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性别国手——访问袁维昌医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性别 , 变性 , 婚姻 , 婚姻条例 , 社会运动 文:小曹 十月五日早上,从新闻知道变性人婚权的司法复核案将于当天宣判,我与友人屏息静气,回来浏览即时新闻。十时许,收音机传来坏消息 —— 「司法复核败诉」。我在○七年曾经兴讼,就广管局对香港电台《铿锵集》发出强烈劝喻抱不平。因身系官司而忐忑不安,我甚有同感,对于诉讼胜败的执着,更有切肤感受。如今,争取变性人婚权的第一仗虽败阵而还,但它却驱使舆论放下猎奇心态,正面认识跨性别,总算为这个绝不平坦的平权运动添加动力。传媒近日追访多名变性人,翻开一个又一个绽放顽强生命力的故事。纵然各人命途有异,但都在生命的某一个关键时刻碰上同一个他——袁维昌医生。 接受外科训练的袁医生一九八七年在英国学成归来,首数年服务于玛丽医院,九二年转到律敦治医院,并一直悬壶至今。他忆述求学时从没想过会替人施变性手术,亦未有机会亲身观看这类手术过程。「当年念外科,不像今天那样拆分仔细,变成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外科专科;我基本上什么都要读,掌握了技巧,无论用于头还是脚也是一样贯通的。」八七年,刚好学成回港,袁的上司泌尿科专科医生黄国基便指派他负责一宗由女变男(female-to-male,或简称 FTM)的变性手术,万料不到的是,这次手术使袁医生与跨性别群体结下不解之缘,亦令他走上一条「不寻常」的医生生涯。 「以往行医时往往将自己跟病人的关系想得比较单纯,作为外科医生,我只会专注手术和病人的身体,但这宗官司令我思考其他事,例如什么是婚姻。」 过去十年,经他的巧手转换性别的人有廿九位(男变女占廿二位),但变性手术复杂,不能于同一次手术内完成,所以累积下来便有七十多宗大大小小、涉及不同身体部位的手术。虽然早年有些私家医院也有变性手术,但近年已经逐渐式微,而在公立医院进行的,都由他「一手包办」。也许熟能生巧,要说最深刻难忘的一宗,恐怕必然是在全无实战经验下上阵的第一宗变性手术。「那时只知原理,但无实战经验,幸而得到很多同事的热心帮忙,才能成功。但做手术时仍有股怪怪的感觉,锋利的手术刀下不是因为病变需要切除的身体组织,而是那些仍然运作健康正常的器官。」然而,那名病人康复后寄来的一张心意卡,却释除了袁医生的困惑,卡上写着的「your surgery makes my heart sing」成为他往后从事变性手术、精益求精的推动力。这种「亦医亦友」的情份得来不易,离开手术台,变性人待康复后便展开人生新的一页,而袁医生亦慢慢了解这个跨性别社群,只是,关系并没有从最后一口缝针宣告结束,手术室红灯熄灭只是预示新关系的开始。「她∕他们很信赖我们,康复后,即使伤风感冒,也会回来,有时也会闲话家常。手术过后,她∕他们就跟平常男女并无太大分别,跟你我一样,也要面对寻常生活。」 转介到袁维昌医生主管的外科部门,对寻求变性的跨性别人士来说,算是整个程序的最后一步。跨性别(transgender)是一个总称,包含易服(cross- dressing)、扮装(transvestite)及变性(transsexual)。现时精神医学将不满自己原生性别的心理界定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到目前为止,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案便是透过手术,将身体改造成患者自我认同的性别。「这个病症很特别,一般的疾病诊断都是由医生主导,但性别认同障碍却刚好相反,要由患者主动向医生说明自己的状况,医学界亦无统一的检定标准和方法,只能依靠长时期的评估和跟进。」由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及医务社工等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会观察寻求变性的跨性别人士在最少两年内能否以异性身分正常过活,融入社会。若在「现实生活测试」(real life test)期间仍然展示持续且强烈的变性欲望,就有机会转介予袁医生做变性手术。可以说,袁医生所接触到的是那些「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批准做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人士,所以只是占整个跨性别群体的少数。袁医生解释,患有「性别认同障碍」而决心变性的人(pre-opt 或pre-operative),从青春期开始已经处处感到压力,一方面来自手术前的漫长等待和繁琐的评估程序,另一方面则是隐藏原生性别性征的困难和时时刻刻担心身分败露的风险。「准备由男变女的pre-op 经常担心被警察截查,质问她们何以男扮女装,或出入女厕,警员很可能对『性别认同障碍』缺乏基本认识。」 本地首宗就变性人婚权的司法复核案件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宣判,虽然法官对变性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事与愿违,法官采取了相当保守的诠释策略,将《婚姻条例》中的男女牢牢的锁紧在原生生理性别的框框内,不但变相排除同性婚姻的可能,也拒绝接纳以变性手术后的新性别跟异性结婚。这单官司,以至近年刚刚起步的跨性别平权运动,都促使袁医生反思自己作为外科医生的社会位置:「以往行医时往往将自己跟病人的关系想得比较单纯,作为外科医生,我只会专注手术和病人的身体,但这宗官司令我思考其他事,例如什么是婚姻。」他续说:「普遍的人仍然认为婚姻要一男一女。容许变性人结婚当然令她∕他们感觉完美一点,但论到伴侣还是法例认可更重要,似乎是前者。大部分变性人都很难找伴侣,因为即使找到,也会犹豫应否向对方坦白。」 「法官的定义似乎过窄,不能满足现实情况。但说到底,我还是同意法官的建议,交由立法会及政府制定合适的法例。」 的确,婚姻和家庭都是情绪字,因为它们涉及实际的利益分配和各种权利的赋予与获取,更牵动众人长期投放在这两个制度的心理投资,占有欲与排他倾向由此而生。于是,法官把婚权争议设定为大众是否容许小众加入属于他们的婚姻制度,而不是探讨本来人人均享的结婚自由是否因小众身分而被无理剥夺。袁医生坦言,要社会以至法例完全接纳跨性别群体确是漫漫长路,但是,认可新的亲密关系之余又要回避修改婚姻制度带来的社会震荡,其实并非别无他法,例如一些地方已经设立性别中立的伴侣注册制度。「修法虽然漫长,但也不是遥遥无期,现在变性人可以修改身分证的性别,也许未来可以更改的更多,至于如何实现,就考验立法者的新智慧了。」性别对这位专科医生而言不再是生物决定论的概念,二元对立的框框亦容不下他在廿多个寒暑里有缘相遇的性别多元。高院法官对性别的二元解读,他不表认同:「法官的看法窄了点,不能套在所有人身上,因为社会上存在一群小众,她∕他们对性别有另一些感觉。我刚刚翻过放在办公室里的一本旧字典,gender(社会性别)还是等于sex(生理性别),但你若上网翻查一些新编的字典,gender 有很多解释,而且不等于sex。法官的定义似乎过窄,不能满足现实情况。但说到底,我还是同意法官的建议,交由立法会及政府制定合适的法例。」虽然袁医生从事变性手术已有廿载,但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回应跨性别社群的需要却有三十年历史。早在一九八○年,玛丽医院在本地著名性学家吴敏伦教授的穿针引线下成立性诊所,同年在诊所下设「性别认同小组」,专门提供评估、辅导及转介服务。袁医生曾经担任小组成员,与泌尿科、整形外科、妇科、遗传学等专家及医务社会共事。可惜,二○○三年医管局实施联网制,将全港分为七个联网,原本由「性别认同小组」专负的评估工作分散至各联网内的精神科。不少求诊者均抱怨,部分精神科医生对性别认同障碍以至整个评估、诊断和转介的流程并不了解。「其实集中与分散处理各有好处,要视乎需求而定。若求诊者众,医疗服务当然愈普及愈好,但假若人数稀少,集中处理可以善用资源。现在的情况属后者,开设一至两个专门处理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所便很够足了。」 「对待跨性别这个社群,要同情、明白和体谅。不要视她∕他们做怪物,不要标签。其实说到底跟一般病人无异。这个官司只是公众教育的开始。」 的确,变性手术牵涉复杂和跨越专科的知识和技术,更甚者是它关乎身体美学的主观判断,因此,要求医生与准变性人有更好的沟通,共同协商打造一个怎样的身体。「我的习惯是请准变性人站在镜前细想,如果你已经做了手术,你想象中的身体会是什么模样。她∕他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效果,而我便帮她∕他评估风险。很多人以为MTF 的变性人都想有丰满的乳房,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大部分宁可选择较细小的,因为不想惹人注目,有了便已经满足。」由男变女比女变男的手术容易,因为重建阴茎牵涉较大风险,而愈追求有一定硬度、能站着小便的,手术就愈困难和危险。「重建阴茎有不同方法,若要求阴茎有一定硬度,方便性交和站着小便,便需要在前臂或小腿割取皮肤组织,虽然可以有比较『像真』的阴茎,但会留下明显而大范围的疤痕,夏天便不能穿短袖衣服,所以取舍之下,大多会选择伤害较少的方法。」 虽说自己距离退休之龄尚有数年,不太担心接班人的问题,但外科门类愈趋精细,要找到一位拥有跨越泌尿及整形外科两门专业知识的医生实非易事,最坏的情况是手术要由两组泌尿及整形外科的医生同时进行。「没有单一医生做手术,两组各自来自泌尿和整形外科的医生也可以,只是希望能够是同一组医生处理变性手术,这样经验才可以累积。」然而,这个折衷方案并非最理想,因为要同时集合两组专科医生,轮候手术的时间可能大大延长。 从玛丽医院转到规模较细的律敦治医院,袁维昌医生反而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型医院每天需要进行很多危急的手术,对手术室需求量大,变性手术相较之下便不太急切。相反,这间小小的医院,因为专科不多,手术室可以拨出较多时段予变性手术。」 在一般医院难得一见的公园里拍过几张硬照后,袁医生一边送我们离开,一边回顾廿年的工作生涯。从书本里纸上谈兵到手术台上手起刀落,袁医生替他自己也算不清的人转换性别,打造身体。初时免难失败受挫,于是找参考书,自己再三推敲推敲。「能够参与开发这个本地的医疗领域,我感到十分自豪。」临别前,他不忘再三叮嘱:「对待跨性别这个社群,要同情、明白和体谅。不要视她∕他们做怪物,不要标签。她∕他们当中不乏痛苦经历,遭遇可怜,其实说到底跟一般病人无异。这个官司只是公众教育的开始。」 问——小 曹:女同学社执行干事、中大性别研究课程博士候选人 答——袁维昌:现时香港公立医院唯一进行变性手术的医生 原载于2010年10月10日《明报》 图为Chris的作品,曾于女同学社主办的「你们看我们看自己」同志创作展展出 -------------- 附录新闻一则: 变性人争婚权败诉决上诉 事关社会风气 官促谘询公众 (明报)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05:10 【明报专讯】由男变女的35岁变性人W,就婚姻注册处拒绝她与男友结婚一事提出司法复核,昨日被判败诉,高院指变性人婚姻实非两口子的事,而「变性女人」究竟是否属于「女人」,还需取得社会共识,然而目前既然未能肯定社会对变性婚姻的接受程度,法庭亦无法干预。 不过,高院法官张举能重申,判决非指政府战胜一班不幸受变性之苦所折磨的人,相反社会风气常变,日后社会取得共识后不难成事。他希望判决可成为催化剂,促使政府作公开谘询,了解社会广泛意向后在适当时机解决问题。保安局发言人指欢迎法院裁决,指政府有需要并会继续聆听社会人士的意见。 一直以匿名身分打官司的W表示,对判决感到失望及矛盾,已决定上诉。她指政府资助她做变性手术,又给她发新身分证,如今却不让她与其他香港女性看齐,犹如给她希望后随即又收回。 彩虹行动指野蛮及歧视 W的律师韦智达指出,判决将W的结婚权利与同性婚姻混为一谈,又指W坚决不会退让改到外国注册,只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男友在港行礼。同志团体彩虹行动声明称,变性人被拒结婚,是严重落后及歧视的野蛮行为,对法官的判决感到遗憾。 法官于判辞指出,若要求法庭将《婚姻条例》中「男性」及「女性」包括「变性男人」及「变性女人」,在定义变性人时会有困难,而且变性人获准结婚,等同生物学上容许两个性别基因相同的人结婚,这或会引起同性婚姻的诉求。 议员﹕合法等同容同性婚姻 法官又指出,虽然《基本法》赋予港人结婚自由,但由于婚姻关系除法律外还有其他社会意义,因此社会共识不可忽略。香港目前沿用英国40年前的Corbett案例来禁止变性人以新性别结婚,他承认40年间社会转变甚大,但在缺乏有力证据支持下,法官亦无法肯定现时社会已接受变性人婚姻。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称,若变性人结婚合法,几乎等同容许同性婚姻,因届时男女性的定义将会非常模糊,「如果有男人话,我心境其实喺女性,喺咪又要畀佢结婚?」他指婚姻涉及的社会议题极多,如房屋、福利及遗产等等,按目前社会大众的尺度,相信很难得到大部分市民接受。 本身是变性人的跨性别资源中心成员Joanne Leung指出,不能结婚等同被歧视,不明白结婚大事为何要先得大众接纳。她又指法官不应将本案与同性或未施手术的变性人婚姻权挂钩﹕「其实我们同志团体都明白,就算这场官司胜了,也不会引起同性恋者争取结婚权利。」 【案件编号﹕HCAL120/09】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先保保钓,再保中国次主权 / 2010-10-05 11:47 / 评论数( 2 ) 威玛青年与香港青年 / 2010-09-29 11:27 / 评论数( 2 ) 陳建民、馬國明—辯威瑪文化套於香港青年 / 2010-09-29 11:22 / 评论数( 1 ) 引人怀疑的「风水桥」 / 2010-09-22 10:38 / 评论数( 0 ) 社运八方:港右?内地血癌少女筹款惹争议 / 2010-09-18 11:05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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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种过鸦片,中央领导人吃小灶(转)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一) 作者:李锐/口述,丁东、李南央 据录音整理 (一)延安的生活和工作去延安   一二·九运动时,公开的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被政府解散,我们一批进步分子就成立了秘密学联(如北平的民先队),我是武汉大学的代表,我的前妻范元甄是懿训女中的代表,她是在抗战初由老师何伟(文革前曾任教育部部长)介绍入党的。两人从而相识后来,范元甄离开学校,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周恩来任副主任)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下属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武汉失守后,九队撤退到长沙,长沙大火时在长沙救灾。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离开学校(武汉大学)到北平找党,后来在山东、徐州一带工作。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徐州突围后,经苏北到上海,绕道香港又回到武汉。七月间,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成立省青委),因此也到了长沙,两人再次相遇,於是有了感情。长沙大火后不久,我随省委搬到邵阳。范元甄先是随九队撤退到桂林,后离开那里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二人分在两地,不断情书往来。一九三九年八月,南方局在重庆召开南方青年工作会议(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此时我已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青委成了兼职,但还是被派去参加会议.藉此机会,我和范元甄请了一次客,宣布结婚。   当时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和胡乔木也到重庆指导工作,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考察,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但是由於我在湖南“红了”,身份有些暴露)。这样,由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决定,将我们两人调往延安。这在我是意外的。这样,十二月间,我同胡乔木一起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的军服上有上尉符章),去了延安。同车的还有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敬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何思敬到延安后先教书,女儿何理良后来同黄华结婚)。   我们一行在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卅一日到达延安。还记得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我同范元甄到党校大礼堂观看话剧《日出》预演,在大门口遇见小学同班好友黄乃,真是喜出望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我们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由於在重庆开中央青委南方会议同胡乔木有过接触,会后又同他一起到湖南转了一个多月,所以一到延安,我就被他留在了中央青委,搞青年运动史。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一直是工作。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   青委驻紮在大砭沟山坡上,那里盖了一排很小的木头平房,房子就靠着山坡,再往里伸进去就是窑洞,床就挖在窑洞里面。另外,还有几孔真正的窑洞。 同事中有在重庆开青委南方会议时碰见过的许立群,因此跟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叫他杨二,有时也叫羊耳(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他们三人都是清华的,也都是胡乔木的部下)。另外还有武衡、于光远、李昌等人。我那时同他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兼职的,副书记是冯文彬,胡乔木也是青委的实际领导,秘书长是韩天石。青委设有宣传部、组织部,还有一个干部部。李昌是组织部长,黄华负责干部部,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两个科:宣传科和编辑科,我来后当宣传科长,编辑科负责人是杜绍西(后来在吉林大学当校长,关山复曾写文章纪念他)。编辑科负责编《中国青年》,编辑有许立群、杨述、韦君宜,还有陈企霞(后来那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陈企霞)等。 我这个科里有杨永直(后来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后来是新华社的副社长、李慎之的上司,他是搞英文的)、童大林,还有另外两个人,记不起名字了。中央青委这批人,特别是胡乔木、冯文彬,我同他们关系很深。胡乔木当年我是比较佩服的,他文笔确实不错,修改文章的工夫很强。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发表了几篇文章,他修改得很好,锦上添花。冯文彬住的窑洞比我们多一个,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到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书。一九四九年初南下的时候,我们从东北进关,那时黄克诚和王首道在天津组织湖南省委班子,我也由中央组织部派往湖南。冯文彬就逼着王首道,让我到湖南当青委书记。我当然坚决不干了。一九八四年我从中央组织部退下来,冯文彬又来找我编中丄共组织史资料。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属於谁管?如果是胡乔木管,我就不干。那时胡乔木还管全国的省志、县志,我知道这个人的意见有时变来变去,理论务虚会时,还替邓小P写了“四个坚持”的文章。他说这事是耀邦管的,跟乔木没有关系.我说那我可以参加。之后,实际上就是我管了,他让我一个人挂帅,自己就退下来了。从这两件事情看,冯文彬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在中央青委时,我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替韦君宜写的,用的真名李锐。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干部对妇女是老封建,边区的妇女没有地位。韦君宜收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篇有关文章。她认为由她写不好,想找个男同志来写。我就说那你把材料给我,我来写吧。文章就是谈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王明那时是中央妇委的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讚赏,还约我和范元甄谈过一次话。当时王明在大家的印象中还是正常的,他在女大讲马列主义的课,我去听过一次,人挤得满满一堂。这个人口才很好。   我在《中国青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大后方的大学生活》、《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那个学校就是钱锺书写《围城》的背景)。那个时候延安有好几所学校,还有一些部队的干部训练班,我记得青委组织了好几次,让我到几个学校报告大后方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的情况.   我还写了一篇《綦江惨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綦江在重庆附近,很大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在那儿办了战干训练团,像我们办抗大一样。他们在里面发现了共丄产党的活动,杀了很多人。这个惨丄案在重庆引起很大震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天翻看我女儿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现她写了她母亲范元甄在延安宪政辩论会上获胜的事情,那个辩论会当时在延安是个很大的事儿。国民党当时公佈的宪法共产党也是拥护的,延安就搞了个宪政讨论,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进行辩论。那次辩论会我没有去听,范元甄后来给我写信说她那天极其成功,辩论完了,得到王明、董老、吴玉章三个人的夸奖。南央写的文章说是她妈妈代表国民党。   调入《解放日报》   一九四○年的《中国青年》,发表过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蒋介石有所批评和建议.此文得到毛主席的欣赏,於是作者胡乔木被调去当他的秘书,蒋南翔接任了青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构,中央青委缩小,黄华调任朱德政治秘书,冯文彬到米脂县当县委书记,李昌到晋西北的兴县当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秋,我被博古要到《解放日报》。中央青委最后也就剩下五、六个人了。   应该讲,当时的精简对於延安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给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过去这个经费都是由延安花的,养活的人很多。陕北地方穷,只能靠征粮,出产一些井盐卖出去。   (丁问:听说还种鸦片?)   是种过鸦片,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李鼎铭建议的,井岳秀军阀统治时代,靠种鸦片维持,所以就精减机构。抗大搬走了,女大取消了,马列学院也取消了,陕北公学早取消了,学校都精减下来了。机关像青委、妇委,原来好几十人的就都只剩下几个人了。   博古原来就认识我。一九三九年六中全会后,博古到过湖南韶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文件。会议之前,湖南省委叫省工作委员会,会议后就正式成丄立省委。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又兼青委书记,会议是我作事务主管的,我们在一起呆了十多天。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博古向会议作过报告,并看过我写的工作汇报,对我有瞭解。青委精简,他就把我调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开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是九月份被调去的,记得已经不能穿短袖衣,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博古是社长,他比我大十岁,一九○七年生。当时还有负责人是从《救国时报》过来的。《救国时报》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一份中文报纸。总编是杨松,他大概是一九○六年生的。现在人们不知道杨松这个人了,湖北人,从莫斯科回来的。杨松负责主编一版,兼管社论。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丄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 二版是国际版,主编曹若茗,广东人,年纪和博古、杨松差不多,曾经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以上这几个人都是国外回来的,三十几岁,算是报社年龄最大的,其余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国际版编辑我记得的有四个人:吴文涛,北大英语系毕业,到延安比较早,原来《解放》周刊的编辑,后来新华社开放对外广播,他就调到那里主持日常事务了,解放以后在外文局当过局长,听说被打过右派,比我大四、五岁,是个有思想的人,现在还写书。王揖,后来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还有吴冷西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我是在三版──国内版当编辑,主编吴敏(后来用原名杨放之),当过国务院专家局局长.他原来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回延安的人很少,可能与他的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有关.编辑中老的有张映吾,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现在有时候还会碰见他,一直编《世界知识》,是主编或是副主编。还有叶岚,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边区,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下落了。再有就是余宗彦,浙江诸暨人,解放后在总工会当过宣传部长.他原来是《解放》的编辑,曾经在南京监狱当过管理人员,替我们党和坐牢的人通风报信。这是个好人,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很有头脑,笔头子也好。国内版主要就我们这四个编辑。 四版上半部是陕甘宁边区版,记得似乎是邓有惺负责,他的姐姐和姐夫办《新民晚报》。一九四五年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离开时,他随姐夫到重庆去了。后来调来了赵守一,胡耀丄邦时代赵守一当过劳动部部长,耀邦在陕西工作挨整的时候,赵是他的副书记。现在在中央妇联工作的赵地,是他的女儿。赵守一是从西北局调到《解放日报》学习,为将来回边区去办报纸的。下半部文艺副刊是丁玲负责,编辑有陈企霞、黎辛、周立波,立波调来的晚一些;丁玲离开后,由舒群负责。《解放日报》所有的编辑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人。资料室的人和记者比较多,现在记得的有后来从重庆来的田方、莫艾。田方建国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当过习丄仲勳的秘书,跟我观点一致,是反对建三峡的。莫艾报道吴满有出的名,毛找他谈过话,后来成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採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国丄民党,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报社驻在清凉山(有个小龙门石窑,变成排字房),办公室是三孔大石窑洞,南北向的,山梁底下,正面三个门,比较宽,中间窑洞有个过道与两侧的打通。资料室佔了另外一个大窑洞。记者们佔了半个窑洞,文艺、边区半个窑洞,国际、国内一个窑洞。一个窑洞里六张对面坐的桌子,坐十二个人。石窑洞地面铺的是石头,冬天从外面烧地炕。我们的住处在另一个山头的窑洞里.编辑部三个大石窑洞旁边,靠山坡内通的两个土窑洞是博古的住宅。下山的山坡上盖了两个小房子,是博古的厨房,单独一个厨子给他做饭吃,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吃小灶。   我在第三版国内版主要负责写“闢栏”文章,就是佔住版面左边一个栏目,三千字左右,就算是长文章了。有件事值得一提,在《轻骑队》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事关我刚才讲过的国内版主编吴敏。他对下属压得很紧,不发挥你的积极性,一切都得照他说的办.我是国内版四人中最后一个调进去的,去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丄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篇闢栏文,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籲》。那时候教授的生活非常困难,自己在街上摆摊卖东西。写好后,他不说用,也不说写得不好,反正就是压着不发,压了很久。我就越过他,把文章给了博古。博古一看,说:马上发.在国内版的四个人中间,我跟余宗彦意见相投,跟吴常常顶撞,对他不客气。另外两个人中,张映吾最顺从,叶岚模棱两可。后来,整风之前,博古把吴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走了之后,余光生兼任国内版主编。   (未完待续)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81916114.html ]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施卫江:强国之路须正道 / 2010-08-23 22:08 / 评论数( 2 ) 张耀杰:再谈《文字之狱的黑影》 / 2010-08-21 11:12 / 评论数( 0 ) 88岁老工人为什么还要欺软怕硬? / 2010-08-20 22:32 / 评论数( 4 ) 金晓光律师:一个公民的不幸(转) / 2010-08-20 11:09 / 评论数( 2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四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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