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广角镜

熊飞骏 | 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多是贵族革命

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多是贵族革命 ——熊飞骏 行文之前首先声明飞骏是一个赤贫的无产阶级,撰写此文并无为本阶级说话的动机;其次飞骏也无一丝一毫讨好官富之企图,先前的文字多是抨击贪官暴发户的,此后将一如既往谴责贪官为富不仁者。 ****** 中国人对“革命”一直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革命”一词在百年中国被高度美化,几乎所有的野心家和乱世推手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赢得民众支持。 中国人眼中的“革命”仅局限于“平民大革命”,即“下层反抗上层的战斗”,说通俗点就是“革官僚富豪的命”。 其实“革命”分为“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 典型的“平民大革命”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 典型的“贵族革命”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争取“宪政”的斗争和美国独立战争。 中国是人类世界发生“平民大革命”最多的国家。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是下层民众杀官劫富的血腥屠杀。历次改朝换代战争,先朝的官僚权贵多被屠杀一空,富人则被劫掠一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平民大革命”只单纯起到“报复清算”和“政权易主”的作用,中华文明并没因“革命的胜利”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多数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倒退了。 一个曾经气壮山河,引领世界文明大潮的伟大民族,在周而复始的“官僚贪腐”和“平民大革命”的折腾下,被残害成连夜郎国屁民都敢跳起来咬一口并展示优越感的“脑残病夫”。 法国大革命则毁灭了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导致欧洲第一经济军事强国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被动挨打不堪一击。 近代法国还是输出“平民大革命”理念和培训“平民革命领袖”的大学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革命领袖”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 现代民主宪政起源于英、美两国。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师从英、美两国的政治模式。英、美两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比世界上所有国家贡献的总和还要多。 但英、美两国的“民主宪政”成果则是“贵族革命”的作品。 人类世界最早的“宪政蓝本”是英国 1215 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的文明成果,是“贵族革命”的产物。 英国贵族与中国的官富不同,中国官富多是专制和特权的同盟者,维护专制特权是其本能。 英国贵族则是反抗专制特权的旗手,前赴后继与王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一步步争取和巩固平等、公平、人权、法治和民主。 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英国 1642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是“贵族革命”。革命的起源是贵族反抗国王绕过议会擅自征收“吨税”和“磅税”,也就是“船税”和“羊毛税”。两税主要伤害到船主和毛织品工厂主的利益,也就是贵族的利益。侵犯议会的征税权也是伤害到贵族的利益,因为 1642 年前的英国当选国会议员有财产资格的严格限制,能当选的议员主要也是贵族群体。 “ 1642 年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贵族,“革命军”总司令克伦威尔则是贵族中的贵族。革命军的主要成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而是城市中产阶级。 国王的军队则主要由农民组成,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军队”,和毛万岁领导的红色军队有得一拚。 ………… 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贵族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是英国尝试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征税和打击走私。 美国十三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英国政府绕过当地议会征税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而议员多是贵族出身,所以征税伤害的主要也是贵族的利益。 打击走私一样是伤害贵族的利益,因为只有贵族才有财力组织远洋走私的船队。 美国独立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多是贵族,领导集团“大陆会议”成员来自各州选派的议员,多数是贵族身份。主要领袖人物富兰克林、杰菲逊、麦迪逊、亚当斯都是贵族;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则是贵族中的贵族。 ………… 为什么“贵族革命”能够推进社会的进步;而“平民大革命”则容易远离“社会进步”的初衷呢? 人们最关注的常常是自己最缺少最痛恨的东西,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贵族最缺少什么? 贵族不缺财富,最缺少的是财富的安全感,所以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情有独衷。 贵族最痛恨什么? 多数人有了财产后就很在乎个人尊严。个人尊严被公权力粗暴践踏对于全身心为生计奔波劳碌的底层平民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贵族则是不可容忍的。所以贵族视“平等、人身不可侵犯”为值得用生命去争取的目标。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人身不可侵犯”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贵族革命”的目标主要集中在“精神层面”和“建设效应”;不容易鼓动非理性暴力,酿成大屠杀或报复清算的悲剧。 平民最缺少什么? 平民最缺少权和钱,所以“平民大革命”的主要目标通常是“抢钱夺权”。台上的人享受够了,该轮到老子坐天下玩富贵过把瘾了。 平民最痛恨什么? 平民最痛恨官和富,于是革命的对象自然就是“杀官劫富”和“报复清算”。 所以“平民大革命”的目标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和“破坏效应”,很容易酿成大屠杀和报复清算的悲剧。 ………… 中国历史上闹出大气候的“平民大革命”有唐末黄巢暴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太平天国暴动。 黄巢号称“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唐末中国户口也就区区三千万人,八百万接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无疑是一个骇人的数字。黄巢占领南部城市广州后,把这个城市的 12 万外国移民杀得一个不留;占领首都长安后则“天街踏尽公卿骨”,把有组织的大屠杀当成一种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士兵娱乐活动。 张献忠占领四川后,把天府之国的臣民杀得近乎绝了种。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版图虽然从没超过两个省,活动区域只限南方几省和安徽、山东、直隶南部的一个北伐运兵走廊,可却造成一亿人死于战争,相当于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想像杀戮是何等惨烈。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平民大革命”有朱元璋的“红巾军暴动”和毛万岁领导的“红色革命”,革命标签都是“红色”的。朱元璋得天下后既利用体制力量展开合法大屠杀,把上流社会杀得所剩无几。毛万岁发动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就不用我多说了,各位懂的。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贵族革命”是李世民领导的“反隋政变”, 结果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贞观王朝”。那时的中国国际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世界各地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很多国家的外交使节见识了“天朝文明”后居然纷纷叛变祖国住下来不走了。 各位想想,如果让与李世民同时反隋的瓦岗寨程咬金之流的“江湖好汉”最后得了天下,中国能上升为世界文明领袖吗? ………… 经历了上世纪的“马教大劫难”(希特勒纳粹党全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一样是马教政党)和两次世界大战后,除了从没战败、本土也没遭受过外敌入侵的英、美两国外,各国的贵族已被暴力清洗出局,贵族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贵族革命”演变成“上层革命”。 二战后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上层革命”有两个:一个是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东欧的民主化;一个是台湾国民党主动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 俄罗斯的民主化并非“平民革命”而是“上层革命”,是 苏共高层代表“文明、进步、正义”力量的戈、叶集团战胜代表“野蛮、反动、邪恶”力量的 8.19 集团的“政变”。那时的苏联体制外没有任何反对党在野党,也没有任何“人民起义”,“革命”纯粹来层高层改革派的智慧远见和良心觉醒。 台湾国民党在蒋经国当政期间出现了“经济奇迹”,一党专政处于历史上最稳固时期,推动民主进程的“革命”一样来自高层良心力量的智慧、远见和责任心。 二战后人类最不应该健忘的“平民大革命”是柬埔寨红色高棉暴动夺权。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短短三年时间内,柬埔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知识分子被屠杀得只剩下 10 个医生。城市则完全被消灭,号称东方巴黎繁华盖世的首都金边成了真正的废墟 ………… 虽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多是“贵族革命”和“上层革命”,“平民大革命”则容易惰落为针对官僚富豪的“报复清算”和“血腥屠杀”;但如果贵族和上层没有“进步革命的自觉”,毁灭整个上层的“平民大革命”就根本不可能避免。 所以 “平民大革命”的始作甬者来自贵族和上层的保守专横和短视弱智。 贵族和上层能够“自觉革命”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平民大革命”的土壤。   上层醒醒吧!官僚醒醒吧!富豪醒醒吧!       二 0 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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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美国把盟友当伙伴,俄国把盟友当奴才

美国把盟友当伙伴,俄国把盟友当奴才 ——熊飞骏 儿童节那天,我国又在联合国谴责叙利亚政府屠杀平民的决议上投反对票了? 中国在联合国投不投反对票,行不行使否决权是中华大国民的权利,我从没为此说三道四。 但我一看到或听到“中俄联手”四字,心情就超级郁闷。 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我们一直在投反对票或行使否决权,只有一次例外。 不仅如此,每次反对或否决的新闻,都要冠以“中俄联手”四字。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为何喜欢和俄国熊联手? “中俄联手”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是弊大还是利大? 下面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代历史“中俄联手”的灾难性后果: 中俄第一次联手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 英法联军占领满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后,皇帝和权贵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继续特权腐败如故。英法联军找不到谈判对像,只好暂时赖在北京等候签订不平等条约,并无占领大清国首都的意思。 俄国特工看准了这个混水摸鱼的飞来机遇,就以“朋友”身份向清政府外交权贵进献“中俄联手”驱逐英法联军的“锦囊妙计”,说什么英法联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永远占领大清国首都并进而吞并全中国。大清国单凭一国之力根本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但若和沙皇俄国联手则能很容易赶走侵略者。俄国是欧洲一等军事强国,英、法两国根本不是俄国的对手。如果中国拒绝这一“联手”,俄国就会接受英、法的“请求”三国“联手”瓜分中国…… 对国际知识一无所知的大清国外交权贵被俄国的“侠义心肠”感动得一塌糊涂,泪流满面地握住了俄国佬主动伸过来的巨手。 满清权贵很快发现这个“侠义朋友”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居然乘乱要挟大清国举行边界谈判,要求大清国割让东北和西北边境 1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作为回报!拿祖宗百战得来的锦绣江山供手送人,满清权贵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若不答应又怕开罪俄国熊无法维持“中俄联盟”,英法联军就有可能与俄“联手”吞并全中国?(子虚乌有)两害相权取其轻,割地总比亡国好。 于是俄国熊很大度地“笑纳”了“中国盟友”“孝敬”的 160 多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土。 有了“中俄联盟”这个虚构的后盾,满清外交权贵总算能壮着胆子会见英法联军的谈判使者了。愿以为英法联军会开出“天价撤军条款”,没想到对方的要价竟然不到“孝敬”俄国盟友的千分之一?俄国佬果然厉害? 背后的外交真相是英法联军希望早早谈判撤军回国,俄国佬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在英法谈判代表面前连屁也没放一个,根本没起到一丝一毫的斡旋或威慑作用。英、法两国压根儿也没有和俄国“联手”瓜分中国的意思。 第一次“中俄联手”的结果:俄国没费一枪一弹,就白白讹诈了中国 1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相当于 50 多个台湾岛。 自那以后,俄国熊特别爱好和中国“联手”,如果能天天“联手”那就更好。 第二次“中俄联手”是上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之役。 八国联军攻陷大清国首都北京后,联军之一的俄国熊又故伎重演,秘密向满清外交权贵示好率先撤军。 但俄军并没有回国,而是伙同另外几十万俄军进军我国东北,侵占了东北全境,并在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民大屠杀。 中国最大的粮仓自此落入俄国之手,几年后又作为战败贡品转让给日本。 八国联军的其余七国则没有在此役中侵占中国一寸领土。美国还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用于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办起了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 第三次“中俄联手”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结果不用我多说,各位懂的。面积 157 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自此脱离中国成为俄国熊的卫星国。 第四次“中俄联手”是抗日战争前期,斯大林苏联为了让中国战场尽可能多而久拖住日本军队,减轻日本对俄国远东的军事压力,和国民政府结成了暂时的盟友。这次“联手”不到三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斯大林落井下石,背信弃义和日本秘密结盟,不但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战时援助,还把转入苏联境内避难的几万东北抗日联军全部抓起来关进集中营。 美国在中国抗战前期一样大力援助中国。日本为孤立中国开给美国的条件比俄国大十倍,可美国没有见利忘义,一如既往支援中国抗战并制裁日本,坚决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把日本逼向铤而走险的困境。美国因为坚持替中国伸张正义,导致日美关系破裂,最后在珍珠港挨了日本海军的炸弹,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 第五次“中俄联手”是毛中国,毛万岁的外交决策是对俄“一边倒”,一边狂拍“老大哥”的马屁一边臭骂美国。最后的结局是苏联阴谋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如果不是美国以德报怨,坚持抵制苏联的核战阴谋,中国将毁灭于俄国熊核弹的蘑菇云中。 ………… 历史上的五次“中俄联手”,中国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俄国熊则吸干了中国人的血以自肥。 下一次“中俄联手”能有例外吗? 绝对没有! 在利比亚问题上,“中俄联手”收获了什么? 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始乱终弃,诱使中国和他们联手在联合国投反对票对抗文明世界,转眼又两面三刀向西方示好抛弃中国,让中国独自承担道义责任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同时把利比亚人民的的仇恨目标集中到中国身上,几百亿石油投资打了水漂。 在叙利亚,俄罗斯又把同样的手段玩了两次?这次一样不会例外。 因为俄罗斯的背信弃义和始乱终弃,中国一步步走向孤家寡人,沦为俄罗斯挑战文明世界想用就用想丢就丢的“弃妇”。 我们为何不肯吸取历史的教训?在俄国熊设置的迷局中拒绝醒来,遍体鳞伤之后仍梦想“中俄联手”与狼共舞? ………… 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与某个经济军事力量雄厚的大国“联手”可以理解,问题是你选择和谁“联手”? “联手”的前提必须是能拓展本国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损害本国的实力。 世界历史经验一千次证明:和俄罗斯“联手”的结局只能是“伤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谁和俄国“联手”谁倒大楣! 美国和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两大军事强国。 中国是选择和美国“联手”还是和俄国“联手”,首先要看两国对待盟友的德行。 冷战时期,世界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对抗性的军事阵营。 西欧各国和英联邦成员国是美国的“盟友”;东欧各国和中国、北韩、古巴等国则是俄国的“盟友”。 俄国熊对待东欧和中国盟友的态度相信中华大国民不会忘记。 俄国熊在和盟友打交道时,爱好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姿态,从不给盟友平等的地位和应有的尊重,象主人役使仆人一样颐指气使,稍不如意就恶语相加甚至暴力相向。 华约成立不久,俄国熊就和南斯拉夫闹翻了脸,在整个华约阵营掀起了丑化“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国际大批判。 1956 年,俄国熊出兵匈牙利,把那里的爱国政府淹没在血泊之中。 1968 年,俄国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对俄国不够顺从的政府。 1980 年,俄国熊出兵阿富汗,推翻爱国政府扶植傀儡。 上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熊和最大的盟友毛中国翻脸,居然阴谋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对昔日的盟友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 和俄国熊相反,美国对待“盟友”的主流价值是“平等互助”“取长补短”,无论盟友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会颐指气使仗势欺人,或强人所难越俎代苞。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从没有出兵干涉过任何盟国的内政,就算对方翻脸不认旧情和美国说“拜拜”也不例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独裁倾向的戴高乐执掌法国政坛后,就曾恩将仇报向美国“耍大牌”,退出北约转而和中苏等美国的“境外敌对势力”建立外交关系。面对联盟内部的叛变投敌行为,美国不但没有象俄国熊一样军事干涉,甚至于连恶语相加的口水战也没一个。 连日本这样的百分百战败国和军事占领国,美国也没有摆出主人的架势,而是听任日本独立自主自由发展,听任日本成长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伊拉克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军队保护下成立的伊拉克现政府,既把最大的石油订单给了中国;又对叙利亚独裁政府伸出橄榄枝,一幅忘恩负义和美国佬对着干的傻劲。可美国没有恼羞成怒,不但没干涉伊拉克内政,还继续承担保卫和平的责任。 ………… 美国把盟友当“伙伴”;俄国把盟友当“奴才”! 如果你不想当“奴才”,那么千万离俄国熊远点,就算哪天中了风也别“联手”。 道理虽然一目了然,可人类世界确然还有些爱好当“奴才”的主。 中华大国民从来都是顶天立地的,“奴才”就算有也是极少数。 如果我们继续执着于“中俄联手”,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就算满世界撒钱也找不到一个真朋友。 当你有条件和力量助长邪恶时,一定要谨慎使用这一权力,否则哪天邪恶找上你时,就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助你打抱不平了。 当你有条件和力量伸张正义时,一定要慷慨行使这一权力,否则哪天你需要公正时就没有哪国肯站出来说公道话了。 南沙群岛就是中国人的前车之鉴! 菲律宾等夜郎小国明显是瞎胡闹理屈辞穷,中国则大国风范理直气壮;可站在正义的中国这边说话的国家并不多? 我们在南海纠纷上无疑站在正义这一边;可在其它国际争端中更多站在正义那一边吗? “远见”是外交的最大智慧,不能只看到脚底下那一步。 “否决权”都是对抗多数的权力,还是谨慎使用的好,那是把自己推向“绝世孤独”的有毒权力。 远离俄国,远离奴才!     二 0 一二年六月三日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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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百年前戊戌变法失败的警示意义

百年前戊戌变法失败的警示意义 ——熊飞骏 中国社会处于自由落体式全面溃败之时,民主宪政已成为越来越多良心国民的共识。 官僚专制体制是特色中国事故高发和道德溃败的根源,政治体制一日不变革,高速列车注定会永无休止“追尾”下去,直到跌下万丈深渊。 在越来越多的良心国民呼唤民主宪政之时,我想起了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中国人最弱智之处是健忘历史的悲剧,不善从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导致同样的灾难一而再再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中国人必须重视历史的前车之鉴,否则中国很难踏上真正的进步之路。 在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轨的十字路口,不仅特权集团要汲取满清权贵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导致整体覆亡的历史教训;那些锐意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民权人士一样应从康梁前车之鉴里寻觅政治智慧。 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昏聩腐朽权贵是罪魁祸首,但维新领袖康有为在政治策略上一再出现重大失误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变法领袖康有为拥有恢宏的胸襟和超凡政治智慧,戊戌变法应该能取得阶段性成功。 俗语宰相肚里能挣权,没有宽阔心胸的政治家难以成就大事。 康有为的狭隘偏激罔顾大局则是他最大的政治软肋。 甲午中日战争以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三千万两赎辽费),台湾和彭湖列岛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认识到单纯富国强兵的“一条腿改革”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野蛮落后的问题,只有实施日本明治维新式政治体制变革才能使中国浴火重生。 当康有为 1895 年呼吁“变法”时,不但体制外志士仁人热烈响应,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体制内开明派元老政要也心领神会。 在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政体里植入“民主宪政之花”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伤筋动骨改天换地的政治系统工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庶几变法小舟才有可能在三峡的湍流险滩中绝处逢生。 真正成熟的大政治家从来都不恃才放狂孤芳自赏!对人对事也从不求全责备!更不会意气用事! 康有为则处处表现出恃才放狂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使中国政治摆脱周而复始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是一派打倒消灭别一派的改朝换代;而是统治者和人民共赢的政治和平转轨,单靠体制外维新人士自然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须寻求体制内开明政要的理解、配合,如果能支持那就更好。 那时的满清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裂为守旧、开明两大阵营,以载字辈“四人帮”为首的满族权贵是守旧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汉族封疆大吏为开明派。最高领袖慈禧太后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 康有为的明智政治策略应该是以体制外的维新志士为依托,尽最大努力团体制内的开明派封疆大吏,形成尽可能广泛的朝野变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守旧派腐朽权贵。 团结体制内的清醒官宦需要识大体顾大局的恢宏胸襟,能够宽容因为“体制原因”形成的为官恶习。 官僚专制体制的普遍性弊端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媚上弄权、形式主义,一个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就得或多或少沾染上述恶习,存在程度不同的贿赂跑关系行为,否则不但不能升官,还会被官场无情淘汰出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场潜规则,天使为官也不例外。 因此就算是那些相对清醒的开明官宦,在体制外平民看来也一样是贪官“腐败分子”。 但开明官宦的贪贿与守旧权贵腐败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体制力量下的被动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体制改良后就能自我纠错;后者则是卑污灵魂驱动下的主动作派,把以权谋私穷奢极欲作为当官的首要追求目标。 所以真正成熟的改革政治家不能求全责备;换位思考和不计旧过是必备的政治智慧。 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习惯了倒行逆施,那些腐朽守旧权贵的声音常常披上了“正统”和“爱国”外衣,就算是“疯狂”和“卖国”的言论也显得理直气壮,如满清权贵就把“宁予友邦、勿予家奴”喊成豪言壮语。那些清醒官宦的“良心”和“负责”声音反而缺乏中气,动不动就处于被围攻的逆境,在和守旧派的斗争中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此时如果体制外精英理解声援他们,成为他们破釜沉舟的坚强后盾,他们的胆气就会逐渐粗壮,并进而转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如果体制外民众不理解不声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抨击他们贪贿做秀,他们就会在朝中陷入孤立,要么与守旧官僚同流合污,要么被污为“汉奸卖国贼”无情淘汰出局。 ………… 康有为显然不具备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采取了左右开弓的下策,不但开罪体制内的守旧权贵;还对开明派封疆大吏玩起恃才放狂求全责备的把戏,最大限度把变法志士孤立起来。 康有为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在京城成立了一个鼓吹变法的舆论阵营“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 “强学会”成立之初,很多体制内官宦慷慨解囊捐款助阵,甚至直接加入进去。如袁世凯就认捐 500 大洋,并成为强学会会员。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则主动认捐 2000 大洋!一个帝国宰相给晚生后辈组织的非法社团捐献巨资,在当时不但需要非凡的气度,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康有为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公众声讨的“卖国贼”? 李鸿章是晚清天才外交大臣。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运用起“挑动列强内斗”和“以夷制夷”的外交谋略如入化境,多次使中国化险为夷避免更大损失。 在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精锐陆军屡战屡败,辽东、山东半岛相继沦陷,日军即将长驱直入饮马京师的绝望情势下,《马关条约》是当时中国能够争取到的最好外交底线。当时日军少壮军官认为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处置太宽松,痛恨李鸿章外交手段太高,居然把李鸿章刺成重伤。 如果要追究“卖国贼”的话,真正的卖国贼应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只知以权谋私穷奢极欲鼠目寸光的腐朽满州权贵,导致天朝大国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如果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经费 1000 万两兴建繁华盖世的赜和园,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李鸿章愿意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吗?如果签订了中央政府能批准吗? 专制奴化教育下的普通国民没有内政外交知情权,缺乏基本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把罪过推给“代人背黑锅”的李鸿章情有可愿,你康有为一个维新领袖居然也和普通百姓一样见识就太过昏头了吧? 康有为的昏头之举无疑极大伤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把一个本来可以支持变法的巨大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 康有为在去上海组建强学分会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给予大力支持,不但在经费上慷慨解囊,还给予很多难能可贵的制度保障。可康有为丝毫也不体恤张之洞的良苦用心和左右掣肘的困难处境,脖子硬得象只大公鸡,同样极大刺伤了张之洞的自尊心。 ………… 康有为的恃才放狂和不识大体,终于在开明派封疆大吏心目中形成如下共识:变法虽然好,但康有为这小子难成大事…… 本来应该成为变法的强大支持力量自此集体离心,在未来的变法运动中要么中立作壁上观;要么投靠守旧派落井下石。 于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实力派政要都倒向变法的对立面,他们的力量比维新人士强大百倍。 变法运动的失败自此命中注定! ………… 当今中国面临和戊戌变法相似的情势,锐意推进中国宪政的良心人士应该汲取康有为的悲剧教训! 你们必须跨越两道障碍:一是“ 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二是对开明官宦求全责备。 我们要提防“民主幼稚病”! 放过顽固独裁势力,转而责骂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开明官宦“影帝”或“做秀”?是“民主幼稚病”患者经常犯下的不识大体错误! 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类似的错误!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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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百年前戊戌变法精英的最大失误

百年前戊戌变法精英的最大失误 ——熊飞骏 中国社会处于自由落体式全面溃败之时,民主宪政已成为越来越多良心国民的共识。 官僚专制体制是特色中国事故高发和道德溃败的根源,政治体制一日不变革,高速列车注定会永无休止“追尾”下去,直到跌下万丈深渊。 在越来越多的良心国民呼唤民主宪政之时,我想起了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中国人最弱智之处是健忘历史的悲剧,不善从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导致同样的灾难一而再再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中国人必须重视历史的前车之鉴,否则中国很难踏上真正的进步之路。 在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轨的十字路口,不仅特权集团要汲取满清权贵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导致整体覆亡的历史教训;那些锐意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民权人士一样应从康梁前车之鉴里寻觅政治智慧。 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昏聩腐朽权贵是罪魁祸首,但维新领袖康有为在政治策略上一再出现重大失误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变法领袖康有为拥有恢宏的胸襟和超凡政治智慧,戊戌变法应该能取得阶段性成功。 俗语宰相肚里能挣权,没有宽阔心胸的政治家难以成就大事。 康有为的狭隘偏激罔顾大局则是他最大的政治软肋。 甲午中日战争以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三千万两赎辽费),台湾和彭湖列岛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认识到单纯富国强兵的“一条腿改革”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野蛮落后的问题,只有实施日本明治维新式政治体制变革才能使中国浴火重生。 当康有为 1895 年呼吁“变法”时,不但体制外志士仁人热烈响应,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体制内开明派元老政要也心领神会。 在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政体里植入“民主宪政之花”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伤筋动骨改天换地的政治系统工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庶几变法小舟才有可能在三峡的湍流险滩中绝处逢生。 真正成熟的大政治家从来都不恃才放狂孤芳自赏!对人对事也从不求全责备!更不会意气用事! 康有为则处处表现出恃才放狂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使中国政治摆脱周而复始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是一派打倒消灭别一派的改朝换代;而是统治者和人民共赢的政治和平转轨,单靠体制外维新人士自然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须寻求体制内开明政要的理解、配合,如果能支持那就更好。 那时的满清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裂为守旧、开明两大阵营,以载字辈“四人帮”为首的满族权贵是守旧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汉族封疆大吏为开明派。最高领袖慈禧太后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 康有为的明智政治策略应该是以体制外的维新志士为依托,尽最大努力团体制内的开明派封疆大吏,形成尽可能广泛的朝野变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守旧派腐朽权贵。 团结体制内的清醒官宦需要识大体顾大局的恢宏胸襟,能够宽容因为“体制原因”形成的为官恶习。 官僚专制体制的普遍性弊端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媚上弄权、形式主义,一个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就得或多或少沾染上述恶习,存在程度不同的贿赂跑关系行为,否则不但不能升官,还会被官场无情淘汰出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场潜规则,天使为官也不例外。 因此就算是那些相对清醒的开明官宦,在体制外平民看来也一样是贪官“腐败分子”。 但开明官宦的贪贿与守旧权贵腐败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体制力量下的被动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体制改良后就能自我纠错;后者则是卑污灵魂驱动下的主动作派,把以权谋私穷奢极欲作为当官的首要追求目标。 所以真正成熟的改革政治家不能求全责备;换位思考和不计旧过是必备的政治智慧。 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习惯了倒行逆施,那些腐朽守旧权贵的声音常常披上了“正统”和“爱国”外衣,就算是“疯狂”和“卖国”的言论也显得理直气壮,如满清权贵就把“宁予友邦、勿予家奴”喊成豪言壮语。那些清醒官宦的“良心”和“负责”声音反而缺乏中气,动不动就处于被围攻的逆境,在和守旧派的斗争中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此时如果体制外精英理解声援他们,成为他们破釜沉舟的坚强后盾,他们的胆气就会逐渐粗壮,并进而转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如果体制外民众不理解不声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抨击他们贪贿做秀,他们就会在朝中陷入孤立,要么与守旧官僚同流合污,要么被污为“汉奸卖国贼”无情淘汰出局。 ………… 康有为显然不具备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采取了左右开弓的下策,不但开罪体制内的守旧权贵;还对开明派封疆大吏玩起恃才放狂求全责备的把戏,最大限度把变法志士孤立起来。 康有为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在京城成立了一个鼓吹变法的舆论阵营“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 “强学会”成立之初,很多体制内官宦慷慨解囊捐款助阵,甚至直接加入进去。如袁世凯就认捐 500 大洋,并成为强学会会员。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则主动认捐 2000 大洋!一个帝国宰相给晚生后辈组织的非法社团捐献巨资,在当时不但需要非凡的气度,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康有为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公众声讨的“卖国贼”? 李鸿章是晚清天才外交大臣。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运用起“挑动列强内斗”和“以夷制夷”的外交谋略如入化境,多次使中国化险为夷避免更大损失。 在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精锐陆军屡战屡败,辽东、山东半岛相继沦陷,日军即将长驱直入饮马京师的绝望情势下,《马关条约》是当时中国能够争取到的最好外交底线。当时日军少壮军官认为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处置太宽松,痛恨李鸿章外交手段太高,居然把李鸿章刺成重伤。 如果要追究“卖国贼”的话,真正的卖国贼应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只知以权谋私穷奢极欲鼠目寸光的腐朽满州权贵,导致天朝大国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如果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经费 1000 万两兴建繁华盖世的赜和园,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李鸿章愿意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吗?如果签订了中央政府能批准吗? 专制奴化教育下的普通国民没有内政外交知情权,缺乏基本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把罪过推给“代人背黑锅”的李鸿章情有可愿,你康有为一个维新领袖居然也和普通百姓一样见识就太过昏头了吧? 康有为的昏头之举无疑极大伤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把一个本来可以支持变法的巨大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 康有为在去上海组建强学分会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给予大力支持,不但在经费上慷慨解囊,还给予很多难能可贵的制度保障。可康有为丝毫也不体恤张之洞的良苦用心和左右掣肘的困难处境,脖子硬得象只大公鸡,同样极大刺伤了张之洞的自尊心。 ………… 康有为的恃才放狂和不识大体,终于在开明派封疆大吏心目中形成如下共识:变法虽然好,但康有为这小子难成大事…… 本来应该成为变法的强大支持力量自此集体离心,在未来的变法运动中要么中立作壁上观;要么投靠守旧派落井下石。 于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实力派政要都倒向变法的对立面,他们的力量比维新人士强大百倍。 变法运动的失败自此命中注定! ………… 当今中国面临和戊戌变法相似的情势,锐意推进中国宪政的良心人士应该汲取康有为的悲剧教训! 你们必须跨越两道障碍:一是“ 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二是对开明官宦求全责备。 我们要提防“民主幼稚病”! 放过顽固独裁势力,转而责骂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开明官宦“影帝”或“做秀”?是“民主幼稚病”患者经常犯下的不识大体错误! 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类似的错误!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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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熊飞骏 当之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呼唤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过把“造反派”的瘾。 在平民青年印象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有把各级“官老爷”踩在脚下任意凌辱不受惩罚的特权?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站在“造反派”那一边?是他们打倒官僚权贵的坚强后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耀下,让无权无势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时作威作幅的各级“官老爷”头上,在肆意殴打批倒批臭之后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来个飞跃式提升,那该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实的文革与上述“印象”大相径庭。 一、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一年多时间;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击”和“被革命”的对象。 二、      在“造反派”短暂得势的日子里,他们想斗争谁斗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而是毛内阁及其追随官僚内定的。如果超越了“内定斗争对象”,“造反派”就会立马被打成“反革命”。说白了“造反派”不过是毛集团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三、      “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几乎全军覆没,不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闭塞的农村“永久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四、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沦为伟大领袖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引蛇出洞”;等伟大领袖独裁目的达到后就被整体“一锅烩”。 ………… 下面我们以文革“红卫兵”为例来说事: 在当今青年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红卫兵”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并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红卫兵”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以“官二代”为代表,由“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及其追随者组成。 “保皇派”红卫兵是最早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红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红卫兵掀起的第一个文革高潮。 “保皇派”红卫兵在“红八月”期间的主要运动就是“破四旧”,抄家迫害文化人烧书毁文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灾难。 今天的多数国民都误认为“抄家烧书毁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这是对“造反派”最大的误解。 “破四旧”期间,“烧书毁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也就是“官二代”。 “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打击对象不是官僚权贵,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无权无势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为代表。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对象”,平时不但没条件侵害平民大众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无情侵害。 “红八月”期间北京有几千人被“保皇派”红卫兵活活打死,死难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没什么“官老爷”。给伟大领袖佩戴红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一人就活活打死了 13 人,全是无辜弱势平民,没一个当官的? ………… “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儿女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于权利备受官僚权贵侵害,主要斗争矛头自然指向各级“官老爷”。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间唯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群体。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从官僚队伍夺权”,以达到“个人独裁”目的。要想从官僚队伍手中夺权,就必须打到一部分掌握大权的达官显贵,刘、邓、陶、王、彭、罗、陆、杨首当其冲。要打到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实上在“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中,由“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没有担当“造反”角色,相反多坚定地站在“当权派”那一边和平民“造反派”对着干。 为了顺利从“当权派官僚”手中“夺权”完成“独裁”目标,伟大领袖暂时与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敌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一边。 1967 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势的一年,在与“官二代”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广大地县级依旧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压倒优势。很多在省城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到地县基层,在农村掀起针对弱势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长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区,在湖南道县等地掀起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 ………… 拥有深厚帝王特权思想的伟大领袖并无真正的“平民情怀”,他暂时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于有了“共同敌人”,要利用平民力量来对抗妨碍他搞“个人独裁”的“官僚当权派”。一旦“夺权”任务完成,“独裁”目的达到,伟大领袖就把平民“造反派”一脚踹开,转而与旧日的“传统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对平民“造反派”实施过河拆桥式反攻倒算。 平民“造反派”自此厄运当头,成了数以万计“现行反革命”的祭品。 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毛的“夺权独裁”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对平民“造反派”大开杀戒。“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清理“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而“阶级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是“造反派”,根本没资格参加“保皇派”,也就自然决定了平民“造反派”是两大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死难者绝大多数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官僚。 在“清阶”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连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都在劫难逃,一个个被隔离审查,从命运的巅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说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于“现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被伟大领袖整体遣送到近乎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不至于太显眼,起初“造反派”红卫兵是和“保皇派”一同下乡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多分配到离城近条件好的地区,且因为“我爸是李刚”,没过多久就被“招工、入伍、上大学”远走高飞。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多被遣送到远离城镇的荒凉苦寒之地,并且只有“永久”“扎根农村干革命”,直到邓公让他们整体返城为止。 ………… 文革期间那些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干的,“造反派”和“潜在造反派”甚至沦为主要屠杀对象。 1967 年 7 、 8 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无辜平民和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就是城里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道县农村,为了防止底层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支援城里“造反派”,利用该县的县官、乡官和村官组织“贫下中农法庭”,对想象中的“潜在造反派”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连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则先奸后杀,名为“吃大锅饭”? 1968 年广西大屠杀,就是在广西省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动用军队力量,号召“联指” 保皇派对“ 4.22 ” 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近 20 万平民被施以令人发指的野蛮方式残暴屠杀。“联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运动,不但屠杀造反派,杀死后还要吃他们的肉?仅武宣县就至少吃了两百多人。 …………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有诸多相似之处。伟大领袖当初为了挑战“八大格局”,企图利用坚守良知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对抗官僚队伍,后发现官僚队伍根基深厚短期难以摇动,就转而抛弃知识分子倒向官僚队伍那一边,用“引蛇出洞”托辞来对知识分子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尝不是“右派”悲剧重演呢? 中国人都以为伟大领袖五七年搞“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实毛当初很可能出于真心,因为他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妨碍他搞“独裁”的“官僚当权派”,暂时和知识分子结盟来对抗官僚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他发现官僚队伍难以撼动,加上知识分子的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线,就决定及时转向,在官僚队伍内拿“引蛇出洞”来显示自己棋高一着;同时对当初意图加以利用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 那些呼唤再来次文革以改变自身屈辱命运,梦想过回“造反派”瘾,以为文革重来就能把“官老爷”和“官二代”踩在脚下,自已能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一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国再来次文革,你们不但不能向“官老爷”和“官二代”讨还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会比今天更惨更悲剧!中国就算重新出一个伟大领袖,你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价值一完注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你们的后代不继续做奴隶,除了民主宪政外别无出路。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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