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劝告精选

每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并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的替他打抱不平。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   文/放风筝的唐僧(University of Leicester)     自从我出国以来，时不时我妈就会在电话里就会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经常被问的一头雾水，但是我妈显然很担心，她告诉我，她在新闻里看到英国的房子都泡在水里，一片狼藉。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只能安慰她，7.24可能是个别地区吧，反正我这没事。我当然知道，我妈是太关心我，看到英国出了点什么事，就害怕我也会遇上，以为英国各地处处都有我的身影。被问了太多次，我就好奇，作为一个连网都不上的人，她怎么对英国这边的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她从哪知道的啊？ 大约去年这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北京观海图，周末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又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笑了，对她说：“我是没见到大水，不过北京被淹了，你知道不？”我妈很惊讶：“啊？！没听说啊。”北京离我家不到600公里，是英国离我家的1/20。可见，对于像我妈这样的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外国人受苦受难的感受都远远大于对身边人苦难的感知。在离自己不到600公里的首都发生的灾难，对很多国人的冲击力都不如万里之外某个犄角旮旯发了场洪水，喷了个火山。这恐怕得归功于每天新闻联播最后那五分钟，那真的是神一样的五分钟，编导们以举世罕见的耐心，把一条条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信息灌输给99%和那些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们。 出国后，我经常怀疑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被方校长铸成的新长城阻断的不仅仅是非死不可和推特，更是信息的流通和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在我的一些朋友眼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好像是崩溃在即，民不聊生。我只能一遍遍的告诉他们，这里其实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物价有上涨，但没有豆你玩，蒜你狠，牛奶、面包、咖啡、黄油这些基本生活品，三年来都没涨价，我这个拿着比清洁工工资还低的底层人民在这里依然不需要在衣食住行上有丝毫节省。更有趣的是上次年轻人暴乱的时候，有人问我，英国人民是不是起义了？我还看到有些人在国内对着网线高潮：“看来还是马克思看的准呐，这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几年就要来次经济危机，一有经济危机，国内的老百姓就要革命啦。” 井底之蛙看到掠过井口的飞鸟，转瞬即逝，以为别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洋洋自得于自己活得比别人都久，实在是生活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啊。却不知道，自己其实身陷囹圄。     井底之蛙的一个优点是很喜欢替把自己关在井底的那个人辩护。前两天北京一场大雨让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就失去了生命，在政府还没来得及宣布胜利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因为各种各样不利因素，政府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刷微博，刚开始还看到大家在调侃，北京又可以看海了，过了一会，就看到很多人被困在水里，被滞留机场，被无家可归。接着，微博上的气氛变得凝重和紧张起来，我也意识到，可能要出人命了。再接着，我看到望京有人组织私家车去首都机场接人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愿意打开办公室接纳附近暂时回不去家的人。我一直在刷微博，却一直没有看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告，也没有看到任何来自政府有组织的救援，哪怕普通公民都已经开始自发救援了。那天晚上，很多基层公务员在自发地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普通老百姓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样一个连NGO都动不动被定义为非法组织的国度，民众这种自发的行为深刻的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着天然的公民社会的土壤。无论是私家车接人，还是打开办公室接纳陌生人，无论放在哪个发达国家，也都是可以上新闻头条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素质来配得上自己的人民，整整一夜，他们都是旁观者，北京人民在自己救自己。更可悲的是，表现如此优异的北京市民在灾害过后，却第一时间的被政府当成了不稳定因素。如果好人需要被维稳，那么维稳的人是什么人？ 我想，无政府状态下的比利时人民遇到灾难了，大概也就如此表现吧。当然，据说整整一晚，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们都奋战在一线，市委书记还吃了桶泡面。可是真的，整整一晚没有看到政府为受困的民众有组织的救援，甚至没有发出声音，这是泡面所无法弥补的。有人说，不要太苛责政府，下班了，反应慢可以理解。当望京的民众都反应过来了，通过微博开始组织私家车去接人的时候，最具有信息优势、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依然还没反应过来，大量性能优越的公车军车警车卡车大巴车没有去把困在海里的民众送回家，政府掌握的各种设施优越的建筑也都没有向民众开放，提供避难。这些本就该是政府的职责，却不得不由民间零星的去做，这就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了。如果一个政府的反应速度比民众自发的还慢，民众又何必浪费钱去养一个政府呢？ 好吧，可能是我太苛刻了。但至少，你应该道个歉吧。无论是排水系统的建设还是预警报告都是你的工作，死人了、让老百姓不方便了，都有你的过失在里面，你如何不该道个歉？客人打电话到宾馆订房间，如果客满了，前台小姐还要说句“对不起”呢。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以及崇尚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他们的老百姓感觉不爽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就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仅要道歉，有的还要鞠躬，还要谢罪。无论这些政府对外多么的张扬跋扈，霸权主义，他们都不觉得对自己的百姓谦卑一点有什么丢人的。反倒是某些政府，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屌丝loser一样，在外面受尽了别人的气还只能陪着笑脸，就会回家欺负老婆孩子发泄装大爷，还永不认错。我突然发现，极品屌丝是不是都是永不道歉的？比如方舟子。 每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并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地替他打抱不平。 2010年末，我去伦敦拜访一位教授，第一天晚上在酒店里看BBC新闻，一上来是一条苏格兰冰灾的消息：因冰灾而堵在高速路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尽头，很多人堵了十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燃油耗尽，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离去。整条新闻配以忧伤的音乐和低沉的画外音，把民众的可怜煽情到极致。然后画面转回演播室，主持人当面采访苏格兰交通部长。主持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劈头质问：“入冬前你曾公开说，今年苏格兰政府准备充分，绝不会因冰雪天气影响交通，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全世界的官员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部长的回答和他的中国同学如出一辙：这场灾害百年一遇，我们估计不足，但是已经尽力补救了云云。等我第二天回到酒店再看新闻，头条就是“苏格兰交通部长辞职”。 这就是体制问题。蔡英文有句话说的很在理：民主就是做的不好就要换个人来做。有人会问，换个人就一定能做好么？当然不一定。但任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都不一定是能力最强的，但所谓民主制度的弊端并不能靠专制来解决。这两种制度并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并列关系，而是进化图谱上的高级与低等的关系。民主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至少会在态度上全力以赴，做的好了，他不会自夸，做的不好，他会辞职，会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现在，人人都在宣布自己胜利了，死去的人命似乎只能记在雷公电母帐下。那些认为中国不该民主化的同学们请扪心自问下：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无论做的再烂都不会被开除，做的好了不涨工资，做得差了也不扣工资，而你的工资水平又极高，高到足以让你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还会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么？如果你自问觉悟不够高，做不了活雷锋，那么你就只适合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因为，必须把官员的饭碗交到你手上，让你监督他，鞭笞他，苛刻的对待他，他才能认真负责的为你服务。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因为也许你一个心软，他就可能偷走了你的钱。至少，不要在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愧疚还在宣布胜利的时候，就开始要理解他，原谅他，更不要因为一包泡面就感动得忘了是你给他买的那碗泡面了。理解和原谅是有前提的。没有道歉，就无所谓理解，没有忏悔，就无所谓原谅，没有认罪，就无所谓赦免。 你和政府的关系就像屌丝与高富帅的关系：他永远比你有钱，他永远比你力气大。当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时候，他永远有条件可以轻而易举的抢走你的妹子，只要他想。当你在广渠门下的海里挣扎时，他永远可以在新华门后的海里和你的妹子鸳鸯戏水。当高富帅抢走你妹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屌丝，默默地去搬砖已经够怂了，就不要总是心急火燎地替高富帅担心，人家胯下的木耳够不够粉嫩了。尤其不要再大爱无疆的来一句：“高富帅辛苦了，高富帅也不容易，要理解人家啊！”     （采编：何凌昊；责编：何凌昊）     您可能也喜欢： ＜开阳＞古代产生长久专制政府的逻辑 地方政府管治水平低下已威胁中国社会稳定 地方债券——政府的救命稻草？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书笔记 北京法源寺 无觅

感谢 FLYii.com 的投递 新闻来源:深圳商报 昨日傍晚6时，余秋雨的助理金克林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的独家采访，确认该微博为余秋雨本人所授权开通，而具体的内容维护则由余秋雨新书出版方岳麓书社的一位姓蔡的代表负责。一位新浪的工作人员也向深圳商报记者透露，余秋雨近期在北京宣传其新书，新浪方面与他有过接触，目前该微博的开通主要为其新书的宣传推广服务。 “余秋雨开微博了！”昨日下午，这个消息在新浪微博上一传开，就成为许多网友关心的焦点。尽管微博在开通后的两个小时多里仅发了7条内容，但这个署名“余秋雨”的“加V认证”微博却迅速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 昨日傍晚6时，余秋雨的助理金克林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的独家采访，确认该微博为余秋雨本人所授权开通，而具体的内容维护则由余秋雨新书出版方岳麓书社的一位姓蔡的代表负责。 一位新浪的工作人员也向深圳商报记者透露，余秋雨近期在北京宣传其新书，新浪方面与他有过接触，目前该微博的开通主要为其新书的宣传推广服务。 面对余秋雨微博的突然出现，许多网友议论纷纷。其中，有人对余秋雨“曾经关闭所有博客，现在却又破例重新开微博”提出了质疑，也有人对该微博中发布的零散内容进行调侃。 昨日下午2时36分，余秋雨微博发出第一条内容：“新浪微博的网友大家好！”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直到下午4时40分，该微博发出第二条内容时，才吸引了“汹涌而来”的网友。紧接着，该微博连续发出一段文字：“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从文风来看不难辨认，就是“秋雨体”的散文笔调。 之后，该微博又出现了两段主题上相似的文字，并发布消息称：“新书《中华文化的47堂课》即将在岳麓书社出版，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接着又透露：“5月将参加哈尔滨全国书市，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们的文化记忆。”之后便暂时中断了内容发布。 这时，已经有两千多位网友“关注”了这个微博，成为它的“粉丝”，而且“粉丝”的数量以每分钟上百人的速度在增加。开始有网友质疑：“余秋雨不是说他不碰电脑吗？怎么会发起微博来？究竟是不是他本人在上面说话？”而余秋雨微博唯一“关注”的“新浪文化读书”频道官方微博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猜想：“难道是新浪的人代笔的？” 对此，深圳商报记者采访了新浪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该微博确实为余秋雨的“认证微博”，由余秋雨本人授权其助理金克林和新书出版方岳麓书社的编辑具体维护。 金克林向记者证实了新浪方面的说法。他介绍，余秋雨虽然授权开通了微博，但“还不太清楚微博究竟是什么东西”。而蔡女士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她只是把余秋雨新书的几段介绍文字发到微博上。 对于网友提出余秋雨关闭博客后为何又重新开通微博，金克林表示，该微博也是应许多读者和网友的要求所开。至于余秋雨是否有看到该微博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内容，他还需在征询余秋雨本人的真实意见之后才可做出回应。 在众多网友评论中，不乏调侃，甚至围攻。 网络作家赖宝说： “我最崇拜的余秋雨老师开微博了！我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时间就拉黑了他。” 知名微博“作业本”说：“余秋雨都来了，赵忠祥还会远么？深情呼唤赵老师大驾光临，跟余老师互粉对决新浪微博，真心希望余赵贤伉俪情深义重冰释前嫌，于此深情相拥，此时此刻，我们知道，余老师那满含热泪的双眼，正在等待赵老师那充满慈祥的双眼来一起执手相看泪眼，啊，让我们泪流满面，深情呼唤，共同祝愿：余赵破镜重圆！”网友“张世良009”说：“文坛至尊，大师秋雨。兆山不出，谁与争锋？” 网友“温云超”玩起了游戏： “开盘喽，大家押一下余秋雨多久会被气跑：A。今天；B。三天内；C。一个星期内；D。赖上这里了。” 新媒体短片制作人“叫兽tv”则对余秋雨“封笔”后又出书产生质疑： “我没记错的话，余秋雨不是说他不再出书了吗，难道我记错了？” 0 顶一下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转贴于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