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希腊工会呼吁公营企业员工应当参加下午在雅典举行的示威游行。雅典的公共交通大部分仍运作。过去几周，他们为抗议公交车改革已经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公家机关员工今天主要抗议政府紧缩措施，因希腊政府提出三万名员工技术性失业的计划。而且到今年年底，他们的薪水消减百分之40。另外，一年后，他们很可能遭裁员。这些都是希腊政府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所采取的措施。 希腊政府已经得到欧洲债权国的贷款来进行这项裁员措施，将首先裁掉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员工。 另外长期来说，在2015年之前，希腊政府还打算更进一步裁掉十五万公务人员，希腊现今有75万名公务人员。 希腊政府的一连串紧缩措施 还包括，增加课税并创设新税收，减少退休金，改革各机构开放国家经济。 希望在2015年，能够拯救濒临崩溃的希腊经济，并保持留在欧元区。 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出现推迟拨款的不祥发展，希腊财政部长仍表示，希腊拥有足够现金可以支撑到11月中，并坚称欧元区财长不打算让希腊违约。 在卢森堡召集会议的欧元区17国财长，要求重新检讨7月21日与希腊债券民间持有者达成的债权交换协议后，欧洲银行类股周二继续遭遇重挫，引领大盘下跌。

5毛鸡蛋遭质疑源于日趋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5毛鸡蛋遭质疑源于日趋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北航学生向温家宝报食堂菜价，称煮鸡蛋5毛钱一个引网络热议，北航宣传部确认煮鸡蛋实价5毛钱一个，称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大学生食堂是有补助的，政府和学校都有补贴。网传目前该食堂煮鸡蛋已限购。（10月4日新京报） 翻看各大门户网站对该新闻的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质疑北航的菜价便宜。但校方的“补贴说”似乎已经让公众没有再怀疑的理由，因为有政府和学校的补助，别说5毛，3毛、2毛哪怕免费发放你也应该无话可说，何况人家还限购了，只面对北航的学生呢！ 无从怀疑不是说就相信了，因为现实中弄虚作假应付视察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久之前，河北省长到某大学视察时与学生共进午餐，饭菜价格便宜且质量好，有同学戏称西红柿炒鸡蛋终于变成了鸡蛋炒西红柿，不过事后很快被当事学生爆出此乃事先安排。此次总理视察，倘说没有详尽的安排，公众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菜价是不是在安排的行列呢？我们不得而知。 即使菜价一贯如此实惠，其实北航也不必恼怒，公众的质疑不过是为另一欺上瞒下的视察埋单。北航5毛鸡蛋引发公众焦虑，表面看来是对低价蛋的质疑，深层解读反映的无疑是视察的信任危机。为应付上级领导视察弄虚作假成风气，不虚夸不能表政绩，不高调就是对领导不重视，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无根树、绿漆山等应付检查的闹剧不停的粉墨登场成为笑柄，视察的本意荡然无存，最终总在你好我好大家的“和谐”氛围中收场。在这看似没有受害的表演中，受伤最深的是检查的严肃性和社会的信任度。 徒有形式的视察（检查）另一恶果就是劳民伤财。按常理，上级视察工作该是督促指导乃至挑刺批评，倘若视察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事事较劲的程度，那心中有鬼的被视察者肯定寝食难安，怎么办？工作不行接待要做好，业务不强思路要开阔，最终检查团满载而去，留下厚厚的账单诉说视察的“成果”。 另外，对5毛鸡蛋的不信任还来自于日趋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助人为乐之人屡屡被诬陷成肇事者，环保部门对云南铬渣污染的检测总是水质达标，承担公信的慈善组织丑闻不断，食品安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这些无不昭示着社会诚信崩溃的恶化。因此，不消除公众对视察的信任危机，不根除质疑泛滥的社会土壤，对北航鸡蛋的拍砖恐怕就不会消失。 [作者：任超文]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2011-10-04）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希腊今明两年减赤无法达标 [中国早点] 新「十月围城」 [金融风暴] IMF副处长：全球经济趋向黯淡 [人物面对面] 吕德耀：打造更完善公交系统长 ● 郑永年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该报9月18日写道：”意大利不过是先前已经宣布中国援助的危机国家的又一个而已，比如西班牙、希腊和匈牙利，每一次预告都给金融市场一次震惊。可是，援助究竟有多少实质？中国人的目的何在？ “以高姿态宣布提供援助就已经引起担心，认为中国会用许多金钱影响欧盟内的边缘国家。布鲁塞尔的著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提醒说，中国会以投资让欧洲国家彼此抵消，这个策略中国已经在非洲成功地运用过。研究报告《争夺欧洲》的作者之一帕雷罗·普莱斯纳（Parello-Plesner）警告说，’投资加强北京在个别国家的影响，会分裂欧洲。'” 该报认为，温家宝上周将提供援助与要求欧盟尽快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相连，”给这种恐惧火上浇油”。”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还没有这个地位，当它使用不公正的贸易实践和廉价出口谋取市场份额时，欧盟就可以用反倾销措施或惩罚性关税来应对。” 该报引述摩根士丹利银行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话说：”中国参与对欧洲的国际援助时，它完全有权提出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经济的、还是金融的抑或是政治性的。欧洲当然也有权利接受或拒绝这些条件。” 中国的可能性有限 该报还写道，”尤其中国在讨论，为什么一个自己还在发展中的新工业化国家，得去支持富裕的发达国家。大连当地的报纸以’当欧洲有了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吗？’为题出版讨论增刊，答案大都是：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做不到。 “其实北京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富有影响的经济杂志《财经》的出版人胡舒立说：’期待中国拯救欧元，是一厢情愿。’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第2大经济实体，但是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才9.5%。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这些新兴工业大国总共只占世界经济的18%，而美国、日本和欧盟则占到60%。” 该报指出，”……专家们论证说，’为了增长，是中国需要世界经济，而不是相反’。 “所以，对欧洲的援助迄今主要保持在意向声明上。无论中国的央行还是外汇管理当局，都不公布中国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购买了多少欧元国债。金融市场专家也没有看到中国大规模收购危机国家国债的迹象。 “可是，中国利用这种预告却能在欧洲的负债国获得战略投资的便宜价格。所以，警告的声音在增多，担心北京会在欧洲重点工业大规模收购，从而谋求政治目的。” 该报说，德意志银行的中国专家迪克（Steffen Dyck）觉得地缘政治动机的投资只是例外，他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中，政治和经济的目标混杂在一起，但是投资背后更多的是商业考虑。” 摘译：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