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从政治角度论述文革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实际上，文革是计划经济加上中国传统皇权文化结合必然导致的后果。 中国不会回到文革，但会经历漫长的转型过程。 1966年，历次的政治运动到这一年形成一个大浪。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5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改组，江青任副组长，历时十年的“文革”全面发动。8月，红卫兵运动涉及全国。此后，开启了一段不忍直视的历史。 一.经济与人口角度理解文革成因...

一本奇书雷光汉的未刊书稿《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 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二十世纪以来，虽然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的上是名篇的却不多，只有20 年代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的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直白的赞美。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屈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的变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汇报》，时间一长，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员觉得不对头，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度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稿应是第一本。雷书的贡献和价值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苏联的中亚地区，而不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苏联当局就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中亚，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所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愫，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通过他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人在苏联受压最深，歧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中国人都还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们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表忠心。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也是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就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此等鲜活的细节，是那些短期访苏者，甚至留学生也永远无法发现的。“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他倒是头脑清醒，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然后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后才知道这是当时的广东领导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饥荒年月中放饥民一条生路，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粮食压力。广东老作家陈残云的小说《深圳河畔》的书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公开点出这个问题。与广东大逃港差不多同时，发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有关，也是苏方对中方“反修”的报复，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北疆几个县有六万多中国人外逃到苏联。在这之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没想到，文革中居然还有人不怕死，通过不同方式越过中苏边境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跑到苏联去，而逃苏的人数之多，要不是读雷先生的书稿，也是很难想像的。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聪“叛逃”一事说的一番话，就知道决不能当真。他说，让他们跑（到国外去）吧，让他们去吃黑面包（大意）。虽然在“伊塔事件”发生时，他批准新疆军区的两个俄罗斯族少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伊犁军分区参谋长马尔果夫）要求回苏联的申请，甚至还指示给他们开欢送会（跟随他们回苏联的还有军队中的俄罗斯等族校、尉级干部四十余人），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不具普遍意义。最高领袖批准军队中的亲苏分子回苏联，其着眼点是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后，中国大大加快了遣返苏侨的行动，甚至放宽到：“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中方对要求前往西方国家的苏侨333人，也提供协助，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苏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体办法就是“挤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万苏侨，只剩下坚决不肯离开的201人了，而他们实际也处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样就基本清除了苏联在北疆地区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社会基础。所以，桥归桥，路归路，1962年对“伊塔事件”的忍让态度，并不意味中国将把此奉为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卡斯特罗在60年代前期的几年让愿意离开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国的迈阿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放了一些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去欧洲）等都没有这样“洒脱”。东德为了防范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还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不知有多少东德人被自动步枪扫射倒在柏林墙下！也是在1967年，还是从大字报上看到音乐家马思聪在逃到美国后写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至今还记得这份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却没有声音。写到这里，联想到中国在1979年后允许自费留学，进入21世记后，又开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国公民国外旅游，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据雷先生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干活”。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这些当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注定是要被当作“叛国投敌分子”永远受到谴责，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除非认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还恢复了中国国籍。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后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行为。这样，雷先生等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爱国侨领。1970-80年代初，苏联百姓丰衣足食，生活水平远超过中国在中国官方的对苏叙述中，有关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随两党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变化的，简言之，关系好时，中国人被告知苏联人生活在天堂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部摄于战后乌克兰大饥荒岁月，粉饰生活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以至于1949年任弼时要对陪同他前去苏联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员提前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苏联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正在恢复，各方面都很困难；中苏交恶后，中国人又被告知，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西红柿只有乒乓球那么小。再以后，国人又跟着领袖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好像自己吃得比苏联人还要好，其实中国当时不知有多少农民真的如同赫鲁晓夫所说，喝得就是“清水大锅汤”（这句话也是道听途说，到现在也没见过赫氏原话的材料）。应当说，在50年代中国公私合营前，中国的轻工产品大大丰富于苏联。我有一前辈朋友是1952-1957年列宁格勒大学的留苏生，他告诉我，在参加1955年屠格涅夫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一个不熟悉的苏联教授用各种花言巧语（“中苏友好”一类大话）用他质地非常差的领带，和他交换了他从中国国内带来的一条领带。他临毕业时，苏联朋友看中他的一件出国时由组织上置办的呢绒大衣和一只牛皮箱，也想交换去，但他没有答应。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显高于中国。1957年夏，我的这位朋友学成归国，他发现怎么国内到处都有“叫化子”，此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正是反右运动高潮，他知道，必须对此三缄其口。他如此谨慎是有道理的，以后仅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并被遣送回国。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执政岁月是苏联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稳江山后，逐渐停止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维护特权集团利益和加紧对外扩张作为基本政策的出发点，但是毕竟没有像中国那样瞎折腾，到了70年代，国家的整体实力走向高峰。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断下调物价和增长工资，在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物价、房租和交通费极其低廉，一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15个卢布。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般群众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毫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现在知道，70-80年代初苏联人的生活富足全赖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挣得的大量美元所赐，到了1984年后，物价出现上涨而工资都已冻结，90年代叶利钦上台后推行“休克疗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积攒的卢布一夜间变成了废纸。苏联的KGB全面渗透中亚华人社区，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但作者对中国方面60年代后针对KGB的反制行为完全不了解该书详细叙述了他所接触的苏联KGB（克格勃），这个神秘的组织全面渗透在中亚的华人社区，大量招募特务，无孔不入，其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称世界之最。从他的书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员已一改斯大林时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实现了知识转型，仅他所接触的KGB，就发现有100多人通中文。这些职业特工有礼貌，有文化，他们攻心为上，在审查雷先生时会对着他唱50年代中苏友好岁月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贺，使他虽亡命异邦，还能保有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作者还说，“KGB的监狱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作者感叹苏联特工的文化素养之高与他曾打过交道的文革期间的中国“公检法”之简单粗暴形成强烈对比。作者对建国前KGB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和他的掩护单位——上海著名的时代出版社，但不知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以后又担任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罗申就是一个KGB将军，此人在建国后还故伎重演，企图在中国人中发展苏联情报员。苏联驻重庆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将军。作者对50年代末以来中国方面对KGB的反制行为基本不了解。说来中苏原是一家人，中国的反间谍相关业务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开展的。例如，刚进北京城不久，苏联就派出KGB专家检查中南海的空气，查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让许多老干部开了眼界。又譬如，领导人的食品检查制度，也是苏方手把手教的。邮件检查系统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苏联在中国公安部总顾问的办公室就安排在部长罗瑞卿办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阅读公安部的一切报告和文件。所以毛要求李克农对苏一切公开，“脱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数，他私下对社会部干部说，即便脱光，心中想什么，对方还是不知道的。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方面对从苏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已有防范，提醒他们不许乱说苏联的情况。中国官员与苏联人的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与苏联记者吃个便餐，都会被怀疑是“传送情报”，第二天就会受到单位领导的警告。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的大饥荒，都有中国大学生不知深浅地给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甚至要求苏联方面批准他们前去苏联留学，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难以想象。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亲属曾留苏的，原家住中南海的，被要求一律搬出。而1960年从苏联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成回国的中国留苏生，整体被不信任，全体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KGB在中国的渗透，今天看来则是反应过度。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些领导人对苏焦虑感与日倶增，KGB被无限放大，谍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懒得对留苏人员作区别分析，干脆采取“一锅煮”的政策。长期担任毛的俄文翻译的师哲虽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乌”（KGB的前身）工作人员、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早在1962年就被关进秦城。同年，康生还把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原东北局外事处负责人，中共妇运元老卢竞如投入秦城，一关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历史上与共产国际、苏共有联系的老干部、新干部，例如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吴克坚、萧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统统打成“苏修特务”或“苏修特务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监狱。作者虽是北大学生，思想却很幼稚，即使跑到苏联，还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结果大为失望以常理看，当年的北大学生，当属天之骄子，学养、见识都应卓越，其实并不尽然，建国后，北大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五四以来的学统已完全断裂。老知识分子遍体鳞伤，早已三缄其口。校系党的领导，多为政治挂帅的政工干部，学校还收取了为数众多的调干生，康生、陈伯达等也不时来北大作大报告，学校的整体氛围已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学多少，全赖自身的努力，而学生间的对社会批评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惧告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一些学生除了专业，几乎不再有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全都来自《人民日报》和领导的讲话。雷光汉的书稿中提到他逃到苏联后，向审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湾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他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可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满足他的个人愿望？雷说，因为中国报刊说，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为到了苏联，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国去。读到这一段，颇为震惊，雷先生不是北大毕业生吗？他怎么会如此天真？还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国反间谍系统曾经长期由康生领导，当苏方KGB上校告诉他时还大吃一惊！这可能与雷先生身处边疆，信息闭塞有关，口内的大中城市，都有去过延安的老干部，而凡是去过延安，经历过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报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开了，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让人谈虎色变的“反特专家”，他经常不需有任何证据，动辄就指别人是“苏修特务”，说凭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坏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报上就有他表扬江苏某高干曾向他“报过一个重要的案子”的消息，这位老干部很快被结合进夺权后成立的新领导班子。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处处碰壁，在KGB眼里，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前提就是估量他对苏联有无实用价值。文革中跑到苏联的流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接触中国的绝密情报，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弟，他们的利用价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国做间谍，已是开恩，你还想这个，要那个，纯属异想天开。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被当场挡了回去，苏方告诉他，可以接受他“避难”，但他不具“政治避难”的资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难的资格”，“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作者对中苏两国体制的弊端有较深的认识，但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他存有某种“护短”的心态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对历史上俄国侵华行径不满被被打成“反苏分子”和“右派”，后被发配在伊犁离霍尔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作者在中苏两国的经历使他对两国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虎狼之国”，一直对中国抱有扩张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认，苏联比中国文明进步。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养”。他说，他见到的国内那些整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他还说，虽然“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国内那些自己的同胞。然而，作者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本书稿写于2000年，作者声称，他压下书稿是担心书稿出版后会损害中国，其实批判极左主义与损害中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苏联，却情不自禁地成为了国内某些极左方针和理论的辩护士，例如，他读中苏论战的“九评”，觉得“篇篇是雄文”，而苏方的应战文章又是如何没有水平。国内在文革中大骂王明是叛徒和叛国分子，他也跟着大骂王明是“奸贼”，说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几个耳光。KGB告诉雷，陈伯达倒台了，他却说这是毛的战略部署，一切都是毛安排好的。总之，他看苏联是处处不顺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苏联，苏联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是没有把他送回中国，否则等待他的只有被枪毙或被判重刑，对收留他的苏联，他似乎多少应有一丝感激之情，可是从书稿中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的痕迹。书稿中KGB对雷说的那句话是击中要害的：“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认，听到这番话，感到无地自容。尽管觉得面子上难堪，然而并不影响雷先生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爱国，由爱国的立场出发，他绝不允许苏联人当他面骂中国最高领袖。以后发展到，“如果有人骂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干仗”。有的苏联人奇怪地问他：“你们如此地热爱你们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他回答道：“我们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xxx不能叫外国人骂。”雷先生的思想和逻辑出现了严重的不连贯性。与雷不同，我所读过的一些外逃者的回忆录在思想和逻辑上大都保持着一贯性，其中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是《月是异乡明》。该书作者生活在著名侨乡广东潮汕地区，在建国时只有12岁，对共产党充满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少将），与其母被扫地出门，又因长期收不到侨汇，饥寒交迫，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蔑视，最后抱必死决心，于1958年冒险犯难，偷渡深圳河，来到香港，以后投奔在台的父、兄，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长达五年的秘密审查和监控，但他还是觉得“月是异乡明”。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出逃计划中，居然把苏联也列入出逃国之一，尽管放在最后一位，他说虽然苏联也不好，但起码不天天搞运动，开批斗会，还可以读书升学。他有如此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只读了六年小学，其间因是地主后代还被无辜开除，以后千辛万苦才上了一所极为简陋的华侨子弟补习学校，也因是地主子弟被开除学籍，他的知识和识见主要来自于他的借书自学和人生经验。雷光汉的思想和逻辑矛盾的深层原因，说来还是源于“自大的爱国主义”，雷先生在新疆当年的朋友萧默先生称他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想来是有道理的。从他的书稿看，雷先生的爱国主义有时显得混沌不明，在对苏联的问题上尤其如此。说来他并不了解5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随着更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问世，现在已越来越清楚，中苏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而不能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都归咎于苏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的中国人比较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当局全面收紧在苏中国人的居住自由权，中国人不许居住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亚地区或其它边远地区。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几乎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没多久就开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全面倒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中国方面批判“赫秃子”更是不遗余力，一时间双方似乎形成了歌颂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统一战线，而中苏两国的老百姓对这些言论都照单全收。作者虽然肯定赫鲁晓夫在推动苏联“解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几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书稿的一个不足。今天我们从苏联解密档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他顶住苏共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压力，坚持要把从中国获取的权益归还中国以及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援和军援；而被中国高度称颂，视为同志和亲人的“伏老”（伏罗希洛夫）却是地道的大国沙文主义者。1957年春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本来只是一次没有具体任务的礼仪性访问，却受到最高礼遇，中国方面可能是为了给赫鲁晓夫一点“眼色”看，有意超规格的接待这位斯大林的战友，中国最高领袖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还罕见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接受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何尝知道，就是这位貌似慈祥，动辄就会流泪的“伏老”，坚决反对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他的谅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访北京前几天，才勉强得到他的同意。你到底要什么？读雷先生的书稿，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本苏联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于1972年在中国以“灰皮书”的形式由内部出版，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此人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很受欢迎，他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人》、《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曾被译成中文，1960年，《叶尔绍夫兄弟》还被作为反修教材由著名导演孙维世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么》中，以60年代为背景，抨击苏联青年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的毒害，沉迷于被政府查禁的俄罗斯“反动作家”的禁书，从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作者痛心疾首，质问这些迷失方向的苏联青年：你到底要什么？几十年后，雷先生的书稿让我又想起了柯切托夫的这本书名，当然是反其意而用之。随着雷先生展开他的奇特的旅苏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么？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为免遭镇压，被迫亡命苏联，这是无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无罪的人引颈待戮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他因地利之便，一脚跨到了苏联，当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尸深圳湾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运的。逃到苏联后，雷先生被KGB长期监控，又受到在中亚的苏籍XX等族人的恶意对待，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主义。雷先生来到苏联后写的有关新疆四年文革历史的材料被苏联人改编后以化名出版，以后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后还因此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苏联人要他在批判中国的电视片中现身，他坚决不从，还处处批判苏联，歌颂中国，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讽话。尽管雷先生不愿批评中国最高领袖，但他出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雷先生更加热爱中国，甚至到了80年代，他还带话给国内有关方面：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其态度之绝决，令人难以想象。看来在绝望和困境中，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范例。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苏联和中国都不正常，置身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们的言和行，在今人看来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今天若再读在几十年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理论沙皇苏斯洛夫或波洛马廖夫的大作，几乎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所以，雷先生的爱国主义即便有些偏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除了爱国主义，他还有什么可凭籍的？雷先生毕竟是北大毕业生，和那些普通逃苏者不一样，除了要活命，还要追寻“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无国籍”人士，在苏联到处被监控，台湾、新加坡不能去，大陆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这种内心的辛酸和煎熬，外人又怎么能够体会？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御性的武器！读雷先生的书稿，很自然带出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赏，就是那些疑问的方面，我也愿意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以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雷先生的书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写出来的，值得研究和关心中苏关系史的人们的重视。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