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两会关于减税的呼声水涨船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 现在各界将苗头对准了间接税。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珠三角企业调研后指出，当地企业的税负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了，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自然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比如馒头等生活基本资料都含有苛捐杂税。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杨元庆也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10，为何却要多花费20%-50%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 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却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 首先，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    两会关于减税的呼声水涨船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     现在各界将苗头对准了间接税。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珠三角企业调研后指出，当地企业的税负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了，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 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在国富民穷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结果就是‘逼良为娼’。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权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止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名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自然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比如馒头等生活基本资料都含有苛捐杂税。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杨元庆也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10，为何却要多花费20%-50%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     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却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     首先，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在国富民穷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结果就是‘逼良为娼’。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权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止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名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在国富民穷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结果就是‘逼良为娼’。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权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在国富民穷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结果就是‘逼良为娼’。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权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止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名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止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名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18万左右。如果加上变相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央企高管、政府编外人员，这个数据将更加惊人。     这揭示了税费沉重的一个主要诱因：官员太多了，百姓养不起了。     刘锡荣开出的药方是尽快出台“编制法”，将各部门各地区设官用人的规模纳入法治化轨道，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此外，中国干部尽管取消了福利终身制，却一直沿袭福利待遇终身制，形成只进不出的沉重供养负担，与国外总统下台立即需要自谋生路形成巨大反差。     当然最根本的举措还是尽快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尽快进行行政体制变革，按照服务性政府的要求转变职能，全面依法行政，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    记得上次政府全面机构改革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中国减税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更有赖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层变革。归结为一句话：依法减税的前提是依法收税，而依法收税的前提是依法治官。

银行高收费已构成“软暴力” 文/魏英杰 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应“银行暴利”论，称“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但他也坦承，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 周行长这番话，似乎没引起多大舆论反应。我想这不是因为认可，而是实在无语。或者说，双方语境相差太多，各说各话没多大意思。有趣的是，才隔几天，现成的反驳证据来了。3月15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报告称，目前银行业服务收费类问题集中，目前已在全系统内展开清理，3月底各银行将统一公布所有收费项目细则。 银行乱收费，即使没有全面反映银行暴利问题，至少从中也可看到冰山一角。对于这个问题，持有银行卡、经常办理相关存储业务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我相信，没多少人能够完整地说出这些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更不用说记住形形色色的收费标准了。 在这些收费项目中，跨行取款收费是一种。如果你拿着工行卡到建行的取款机取款，银行自动会从账上扣除每笔4元手续费，多取多扣。取款机设置每笔取款限额，有的规定一次只能取2000-2500元，那么取5000块钱，就必须付给银行8-12元手续费。别看只是几块钱，想想全国人民每天用取款机的有多少，算下来那可不得了。这收费高不高，银行心里很明白。 让人咋舌的是异地取款汇款收费。因为这项费用是按照存取款的百分比收费的。例如建行异地取款收费按取款金额1%收取，最高100元。但如果是异地加跨行取款，还得收取跨行取款手续费。在外地取款要被收取这么高手续费，让人很是肉痛。这次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中，在银行收费上，异地取款汇款手续费问题反映也最强烈。每年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往家里寄钱，不知道给银行贡献了多少利润。 上面涉及的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银行收费。实际上，银行还有许多赚钱之道。例如，针对银行贷款乱收费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郑之杰直言，部分银行出现对客户的存贷款设置不合理附加条件、增加不合理服务收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严重影响金融系统声誉。其具体表现为，要求客户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通过账户管理费、财务咨询费、贷款安排费、额度占用费额外收取费用，转嫁成本，等等。这一现象也已引起发改委关注，并于本月以“下查一级、异地检查”方式在全国开展检查。 仅从这些具体例子，足以体现银行之暴利。或者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软暴力”了。关键在于，银行与用户之间没有平等博弈的话语均势。银行根据业务需要设置收费项目，但消费者却没有说不的足够权力。银行可以说，用户不满意可以选择别的银行，问题是当用户无论选择哪家银行都可能遭遇同样境遇，这种选择权其实是被无形限制了。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实力最强、服务网点最多，用户更是无力招架。前两年，多家银行提高跨行取款手续费，消费者骂声一片，可又有哪家国有银行作出积极回应？ 上个月，针对银行异地取款收费等问题，发改委与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表示今后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将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由政府定价——银行换个名目就可轻易规避监管，而是如何从根本上破除银行与用户之间不对等的话语格局，即让银行从经营理念上有积极性去主动去作出调整。当然，这意味着更加完善的监管与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 2012年3月16日

   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定。 国家发改委主要任务应该是使用经济杠杆落实产业规划。中央银行控制你的银根就行了，控制你的利率、准备金率就行了。如果涉及跨省的利益，中央要协调。省内的项目，中央最好不要干涉太多。 民主政治怎么搞？民主政治要搞，一定得有地方自治。首先你得在集权框架内，做一些准备工作，把权力下放，到时候再推进，困难和阻力就要少得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不能说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把人家的承包地拿走。这是公民个人的财产。现在，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焦点都在这儿。对农民的承包权，没有谁有权力说拿就拿。如果要拿，一定要通过法治程序。比如说法院要介入征地，一定要是重大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二、下决心做好产权改革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确实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或有看法。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风险很大；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 这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认同。要精心塑造中华民族主体，否则必有后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在可控的小范围里。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三、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靠“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现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用老办法，但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土地。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真正“人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受约束，凡是妨碍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保障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支持。 要重新认识“公有制”的内涵。其一，国家对重要资产（如一部分土地）的使用进行合理干涉，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是更有意义的“公有制”，而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资产。其二，公有资产的使用权也可以“物权化”，成为公民的财产，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应该是农民的财产权，要像保护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改革中就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阻力。 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对话环境。媒体和社会团体要参与和促进社会合作，特别是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对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实现社会合作、创建和谐社会的行动中枢。对于重大公共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可组织公开辩论，组织听证会，以便把争论纳入“主渠道”，比民间自发辩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广泛对话，不能走马观花。 四、把现有改革空间利用够 我不知道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我希望的突破点是什么，那就是更深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而其核心是保护的财产权。还是产权问题。  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从上而下的，但是，直到现在，发达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还远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比如，英国 1999年才恢复英格兰议会；意大利是“国家的民主制，地方的帝国制”，总理是选举的，但省以下的官员是任命的，后来也在改。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改。可见，民主政治发展是个长期过程。民主只是公共领域的游戏规则，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公共领域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深算深，多浅算浅？更需要考虑的是，在现行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之下，改革的空间还有有多大？我认为有空间。把可利用的空间基本利用够，有利于降低风险。司法的独立性增大一些，可以吧？产权改革可以吧？ 要说改革的智慧，那就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把容易改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都做完。在此过程中，涉及体制的改体制，涉及权力的调整权力，步步为营，步步推进。 关于改革的突破，我最想说的是：要把握好节奏，自由、平等、民主、稳定，这四个步骤要把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了解情况，保持勇气。 还有细节问题。现在，在改革突破的问题上，搞政策研究的和执行政策的，往往是两张皮。搞政策研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有些执行政策的人却相对保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法律必须遵守；必须落实；但我们有些时候立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现在红头文件的权威也下降了。这种局面不改，改革难推进。 （上周二与新京报曹保印谈改革。今日新京报纳入以“改革五人谈”为标题的采访报道。另四位先生是迟福林、袁绪成、郑永年、周超。这里是我自己在发表前改定的，发表时略有删节。本人帖至这里又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