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原文地址： 卢旺达大屠杀，历史在这里反思 作者： 武松打虎                                        作者： 覃显文   博客中国       了解卢旺达大屠杀，要从《卢旺达饭店》这里开始。当卢旺达100万生命血流成河之时，米勒·科林斯饭店是淌血的沙漠中仅有的生命之绿洲。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说道，“我为我个人的失误而表示抱歉。”20世纪末的卢旺达，当人权被蹂躏，生命被践踏时，联合国沉默了，地球人沉默了，地狱的门打开了，它们凶残的吮吸成以百万计的包括老幼妇孺在内民众的生命。什么叫主权？什么叫人权？这个问题将我们人类带入了又一个前进的十字路口？人类仅存的良告诉我们：不，这一条平行的铁轨！        一篇2004年的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利比亚战争。我们可以抿心自问，什么是大国的责任？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年祭(组图)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3日16:01 金羊网-羊城晚报   　　·洪庆明·撰文   　　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是20世纪中继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之后最为邪恶的事件之一。在短短的100天里，竟有80万人被杀！占据统治地位的胡图族人，在其内部几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的精心策划下，向世代生活在一起的同胞图西族人以及不与他们为伍的温和胡图族人举起了屠刀。被组织起来的民兵拿着国家派发的弯刀、蛊惑人心的宣传让仇恨蔓延急涌……政治打手与媒体帮凶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联袂起舞，而整个国际社会则远远地置身事外当个冷漠的看客。   　　它让人们不由产生种种“幻灭”：种族屠杀的邪恶幽灵在纳粹之后半世纪，依然徘徊在这个星球上，并有可能在未来激起新的屠杀；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进步原来如此脆弱，野蛮幽灵仍旧充斥在各个角落，时时将文明的神话戳得千疮百孔；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国际政治体系，不过是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谁来关心和拯救弱小国家的苦难？   　　对卢旺达人来说，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大屠杀留下的创伤是尖锐而切实的。他们日复一日地治疗残破的身躯，舔拭滴血的灵魂，艰难地寻求审判与正义、营造信任与和解。死者已逝矣！然生者，无论是杀人者或被杀者的亲属，都不得不忍受那场大屠杀带来的罪疚之心和物质损失的双重痛苦。   　　对国际社会来说———从联合国到美国到欧洲乃至非洲大多数国家，这场悲剧是对文明与人道的残酷讥讽，是国际体系的一次绝对失败。在这个血腥的故事里，除卢旺达外别无其他角色，屠杀似乎发生在遥远的外星球。“世界犹如消失在那之外似的”，时任联合国驻卢维和部队军事助理的B·比尔兹莱说，“世界根本不关心，对这场屠杀你无论对他们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于事无补。”   　　国际社会整体缺席“屠场”之外，或许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口实，但在道义上却是简单的：那就是，在具体实在的国际政治之外，更有更高的人道。没有了对具有根本意义的生命乃至人类生存的道义关注，一味追求狭隘的眼前利益，无疑是对我们自诩的文明的绝妙讽刺。以文明礼仪之邦而自矜、以启蒙世界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扬理性和进步的18世纪法国启蒙文人，若目睹200多年后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们祖国所做的一切，不知作何感想？   　　未来究竟怎样？在卢旺达多年的人权观察组织工作人员A·德·福尔日认为，不会再发生一场种族大屠杀。种族屠杀需要国家操纵，目前掌管卢旺达的那些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听之任之。然而，鉴于该地区整体的不稳定，潜藏在卢旺达人心里的那些得不到解决的受挫感，“很可能导致暴力再起、干戈重开，这将带来一场种族轮回”。   　　现状扫描：高压之下的表面平静   　　“不再有胡图族人或图西族人，只有卢旺达人。我们共同生活着和工作着，不存在任何问题”，奥雷斯特，一个农民，坐在香蕉树下泥泞的道路上如是说。他还补充说，他认识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在为采访记者领路时，总是戴着墨镜裹上头巾，他说他不想被曾经杀害了他父亲以及他4500名邻居的人认出来。   　　种族大屠杀之后10年，卢旺达是平静的，走在重建之路上并保持着外表的宁静。鉴于这个国家曾经遭受的重创，这可算个了不起的成就。1994年4月7日之后的13周时间里，80万卢旺达人被残忍地杀害了。杀人者没有纳粹党徒的枪也没有毒气室，只是使用弯刀和其它一些农具，这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人最快的种族灭绝。   　　今天，每个卢旺达人都有朋友或亲戚被杀或参与杀戮，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起。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共同居住在葱翠的小山上，鲜有麻烦发生。这个国家似乎已神奇地团结起来，总统P·卡加梅在去年的选举中赢得了95%的选票。奥雷斯特说，他村子里每个人都支持政府，无一例外。   　　他说：“我们不得不忘掉过去面向未来。”大多数卢旺达人都这么说，即便他们心怀不同观点，也只会藏在心里。一名胡图族的教师说：“我不想谈论政治。”“不要说得这么大声！”一个图西族商人嘘着说。他神情紧张地转过头去看，尽管谈话是在一家人声嘈杂的饭馆里。   　　卢旺达政府不仅力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所作所为，而且力图掌握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许这是必然的，卡加梅总统是在推翻了那个将图西族人斩尽杀绝的政权后，于1994年7月上台的。他带着由图西族流亡者组成的军队，最终阻止了种族屠杀。他的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既包括图西族人也包括胡图族人，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遵循的目标：让种族灭绝屠杀不再发生，这绝不是因为神经质才制定出来的目标。 　　医治创伤：旧手法治疗老毛病   　　今天的卢旺达遍布着成千上百的纪念场所。最大的纪念馆里，有录像展览和录音带循环播放，使文盲也能了解到一些真相。其它纪念馆依旧粗陋。首都南部的一所教堂里，死者的遗物仍像原样散落在靠背长椅间，任由腐烂。10年前，5000名图西族人在这座教堂里寻求避难，民兵追踪而来，向里面投掷手榴弹。阳光透过铁皮屋顶上满布的榴霰弹洞照射下来，阴森逼人。最后，他们用铁棒和弯刀结束了躲过枪弹的幸存者。遗骸散落在教堂的地上，参观者必须小心翼翼以免踩上。很多被收集到白麻袋里，还有一些放在桌上展览。最小的骷髅骨大部分都已散失，这是在遭受铁棒殴击时东躲西避的婴儿的下颌骨。RPF赢得了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屠杀结束，它要图西族幸存者指认杀人犯。根据一份保守的联合国报告，RPF从4月到8月间杀了25000-45000人。接着，卡加梅的士兵追击逃匿到扎伊尔热带雨林里的种族灭绝分子。在那里，他们又杀了20万人，并经过非洲最残忍最恶劣的战争，推翻了支持种族灭绝分子的扎伊尔政府。   　　现在，RPF努力强调它不是一个部族政党，它取消了种族身份证，并禁止官方统计数字中按照部族进行细目分类。它鼓励所有卢旺达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宽赦甚至惠及在刚果境内愿意投降并归国的胡图族叛军。   　　归降叛军必须经过设立在鲁恒格里小山下一所再教育营的再教育。这里的头头弗兰克·穆苏内拉，一个在乌干达长大的图西族人说，营地的目的是教会这些人如何在新卢旺达过上建设性的生活。在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学一些实用性的技术，如怎样进入木工行业，如何开个银行账户。他们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用穆苏内拉的话来说就是“良好的爱国公民”，这包括RPF的历史观：即在殖民者到达之前，种族性在卢旺达是不重要的，后来所有的部族仇杀都是因为坏政府的过错。   　　这当然包含着很多真理，但令人震惊的是，所有必须被毫无批判地接受。当一个被再教育者被问及，RPF过去是否干过什么错事，他毫不犹豫地张口答道：“没有，从来没有。”   　　追根溯源：鲜血写就的国家历史   　　卢旺达两大部落———胡图族和图西族，自前殖民时代即摩擦不断，但有组织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则是现代的罪恶。过去曾有各种团体进行各种活动，但1916年至1962年统治着这块土地的比利时殖民者判定，高而瘦的图西族人比矮且鼻子扁平的胡图族人要优越，因此决定让图西族人代理统治。他们废黜了胡图族首领，代之以图西族人。也允许图西族进入殖民者开办的学校。这样，殖民统治在这里撒播了种族仇恨的种子。他们还给卢旺达人发一种种族身份证，这成为了种族灭绝者的无价之宝，他们能轻易地知道谁是他们要杀的。   　　在获得独立前夕，部落角色倒转过来了，因为胡图族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比利时人准备撤离前举行的大选中，胡图族政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大选。它转而实行种族配额制度，由于图西族估计占人口的9%，因此他们只能得到9%的学校和带薪工作。1973年哈比亚利马纳将军夺取了政权。他遍布间谍和警察，禁止他的子民随意迁徙，并坚持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应加入到他的执政党中来。他对图西族实行酷烈的种族歧视，至1990年60万图西族人被迫逃亡。一些人加入到卡加梅的反政府军中，这一年他率领军队从乌干达攻入国内。   　　在图西族反政府军的威胁下，体制内的一些人认定，保持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所有的图西族人。1993年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政府内部狂热分子趁机招兵买马，招募了数万民兵，并进口了足够的弯刀分发给胡图族成年男性。1994年4月6日，发动大屠杀的口实来了：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被击落！   　　这位被暗杀的总统的最顽固的副手、现正在坦桑尼亚一个国际法庭受审的巴戈索拉上校，攫取了权力并开始了屠杀。他们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屠杀：地方官员招集农民开会，命令他们向叛军的“同谋犯”展开“自卫行动”。拒绝参与屠杀的胡图族人也被杀了，表现积极的屠杀者则分得受害人的土地和耕牛。一家颇流行的广播电台嚎叫着杀杀杀，世界在旁观看。   　　前途瞻望：幽灵徘徊何时方休？   　　在卢旺达大地上，不仅有成千上万惨死者的冤魂在哭泣，还有缠绕在这个国家心灵深处的幽灵在作祟———这就是只有政治强权，而没有达至真正的社会发育与民族和解。表面是平静的，卢旺达没有奢靡豪华的腐败部长们，没有骄横无礼的警察。但RPF的严厉控制，也捆死了社会，它的控制比这个国家以往的任何政党都要严厉。这使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全民族和解难以在社会领域里发育和发展。   　　没有新闻自由，以免被“分离主义者”利用宣传他们肮脏的意识形态。没有结社自由，任何人企图建立反对党，都会遭到折磨、逮捕和威胁。美国国务院报告去年卢旺达没有发生政治谋杀，但却有至少6名反对派人物莫明失踪。   　　加入RPF不是强迫性的，但卢旺达所有杰出人士都面临巨大压力加入该党。全国最小的行政单位是十户，每个单位的头头都必须加入。那些拒绝加入的人，如果想从地方政府获得帮助，官员们则表示无能为力。这种严厉的等级体系，使得种族屠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表现形式可能要温和一些。   　　或许，最强有力的威胁是专横武断的拘留。卢旺达的监狱人满为患，而司法审判又如此缓慢。9万名犯人拥挤在狭小的牢房里，监狱的条件———用美国国务院的话来说是“威胁生命”。现在，没有人敢冒险说任何话，以免被告密者听见，怀疑他对现体制的忠诚。“那里潜藏着一股对政府的巨大怨恨”，一名反对派活动家说，他去年逃脱了死亡威胁，现居住在乌干达。“他们制造了全面的恐怖氛围，他们把所有反对派都妖魔化为种族屠杀的倡导者”。   　　未来究竟怎样？在卢旺达多年的人权观察组织工作人员A·德·福尔日认为，不会再发生一场种族大屠杀。种族屠杀需要国家操纵，目前掌管卢旺达的那些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听之任之。然而，鉴于该地区整体的不稳定，潜藏在卢旺达人心里的那些得不到解决的受挫感，“很可能导致暴力再起、干戈重开，这将带来一场种族轮回”。 　　（金陵／编制）          

国会作为民意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应当与时俱进与民更始的，如果不及时将能代表新生力量和发展趋势的势力和代表及时增补进国会之中去，则国会的作用和功能都将退化，也就无法承担起国会该起的作用了。这方面，台湾所谓“万年国会”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国民党的国会产生于1947年，这一年国民党政权正式行宪，选出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并于1948年3月在南京正式报到召开集会，当时《宪法》规定， “国民大会” 代表任期6年，具有选举总统的职权。但是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12月7日迁往台湾省台北市，不久之后失去了大陆地区的统治权。 这一来，国会的继续运转成了问题：随国民党去台的“国代”仅1080人，占“国代”总数的36%。而且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能有效管理的只是台湾岛和附近的一些小岛，要想像在大陆一样从各省改选“国大代表”已然不可能；放弃从各省选举，只在台湾进行选举，国民党又不愿意，因为这样会丧失“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象征意义，引发“法统”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祭出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他的独裁权力，于1953年9月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部留任，继续行使职权，作为拥有大陆地区统治权的象征，“国大”的代表、立委、监委便一直不改选。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第一届“国民大会”得以维持下去， 先后于1954年5月、1960年3月、1966年3月、1972年3月、1978年3月、1984年3月、1990年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 各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 “总统”和“副总统”，制定或修改“临时条款”。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一直维持了近40多年，蒋介石以及后来的蒋经国也就不断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留任，只在有的老“国代”随着年龄增长实在熬不住了，撒手人寰，才象征性地进行增补。直到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的“国民大会”代表仍是第一届“国代”。于是，每当“国民大会”开会，人们都能看到柱拐杖的、被人搀扶的、座轮椅的、甚至被担架抬着的“国代”们聚到一起开会的人间奇景。看到他们，更容易联想到的是这里正在举行重阳敬老会，而不是商议“国家大事”。台湾人民形象地称之为“万年国代”。 这一“万年国会”的存在，导致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台湾民主化已经启动后，1990年“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 1990年3月16日，在新一次“国民大会”要“选举”李登辉为“总统”的前夜，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镇暴警察出现在广场，抗议学子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总统”李登辉紧急下令撤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18日凌晨，当时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带来李登辉的亲笔函，李登辉释出善意，下令警方不得驱离静坐学生。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生运动串连活动，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当天下午，民进党动员数万群众发起造势大会，在广场大门旁边声讨“国大”。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同一日，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民主宪政诉求：1、解散老“国民大会”，重建新的“国民大会”制度。2、废除“戡乱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3、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这四条要求集中反应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对国民党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李登辉与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全台湾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被允许上台发言。 这一天，“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制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1日，“国民大会”选举同意李登辉连任“总统”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要求共识：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如李登辉明确同意以上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政治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分校讨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广场。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学运。 在这次学生运动后，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推行“宪政改革”，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所谓“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的民主化工程进入新的时代。         台湾的例子告诉我们：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诉求，则它的存在是多余的，人民没有义务为其买单。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