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无论是同情或者愤怒，因为发自肺腑，所以都应该是奢侈品，不应轻易地施予。这并不是要求网友凡事必查证，只是提个醒，在这个微博、扣扣的低成本传谣时代里，保持住起码的耐心。毕竟，你不能用谎言去打败谎言。   你不能用谎言去打败谎言   文/ 半辈子   想说几句是因为关于“35”这个被喻为中国灾难事故死亡“特定”人数的神奇数字：   “一个神奇的数字。动车相撞35人死亡，河南平顶山矿难35人死亡；重庆暴雨造成35人死亡；云南遭大雨袭击全省35人死亡。知道为什么死亡人数控制在36人以内吗？超过36人，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要撤职，所以一开始发生，就注定了死亡人数不会超过36。”   我看到时，推荐人数近千了，但是细一看，就有点吃惊，只需随手一搜，就会发现发生于2009年9月的平顶山矿难，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42人 ；只需随便一想，就能想到鄂湘暴雨即便是问责也不至于两省合并，何况据南都报道， 2011年6月湖北湖南因暴雨灾害死亡人数分别是22人+19人共计41人 。 这么一份传谣帖，我不想再酌条查证了，只看了下当年做过的2008年山西襄汾矿难， 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6人 。     作为一名不靠谱阴毛论者，我并不完全相信官方的数据，这是因为安全事故存在着大量瞒报漏报的事实，我赞成并且赞美耗时费力的质疑者们。但是在这个人人随便成为帮凶却不自知的低成本传谣时代，我更不相信 网友们 动辄艹人妈的指控。   前两年吴思提一个观点，说中国当下应该是个官家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早不是了，领导阶层工人阶级都集体下岗了，作为基础的农民阶层是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呢，也是算不上的，按照“谁说了算,谁就是主义”的旧思路来分析，在当下中国，说了算的是官家和资本，这两者多数情况下是互相配合的，利益有冲突时，则往往是官家说了算，穷人怕富人，富人怕官家，大概是这么个道理。   从阶级斗争的旧理论来看，当下中国最大的矛盾是不断扩张的官商利益和工农及知识分子权益诉求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丢垃圾堆踩两脚的破理论，但用这种既熟悉又简单粗暴的理论分析当下出现的种种乱象，又似是而非像那么回事。   当年杭州七十码事件才出，我的一个朋友发表了一番看法，大意是从媒体的角度，这起肇事案并没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这样的交通肇事案每天都在发生，所谓的富二代，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八十年代以来殷实人家的二代，绝对数量很大，也没有明晰的共同性，以仇富为市场的噱头式操作，不靠谱。     后来这事情成了举国关注的一件大事，肇事者在事故后流露出的“满不在乎”激怒了民众，在争议声中，终以交通肇事罪入狱，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今年，那位“我爸是李刚”的肇事者，又将这一切以相似的过程重演。单以李公子的事情看，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道路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在悲剧之外，民众对官二代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对被害者的同情，在一片谩骂声中，对象往往是李刚之子，被害者反而颇有些道具意味，无论是央视直接无视的奇怪操作，或者是网上流传的一位“漂亮的被害者”假照片。   这种超于事情本身的愤怒和同情，背后当然不是，不只是一起交通肇事罪，而是这起交通肇事罪用一种生动但惨烈的形式演绎了官家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普遍矛盾，官二代的性别、座驾、以及肇事后嚣张的态度，都使得他的身份不断地被强化，普通人的愤怒并不指向一个交通肇事罪的疑犯，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强势的权力和资本那一方，“我爸是李刚”则为媒体提供最为简单有力的传播要点，以至于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激起权益常常受到伤害的普通人的愤怒，当然了，在网络的低成本表达的习惯下，这种情绪普遍来看，真挚，但廉价，以至于“我爸是李刚”造句横扫，一个血淋淋的惨剧，居然成了网络上的娱乐活动。   微博上广泛传播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爸爸是李刚”，这么个惨案，演变成为一个闹剧。嘲讽一下、骂两句娘并未化解什么戾气，反而是任何一个悲剧都在被娱乐化。我越来越难以理解一些行为，即便是灾难，QQ群里也有“哀悼同胞”转载5个群再看看你的头像的游戏，愤怒和同情被肆意倾倒，一个事件，人人都在积极表态，让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并且乐此不疲。   怎么说呢，无论是同情或者愤怒，因为发自肺腑，所以都应该是奢侈品，不应轻易地施予。这并不是要求网友凡事必查证，只是提个醒，在这个微博、扣扣的低成本传谣时代里，保持住起码的耐心。毕竟，你不能用谎言去打败谎言。   而对于那位想要凑足一份35人死亡名单的造谣者，我向你推荐一个网站，能让你在十分钟内轻松制作出任意数字的死亡者，并且一定是官方认可的：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采编：宋晓慧； 责编：黄理罡）  

记者在温州深入采访追尾列车幸存乘客、事故目击者、永嘉站站务人员和专家，试图还原事发真相。种种迹象表明，此次事故很可能是一起因调度人员下令不当的责任事故。     记者_陈承 实习生_李秋萍、吴思凡、姜梦 25岁的山东菏泽人王海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她拿出手机拍摄D3115次列车车厢内情景后不到五分钟，她所乘坐的列车就被D301次追尾了。 死里逃生后，她坐在病床上用手机播放记录到的情景：明亮的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乘客，这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很可能是追尾事故前，唯一的一段车厢影像记录。 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坐在D3115次列车第15节车厢的倒数第三排右侧，20点30分，事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她觉得自己碰上了地震一样，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感觉像掉到了车下面。 与此同时，位于D301次列车第二节车厢内的部队文职军官孙淑琴，正躺在由卧铺改造的硬座包厢上铺看书，突然她感到车厢发生剧烈翻滚，她的身体随之猛烈摇晃，幸好她紧紧抓住了上铺的栏杆，没有被甩出上铺。 在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的车头两节，在追尾瞬间被拱离了铁道，高高昂起头部，随后往下急坠，从20多米的高空，跌落翻滚到铁道高架下的泥地上。 而D3115次列车的尾部两节，则被D301次车头压扁，王海茹死里逃生后回忆，D3115次最后一节车厢已经被压缩得不到原始体积的三分之一，倒数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车顶，被压塌得紧紧贴在了列车内的车座上沿。 幸运的是，王海茹和她丈夫座位右侧的列车窗户被巨大的冲击力震碎，使得这对夫妻在事发后几分钟内，就从破裂的窗户爬出；孙淑琴则凭借着自救知识，在跌落的车厢内苦苦挨过了几十分钟，最终被救出。   司机惊魂 追尾事故发生后约一个小时，曹卫东和王海茹，经乘务员提示，看到了D3115次列车司机。彼时，他正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 王海茹回忆，司机当时瘫坐在D3115次车尾附近的铁路路基边，她质问：”我们后面这么严重撞车，你不知道吗？”答：”我不知道出事了。” 这段对话得到D3115次列车另一名乘客、温州瑞安市文联秘书鲍永远的证实。当时，鲍永远曾给司机递了一根烟，7月25日在接受央视电话采访时，鲍永远称司机曾对他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人家（D301次列车）追尾，不是我的事情。” 王海茹则表示，当时确实有乘客给了司机一根烟。看到司机软瘫在一边，王海茹心生同情，没有继续追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这么一句话：” 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他非要让我停。”面对记者追问，王海茹坚称记忆不会有误，”司机就在我旁边，我能 听错吗？” 司机口中”能过去”是什么意思？下令停车的”他”又是谁？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线索之一。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与铁道工程系教授孙章对此分析称，”如果事发前雷电确实没有对列车动力供电造成影响，那么D3115次列车就有动力能继续行驶，司机所称的’能过去’可以作此解释。” 司机指称的那个”他”，孙章则分析认为，”他”很可能就是调度，”别人没有权力让司机停车，只有调度命令可以。”   调度之误？ 追尾事故发生前，两辆列车停靠的最后一个车站是温州境内的永嘉站。该站一位不愿具名的站务人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D3115次列车在双岙村段内停车，”肯定是因为有调度命令。” 若是调度命令让D3115次停车，则表示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站及邻近站，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非常站控”-此时，列车脱离系统控制，进入传统的车站人工控制模式。这标志着指挥列车行进的指令，从电脑自动生成转为人工下达命令。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D3115次列车于当日20点15分左右，晚点20多分钟从永嘉站开出，列车启动后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因为一旦列车以非常站控模式行进，车站可向列车司机通知，须以目视行驶列车，此时，列车的车速应保持20公里/时左右的速度行驶。 坐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妇正后方的D3115次列车乘客吕德民，向记者证实，从永嘉站开出后，列车经历了从启动、缓慢行车、加速行车，最后到减速行车 的过程，”车子从永嘉站启动时就很慢，我感觉很奇怪，慢速开了两三分钟以后就加速快起来了，接着以比较快的速度又开两三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了，减速过程 持续一分多钟左右，此时车速已经十分缓慢，等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 据铁路业内人士称，如果永嘉站和温州南站确实已经施行非常站控，则两站间就会形成完整的一个闭塞区间。所谓闭塞区间，指的是铁路上一个个逻辑上分割的区块，同一个闭塞区间内只允许同时存在一辆列车，以此保证列车不会发生追尾事故。 而在施行非常站控的前提下，D3115次列车行驶在永嘉站和温州南站间，D301次列车是不会被允许从永嘉站开出的，因为这违反了同一闭塞区间不得同时存在两辆及以上数量列车的原则。 为何D301次列车在永嘉站会得到指令启动？业内人士分析，启动指令仅有可能来自列车调度员，如此，造成同一闭塞区间内出现两辆列车，很有可能是调度员的错误指挥。 在追尾事故发生后，被紧急调任至上海铁路局长位置的安路生，出席了7月25日召开的全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讲话。7月26日晚，疑似讲话全文出现在国内某专业铁路论坛上，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论坛里出现的内容，极有可能就是安路生的讲话原文。 这段讲话称，”由调度集中区段转为非常站控时，必须经调度所值班主任准许、确认车站盯控人员到岗后，方可转换”，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该讲话强调 了转换非常站控的流程，暗示7·23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等车站转入非常站控，出现了严重违反流程的情况。此外文章还强调，”行车部门不要盲目指挥行 车”，这也暗示追尾事故前，存在调度盲目指挥行车的可能。 而据一位乘坐在D301次列车第三节车厢56座的山东籍乘客称，列车从永嘉站开出后，他从车厢电子显示屏上看到，列车行驶速度为170公里/时左右，并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直到追尾前，都没有中途停车。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列车制动专家夏寅荪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按照铁道部技术管理规程，时速为160公里的列车，规定的制动距离不得长于1400米，此时，列车最长需要62秒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制动。 夏同时称，即使司机采取紧急制动，也不能刹车刹得太猛。因为一旦减速超出标准，乘客会有被惯性甩出座位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伤亡。 据媒体称，D301次列车在撞上D3115次列车时的瞬间速度超过100公里/时，这表明D301次列车司机未按规定制动距离对列车施行紧急制动， 因此很有可能直到列车司机目视前方出现了异常情况，才拉下了紧急制动，导致列车还未成功停车前，就用完了仅剩的一小段制动距离，最终与前车发生追尾。 双岙村鼎立峰鞋厂，正位于事发高架路段直线距离不到200米的地方，厂区办公兼生产楼共有四层，在附近是第一高度。该厂员工阮长宵在事发前正在四楼天台检查楼顶是否漏水，就在此时他目睹了两列动车追尾的全过程。 阮长宵称，在追尾发生前几秒钟，D301次列车车头灯光曾闪烁了几次，而他也向记者证实，事发时前车D3115次并未停车，而是在缓慢行驶。 一个异常的细节是，按照D301次和D3115次列车的正常时刻表，D301次在永嘉站并不停靠，而是会直接通过。据D301次多位旅客回忆，列车非正常停靠在永嘉站内，车厢曾一度广播通知，因为雷电大雨原因，列车需在永嘉站内停靠。 此时，D301次和D3115次列车同时停靠在永嘉站内。D3115次乘客吕德民回忆，D301次在站内时停靠在D3115次列车右侧的轨道上，8点15分左右，D3115次列车先行启动，D301次仍在站内停留。 但根据列车正常的时刻表显示，D301次正点抵达温州南站的时间为19点42分，D3115次列车正点到达时间则是19点57分。在永嘉站内，为何D3115次列车率先开出，从而将D301次甩在车后，目前这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雷击谜团 更大的疑问是，在当时据当地人描述为”好几年都没见过”的猛烈暴雨和雷电强对流天气下，事发路段的接触网、信号线路是否真的发生了因雷击造成的故障，目前仍未有明朗答案。 孙章教授说，中国三万余公里的电气化铁道线路，此前从未有过类似被雷击后导致的严重事故，因此他形容，动车线路被雷击导致信号完全丧失，并产生伤亡事故是”小概率事件”，目前也无法证明此次追尾事故就属于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甬温铁路上实施了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向列车传输运行许可信息和线路数据，是监控列车安全运行的中枢神经。 CTCS-2系统包括列车自动防护子系统(ATP)、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列车自动运行系统(ATO)三个部分。在此次事故中，ATP子系统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角度。 ATP子系统可以同时配备在列车和车站。在列车上配备的ATP子系统，如果正常工作，可以识别列车前方以及运行环境信号，据此判断是否需要自动减速或制动，以强迫列车停驶。 配备在车站内的ATP，也可识别相关信号，向车站内调度员及时显示，并自动作出判断。 因此，即使D301次列车上的车载ATP子系统因为雷击无法工作，车站方面仍可通过GSM-R系统向司机下达紧急制动命令，避免出现追尾悲剧。 GSM-R系统是普通用户使用的GSM移动通信系统的铁路特制版。通俗地说，在列车与列车之间，列车与车站等之间的语音对话，都由一个特殊的”手机”实现的，这个”手机”的样子区别于普通用户使用的手机，但两者都可实现”打电话”的功能。 然而，纵然甬温线上采用了上述几种技术手段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但在7月23日这个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夜，它们仍然无法阻挡D301次列车剧烈地向D3115次列车撞去。 7月24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业内人士认为，之所以对以上两人予以免职，是因为发生追尾事故的路段为上海铁路局管内，局长和党委书记毫无疑问是责任人。 值得注意的是，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同时宣布被免职。铁路电务的职责中，包含对雷电灾害的防护，何胜利被免职，究竟是因为雷电确实导致信号系统故障，还是迫于舆论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可供参考的细节是，安路生在7月25日的长篇讲话中，对于雷电防护的着墨甚少，在”抓好季节性安全”一段内，”抓好防雷防风工作”被安排在 此段最后的第四点，内容为”针对管内雷雨较多情况，电务部门要全面做好防雷工作”。在该段内的第一点，安路生强调的是”要抓好防洪工作”。 另一个细节是，安在讲话中强调称，”要尽快攻克道岔和ATP系统故障，组织技术攻关，抓紧软件升级”。 而盛光祖自今年2月12日正式上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后短短五天时间内，就两度强调了运输安全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在上任当天晚10点召开的铁道部全路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亮相的盛光祖便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续稳定，全路要把确保运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三天后，盛光祖再次强调”全路要把确保安全持续稳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他是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视察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的，而调度指挥中心，被认为是”指挥全路安全生产司令部”。 7月24日，国务院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集中了各方面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统一负责事故分析及善后工作，铁道部也派出一名副部长参加。   原文链接 © 愚者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 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经济上执行了 新民主主义 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选自：财新网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炉，关注很多，争议不少。我们于是“议书”，就书中之热点—— 新民主主义 的主张，请张木生再谈思考；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执行总编吴思在新书座谈会上对其说提出不同意见（ 吴思反驳的文章：回归新民主义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此刊登吴思对发言的补充整理稿，与读者共享。 ——编者 拙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其中关于 新民主主义 和对普世价值的分析感兴趣，我就再谈谈这部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 毛泽东 、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 毛泽东 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 同志曾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