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一切無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敗退下來的人群悲憤地向廣場核心攏聚。那是最後未曾淪陷的營地。那裡的年輕志士從未進行過抵抗，他們只是靜靜地坐著，手挽著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決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懼，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們准備好了頭顱和熱血，去完成一場永載史冊的大獻祭。 我沒加入人團，衰疲之極地在廣場西側路邊樹影底坐下來，止不住痛哭失聲。有生以來最徹底的幻滅感佔據了迷茫的大腦。 我彷彿從來就是生活在夢裡。那些兇猛的掙扎、遙迢的跋涉，連同那些虛構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宿命漩渦中的無效運動。如同一匹青銅鑄就的奔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裡作想像的馳騁。 這是整個民族的宿命。 銅牆鐵壁般的重圍中，廣場廣播站還編織著學生式的幻想，呼籲「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們的子弟兵，決不能用槍口對準人民……」頭遍喊話軍隊來不及作反應，第二遍廣播，對方就斷然答覆以一輪槍聲，打得紀念碑白煙直冒。廣播也結巴起來，結果未能唸完。確實也不必再唸了。 各路大軍集結著，作某種部署，未有進一步動作。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和民眾約七至八萬人。大限將至，無人畏懼槍口和死亡。短暫的悶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戰的決心，執木棒竹棍的明顯多起來。學生廣播站不得不再作呼籲，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則。然而，屠刀之下，無論此或彼，結果都是同一的。這是無可改變的冷酷事實。 …… 十八、 為了驅走黑燈後的恐怖，為了表達不屈的抗爭，民眾點燃了拆卸下來的廢帳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廣場上騰起熠熠紅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學生們的旗幟、一張張殉道者沉毅的臉，火光中痙攣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槍口的森林……一切都構成了一幅色彩濃烈斑斕、情景悲壯至極的油畫。 受到火光的召喚，大批在外圍遊走和觀望的市民紛紛向紀念碑附近集結。他們或許有生的強烈慾望，卻決不能坐視骨肉同胞去死。中國人骨髓裡最精華的物質成份，這瞬間轉化為最美麗光輝的精神，在這個生死場驀然輻射出來。 中國人，你為何只能壯壯烈烈地去死，而總不能壯壯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紀念碑約百餘米，站兩堆大火中間，目睹了這場氣吞山河的民主運動的最後時刻。 密麻麻的臉龐像被貼在人民英椎紀念碑座上，那樣年輕，放著紅光，蓽剝燃燒的大火，宛如死神舉著冥燈，在活人中尋找著垂死的恐懼，然而它什麼也沒找到。 你來吧，來殺我們吧。每張臉都這樣寫著。 無論他們是生是死，他們都是永恆的。我這樣覺得。 光和影的猛烈搖動中，響起一個聲音：「同學們，同胞們，我們這次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中國人的血流得太多的了……」這是侯德健。他呼籲學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這將是這次運動的又一勝利……他的話不時被一些噓聲蓋過：「怕死的快滾！」過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陳詞：「我相信，今晚在廣場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我看見好像有很多人哭了。侯德健說，他已和戒嚴部隊的指揮官接觸和談判過了，對方表示「清場」是絕對的，至於侯提出的和平撤離，軍隊已同意，但要儘快撤離，軍隊無意再等，侯德健懇求道：「同學們，讓我們最後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離廣場作一次表決。」侯又說，已經沒有時間去舉手表決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來決定吧。接著劉曉波（大概是他）也在廣播裡作同樣呼籲。首先站出來支持撤退的是抵抗軍隊最悍勇的「工自聯」代表。 我聽不清贊成或反對的聲音哪邊更響亮。總之，學生陸續起立和移動了。 十九、 4 時 30 幾分，廣場燈光大亮，成串紅色訊號彈劃過夜空。大批裝甲車和坦克震耳欲聾地駛入廣場。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著衝鋒槍踏著帳篷的殘骸推進。學生還未撤離紀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擊隊已蜂擁衝上來，用槍指嚇學生，粗聲喝令著什麼。亦因為這隊兇狠的軍人阻隔，我未能隨大隊從廣播所指的東南角撤走，便退回廣場西側，這裡有大批民眾堅持不走，要親眼望見紀念碑上學生隊伍撤光才退出險地。 學生廣播站最後的聲音是一句未講完的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旋即槍聲怒響，微茫的曙光中看見紀念碑身石屑四濺，所有喇叭同時被打啞了。 學生的撤退在繼續。時間和他們的步履同樣是那樣沉重。我已望不見他們撤下紀念碑後的情況。倒是我這一側的民眾發現正是那支「投誠」部隊出來扼守大會堂南門的路口，軍官疲憊而滿不情願地指揮士兵一字排開，把路口封死，士兵沒怎麼動，一個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開。群眾已將稍早那幕軍民對泣的煽情劇置諸腦後，深深的仇恨已令他們憎厭一切大兵。他們怒罵著，更質問：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嗎？堵死口子抓我們去領功呀？軍官木然無反應，亦不再敦促部屬動作。於是大家更放膽不走，駐足觀望，連外國記者在此留守軍人也無干涉。他們和十餘步外另一隊挎槍持鐵棍（不知幹什麼用）的友軍全無聯絡，很孤獨而沮喪的樣子。 紀念碑上的學生旗幟終於隱沒在東南的煙霧中。廣場上廢帳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車隆隆推動，沉重地輾壓著一切。 什麼都結束了。 二十、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為飛灰的只是人類的一個並不新鮮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國已喊了一百年。先後招致來鬼頭大刀、絞索、馬刀、高壓水炮、槍桿子、水牢、勞改營……最後是大砲、坦克、裝甲車。怪的是，她的敵手越來越強大了，而她自己卻始終是個飄渺的夢。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道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 ──北京國際電臺 6 月 4 日英語廣播廣播員李丹 「《解放軍報》 6 月 4 日社論說：『自 6 月 3 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 3 日 22 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勢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北京這一夜》載《人民日報》 6 月 4 日凌晨五時訊 連同中央電視台當晚播音員的一身黑色喪服、紅腫的眼睛、念悼詞般的喑啞聲音。所有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議，匯成了中國最黑暗時分衝出民族喉嚨的怒吼。 然而，這都比不上學生隊伍撤退時那悲壯場面教人摧肝裂膽，真是天地為之動容。 5 時 45 分，我撤出廣場，返回家中，恰好從東南角撤退的學生隊伍折回前門西大街走向西邊大學區。同學們臂挽臂，互和攙扶，個個淚流滿面，悲憤欲絕。很多人渾身血污，隊伍中還有擔架，不知是昏迷者還是重傷者。逶迤的隊伍有的還嘶啞地唱著《國際歌》，多是拼盡全力地吶喊：「罷工罷市！」「中國人站起來！」迎面又開來一支軍隊，仍向廣場進發。學生齊聲怒吼：「法西斯！」「劊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憤之淚更如泉湧。這時，所有高層住宅的窗戶都敞開，居民不論男女老少都探著身子和學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劊子手！」……居高臨下的強大聲浪鼓應著學生因悲痛、憤怒、衰疲而變形的嘶吼，悶雷一般向前滾動。 路兩旁的市民看見學生衣衫稀爛、血跡淋漓之慘狀，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當場脫下自己的鞋子，給隊伍中光穿著襪子或只剩一隻鞋的學生穿上，有的婦女脫下外衣，給衣裳撕爛得不忍卒睹的女學生披上。高樓一扇扇窗戶裡，居民痛哭失聲。 天地同悲。是為中華民族的黑日。 …… 二十一、 「我作為戒嚴部隊某部負責人，從始至終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我首先鄭重說明， 6 月 4 日凌晨 4 點半至 5 點，戒嚴部隊清場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也沒軋傷一個人，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 ──解放軍李之雲大校答外國記者問。載《人民日報》 1989 年 6 月 21 日 現在轉入一個千百萬中國人和更多的外國人所關注和困惑的問題──何謂「天安門流血事件」？到底有沒有「血洗天安門廣場」？ 不要說因空間和時間所阻隔的人們，連我這現場見證人也一度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當我和無數身歷慘變的人們為那場令人發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憤恨的時候，傳媒的焦點竟集中到廣場上有無射殺和輾死人的命題上去了。於是中國官方和外間的譴責者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論證和反論證的漫長爭辯之中，迄今猶未了。 這場爭吵有什麼實際意義？試問在西長安街這條血路槍擊車軋學生與平民，或在東邊建國門及南邊珠市口殺人於市，和在廣場上殺人有什麼質的區別嗎？這場駭人聽聞的殺戮行動是鐵鑄血寫的事實，讓全世界同聲抗議這滅絕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糾纏於某個局部的的問題。 然而，這場大論爭是那樣持久和刺激，我終於也動搖起來。是不是廣場也發生屠殺而我沒看見呢？那些「機關槍掃射」、「廣場血漿成寸厚」的說法是出於自謂「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人之口，不論其出於何種原因而堅執此說，都是不可信的。如此規模的血腥清場，我不可能看不見、聽不見。然而，我確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終在廣場西邊活動，東半廣場及學生撤退時的通道，我一直未能目睹。但「血洗廣場」的輿論是如此強大，連一些說過「沒有看見」的身歷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別的什麼原因改口了。我揣著疑團，在逃亡過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來當晚他也在廣場。對證之下，我們所見是一樣的。但恰巧他也在西邊廣場，只不過比我早撤走半個鐘頭……故此，我只能堅持自己的結論。並且不去假設沒有侯德健及紅十字會人士於千鈞一髮間的談判努力，廣場將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來聽聽中國當局說法。 屠城之後，官方傳媒指天發誓說「廣場上沒響過槍」、「沒流一滴血」。不幾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攝影記者刻意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彈洞攝入鏡頭，這無聲的畫面戮穿了當局的謊言──幾億中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這說法，並在表彰「共和國衛士」之「英雄事跡」時，說最先衝上紀念碑的軍士如何開槍打啞了學生廣播站的喇叭，並用槍口指喝學生「趴下」（事實上在此之前，紀念碑己遭槍擊多次）。等等。 坦克和裝甲車來回輾壓了學生的帳蓬。當局說「事先已檢查過裡面沒有人」。這點我非但沒懷疑，而且認為當晚廣場上的險峻形勢，猛烈的槍聲，熊熊的大火，每個人的生死都懸於一線。如此時刻，帳篷裡根本不可能還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證實了帳篷裡確有一個嚇昏了的女學生和一個疲極而眠的外地學生，都被軍人喚起趕走。 我確信就廣場而言，「輾人」並無其事。 至於說廣場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這未免太過急切洗刷自己。此說無法解釋學生隊伍撤出時的滿身血污。事實上，學生有秩序地撤離時，遭到軍人棍棒交加的痛毆，我所認識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芳就被掄了兩大棍，推倒在柏樹牆下，更多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軍隊既一路殺戮而來，又何必諱言那對政府來說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門廣場上有無殺人這個老問題上。我多麼希望把這場冗長而無謂的論爭立時結束掉。它實際上已變成一個捉迷藏的概念遊戲，恰恰是中國官方最歡迎的遊戲。 當北京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對六四屠殺雖絕無悔意，卻竟為各國的譴責和制裁而煩惱的時候，外間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責，正好給那些元凶一面聊勝於無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詞地反駁人家是「胡說八道」，「無中生有」，是「天方夜譚」；也正好幫他們迴避了實質性的問題──以坦克戰車、機槍、自動步槍和開花子彈（隸屬軍方的北方工業公司人士指證這種子彈由保定一兵工廠製造）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已遠超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對國際人權和公義的粗暴蹂躪。這種在本世紀中葉已絕跡的野蠻行徑，才是那些屠夫必須受到審判的歷史罪孽。 讓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世紀末發生的這場人類悲劇吧，不要再向劊子手求證在或不在某個地點殺了人，它的發生地點是確鑿無疑的，就是中國的北京。 ……

他们二人无论在打天下还是在治天下都有近似的地方，今朝的“风流人物”并不比过去“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夫高明多少。 就打江山而言，成吉思汗和毛泽东都可谓“其兴也勃”成吉思汗1206年崛起于蒙古大漠，旋即大举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而后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随后灭辽，灭宋，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身亡。而毛泽东也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经过十年土地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即掩有中国大陆，成立共和国。双方大概都是在20年时间内就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当然，他们更相似的地方是在治国理念方面——在这方面他们可谓异代相感心心相应。 在统治理念方面，二人都有一种跟传统决绝独出心裁的追求。成吉思汗信奉的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畜牧哲学，而对传统的宋代理学不屑一顾；而毛泽东则信奉所谓“马列主义”（实际上并不信），而对三民主义不感兴趣。因此二人都有一种彻底砸碎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豪迈气概，所以，对前朝体制、政策乃至风俗习惯，通通采取完全抛弃，另起炉灶的“革命”做法。 比如，在农业政策上，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不顾中国国情，模仿苏联，大搞农业合作化。其结果，也是农村的大踏步后退，以至二十多年后又退回去包产到户，重新确定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其鲁莽灭裂，跟元朝又一拼。 在工商业方面，成吉思汗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而毛泽东对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民国工商业也进行无微不至的改造——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中国原先蓬蓬勃勃的工商业元气大伤，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了崩溃边沿”。 更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与毛泽东对国民都进行身份统治。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种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矛盾突出。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毛泽东则把人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几种类别，其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地主买办阶级（文革中又具体为“地富反坏右”）则是被专政对象，其他的为中间争取对象。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 在文化政策上，二者也前呼后应——几乎都是“只识弯弓射大雕”。 成吉思汗对文化的毁灭主要体现在对伊斯兰文明的打击上。今天的世界上，提起伊斯兰，人们所能联想到的往往是石油、战争、动乱、偏执、狂热等。许多人不知道，在伊斯兰的发源地是阿拉伯，曾经有辉煌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她曾经和华夏文明一起，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有创造力最具人性光辉的文明。中世纪的基督世界，充满了宗教审判的黑暗恐怖，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都受到教廷的压制，此时的基督文明，相比于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落后得实在太多了。学术上，在麦加和麦地那地区，是研究伊斯兰教最初的学术中心，当地最为发达的是历史学和圣训学；伊拉克地区财富聚集，学术发达（是古代文明帝国所在地），有着多种文化传统的沉淀，巴格达作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文人学者大量汇聚，研究内容包括语言学、哲学、医学、化学等；另外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保存和收集了大量希腊哲学著作，由此开展翻译工作，保留了大量的典籍；埃及也有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中心，学术设施发达。 在教育方面，阿拉伯帝国时期，有了书塾和小学出现，上课内容有古兰经，并包括算术、语法和诗歌；到了九世纪，清真寺数量众多，教育普及教广。办学特点为民间化，政府设有专门的办学经费和统一办学标准，学校设置课程和情况一切由学校自主，任何人都可进入学校就读。到了阿狄斯王朝时期，开始出现官办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吸收大量人才进行研究，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高层官员。 1067年，阿拉伯第一所高等学校——尼采米亚大学，获得政府承认和资助，组织管理严厉，教师聘用须经过皇帝同意，且配备助学人员2～3名，学生有奖学金，食宿皆在学校，开课科目众多。它的制度和方式影响了日后欧洲的大学发展。引发了数次的大规模翻译运动，在历史上，每位阿拉伯国王都曾主持过。而且阿拉伯帝国的个人藏书也十分丰富，使社会上学术气氛浓厚。中世纪的世界，华夏文明在实用技术和人文学科上领先于世，伊斯兰文明则在科学理论和试验上领先于世。当时的阿拉伯各学术中心的研究，使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化学、医药学、航海等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而在物理、天文、光学、建筑、音乐、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也处在前列。 然而，所有这一切随着蒙古铁蹄的西征而灰飞烟灭。与对其他地区的征服一样，蒙古人侵占阿拉伯主要的手段就是“屠杀”！几乎每个城镇村庄都被劫掠毁灭一空。蒙古军攻克的数百堡垒据点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蒙古旋风横扫阿拉伯，除了埃及马木留克政权还在苟延残喘外，其他阿拉伯地区都已经被蒙古铁蹄蹂躏，文明灰飞烟灭。若不是蒙哥在钓鱼城下被大宋军民击伤致死，各路西征蒙军返回争夺帝位，这最后的阿拉伯堡垒恐怕也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当时的蒙古人除了放牧和屠杀外，根本就无法接受和融入文明社会，对他们而言，杀光反抗者和不反抗者，将全天下变成牧场是最好的目标。于是乎，杀人和毁灭人类文明成果成为他们乐而不疲的工作。这就是后世一些无耻之徒所鼓吹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在游牧民族铁蹄下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是这些生命带走的文化、技术和追求文明的人文意识。蒙古世纪大屠杀中毁灭了无数阿拉伯城市文明，扼杀了阿拉伯学者和智慧，毁灭了文明创造和传承，将蒙古统治中最暴力的基因继承下来，不但从此阿拉伯文明式微，穆斯林也一改中世纪的宽容文明而变得残暴，嗜杀。今天的伊斯兰，还保留了多少真正的阿拉伯文明呢？如果没有蒙古铁蹄的蹂躏，很可能是基督教徒才应该怀揣炸弹冲向清真寺，而不是安拉的子孙去做人体炸弹。 而毛泽东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打击也毫不逊色。这最集中的体现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经过数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在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毛诛灭刘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革”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毛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其对传统文明毁灭之彻底，我们不妨聊举数例：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不仅书籍被烧，文物被毁，活人也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 “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他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在中国成了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 口号。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这个结论似乎也适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信孚电讯（6.2）——与其被代表，不如当代表 / 2011-06-02 13:35 / 评论数( 7 ) 信孚要闻 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 2011-06-02 13:34 / 评论数( 4 ) 用选票拒绝暴力 / 2011-06-02 07:42 / 评论数( 3 ) 信孚电讯星云大师推出”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 2011-06-01 13:50 / 评论数( 2 ) 信孚要闻6.1六一节道一声：孩子，你受苦了 / 2011-06-01 13:47 / 评论数( 1 )

据111年前8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前27天所记的《忻州日记》，美国学者张海燕亲赴山西忻州、英国伦敦历时12年寻访，立体还原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2011年5月，李提摩太所建之百年教堂即将被拆，改建佛教疗养胜地，由此开始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呼吁 111年前的《忻州日记》记录了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周辉) 殉道的8位传教士 邸牧师夫妇离开英国返回忻州之前（1898年）与四个孩子的最后留影（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提供） 忻州传教士纪念碑现状 李提摩太所建百年福音堂即将被毁 被杀的历史真相，让忻州日记不再沉默         12 年前，仿佛被 8 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 1904 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 8 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 (1900 年 6 月 27 日 ) ，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公元 1900 年 6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 (Dr. D.H. Edward) 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 (Miss Edith A. Coombs) 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其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 1877 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 1876 年爆发，一下旱了 5 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又建立戒烟局。 1902 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 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 3 年大学训练之后，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 （贝茜·任诺） 来华时间最短，才 9 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 8 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 27 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 年之后， 2009 年 5 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 年 6 月 5 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 50 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他并不知道在义和团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 80 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积怨。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 6 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 150 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 12 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他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甚至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也有同情者。         公元 1900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 16 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 13 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及其妻儿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信徒们和亲洋教的村民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是死。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公元 1900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 9 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公元  190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一个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燕牧师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张海燕读到他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燕牧师在逃亡中给妈妈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公元  1900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 46 人。     血溅忻州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记载， 6 月 25 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 6 月 29 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从太原派人领 10 个兵勇来忻州， 7 月 15 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 4 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 8 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 1901 年 1 月 12 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拳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 4 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 8 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他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 40 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 241 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外国殉难者 79.3% ；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 (Dr.E.H.Edwards) 和陈守谦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教堂将毁，日记不再沉默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 年 1 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2009 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的邸牧师的重孙女 Prudence Dixon Bell 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 2006 年曾访问过忻州。 （ Prudence 的先生 Rev. Canon Stuart Bell 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 ， 到第四代 ， 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就在张海燕计划英国之行之际， 2011 年 5 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石衡潭研究员写信告诉他一件紧急之事——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忻州百年教堂即将被毁，“据说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 650 万买走，要盖庙。当地基督徒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毁，教堂的四面墙已拆了一面。”         他十分震惊，写信给英国浸信会总会，对方的回复是，这个教堂并不是无主之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拥有教堂的所有权。         他也陆续得知，此教产 1951 年被收归国有，先后做过学校、医院，现在又被卖给一个开发商。         据当地教友说，拆迁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奠基石，上有当年修建教堂时的出资人信息，“他们藏起此石继续施工。”         5 月 8 日，石衡潭和张海燕随即起草了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旅游局的公开信，美、英、中三国 13 位学者联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呼吁开发商停止拆毁，申报福音堂与传教士墓地墓碑等为省级文物。         2011 年 5 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 Prudence Dixon Bell 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艰难地被保存下来。         公元 1900 年 7 月 21 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亲人。         英国之行，张海燕还将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查找当年 8 位传教士写给母会的工作报告、书信和珍贵遗物等，另将去伦敦周围等地拜访其他 6 位传教士所在的母会，让沉默百年的日记开口说话。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1054.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438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李德如何评价毛泽东   李德是谁？就是那个第三国际派給中国共产党做军事顾问的家伙，他的真名叫奥托 · 布劳恩，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叫华夫。 李德被说成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他的瞎指挥，使得红军痛失江西革命根据地。 李德也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 李德是德国人， 1974 年死于东德，他在 1973 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纪事》，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岁月。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仅为自己辩解，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尤其对毛泽东的人品评价很差。 李德认为，毛泽东搞得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毛的军队的基础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真正的农民阶级，而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骨干的。 李德指责毛泽东不遵循党枪指挥党的原则，而是搞枪指挥党的那一套，他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的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党组织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 李德尤其对毛泽东残暴不以为然，他描述到：“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焚烧地主庄园，甚至焚烧整个村庄。” 李德对于毛泽东成为领袖后被大肆赞颂，尤其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赞颂尤其反感。李德是个德国人，他喜欢定量分析，用数字说话。李德说，遵义会议以前，红军真打真拼一路血战突破了五道封锁线，虽然损失很大，但以后勤和非战斗部队为主。到遵义时还有 5 万多红军的作战部队。而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场像样的战斗也没有打，硬是在逃跑中损失了红军的多半力量，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一万人了。毛泽东的杰出军事才能在哪里？逃跑？哪个统帅不会？ 李德还不服气关于江西反围剿的定论。五次反围剿，胜利最大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没有参与指挥。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蒋介石的战术对头，军事动员充分，兵力充足，国军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采取步步为营构筑碉堡群的战术，根本不跟红军打运动战。红军根本就运动不起来，根本就游击不了。一道道的封锁线，红军也很难跳出包围圈打运动战，只能战略转移。但毛泽东却充分利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搞政治阴谋，成功地获取了权力。 李德把毛泽东说成政治阴谋家。说他翻云覆雨。同一场战斗，他会说成“伟大胜利”，过了段时间，又会根据需要，斥责为“在敌人面前逃跑”。他对事情的评价是以权谋为基础的。譬如，为了攻击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对于黎川失守，他 “随心所欲地时而说成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成右倾机会主义。”目的就是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 李德甚至说毛泽东搞凭空捏造污蔑诽谤，其荒谬程度无以复加。 李德的书我国在 80 年代翻译出版了“内部版“，黑皮的，可能是要供批判用吧。  

这只是庸人们自欺欺人的遁词，是拒绝面对黑暗者卑怯的退缩，是玩世者被权力蒙蔽和愚弄后的假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