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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宪政转型及其启示 曹思源 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   台湾的社会转型集中表现在宪政转型上。 1946 年，第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原定 1947 年公布实施，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就在 1948 年 4 月通过《动员戡 乱 时 期 临 时 条 款 》，总 统 的 权 力 增 大 了，可 以不受宪法某些条款的约束。果不其然，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临时条款颁布了全国戒严令。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全国施行 1 9 4 7 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一省。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更具体、缜密。因此台湾受三个文件约束：宪法、临时条款、 4 9 年戒严令。 但是当时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宪法的框架还是存在的，据宪法学者的分析， 1947 年的宪法，比 1911 年以来的所有宪法都要完善，也比较科学，按照宪法条文老百姓还是有一定权利。其中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和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都要进行直选、竞选，老百姓能直接选省长。无论哪里，如果不能选举领导人，就他一个，选不选都是他，那就不叫选举了。 好比盘子里有五条鱼，姥姥喜欢吃鱼，我要给姥姥夹一条大的，是从五条鱼里选条最大的。如果这个盘子里就一条鱼，却跟姥姥说，我给你挑一条大的，这不是糊弄姥姥吗？所以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不竞选就是愚民政策。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乡长、镇长、里长都要经过竞选，也不容易当上。从 1950 年到 1981 年的 31 年当中，台湾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 31 年间共 43 次选举，平均每年 1 . 4 次。 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是走过场。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 台湾的选举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跑官以前是去总统府，现在则要向民众求官，拜托投我一票，舞弊行为绝对 是 不 允 许 的 。“ 跑 官 要 官 ”， 通 过 选 举 制 度 的反复履行，变成“跑民要官”。每逢选举 时，大 街 小 巷 布 满 广 告、标 语，人 们 在 饭 馆 里吃饭也讨论：那个某某某，咱们不投他票。这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民众都关心的话题，真正体现出选举的某些精神。 台湾的制度当中还有一条，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地方自治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所有地方都有自治权。中央、省、县各有多大权力，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当年克林顿总统去纽约访问，纽约州的州长出差了，不予接待，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思议的。州可以和联邦政府叫板，当然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宪法规定所有地方都可以自治，临时条款，戒严令都没有把这点取消。 台湾农村搞和平土改，不是把地主老财揪来批斗，给农民分地。而是把地主的地留下应该留的份额，其余的由政府来收购，你的地，拿钱给你，然后让农民来买土地。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就让他们分期付款，由政府来垫。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发展了一些工业，抗战胜利后这些工业就收归政府。国民党指导思想很明确，如果企业由政府来办， 容 易 滋 生 官 僚 主 义，效 率 很 低，于 是 张 榜 售卖。很多地主的土地被政府收购后，地主有钱了就来买工厂，让地主走上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是要打倒的罪恶力量。如此政府的资金也得以周转。农业、工业都是私有化的，为宪政提供了经济基础。 选民无论贫富，每人手上都有一张选票。每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 “一张选票是我的！”大众不投某个官员的票不需什么证据，只要这个候选人口碑太差、不为选民所喜欢等等就够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但如果多数选民都不投他的票，那个官员自然就下台了，不需要动刀动 枪，这就是普选的威力。 宪政的关键：一是普选，二是是分权。譬如三权分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毛泽东大权独揽，那么多党员反对，反对得了吗？大跃进也是毛泽东大权独揽，多少党员反对讲假话，很多党员有正义感，但是毫无办法，只好坐以待毙，中国大陆饿死几千万。所以分权是关键。 私有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分权，国有经济很难分权。比如一千个无线电厂听谁的？听电子工业部的，由部长拍板。而私有经济的一千个无线电厂，有一千个老板，谁说了算？要看市场上哪个产品好销，消费者喜欢哪个，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分权的，分权体现民主，体现人民当家，私有经济天然是宪政的土壤。 总而言之，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有三条，即：长期的戒严束缚了宪政，竞选的积累锻造了宪政，私有经济滋养了宪政。   两股运动合流，宪政民主取代集权专制   前述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三条中有两条是有利的，因此台湾的宪政还是幸运的，从蒋介石独裁开始转型。在此过程中有两股潮流。一是选举运动，二则是民刊运动。 竞选中第一个突出事件是“中坜事件”。台湾的桃源县，它的县城是中坜，后来单独成市。时任省议员的许信良，学生时代因聪颖、学业出色而被国民党欣赏，受到特殊栽培。但他的独立性太强，国民党觉得他虽然很聪明，但不受党的控制，就不再提拔，另外安排人选当桃源县长，并明确禁止他去桃源参选。而许信良公然抗拒党的指示，私自到桃园县去竞选县长。这就激怒了国民党，把他开除出党。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舞弊去竞选，结果舞弊行为被民众揭发，成了丑闻。而许信良居然在一元化党的桃源县范围内，竞选成功，当选县长。于是选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造成了中坜事件。中坜事件说明台湾的选举来之不易，不是恩赐的，而是选民履行自己的权利争取到的。由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的激烈竞选，长期以来，民众得到民主的训练，素质慢慢地提高。 另一股潮流是民刊运动。国民党的元老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由开始的为党国服务，转为为公民、选民服务，再后来要建反对党，结果被查封。后来出了个《大学》，再就是《政治政坛》，这三个杂志前仆后继，有很多人写稿、办刊，这些都被称作民刊运动。后来最出名的是《美丽岛》杂志，它得到很多私人企业家赞助。“美丽岛事件”引起了很大连锁反应，导致多人被捕，其中八人被判重刑。很多人组织律师团为这八人辩护，其中有一个律师叫陈水扁。 这两股运动合流，就成了党外运动，党外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朝着建立政党的方向发展。 1986 年，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要准备开放党禁报禁，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党外运动分子认为蒋经国不错，担心他一旦去世政局动荡，因此一百三十个人紧急行动起来，宣布组建民进党。而此时国民党还没有宣布开放党禁，他们捷足先登，主动建党。有秘密警察拿到了情报汇报给蒋经国，只等他下达最高指 示，就 进 行 镇 压。但 蒋 经 国 说“ 运 用 权 力 很容易，最难的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用。”因此他没有批示，而实际上对民进党的成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是台湾在宪政转型道路上的重大突破点： 1986 年 9 月 28 日 ，民进党正式成立。 民进党搞台独当然应该反对，但除台独之外，民进党对内政、文化教育还有很多观点。它的前身是党外运动，代表了大众一些观点。民进党的上台，是具备一定的群众和民意基础的。选举运动、民刊运动两股潮流朝着同一方向，日夜叩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最后独裁政权垮台了，宪政、民主取代独裁、集权统治，而且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   台湾社会转型的启示   台湾社会转型有何启示？ 1949 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在中国大陆则是光荣解放的时刻。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均 GDP 约为 100 美元。现在能找到的可比资料是 2007 年，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是 2568 美元，台湾则为 17299 美元。台湾居然是大陆的 6.7 倍！ 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差距？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台湾没有在 1958 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没有像大陆那样大规模饿死人。台湾也没有发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台湾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局性大饥荒那样的人祸？为什么没有发生十年浩劫呢？因为它有宪政。中国大陆为什么有惨绝人寰的大折腾，因为我们没有宪政啊！ 这不是进一步证明了宪政潮流不可违吗？ 这也许就是台湾宪政转型经验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法天下期刊下载： 法天下期刊：九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份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歷史。 五六零年代是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 到了六零年代与七零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的时代缓慢解放出来，市民社会开始胎动，旧的政治地壳开始鬆动，知识份子也出现新的歷史角色。 1.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六零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首次进行来台之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撼动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治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班，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份子，使得知识份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誌」。这份创刊於1968年的杂誌原本只是份知识青年办的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份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这分杂誌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歷史，这也是战后成长於台湾的新世代知识份子首次匯聚力量，並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份子的首次合作（后来也此分裂）。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份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划杂誌，並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誌，因此大学杂誌隱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並在七零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1971年10月，《大学杂誌》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瞩目的长文〈臺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內）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諍言》，分別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誌》庆祝四週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容忍程度。 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內部不同意见，另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誌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態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誌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誌的知识份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份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誌，左翼知识份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寧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誌时期的知识份子间的桥樑」（康寧祥语）。 此时党外反对运动逐渐兴起。知识份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的逐渐组织化，在威权体制下一步步打开政治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誌」，是七零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匯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誌不只是论政，而是开始动员与组织群眾。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十二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2.衝撞与启蒙 从八零年代解严前夕的衝撞期到后解严时期的九零年代中期，知识份子確实在推动台湾的社会进步扮演重要力量。在八零年代，知识份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或是各种社会运动。 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中產阶级专业者姿態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眾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眾的「自力救济」知识份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政府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眾部门比较受到政府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份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但在解严后，由於政治自由化有所进展，社运更猛烈爆发，知识份子的角色相对减弱。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份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誌」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於七零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份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份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政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九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誌「当代」、创办以报导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誌（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眾的以学运知识份子为主的「南方」杂誌。知识界蹦开始引起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88年、89年分別成立了两个知识份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份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格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九零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迭，但后来渐行渐远，並各自代表九零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3.公共知识份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於媒体管制放鬆，出现许多新杂誌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別、社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两千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嘆台湾公共知识份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教授也在南方週末为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別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鑑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份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份子难有发表与討论的空间。 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九零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八零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份子群体在九零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九零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誌」，都经歷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份子的社会力量。 持平来说，当前台湾的知识份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確实没有十年以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份子並没有从公共领域中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內知识份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別、司法改革还是人权团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八零年代中期到九零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现在许多人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是文化界的中坚份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就在今年一月，以这个世代为主的学者、媒体人和NGO工作者正式成立了「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组织，这可谓这几年比较重要的知识份子集结的组织。（自我揭露：本人也是该团体执行委员）。 在此刻的台湾最重要的社运议题可以说是「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看到NGO团体、专家学者、文化人与一批新的年轻人如何共同合作推动一个运动：NGO团体负责组织动员，文化人写诗唱歌，专家学者则提供科学分析证明这个石化工厂可能造成的污染祸害（有一千多专家学者连署反对）。 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是台湾当前知识份子角色的缩影：许多知识份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战场，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但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无论如何，对知识份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权者」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智者」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盛的公共领域。

在台湾政治史上，有这么一个牛逼的牛皮事件。     一九九三年底县市长，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候选人张军堂被指控偽造外国博士学歷。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给我报报」专栏出现一篇文章，声称张军堂的博士学位的確是真的，因为其在美国的指导教授威廉‧霍华来信证实张是他的学生，並且说张军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犀牛皮移植到我脸上法律效力之研究」。这个明显是讽刺搞笑的文章，竟然让国民党县党部主委杨吉雄大为欣喜，公开向群眾宣称中国时报证实了张军堂的国外学歷。於是，这件事成为台湾选举史上大笑话，也成为「给我报报」的辉煌战果。     1990年，前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记者冯光远与好友李巨源，因为喜爱美国深夜脱口秀的政治嘲讽或谐擬(parody)风格，因此成立了「给我报报」，以假新闻方式来嘲讽时事。     那正是台湾的后解严时期，旧的权威与秩序正在逐渐崩解，政治开始卸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壳，一切新的可能正在爆发。但是，当大部分顛覆性力量都是用衝撞与批判时，「给我报报」却採取引人发噱的嘲讽手段。     而且他们不只是玩文字，也尝试各种媒介。例如在1994年，他们在诚品书店以剧场方式呈现「给我报报」；也曾经製作过电视节目，由冯光远饰演一个叫做「徐玖经」的假新闻主播；冯光远甚至拍过电影《为人民服务》，让徐玖经竞选总统（冯光远是李安电影「推手」的编剧」）。他们甚至和台湾的政治时事刊物「新新闻週刊」合作，让一期「新新闻」整本都是假新闻，內容是台湾被北京统一了，所以封面「新新闻」三个字是简体，內容则都是歌颂北京的恶搞新闻。这也是台湾媒体上的创举。     这几年他们则在壹週刊上刊登以性为主题的搞笑漫画，並且在09年开始以剧场方式固定演出。   在今年一月初，「给我报报」在诚品书店以小剧场方式庆祝了他们的「精彩二十」（用「精彩」，是因为台湾政府用「精彩一百」的口號来纪念今年中华民国一百年）。內容包括讽刺台湾最近当红的议题「置入性行销」，职业棒球赛打假球，和其他与时事不直接相关的幽默讽刺剧。     给我报报二十年，其实就是台湾民主二十年。当年，政治讽刺还是少数人的顛覆性行为，如今则是网路上充斥著各种网民的恶搞，甚至有新名词「kuso」专门指涉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如「全民大闷锅」的政治模仿秀则受到高度欢迎。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虽然任何权威都可以被嘲弄，但是更多的戏謔只是和时代的虚无相互餵养。     冯光远和给我报报则不只是要恶搞。他们其实有一套清楚的古典价值信念，如民主、人权和新闻伦理，然后在这个价值上去戳破政治人物和新闻媒体的虚假和偽善，同时让你发笑。     另一方面，一般人对政治的热度也逐渐消失了，不论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平庸性，或者主要政党不再能激起人们的热情。所以「给我报报」的主题也从十多年前的政治中心转向更多元的题材。     真正让人想不到的是，二十年来「给我报报」不知嘲讽过多少政治人物，但最近两年台湾的政治人物似乎开不起玩笑了：两个国民党立委和一位因为在文章中自称是「高级外省人」的前官员都对给我报报提出控诉。其中两个官司冯光远都获胜，另一个官司却在给我报报办完二十週年的演出后，被检察官依加重誹谤罪起诉。控告人是被媒体拍到有婚外情的国民党立委吴育昇，而冯光远只不过是和一位漫画家合作以漫画讽刺他。     显然，虽然台湾威权不再，政治更加平庸与日常化，但掌握政治权力者的虚假和封闭却仍然坚硬。所以「给我报报」还是会继续讽刺、嘲弄来拆穿他们的假面。     冯光远说，他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即使坐牢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不愿看到台湾的民主倒退。       以下是专访「给我报报」灵魂人物冯光远。   问：当时怎么会想到创立「给我报报」？   答：我当时在纽约和朋友李巨源对美国 Satuday Night Live(週末夜现场)　这套parody(谐讽)的东西很有兴趣，因为巨源在美国长大，对这套东西很熟悉。一九九零年时，我在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时，当时杜念中和郭崇伦在那边，他们了解parody的概念，所以很支持我们试试看，建议我们开一个专栏针对新闻写一些开玩笑的东西。   等我回台湾后，我就去找王健壮想在「新新闻」开专栏，他马上就答应。「给我报报」开始建立影响力其实就是在新新闻时期。所以我前天表演结束后特別公开感谢健壮。他很了解我们的东西看起来虽然像是恶搞，但背后底蕴是很深的。1994年八月，新新闻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整本假的「新新闻」，就是假设中共收服台湾，所以新新闻变成一个很阿諛的单位。parody玩到这种地步，我觉得也真的可以了。   后来我们开始转向电子媒体和网路，例如从大约1999年开始发电子报，一直到现在，一直有固定的编辑和写手。壹週刊出来后也来邀我们，但我们开始用漫画来呈现。   报报玩到现在，我们尝试过各种形式：电视、电影、剧场。这次在诚品演出，我希望的是让报报和新生代演员结合。美国「週末夜现场」就是成为喜剧演员的摇篮。我们不是属於闹剧，比较注重对话和概念，不是耍嘴皮子。   我希望组成一个班底，专门做parody，因为台湾的搞笑文化很缺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以后再加入音乐，会更丰富。     问：你尝试过这么多种媒介，你觉得不同的媒介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答：不同的媒介影响不同的人。文字还是比较影响文化圈的，但是要影响更多人的话，立体的媒介如电视或舞台还是很重要，当然电影当然比较困难。电视比较適合我们这种有点好笑恶搞，但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我要让年轻人看到，kuso其实有各种format(形式)，而不只是恶搞；如果內容和形式结合的好，kuso就会非常有趣。过去平面的各种写法基本上我都玩过了，接下来希望可以把电视的东西做好。     问：报报的核心关怀有改变吗？   答：有一点改变。以前我们大部分是玩政治，但坏蛋还是坏蛋，坏蛋的方法也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玩越来越多生活面、娱乐面的东西，因为这东西也是需要深度的。只有我们这批人，不论是我这个第一代的报报作者，或者我们里面现在的年轻人，才会去聊这个。   现在其他所谓政治讽刺的东西，如果连马英九都不敢碰，不要跟我说这是政治讽刺。     问：那你怎么看「全民大闷锅」这种电视节目？   答：模仿秀是parody的其中一种，但毕竟只是整个parody中的一小部份。他们现在都缺乏原创的东西。我们不做模仿秀，是因为模仿秀已经做到太氾滥的地步。文化的东西不能每天重复，只是化妆成这个人和化妆成那个人的差別。你看「週末夜现场」也有政治模仿秀，但只是偶一为之。不像我们这边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模仿，只有一个人不敢碰：马英九。   这是违反了parody的基本精神，去嘲笑当权者，嘲笑总统。     问：给我报报创刊时的1990年，是台湾刚解严时期；二十年过去，台湾也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你觉得给我报报的角色和对台湾社会的意义有何不同？   答：解严是因为有太多前辈付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所以才能让「给我报报」这样安心的恶搞，这是华人世界从来没有的东西，这是在民主社会中才有。   但现在我很遗憾的说，过去这两年马英九上台之后，我们连续接到三个官司。这是莫名其妙，这些人都是可受公评的人物，而且他们告我们的方式都很可笑。现在我们已经贏了两个官司，只剩吴育昇的官司，但我想我们一定会贏。   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是民主的好处，所以我们绝对要好好保护这种言论自由，不能让大家重回恐惧。我如果因此坐牢，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已经和我女儿说，爸爸可能会去坐牢。如果我输了官司，即使可以缴罚金，我都绝对不缴，寧愿坐牢。为了言论自由坐牢，我觉得是我人生的骄傲。这是受到台湾民主前辈的启发。     问：关於吴育昇告你的案子，现在检察官確定起诉以加重誹谤罪起诉你，你有什么感想？   答：其实我坦荡荡，甚至我一直在等这个官司，虽然要让司法判定台湾有parody和政治讽刺的空间实在很可笑。   当年台湾的民主前辈去街头衝撞被打被抓，所以现在我被关也甘愿。我们不能让这些权贵觉得言论是他们控制的，不能惹到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台湾民主自由走到这种地步，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南都周刊2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