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温铁军等：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进入专题 ：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成本转嫁    ● 董筱丹   薛翠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二、发达国家成本转嫁 西亚、北非“两高一单”发生“街头政治”　　          西亚、北非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大痛苦，都是因离欧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西亚、北非的政权变化，是一场在核心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向全球转嫁代价的背景下，由于“两高一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两高”是指高通胀和高失业；“一单”是指后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结构问题。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对矛盾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伴随资本这个人类异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层建筑。     这里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主导/强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而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上层建筑成本过高；二是发达国家为支撑其本国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而以全球通胀的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     虽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类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表达，已经伴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教育及传媒等工具传播而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都不具有支撑条件，导致一般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的精英集团对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整体反作用。     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     因此，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调整，都并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得到加强，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层建筑造成的代价再反作用于本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使这个经济基础在街头政治之后更难得到调整。     （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单一结构的经济体的影响     1.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凭借政治强权来进一步扩张信用，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当代垄断化帝国主义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场决定的，既不再是所谓市场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调节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下，资金作为一种要素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践行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见的两只“手”在主导——无论是国家的债务信用还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占据强势金融资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扩张来饮鸩止渴，而不可能自断股肱地砍掉或压缩政府创造的信用。因此，发生这种源于核心国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只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政府进一步扩张信用，不论谁执政都一样，这才是看得见的“阳谋”。由此，则必然进一步恶化全球通胀；而全球通胀将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承载金融危机的代价。     也就是说，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政府用强权扩张信用转化成全球高通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代价的载体，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危机转嫁。     2.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过全球三种主粮产品——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大幅上涨。这次也有类似的规律。本轮危机中，这种相关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过剩流动性涌入到能源、粮食和原材料、期货领域，能源价格上涨给了生物质能源3倍于以往的利润空间。因为生物质能源与石油是相互替代产品，因此生物质能源生产的盈利性取决于石油价格。简单来说，当石油价格维持在5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投入产出大体相平；低于4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就不挣钱；如果上涨到100美元，意味着生物质能源的成本利润率是100%；如果达到150美元，就意味着生产生物质能源将获得3倍于成本的利润。因此，只要油价攀升，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利润空间就随之增加。     此外，据国外学者介绍，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为了将清洁能源在所消费能源中的占比达到20%，所做出的规划就是进行1亿公顷土地的生物质能源开发。这意味着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面积会下降，就会带来几千万人的饥饿。另有专家指出，美国大概从明年开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开始做生物质能源。     从趋势来说，资源短缺、资本过剩，一定是恶化人类安全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3.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进入专题 ：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 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阿姨只好把悦悦从路中间挪到路边上，然后向四周呼救。仍然没有人出来，阿姨向巷子里跑去，几秒钟后，悦悦的妈妈跑过来，惊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悦悦，疯一般地冲向了医院。”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段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一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           道德危机危及生存安全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社会大厦正在倒下，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即使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一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     首先，各级当政者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当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三十多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在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为道德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干什么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用势来加害于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政、媒、学界的集体失职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     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医生可以不接受爱滋病人，可以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但为什么立法者对此无动于衷呢？那些不接受爱滋病人的医生、那些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的医生、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却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张扬着更多的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当局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一般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到不纠正，还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于运动，从自己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希望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93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联合早报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特别提要」：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已经震撼了全球，甚至更比美元金融海啸更疯狂、更前无古人。而最后，欧洲古文明的摇篮——希腊，将欧洲拖入了目前一场无休止的“债务”肥皂剧中，经济危机迅速并持续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展蔓延。欧盟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元危机，意大利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攀高并首次突破7%的警戒线，意大利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与世界各国有广泛紧密无法分割的经贸联系。因此，它的经济走势必影响到未来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前景。 　　据来自欧盟最新消息称：欧盟六国及欧元区的欧债主权危机涉及债务高达40000亿欧元。揭开希腊、意大利等主权债务危机的面纱，其结果必然滋生全社会严重惰性、依赖性，进而致使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引擎。长此以往，这些西方国家早已陷入过度举债、超前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建立在虚拟、超前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模式，一旦“泡沫”破灭，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所有矛盾最终都将“爆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起到的仅仅是将危机延长、暂缓的作用，而不能从源头上加以“治愈”欧洲的病痛。更换领导人、欧盟自救、寻求外援，仅靠这几剂药方，就想做到药到病除，绝非易事。从2011年末起，欧盟真正需要的是，除了要树立各国领导人的信心、智慧之外，还要有一个根治的方略和防治复发的下药。中國是当今第一债权国，中國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当然中國最有一定能力出手来援救欧元危机。胡錦濤率领中共最顶层权威（中國实施“黨领导一切”）出席嘎纳G20会议，最后没有对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做出任何实际动作，这是为什么？ 　　2011年10月29日，就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赴北京访问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名为《中國将来驰援？》的文章，指出雷格林此行仅仅是一个交易的开始，“中國绝对不是一个‘无声’的金钱来源，但是对欧洲而言，作出许多政治交换，就不是在吸引商业投资了。也就是说欧洲很难再宣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是令人放心的投资品。”《经济学人》清楚地说明，如果中國来购买欧债不是一次商业投资，而是一种政治援助，这才是欧洲对中國所需的实际。 不管欧元区危机再怎样演变震天骇地，中國乘人之危“进入”的机会并不大，因为这是改变欧盟、改变世界的源头、有违“大自然”——中共黨而不是中國国家的一种历史建树。如果中國错过了第一次欧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國IMF扩权、中國“市场经济地位国”取得等，怕中共独权垄断下的中國，今后怕将更加困惑、艰难、更加难以摆脱国际大环境下的中國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外交、政经的“尴尬期”（2011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论坛版“社论”称《中國得“熬”过外交“尴尬”期》一文）。 　　倘若，由胡錦濤率领的中國最高当局（胡錦濤是中共總書記，中國是“黨领导一切”国家）在嘎纳G20会议期间以持股相当比率而取得欧元的部分“话语权”，这可能也就是这次历史性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中最大的赢国（就象美国银行资本当年投资、入股中國金融业的中國银行、中國建设银行）。在美欧这次世纪金融危机中，中國不能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幻想天上掉馅饼，更不能幻想在一夜之间就取得IMF的话语权；幻想等于是画饼充饥，画饼充饥等于错误的失去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若不是这次美欧历史性危机，中國3.2万亿的外汇储备到哪里去寻找投资机遇？除了欧美以外，哪一个国家敢让中國的3.2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大资本进入、投资？ 　　欧洲拒绝中國提供援助所要求的条件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12日报道（作者安娜） 欧洲和中國就中國救助欧元的谈判陷入僵局， 欧洲拒绝中國提出的条件。路透社援引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由于欧洲拒绝中國所提出的要求中的至少一条，使得中國出资协助欧元区化解危机的意愿受阻。 　　消息人士说，中國表示愿提供协助，以换取欧洲支持中國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较大影响力，或者换取欧盟承认中國的市场经济体地位，或者换取欧洲取消对中國的武器禁运。对欧洲来说最简单的条件应该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的条件，特别是欧洲联盟各国领导人上月已拟定计划，将透过货币基金支持的投资工具来充实救援基金的资源。但是，当欧盟政治人物了解到，中國出资将以扩大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参与权以及加快人民币成为该基金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单位为条件后，欧盟也开始犹豫了，认为这个条件根源难以接受。 　　扩大中國在基金组织内部的决策权，就必须减少欧盟的席位，甚至可能稀释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因在基金组织内的表决权比重大，而享有实际上的否决权。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对中國攸关重大，因为货币基金的单位是一篮子货币，都是全球贸易结算使用最多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圆和英镑。如果人民币加入这个一篮子通货，将减损美元及其它国际货币的全球影响力，这也将象征性地提高人民币地位，但人民币并不符合加入“国际货币”一揽子的任何条件。 　　香港财华社（香港上市股票代号为8317）11月11日消息也证实，两位獨立消息人士周五表示，欧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僵局正在阻止中國向欧洲提供资金以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此前，欧洲拒绝了北京提出的三个要求中最简单的一个，即给予中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这两位消息人士均为欧盟、欧元区直接参与的知情人士。 　　这些人士称，中國曾提出了支援欧洲的三个“伤权辱国”的“三大”基本条件是：1）是给予中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2）是承认中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市场经济地位；3）是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按照中國的要求欧盟要做的就是：欧盟要从自己IMF的股权中拿出一定比率给中國，但这样得到IMF成员国“同意”的过场；在中國不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满足中國“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若欧盟通过了中國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只有屈指可数（只剩下美、日等国）的几个国家不承认中國的“市场经济地位”了；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撤出对中共獨裁政权（中國是中國獨裁黨的一统领导，不由公民来举手通过）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市场经济地位国”，可能是超WTO期满之后，唯一能够遏制中國贸易不公大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者特注： “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为，除第一大项“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之外，还有第1小项为“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价格或产量”，这些都从根源上永远制约着中共独家垄断政权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取得、和“国际货币”的可能）。 　　由胡錦濤率领的中國最高当局代表团（胡錦濤是中共總書記，中國是“黨领导一切”国家），在出席嘎纳G20会议以持股相当比率、与欧盟谈判不是以以上“三大条件”而取得欧元的部分“话语权”，中國这也可能就是在这次历史性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中成为最大的赢国（就象美国银行资本当年投资、入股中國金融业的中國银行、中國建设银行）。在美欧这次世纪金融危机中，中國不能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不能幻想天上掉馅饼，更不能幻想在一夜之间就取得IMF的话语权；幻想等于是画饼充饥，画饼充饥等于错误的失去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若不是这次美欧历史性危机，中國3.2万亿的外汇储备到哪里去寻找投资机遇？除了欧美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以外，哪一个国家敢让中國的3.2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大资本大进大入、大投资、买断这个国家？ 　　延伸链接：增加中國在IMF的话语权，将意味着降低了欧洲在IMF中的代表性，并且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中國所要求的第1）个条件中，包括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系列（SDR）中，就是说欧盟要退出IMF的股权，才能够兑现给中國这种权限；还有第2）条，就是说中國不够“市场经济地位”，却要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资格；至于3）条，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一个国家最后的底线了，谁能放弃？能够让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國很重要，因为具有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是全球贸易中使用最多的货币，如目前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四种货币。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地位”发起国、主要的欧盟（30多个国家）、美国、日本等都判定不予中國“市场经济地位”，说明了中國加入WTO、与“市场经济地位”的格外尖锐，不符合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成的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的世界大环境。 　　很简单，在国际大环境下，若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将会削弱美元、欧元等一揽子国际货币的全球影响力，并有助于阻止外国货币流入引发的所谓输入型通胀。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最根源与国际货币融合的进展。但人民币，在不能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自由兑换”的大前提之下，就进入SDR货币篮子，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游戏规则。 　　关键链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帐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国际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特别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中國目前、以至于未来若干年，都无法达到或形成这样的国际货币运行环境，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一项。囿于此，中國有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也无法完成与“国际货币”同行。 　　中國当欧元区“救星”的补偿 　　近几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可谓是乱象丛生、困难重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也有坚强挺过的地方，那就是中國经济。现在的中國经济虽不能说是“乘风破浪”或“繁 荣”，但可以明确的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伸手求援的地方只有中國。如果在海外媒体中选择一个对韩国经济不大友好的报纸，当属英国《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有时小题大做，报道韩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大谈韩国经济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毫不避讳地提及大企业的垄断经营形态和家族式经营权等企业 经营（corporate governance）相关敏感话题。 　　最近，在国际著名《金融时报》剑锋报道中，对中國经济的担忧之声突然越来越多。特别是10月26日第3版一篇报道中暗示中國房地产市场泡沫崩溃的可能性。据最近中國媒体报道，此前反复出现世界经济萧条和泡沫崩溃的过程中，起到主要影响作用的正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中國媒体报道：中國商品房价格在八年时间内几乎涨价了五倍 （见2011年11月11日《新京报》《八年 北京房价上涨约4.9倍》一文，作者张晓蕊），有著名国际学者论述道：中國房屋价格膨胀，创中國62年来涨幅之最，中國房价暴涨成为中國13亿人的心头之患；还有中國通货膨胀，也创中國62年之历史最；中國资本股市，却是改革开放近30年之凹底……这些国家、国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大事，都是任何法制国家、任何黨政都处于危机四伏、下野崩溃的边沿。 　　而援救欧洲的报道要点如下：在中國经济增长的主要变数——固定资产投资中，20%是来自房地产。中國的产品中有30%消费在房地产相关市场。如果今后中國房地产 泡沫崩 溃，其破坏力将很难想象。同时还反映出中國的另一面。就是中國能够帮助美国和欧洲解决经济危机。这能进一步加强中國的地位。就在这种“拜金资本主义”时代，金钱依然最重要。到2011年9月底，中國的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长、短期债券为1.6万亿美元。为解决欧洲财政危机，中國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注资的可能性较高的理由之一，就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中國外汇储备库准确的资产构成无从得知，但可以推测。估计其中约有25%为欧元资产，如果以金额计算，近8000亿美元。由此不难想象，中國两手支撑美国和欧洲的情景。据预测，中國对EFSF紧急注资的规模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左右。实际上，中國可能已确定投资规模，正在苦思投资的代价。那么，中國政府通过注资EFSF想得到什么呢？可能有以下三点。 　　首先，提高人民币地位。中國注资EFSF是应对2012年有可能面临货币战争的布局。也就是说，面对美国等法制国家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國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盾牌”；其次，有效应对风险。如果欧洲财政危机持续扩散，中國经济也将受到不小影响，有可能引发大量投机资金外流等不确定性状况。然而，中國先向欧洲进行投资，可以阻止欧洲资金轻易流出；第三，可获得与投资相应的回报（中國天量投资，除了美元和欧元区外，没有任何它国家都不敢大额需求）。在提高中國国家形象和消除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上将有很大帮助。但最重要是，可获得收购因经济危机而面临困境的欧洲主要企业的机会。 　　美呼吁亚洲刺激内需减轻欧债冲击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向欧洲施加压力，要欧洲各国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化解欧洲债务危机，恢复金融体系的稳定。盖特纳星期四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1个成员经济体财长进行会议后，下午召开记者会时向欧洲发出这项呼吁。 　　“这个基本架构是好的，但执行的速度必须更快，执行的力度也必须能让人恢复信心。他们已经向前进，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走得更快，也更有力度”。盖特纳说，欧债危机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挑战，欧洲需要采取更迅速、更强有力的措施恢复金融稳定。 　　与此同时，盖特纳也呼吁亚洲经济体进一步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减轻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冲击。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财长星期四上午在檀香山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誓言采取协调措施促进巩固全球经济复苏，为强劲、可持续以及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基础。虽然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欧洲债务危机，但盖特纳在记者会谈到亚洲国家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们都直接受到欧洲危机的影响，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能力，在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时，采取措施强化增长。”他透露，财长在进行会议时，重点在于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让增长更均衡和可持续。 　　“美国继续解决引发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欧洲正面临一段缓慢增长，亚洲经济体应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这样做既能减少受到经济放缓，例如欧洲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博弈也再度成为讨论焦点。盖特纳在记者会上说，亚洲经济体必须让汇率随市场变化而波动，尤其中國应该让人民币继续升值，这将有助改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发展，使中國外汇储备、贸易逆差不会在超出。盖特纳说：“我想多数獨立的分析师与经济学家的评估，都认为人民币的汇率仍被严重低估，我们的评估则是，如果中國允许汇率加速调整，将有利于中國，有利于世界，更有利于美国”。这是继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呼吁全球领导人不要再敦促新兴市场升值货币，以及中國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明人民币已升值到合理水平后，美方再度公开呼吁中國政府让人民币升值。 　　亚太经合组织财长发表的联合声明没有直接点明人民币是否该升值，但各财长重申之前的承诺，要快速地朝市场导向的汇率系统迈进，提高汇率灵活性，避免汇率持续失衡。声明说：“我们重申，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涨跌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有不利影响”。但汇率全球波动，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亚太区的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力度已减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对此，各国财长达成共识，较发达的经济体承诺采取措施构建信心，支持经济增长，制定明确、可靠且具体的措施巩固财政“，而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体也承诺通过改革提高国内需求，增强汇率灵活弹性。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是于周末举行的经济领导人会议前的一项重要预备会议，各经济体的贸易与外交部长也将在星期五进行交流。这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注：APEC现有21个成员）领导人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取得重大进展，有关TPP签署国、其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智利和文莱等10国参加签署了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据法新社11月11日报道，中國表示直到今天，中國也没有收到邀请函，若接到邀请，中國将考虑加入有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据可靠消息称，包括香港、台湾也是TPP成员）的谈判。中國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对媒体说：“到目前为止，中國没有从任何TPP经济体收到任何有关TPP的邀请。如果哪天收到邀请，中國将会认真研究”（是“申请”还是“邀请”加入，这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有中國官员日前抱怨说，美国为APEC峰会设立的目标过高，超出了本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能力范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当天证实说，美国和APEC其他几个经济体阔关于TPP的谈判“进展相当顺利”。希拉里对TPP的重大成功说“21世纪的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将在亚太”，未来10年美国将在这一地区“大量增加”外交、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投入。有国际评论家认为，如果中國缺席TPP签约国，那将是破天荒的最大的憾事。但这位国际评论家认为：是美国有意规避中國，没有邀请中國参加，是美国构筑亚太战略新蓝图的刻意——如果中國要加入的话，那就不用再谈了就直接“上船”吧！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令中國吃闭门羹 　　9月13日传来法新社消息，说转战APEC的中共最高黨政（中共總書記、国家主席）代表团首领胡錦濤首次回应美国近年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他说“支持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TPP为基础，稳固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显示中國希望保持其有影响力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其实TPP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TPP被指是美国有意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亚太经济事务的协议，分析指，中國完全不加入讨论会失去对这协议的发言权，故提出有前设的支持态度。不过，近年积极推动TPP的美国，其总统奥巴马夏威夷时间11日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会议而又有意参加TPP的八国领导人会晤后透露，华盛顿已与八国就广泛框架达成协议，期望在2012年可以就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取得真正进展，让这覆盖近五亿消费者的区域，可以加强合作，刺激出口及创造就业。 　　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在当地时间11日于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讲话，指主要经济体经济下滑，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突出，金融巿场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上升，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他在“重新定义未来”的主题演讲中表明，中國坚决反对和共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及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他建议，在这更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各方遵循相互尊重、集体决策原则，增加新兴巿场国家和发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发达国家则应承担国际经济治理的责任及义务，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國家应立足自身国情，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胡錦濤接着表明，在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目标上，中方支持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TPP为基础，稳固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而在胡錦濤发表讲话前，中新社报道出席APEC会议的中國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说，TPP与双边贸易应是互补的，不能取而代之。“TPP这类多边一体化机制，应当有包容性、开放性以及透明度”。中國官方新华社12日亦对TPP发表评论，指TPP涵盖了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可避免影响成员国的政治运作，“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 　　TPP原为2005年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汶莱在APEC框架内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加入，其后，澳洲、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先后参与谈判。2011年初起，美国积极推动日韩加入该协定，而日本日前终于表示有意加入。有中國传媒引述分析人士指出，TPP会与APEC等自由贸易协议重叠，特别是中國国有企业将无所适从。另外，TPP有可能全面架空、取代APEC，令美国主导亚太经济新秩序。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错过美欧危机历史契机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1) 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 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26) 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0) 记念王伟君 (1) 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1) 装疯卖傻，趁势邀利 — 评美国军方的又一反华军事冒险行动 (0) 落后的涵义——中美翻得起脸吗？ (0) 胡奥会，中美冲突格局没有改变 (0) 美欧中货币决策谁更烂 (0)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解谜 (0) 美国航母的黄海军演 (2) 美国舆论的变化与中国进步的矛盾 (0) 美国的社会扶贫体系远不如中国做得好 (1) 美国排华法案１３０年祭 (1)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0) 美国如何掩盖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真相？ (0) 美国失奢，焉知非福？ (2) 美国伟哥与中国的早泄 (0)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 (4) 美国为什么担心中国人不存钱？ (1)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0) 美中进入乱爱期？ (0) 由中美发展史看中美关系 (0) 浅析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原因 (1) 李肇星、霍尔姆斯纸上交锋 (0) 探讨真理还是探讨动机 (0) 我怎么看最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对策 (0) 廿一世纪中美关系的选择 (0) 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0) 小布什的思维悖论与世界性灾难 (5) 奥巴马的杀手锏 (0)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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