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政治史上，有这么一个牛逼的牛皮事件。
一九九三年底县市长，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候选人张军堂被指控偽造外国博士学歷。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给我报报」专栏出现一篇文章，声称张军堂的博士学位的確是真的，因为其在美国的指导教授威廉‧霍华来信证实张是他的学生，並且说张军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犀牛皮移植到我脸上法律效力之研究」。这个明显是讽刺搞笑的文章，竟然让国民党县党部主委杨吉雄大为欣喜，公开向群眾宣称中国时报证实了张军堂的国外学歷。於是，这件事成为台湾选举史上大笑话，也成为「给我报报」的辉煌战果。
1990年，前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记者冯光远与好友李巨源，因为喜爱美国深夜脱口秀的政治嘲讽或谐擬(parody)风格，因此成立了「给我报报」，以假新闻方式来嘲讽时事。
那正是台湾的后解严时期，旧的权威与秩序正在逐渐崩解，政治开始卸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壳，一切新的可能正在爆发。但是，当大部分顛覆性力量都是用衝撞与批判时，「给我报报」却採取引人发噱的嘲讽手段。
而且他们不只是玩文字，也尝试各种媒介。例如在1994年，他们在诚品书店以剧场方式呈现「给我报报」；也曾经製作过电视节目，由冯光远饰演一个叫做「徐玖经」的假新闻主播；冯光远甚至拍过电影《为人民服务》，让徐玖经竞选总统（冯光远是李安电影「推手」的编剧」）。他们甚至和台湾的政治时事刊物「新新闻週刊」合作，让一期「新新闻」整本都是假新闻，內容是台湾被北京统一了，所以封面「新新闻」三个字是简体，內容则都是歌颂北京的恶搞新闻。这也是台湾媒体上的创举。
这几年他们则在壹週刊上刊登以性为主题的搞笑漫画，並且在09年开始以剧场方式固定演出。
在今年一月初，「给我报报」在诚品书店以小剧场方式庆祝了他们的「精彩二十」（用「精彩」，是因为台湾政府用「精彩一百」的口號来纪念今年中华民国一百年）。內容包括讽刺台湾最近当红的议题「置入性行销」，职业棒球赛打假球，和其他与时事不直接相关的幽默讽刺剧。
给我报报二十年，其实就是台湾民主二十年。当年，政治讽刺还是少数人的顛覆性行为，如今则是网路上充斥著各种网民的恶搞，甚至有新名词「kuso」专门指涉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如「全民大闷锅」的政治模仿秀则受到高度欢迎。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虽然任何权威都可以被嘲弄，但是更多的戏謔只是和时代的虚无相互餵养。
冯光远和给我报报则不只是要恶搞。他们其实有一套清楚的古典价值信念，如民主、人权和新闻伦理，然后在这个价值上去戳破政治人物和新闻媒体的虚假和偽善，同时让你发笑。
另一方面，一般人对政治的热度也逐渐消失了，不论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平庸性，或者主要政党不再能激起人们的热情。所以「给我报报」的主题也从十多年前的政治中心转向更多元的题材。
真正让人想不到的是，二十年来「给我报报」不知嘲讽过多少政治人物，但最近两年台湾的政治人物似乎开不起玩笑了：两个国民党立委和一位因为在文章中自称是「高级外省人」的前官员都对给我报报提出控诉。其中两个官司冯光远都获胜，另一个官司却在给我报报办完二十週年的演出后，被检察官依加重誹谤罪起诉。控告人是被媒体拍到有婚外情的国民党立委吴育昇，而冯光远只不过是和一位漫画家合作以漫画讽刺他。
显然，虽然台湾威权不再，政治更加平庸与日常化，但掌握政治权力者的虚假和封闭却仍然坚硬。所以「给我报报」还是会继续讽刺、嘲弄来拆穿他们的假面。
冯光远说，他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即使坐牢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不愿看到台湾的民主倒退。
以下是专访「给我报报」灵魂人物冯光远。
问：当时怎么会想到创立「给我报报」？
答：我当时在纽约和朋友李巨源对美国 Satuday Night Live(週末夜现场) 这套parody(谐讽)的东西很有兴趣，因为巨源在美国长大，对这套东西很熟悉。一九九零年时，我在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时，当时杜念中和郭崇伦在那边，他们了解parody的概念，所以很支持我们试试看，建议我们开一个专栏针对新闻写一些开玩笑的东西。
等我回台湾后，我就去找王健壮想在「新新闻」开专栏，他马上就答应。「给我报报」开始建立影响力其实就是在新新闻时期。所以我前天表演结束后特別公开感谢健壮。他很了解我们的东西看起来虽然像是恶搞，但背后底蕴是很深的。1994年八月，新新闻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整本假的「新新闻」，就是假设中共收服台湾，所以新新闻变成一个很阿諛的单位。parody玩到这种地步，我觉得也真的可以了。
后来我们开始转向电子媒体和网路，例如从大约1999年开始发电子报，一直到现在，一直有固定的编辑和写手。壹週刊出来后也来邀我们，但我们开始用漫画来呈现。
报报玩到现在，我们尝试过各种形式：电视、电影、剧场。这次在诚品演出，我希望的是让报报和新生代演员结合。美国「週末夜现场」就是成为喜剧演员的摇篮。我们不是属於闹剧，比较注重对话和概念，不是耍嘴皮子。
我希望组成一个班底，专门做parody，因为台湾的搞笑文化很缺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以后再加入音乐，会更丰富。
问：你尝试过这么多种媒介，你觉得不同的媒介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答：不同的媒介影响不同的人。文字还是比较影响文化圈的，但是要影响更多人的话，立体的媒介如电视或舞台还是很重要，当然电影当然比较困难。电视比较適合我们这种有点好笑恶搞，但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我要让年轻人看到，kuso其实有各种format(形式)，而不只是恶搞；如果內容和形式结合的好，kuso就会非常有趣。过去平面的各种写法基本上我都玩过了，接下来希望可以把电视的东西做好。
问：报报的核心关怀有改变吗？
答：有一点改变。以前我们大部分是玩政治，但坏蛋还是坏蛋，坏蛋的方法也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玩越来越多生活面、娱乐面的东西，因为这东西也是需要深度的。只有我们这批人，不论是我这个第一代的报报作者，或者我们里面现在的年轻人，才会去聊这个。
现在其他所谓政治讽刺的东西，如果连马英九都不敢碰，不要跟我说这是政治讽刺。
问：那你怎么看「全民大闷锅」这种电视节目？
答：模仿秀是parody的其中一种，但毕竟只是整个parody中的一小部份。他们现在都缺乏原创的东西。我们不做模仿秀，是因为模仿秀已经做到太氾滥的地步。文化的东西不能每天重复，只是化妆成这个人和化妆成那个人的差別。你看「週末夜现场」也有政治模仿秀，但只是偶一为之。不像我们这边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模仿，只有一个人不敢碰：马英九。
这是违反了parody的基本精神，去嘲笑当权者，嘲笑总统。
问：给我报报创刊时的1990年，是台湾刚解严时期；二十年过去，台湾也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你觉得给我报报的角色和对台湾社会的意义有何不同？
答：解严是因为有太多前辈付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所以才能让「给我报报」这样安心的恶搞，这是华人世界从来没有的东西，这是在民主社会中才有。
但现在我很遗憾的说，过去这两年马英九上台之后，我们连续接到三个官司。这是莫名其妙，这些人都是可受公评的人物，而且他们告我们的方式都很可笑。现在我们已经贏了两个官司，只剩吴育昇的官司，但我想我们一定会贏。
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是民主的好处，所以我们绝对要好好保护这种言论自由，不能让大家重回恐惧。我如果因此坐牢，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已经和我女儿说，爸爸可能会去坐牢。如果我输了官司，即使可以缴罚金，我都绝对不缴，寧愿坐牢。为了言论自由坐牢，我觉得是我人生的骄傲。这是受到台湾民主前辈的启发。
问：关於吴育昇告你的案子，现在检察官確定起诉以加重誹谤罪起诉你，你有什么感想？
答：其实我坦荡荡，甚至我一直在等这个官司，虽然要让司法判定台湾有parody和政治讽刺的空间实在很可笑。
当年台湾的民主前辈去街头衝撞被打被抓，所以现在我被关也甘愿。我们不能让这些权贵觉得言论是他们控制的，不能惹到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台湾民主自由走到这种地步，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南都周刊20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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