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上)

    相关链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下);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编者按】在京举办的“2012年迎新春茶话会”上,多家媒体   对与会的各界代表就目前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而最近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文爆红网络的龙泽天同志也在其中。他对房地产政策、股市、税收、台湾问题等都非常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一名老共产党员来自实践的远见卓识和对人民感情的真挚热忱。报据龙泽天本人意见,该问答将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革命才能挽救共产党》、《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三部分发表。(对文中所牵涉的敏感人物、 事件、时间等进行了空格处理)   1、向人民说句心里话   问:您说采访前,一定要向人民说句心里话?   答:是的,有部电视剧叫《亮剑》,我也必须先“亮剑”,亮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原则来。那就是:尽管现在中国问题很多,甚至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许多群众对党和政府也非常不满,但我仍想向人民说句心里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   为什么一定要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有些所谓的“精英”正在利用中国目前的危机耍阴谋、搞颠覆。这些人以“体制”为理由反社会主义,用“民主”为口号反共产党。可悲的是,这些人现在就藏在党内、政府里,有些甚至就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所以很有欺骗性。   打倒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真好吗?   其实,不用长篇大论地驳斥,事实胜于雄辩。   从历史看,二十年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先后转向资本主义,现在的结局是:分裂、动乱、落后……以苏联为例,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世界排行第二的超级大国现在已衰败成一个二流国家。近期在俄罗斯做过一次民调:80%以上的人对那时推翻共产党、解散苏联后悔不已。但当初,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极大的热情支持本国政治变革的。因为,对人民而言,什么党、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杜绝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支持谁。   那时,有人告诉他们:共产党的独裁是造成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根源。   于是,他们愤然而起,打倒了共产党、枪毙了总统、实行了多党制。结果呢?甭管什么党、什么派当权,官僚照样腐败,社会照样不公。   又有人告诉他们: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只有搞市场经济才有出路。他们也认同了。结果呢?经济发展越来越差、国家实力越来越脆弱。   还有人告诉他们:要想富,只有全面实施私有制。结果呢?少数人倒是暴富、大富、特富了,而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却陷入了贫困和自我挣扎之中。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这些国家在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基础都比中国强,尤其是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领土,数一数二的石油、天然气、森林资源,人均可耕地面积、淡水资源也是世界之最,再加上相当发达的科学、军事、社会保障系统,还有当初令我们羡慕不已的“天堂”般的–人人免费的住房、水电、医疗、教育等条件–这才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之路几年啊,就败得么惨!中国岂能走得通?   再从现实看:风光、霸道了多少年的西方大国们,今天不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社会危机的旋涡中吗?随着希腊政府宣告破产、西班牙政府也危了、意大利政府也险了。而人民的示威、抗议、罢工此起彼伏,连美国也被“占领华盛顿”了。这些占有全世界最多金钱、最大资源、最高科技、最强军事的资本主义大佬们的日子都如此难过,中国呢?拉家带口近14亿人–   人家一个人喝的水,我们得四个人分着喝!   人家一个人的耕地,我们却要养活十五个人!   因此,我们决不能上那些“精英”的当!   因为:历史、现实都决定了,   中国只能走一条路: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只能有一个选择:社会主义!   2、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   问:现在,只要是稍许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人,都能看出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对此,直言批评的不少,骂娘的也很多,却都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解决力度,但收效甚微,有的甚至还越抓越坏、越搞越糟。这也是许多人对党有意见,不愿再相信社会主义的原故。   答:我们没做好,并不是社会主义不好。   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政府抓医改,大家病看不起了;抓住房,房又买不起了;抓教育,从大学上不起,到中学上不起,现在抓得连幼儿园都上不起了。至于,抓贪腐,越抓贪的越大;抓矿难,越抓死伤越多;就像前不久发生的校车事故似的,只要政府一抓,西北、东南,问题出来一大堆。   问:怪就怪在这儿,究竟为什么呢?   答:腐败!中国现在就像个旧帐子,越抓越破,越抓窟窿越大。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当今的党和政府官员中,有一批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腐败、最自私、最无能、最恬不知耻的官僚!   问:绝大多数的官员应该还是好的。   答:这是句废话,绝大多数是坏的,中国早成贼窝子了。   现在国家问题成堆,有的已积重难返,如果党和政府还不能虚心接受批评,诚心改过自新,必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其实,办法总比困难多。毛主席讲:世上无难事,只要主义真。主义错了,事情当然办不好了。叶剑英元帅也讲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能深入地调查研究,又怎能解决问题呢?有文凭,不等于有水平,官当的大,不见得能力大。如今的官员大多是出家门、进校门、再进衙门的阅历,既无实践经验,又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有一些秘书与团中央出身的,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党的接班人”,一路青云直上,自我得意得很。岂不知老百姓怎么评价他们:团帮,一群王八也–话虽粗,理却真。看看这些年他们出的昏招:大学毕业生连生活经验都没有,却被派到问题最多、最复杂的农村去当“村官”;就几家贫困户生活在偏僻山区,搬迁出来就行了,却要十几辆轿车,一大群官员在电视台、报社记者的簇拥下,提着袋面粉去慰问,当书记的还好意思说:大娘,明年我们还会再来的!还有,中央政治局也算是党政首脑了,遇到问题,不去下基层,找群众了解情况,却找几个学者、教授来讲课!还要像小学生似的,定点定时,电视直播。知否?古云:书生乱政、俗曰:专家误国、人民最实在:拉屎现挖坑,真急死个人哟!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问:难道现在这些热点问题,用“社会主义”就能解决了?   答:某虽不才,愿意一试。   众所周知,记者们思维活跃、看法犀利,有时甚至很刁钻,更因为,我们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80后”,对“社”与“资”的这类古董争论毫无概念,甚而有些反感。现在龙泽天既然“愿意一试”,大家当然要“群起而攻之”了。一时间,住房、税收、股市、台湾回归等问题都冒了出来……龙泽天一一作答,许多“老大难”问题不但有了解决办法,而且确实反映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同。现摘一二,以飨读者。   3、提问是从住房问题开始的   问:住房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花钱买房,价格高低,才是最实在的,与搞什么主义有关吗?   答:有,而且很关键。   这些年,房价上涨翻了又翻,高出成本多少倍,但政府却毫不限制,这就是错。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润至上,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人民至上。你任由房地产业呑噬老百姓大量的血汗钱还不够,还要用按揭诱惑他们去做一辈子负债的“房奴”。请问,你良心何在?   问:搞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嘛。   答:既然是搞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你政府现在又为什么颁布“限购令”,用一纸行政命令,横加干涉市场,这岂不是自啐其面、自搧耳光吗?   问:这也是政府为老百姓考虑,自从颁布了限购令,房价已开始松动,许多   地区的售房价格都大幅度滑落。   答:如果是真为老百姓考虑,应该颁布限价令。而现在搞“限购令”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呑噬老百姓大量的血汗钱的同时,也侵占了大笔的银行、企业、社保等社会资金,致使金融紧张。政府这才着急了,抛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但他们想不到的是,问题出来了:由于对降价不满,退房潮开始了,打砸售房处以及房地产公司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你让老百姓买房时,大谈市场规律,不少人信以为真,认为买房可以保值,因此花血本也值。就算将来贬值了,大家也会认同,有买有卖,自然有赔有赚。可现在用政令一限购,责任就得由政府负了。今天,是老百姓找房地产公司麻烦,明天,房地产公司就会去找政府麻烦,他们会把亏损的屎盘子都扣你头上,找你索赔。错上加错,肯定会导致乱上加乱。如此做,蠢得很。   问:如何补救?   答:首先要立即取消限购令。   问:那房价不又回潮了吗?   答:不会。近十年来,房价打着滚地向上涨,几乎吞噬了中国老百姓两代人的全部积蓄。再加上,政府允许银行大搞房贷,用“按揭”把更多的人套进去做了房奴。现实是,有钱的都买了、有偿还能力的,大多也都借过贷了,还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如此高价的房?所以,房地产崩盘、房价暴跌是必然趋势。   问:看来这张牌,政府真打错了。   答:这比喻好,按社会主义要求,他们是“十三不靠”,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牌,他们又缺“张儿”,成“相公”了。   问:这不惨了?   答:更惨的还在后面!   现在必须告诉人民:中国目前实行的住房政策以及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涉及重大的侵权和违法。如:该法规的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解释曰: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问:这有什么不对?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嘛。   答: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是封建皇帝的?   国家的性质,由其社会主导的所有制决定。过去,我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口头上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为主导,粮、油、布等一切都是计划下的分配制。那时,城镇居民的住房由政府和企业统一筹建、分配。而现在全部商品化了,广大城镇工人、居民的住房全都需要自己掏钱买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近四亿中国城镇公民最起码的土地权与居住权就这样被“国家”糊里糊涂地剥夺了!还不如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每家还有块宅基地、自留地。请问,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在哪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儿?   问:这确实是问题,从未有专家提过。   答:至于所谓的“国务院监管”,更是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一场疯狂的官商勾结的圈钱游戏,只要你有关系从政府拿到地,再拿地去搞抵押贷款,最多做个模型,盖个样板房,就可以开卖了。你没钱买,我给你银行按揭,用老百姓的储蓄供给老百姓买房,还要高额的利息和服务费。于是政府笑了,因为GDP高了;银行笑了,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他的打工仔了;房地产商更笑了,成千上万的钱往兜里装。还有不少过去的国营与集体企业也钻政策的空子,把成千上万的职工用“买断工龄”的法子推给了社会,而企业的设备、用地呢,几个头头搞个合作开发,占股分红,一夜暴富,简直比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来钱还快呢!在从上至下的大小官员天天念经般地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平地抠饼、空手套白狼倒成了社会现实!这已经不单是侵权,更不是什么市场行为,而是赤裸裸的诈骗!是官商勾结下的严重犯罪!   问:……   答:要想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首先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改土地法和房地产开发法,必须明确规定:每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土地、居住的合法权益,否则就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在标榜什么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人民对土地的权力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土地开发使用的表决权,该权力归各级人大,不能由政府替代,即使上至国务院也只能有执行权、落实权,否则就是侵权。提请各级人大适时成立专管的土地住房审定委员会,主管批准征地、用地与市场定价。二是法律必须保证人民的居住权。农村可延用传统的宅基地与自留地政策,而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力也要明确,每位城镇居民有权享受一定数目的合法居住面积。这一面积的相关土地费用,在其购房时可一并免除。我曾与有关部门探讨过,目前可以规定:城镇居民免费享受的面积为:成人16平米、未成年者8平米。三该法实施中,对已购房者也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确保法律的公平性。这样做的另一好处是:对以炒房为目的的投机者也可形成控制。现在就有人拥有几套、几十套甚至上百套商品房,对如此占用大量公共资源的人,当然要课以高税了。   问:这可需要国家一大笔钱啊!   答:钱不是问题,人民的合法权益才最重要!   不过,要想解决钱,方法很多,只举一例:目前有关部门所公布的全国新建住房空置面积有400亿平方米,这是非常严重的浪费与犯罪。解决该问题,德国等早已有成熟的经验:房产商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出售的空置房,政府将强征其改为租赁房。试想一下,我们如依法实施,400亿平米的空置,相当于给中国现在的每个城镇居民都平摊到1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这不但可以确保新政新法的实施,还能极大地缓解住房难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回收大笔资金。仅以每平米10元(月)计,就是月入4000亿,年近五万亿的大钱。另外,我们还应大力推行以租代买的业务,这更符合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情况。每月少交些,时间拉长些,房产业、银行照样能渐次收回投资的。   [结论]中国现行的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法律漏洞。如果不尽快弥补,将会引发全社会性的动荡。而由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也确实存在着侵权行为,这也是官员腐败、贫富差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龙泽天提议:由法律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土地与居住权的合法权益”,既可以弥补中国现行相关法律的空白,也可以在解决广大城镇居民住房难的同时,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保障了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等方面的合法收益,确实做到了公平、公正。   4、税收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问: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还有税收问题, 现在究竟有多少种税,连政府自己都数不清了。再加上各部门的各种收费,民怨极大。有报道说,《福布斯》指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已位居全球第二了!就这样,国税总局局长□□却认为中国宏观税负还不够,说“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样做,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答:你们不是总想亲身经历下资本主义吗?这就是!   尽管现在有些人对毛泽东时代很有看法,但有一条争论不大:都承认那时搞的是社会主义。当时,一般老百姓是无税的,企业上交的是利润。因为那时一切很简单,个体户很少、外企、合资没有,人民工资收入也不高。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施行了“利改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别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泼掉了”。再加上这些年,一味地“向国际接轨”,什么都按资本主义国家的章程办,致使税收越来越多,企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老百姓的怨气越来越大。先甭谈什么主义–所有人都觉得不合理,不情愿,就你政府自己还挺得意,这决不是啥好事。小平同志在世时说过许多次:过去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我们会多、税也多了,搞不好人民会造反的。现在,业内人士透露:税负己占到老百姓收入的一半了!你还在加,还嫌不够,简直比过去的地主老财还黑!简直就是官逼民反!   问:谁敢啊,人家手里有“法”。   答:税法小也,我们有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必须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你现在征收如此高的税,再加上各种衙门的各种名目的收费,还何谈什么“保障”?完全是明火持杖的敲诈勒索!我为此,已联络了一些老共产党员,有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部长,还有老将军、全国劳动模范、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就是要带头为广大人民群众,向政府讨还公道!   问:太好了!是否有具体措施了?   答:首先要求政府取消一切名目的收费。   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去多少年,我们政府从未向人民收过一分钱,群众有困难,我们党员、干部会自己掏腰包帮助,为人民,甚至可以付出生命!而现在全变了!如不限期改正,就不要叫共产党!不要再称人民政府!   问:好,人民会举双手赞成。   答:至于税收,建议取消中国现行的99%的税种,实行《人民免税法》。   问:《人民免税法》,顾名思义就是老百姓今后没税了?这太令人惊奇了!   答:税收是很复杂的问题,各国有各国的收法,其成因也各不相同。细说起来三天三夜也不够。但简言之,世界各国的税收可大致分两大类:商业税与所得税。大多现行的小税种都是从此衍生的。而所有这些税收的理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你赚钱,我收税。但这看似合情合理的“法”,实际上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我挣得多,因为我投入多,勤劳、聪明,好的社会机制,应该鼓励与支持多劳多得的,而你课以我高税,于理不合。另外,我虽然挣的多,但我家人口多,有病人,负担重,你让我交那么高税,太无情无义了吧。还有,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灰色收入,看得见,却摸不着,也成了各国政府的大心病。结果是,只好鞭打快牛,只能让老实人吃亏。   而我们不应学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套,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小平同志在世时,我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曾长期担任分管财政的副总理,他在临去世前还在嘱咐:什么都收税,什么都缴费,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可不能走国民党苛捐杂税的老路子啊!前党的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是老财政,他介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对薪金改革后的财政工作就做过专门指示:……我们政府可以靠财政,但财政不能靠税收,从人民身上揩油的事,共产党是不做的。   可以告慰这些革命前辈的是,尽管我们迷惘过、犹豫过,但现在终于搞清楚了,也有了成熟的思路。首先,我们可以把资源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房产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从税收中划出,因为这些,严格说来不应属税收类,而应由“公共资源费”统一代之。你开企业,用地、用工占用了不同的公共资源,当然要交一定费用了。而印花税、关税、契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可以全部归纳入“社会保障基金”里。   问:这些还好说,个人所得税呢?这可是税收的重头啊!   答:废除。   这正是《人民免税法》的关键。国家对这方面的税收完全可放到物价里面去。主要原则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平价不加税;而奢侈品、进口品将课以高税。譬如,你挣得少,日常生活消费只是些大米白面,连房子都是租住的,我一分钱不收你的。而你有钱,非要买豪车、住别墅,吃鱼翅、鲍鱼,我当然要在物价中多收了。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更公平公正吗?   而《人民免税法》真正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将现行的、资本主义理念下产生的旧税法的“你赚钱,我收税”,改变为“你消费,要交税”,这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西方国家“高消费、高福利”所带来的多种弊病:任意浪费地球有限的资源是不对的,“大锅饭”式的高福利又滋生了多少懒人?我们提倡“适度消费,公正福利”,在减轻普通民众负担的同时,也保障高收入者多劳多得的权益,而政府呢?再也不能以所谓“法”的名义巧取豪夺,任由当官的挥霍了。自人类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统治者一直在用“权”压迫人民,用“税”剥削人民,权,我们要夺,税,也必须废除,这就是社会主义。   [结论]龙泽天力举的《人民免税法》是有实践根据的,除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积累的经验外,近些年,国外也推行了“消费税、奢侈税”等,以此来均贫富。而龙泽天从更高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整体改革税法的方法,无疑是个创举,肯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相关链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下);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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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文化软实力以及改革与革命

年初,官媒提出要建立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那么,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本来指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它包括思想、社会制度、文化等等方面。而文化,官方的解释是包括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民俗习惯、服装、饮食等等。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所谈到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则有一个困难:指的是加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还是加强中国大陆官方的软实力?而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大陆官方没有任何优势,自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以后,社会主义就一落千丈,所以大陆官方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从思想上看,中国现在是单一的指导思想,任何思想领域的研究都是在对官方思想进行解释,而没有创新的思想,也不可能有。任何和官方解释的思想不相容,都会被打压,甚至会坐牢。官方指导思想当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但这些官方解释的思想,很多就本身水火不相容。所以,中国现在绝对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度,唯一的思想,就只有权力和利益的联盟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 “ 中国模式 ” ,可以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东西。尽管说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些国家在谈论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是没有办法重复的。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它用牺牲人权、压低工资、使用奴工、放弃基本社保、破坏环境、圈地、拆迁、污染土地河流空气等等做法,任何一种做法都行不通,更不要说全部采用了,所以民主国家不能采用中国模式。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经济发展还不行的,但对没有发展的国家而言,它们要实行中国模式的话,首先面对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还必须把已经有的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降低到中国的人均以下;可这一点,即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就中国而言,尽管经济总量已经占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却低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中国模式中看不中吃,没有一个国家能学得来,或有兴趣学。 再谈到文化方面的宗教。其实在大部份国家,宗教并不算文化;宗教就是对神的信仰,文化是世俗的,但在文化形式中可以体现出人类对神的敬仰。在中国大陆因为官方统治是无神论,既然不信神,就只能把宗教划到文化里面去。而宗教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唯一的例外是犹太教,犹太教和民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陆官方没有办法来利用宗教,若把宗教做为软实力输出的话,那么就是输出宗教政策,而大陆宗教政策被视为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如果将之也算作大陆官方的软实力的话,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吸引力,除了朝鲜。 关于语言,大陆官方现在确实是把中文教育做为软实力在大力推广,孔子学院就是一例。但这也体现官方的一个困境,因为要推广一套自己的党文化,但又不敢公开这么做,要打一个孔子的幌子而很尴尬。中国大陆官方经常强调,美国的软实力有一部分是来自英文的强势,但其实不是英文强势导致美国软实力强,而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强大导致了英文的强势。比如像在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方面,曾经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德文强势,后来德国驱赶了不少科学家,又被美国收留过去了,再加上美国的发展和德国的战败,后来美国发表论文就变成绝对优势,所以英文在科学界才变成强势的。语言优势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像孔子学院那样花大价钱买来的。 在艺术方面,大陆官方是破坏传统文化艺术的,只热心推广党文化,只会砸钱出去演出,但这种演出是无论如何谈不上吸引力。比如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一个例子,它歌颂的是武装暴乱,这就是文化软实力?!另外一个砸钱的例子,就是 2011 年在纽约林肯中心,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 “ 中国文化周 ” , 10 月 17 日首映《建国大业》,创造了零上座率的奇迹,连主办单位都没有一个人去。在国内,通过单位强制购票凑人数人们可以去“娱乐”,但在美国,若通过任何单位去强制购票,即使是亲共社团都做不到。这种情况下,怎能真正显示出软实力?! 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有没有?有的。然而真正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却是中国大陆官方竭力打压的对象。所以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和大陆官方宣称的要制造的文化软实力完全不是一回事。大陆官方的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对国内民众的不满、群体事件、抗议事件,都要给人家套上一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帽子,尤其是西方反华势力敌对势力,好像沾上西方的边就十恶不赦了,打了也白打。可是中国人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和血缘的概念,更多的是文化的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那样的文化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外族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以后,也就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这个概念上来说,今天统治者的文化,是起源于西方马列主义的党文化,是不具备软实力的。 谈到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渗透,中国大陆媒体在美国,每年以官方媒体记者身份签证的平均是 400 人到 700 人之间;新华社的广告在时代广场连续播放,但大陆宣传在林肯中心和肯尼迪中心那样的地方也没有人看,即便付钱没有人看;中国大陆的党报、政府机关报在美国和西方任意发行,中央电视台 24 小时不间断的通过几十颗卫星,无数的有线电视网络向全世界播出,这已经不是所谓渗透了,是大规模的占领。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官方却害怕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记者来中国会对中国造成渗透。比如美国的政府媒体每年获得中国签证的只有 2 名,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考虑对中国国家的媒体进行对等签证的处理。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实际上大陆官方恐怕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却要害怕到这个程度。大陆官方对外的渗透势力和对外占领势力比西方对中国要强至少 100 倍还不止,而官方却如此没有自信,耐人寻味。其实软实力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好,对别人有吸引力,别人自然就会来学你;否则就是强迫别人来接受,你也占领不了任何 “ 制高点 ” 。 年初,官媒除“软实力”外,还因韩寒博文掀起一场“革命”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改良不可行,但还是有不少人以为改良还有希望。其实,改良、改革和革命,都有种一致性,即要改变。只不过,改良具有妥协性,改革反而比改良更激进更彻底。但拒绝改革,民众最后只能革命—— 血流成河,残垣断壁,摧枯拉朽。 其实,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胡耀邦都在尝试着改革,甚至改的幅度也不小。无奈一党专政的现实,不可能改得好。实现民主、人权,才是人类改革的目的。改革不能实现这些,民众就要以革命的手段恢复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各项权利。 说邓小平、胡耀邦搞改革人们都知道。说毛泽东搞改革,人们可能会打问号。毛泽东不是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就成了改革?但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在这里,他们的改革和革命区别都不大,都不触及根本的原则,也即不触及专制的本质。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没有触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以无论他折腾得有多凶猛,至多也不过是改良而已。 看看文革的现实就知道了:焚书坑儒破四旧,那是五四运动的理想,要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才能够实现西方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这是五四前后那几代知识精英的共同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正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大陆实现一党专政之后,很快就腐败专权,引起人民的反感和反抗。打倒这些腐败分子,让人民直接民主,搞个什么巴黎公社之类的玩意儿,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文革中也作了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前面的 17 年,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不彻底,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不理想的原因在此,而不是相反。所以文革时期的最大动作,是彻底实行了计划经济,连农民的自留地都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结果是经济陷入了困境,人民的生活逐年下降。毛泽东的革命,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改变了一党专政,而且恰恰加强了个人独裁,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无论折腾得动作有多大,那也是一场改良,不是革命。而且,这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并不是仅仅为了夺权才发动文化革命,夺权只是他的目标之一,而且很容易就完成了。后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的努力,是为了改革不合理的现实,实现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林彪的反叛,促使他在内心承认了失败,给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留下了继续改良的机会。华国锋比较愚钝(老实?),而且愚钝到以为老百姓山呼万岁是真心的。由此,改革的机会自然地留给了邓小平。当时大部分的老百姓并不支持革命的呼吁,也没有意识到病根在于一党专政,于是邓小平获得了几乎是上下一致的支持。他的动作不比毛泽东小,改掉了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所有共产制度,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根本计划经济制度。但他不说这是革命,而谦虚地说这是改革。也确实,从理论上讲他只改掉了共产制度的一半,保留了更加根本的一党专政,因此也只能说是改良,不能说是革命。但这种改革,名义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留下了权贵专政,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不彻底的改革, 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掉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大部分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很难改掉引起爆发革命的所有弊病。 最近中国网上流传一篇言论集,名为“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些人的言论片段,将人权、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理念,昭然于字里行间。中选网作者吴敏指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 “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茅于轼还说:“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 ”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 ”“搞经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 ”“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 “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绝不应该为 ( 斯大林 ) 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 • 杰斐逊: “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 ! 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 ”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 • 路德 • 金: “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连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中国央视主持人白岩松 : “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 ? 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和压制不政见等手段来巩固自己权利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前苏联著名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 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哲学家、小说家兰德: “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亚当 • 米奇尼克: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中国“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 “太平天国啊。多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天底下最龌龊的事情!要当心爱国贼,他们不分是非,搞不懂爱国和爱朝廷的区别!把祸国当爱国!比卖国贼还可怕!” 俄国 18 世纪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克雷洛夫: “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他还说:“猫爪子下面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 缅甸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 “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 ! 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 ” 中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承鹏: “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代表您。” 泰国总理英拉: “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 ” 思想家中国大陆官方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 ” 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 “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中国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中国思想家,教育家信力建: 中国时下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所谓关“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矛盾空前集中,也空前复杂,处理这些矛盾也应当特别小心,将其爆发控制在最小可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以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毕竟,中国已经是一个在这方面付出过惨痛代价,是再也“输不起”了的古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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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佚名:谁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雄?

佚名:谁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雄? 进入专题 : 十一届三中全会    ● 佚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这次会议原来的重点并不是讨论改革开放。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要求算老账、向后看的会议。会议进程显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社会效果与解放思想的威力。邓小平后来是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最大的赢家。          全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不是平反,更不是改革开放。          谁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是邓小平。他提出的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他提议讨论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不是后来的理论务虚会议),是于光远、邓力群起草的,内容是讲经济的。其中讲了「要经济规律,不要长官意志」,与他以前的讲话比较是好的。邓小平为三中全会选择的议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用「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文革口号。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大会」的三中全会,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 发明。          邓小平、华国锋不要回头算文革的帐,陈云、胡耀邦冲破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 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帐,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于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波、泰国、 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五天会议,非同寻常。十日开会当天陈云的发言,十一日谭震林和十三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邓小平、华国锋为会议设置的框框,提出了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原定议程被冲乱,会议就失控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一、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覆查报 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六百零三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关于历史问题、自首问题的讲话和中组部覆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          陈云十一月十日在东北组发言中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陈云发言中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          陈云的发言是迂回战术,没有直接说文革错、毛泽东错,可是敲了边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只是中央委员,处境、思考问题与邓小平有所不同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开大会,分为八个小组开会,地方上按六个大区分组,还有一个中直机关小组,一个军队小组。有几个人做了好事,把陈云的发言编了《简 报》,印发各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因为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陈云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党中央副主席,余威犹在,陈云点了火、开了炮以后,各个组七嘴八舌都跟上来了,整个中央工作会议就活跃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定议题之外,会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关心的是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冤案的平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台下的陈云,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勇敢地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 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 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七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用于光远代替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从陈云手中夺取主动权          邓小平十一月十四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          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          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视角。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用的这个发言稿子显然大大落后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发展形势,比起陈云发言更是落后得太多,了无新意了。因此,邓小平否定了、拒绝了胡乔木起草的这个稿子,他说:「看来乔木是不行了。」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重新重用胡乔木,此后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中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更聪明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分子」代替「四人帮」的专用词组「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这样,具有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思想基础的邓小平又看上胡乔木了。这是后话。          十二月二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五、 七、九、十一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是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邓小平思想变化与进步,而不是邓小平设计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实际进程。因此,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高级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陈云和邓小平谁是三中全会的英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这是三中全会上陈云由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副主席的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邓小平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是很好的、很有用的,同时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份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的;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总之,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同时,又出来了另一个神话:「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我在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就讲过,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领导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了英雄,又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吴敏荐稿)         进入专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8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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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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