，美国对互联网的限制相当严格。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比例创新高，饥饿人口大幅增加，无家可归者激增。 人权纪录说，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少数族裔在就业和职业上受到歧视，贫困率居高不下，种族仇恨犯罪频发，在美国移民的应有权利得不到保障。 人权纪录说，美国的妇女儿童权利状况堪忧。妇女频遭性侵犯和暴力，儿童生活贫困、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 人权纪录说，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纪录劣迹斑斑。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美国拒绝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和履行国际义务 人权纪录指出，事实说明，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十分糟糕，没有资格冒充世界“人权法官”，却年复一年地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评判和责难。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切实改善自身的人权状况，检点自身在人权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美国人权纪录摘录 美国分两步限制互联网  美国极力标榜和鼓吹互联网自由，而实际上，美国对互联网的限制相当严格。2010年6月2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通过对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将保护网络作为国家资产法案》。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关闭互联网，再次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的权利。这只是目前美国政府对互联网限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运营网站须经政府许可以及个人身份信息验证。美国一向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对外要求别国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自由”，并以此作为外交施压和谋求霸权的重要工具，对内则对互联网进行严格管制。 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8/9f/89f03f7d02720160/Blog/acb/d21d63.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1. | Permalink | 中华人民共和囧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政治管理的要求是还权力以规范，社会管理实际上要求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秩序。当社会组织起来，有对权力的需求的时候，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处于一种谈判、妥协、协商的状态，这才叫“管理”。 大学精神围墙的倒塌 官僚治下的北京大学，与全国大学行政化的处境一样，注定要经受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戕害，这一点可以被最近不断得到的消息佐证。 北京大学愚人节那天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一张A 4纸贴出公告，将拆除该校南门古典建筑群，16-18号三座老楼面临不保。南都记者看到，吊车进入校园，周围大树已经被砍倒。  根据北大王选回忆录，这些半包合的建筑群，是由李瑞环带领（的施工队）按照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路建设而成。一进南门便看见青砖灰瓦的宿舍区，它们多是三层高的中式硬山坡顶建筑，以半围合的院落布局，散落在林阴大道两侧，洋溢着一种斯文而质朴的校园气息。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也曾撰文舍不得北大南门的第一记忆，新京报等媒体2007年开始便跟踪报道南门16-27号老楼的拉锯战。  作家霍达在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这样描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楼： “她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二十七斋’：这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没有琉璃瓦，而是和砖墙一色儿的灰瓦。楼前的草地上，青松苍翠，垂柳扶疏。她想记住这儿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连成一排，难分彼此，而且松树、柳树哪儿都有，记住这些等于没用。幸好，她发现了这一排‘斋’的墙上都写着号码，她住的这座楼上标的是‘27’，才放心地招呼罗秀竹，顺着楼前的路往北走。” 在这上面，取而代之的将是北大的学工部办公地点 而北大学工部最近推出的“会商制度”，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微博上一条北大自毁老楼的消息，立即引来上千的转发评论。北大的会商制度消息推出之后，翻译界泰斗级学者陆谷孙也在微博上以“会商，该怎么翻译”加以讽刺。经济学者赵晓对于北大“思想偏激”罪讲了个故事。有个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图书馆里写了一个“重口味”的故事：儿子跟后妈乱伦，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乱伦……你说这学生是不是“思想偏激”，应不应该受到校方“学业会商”？幸运的曹禺，没有活在如今的北大校园，他的故事叫《雷雨》。 不难想象，失去几十年老树荫蔽的学子，将会得到的是阳光的灼晒，而抹掉了历史记忆以及会商制度，会不会让这一切糟糕的无以复加？其实，已有评论表达出类似的悲哀：“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刘军宁语）”因为不断的加速度下滑，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高校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其即将面临的衰竭的窘境，是大家关注北大会商制度的真实原因所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校方要创造一个制度对学生进行会商，但对大规模拆除老楼的行为，就显得是那么粗率，为何不能让学生参与会商学校的重大决策？会商，究竟应该是谁主导的会商，应该会商的又是谁？ 高等教育“失去的十年”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对南都记者表示，他一直强调中国没有所谓的“一流大学”。  回顾起来，199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至少对于北大来说是这样。由国家层面主导完成百年盛典之后，随之而来的高校大合并以及扩招，开启了高校大跃进的序幕。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包括合并之后的消化，因为偏大求全带来的教育质量的下降，学费的上调以及就业形势的恶化。这是一个看不到赢家、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受损的游戏。 另一方面，掌控高等教育的权力开始深入高校，这只有形之手所能产生的威力正在逐步显现。远隔重洋的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施密德特公开撰文直指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用“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的比喻表达对中国高校“官本位”的担忧。北大会商制度以及对自己历史建筑的残酷无情，使得这种担忧已经没有任何回转可能的幻想空间。在中国的大学中，权力的逻辑似乎要比官衙走得还更远。 曾经的“教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成为权力治下的样板工程。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佼佼者”，包括退休下来的校长都一样享受副部级待遇，配奥迪专车。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另外与全国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现在的校长周其凤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 正如张鸣所言，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招牌，原本也没挂在门上，向衙门方向一滑，当然就会像官场，只是，十几年下来，能滑到什么程度，早先都还想不出来。现在事实已经滑过了头，比官场还像官场了。中学物理有一个概念，叫做重力加速度，凡是物体下坠，都受这个加速度的支配，越坠，速度越快。 张鸣担忧，大学再不改革，再过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据记者了解，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有没有可能，北大只是最后一家而已？ 接下来显然需要一场激烈的抗争。仍以北大为例，北大官方不认同这种舆论负面评价的，就在舆论认为北大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北大官方曾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上公开宣布，过去10年是北大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学校经费、学生规模、论文发表数、成果数来看，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从大学精神分析，则可能是最坏的时期，而北大的这种情况，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在熊教授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中，行政化、功利化、泡沫化加剧。 就在会商制度被社会舆论质疑之后，北大还为此进行了一些争夺话语权的行动，在他们眼中，好像长期以来北大负面新闻不断，是因为公关工作不到位，媒体宣传争取不够主动的结果。学工部负责人还在官方主流大报如光明日报等以谈话体的形式表达了会商并非管制，而且效果良好，并提供了有位同学因为网瘾主动寻求帮助的案例。这些应对舆论的反应模式，与地方官僚机构已并无二致。 高校蜕化的几个因素 我们不妨再粗略地勾勒一下权力之手是如何扼住高等教育咽喉的。 官本位对教育的影响，首先就是让高校变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王国。孙志刚事件曾在北大三角地论坛、一塌糊涂论坛吸引数万人同时在线讨论。随后的北大校园BBS整顿事件在2005年闹得沸沸扬扬。很快，各地的高校纷纷模仿，拒绝学校外的社会人员浏览内部平台。信息的流通在高校与社会之间流通的渠道被切断。原有的高校与社会之间在公共事件中的互动，越来越难以看到。直至有一天，北大不允许社会人员进入，而最富象征意义的三角地也被拆除，媒体的几声呼吁也不能丝毫改变最后的结局。  高校自身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学工政工系统充实权力与教师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张力，高校的领导者越来越多从这些系统内进行提拔，而原有教师系统的提升空间则相对受到挤压。同时，在学生之间同样出现了分裂。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言，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细致描绘了这种局面： “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在会商制度中，学工部要掌握每个人的情况，同样要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告密的文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对思想自由的戕害可想而知，就是这次的“会商制度”，在北大也有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他们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同时，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本来担负社会流动、实现代际平等的功能在迅速萎缩。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蔡鸿宾教授曾经对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的背景做过调查，他发现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的一个趋势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下降，农村学生的比例2003-2007年的数据都不到10%.而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农村学生的比例近50%.现在是10%，而农村人口至少是60%. 中国如何避免社会固化，或者进一步说，如何寻找社会进步及深化改革的动力，将面临着新的难以预测的问题。官本位治下的大学，正在迅速地让其自身与社会同质化，理想主义的种子会因为大学的官僚化变得稀缺，也难以再聚集。而本来，大学是有自己的自主性以及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大学因为自身的传统和人文精神，可以聚集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一起通过学术训练磨砺，在获得职业能力的同时，对社会政治公共生活保持着参与进入的能力。 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7/73/7736debbc2c6bca5/Blog/813/cd4ac2.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当天出版的《南方都市报》头版标题下却出现近期敏感的“空椅”图，有媒体称是为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