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吴敏:宪法没有将国家权力赋予执政党

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宪法将国家权力赋予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宪法赋予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害的严重的误解,应该尽快从这个误解中走出来。 关于中国共产党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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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党的领导:“龙种”何以变成了“跳蚤”?

19世纪末,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所有这些先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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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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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为新世纪周刊撰写的新书推荐语

我通常等候新世纪周刊出版之后才发表我的文章,这一次不知道情况,因为我在夏威夷度假,但我估计已经出版了。下面贴出的,是12月、11月和10月的新书推荐,希望读者感受到这几篇文章表达的当代关注。中国怎么了?官僚政治病入膏肓了吗?官僚政治若与既得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就无法救治了。否则,它就还可能如西方社会的官僚化那样,还算不得无药可救。   新世纪周刊荐书2010年12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l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 译,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在“导言”中,作者引述福柯的自述:“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这篇导言还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催生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创建者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第一章),在他内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获胜。对一位中国读者而言更有兴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发生的各种“游离”——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作为批判理论的大本营,批判与自我批判这一思想路径是否注定要从最初目标游离开去?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这部学派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阿多诺的突然死亡(他在讲坛上受到几名女学生的侮辱之后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就是阿多诺亲自指导的博士生了(他已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不论如何,这样的资格可让读者放心地阅读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中译本的最后一项或许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征是,售价98元(两卷本)。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大陆的书价正迅速追赶香港的书价。 l  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两位流行病学的专家,根据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近年发表的统计数据,写了一本大众极容易读懂的畅销书,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平等不仅与弱势群体的福利密切相关而且与弱势群体所在的社会全体人民的精神健康密切相关。也因此,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直译)“在精神层面上”,副标题是(直译)“为什么平等是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好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写给大众的,为此,作者特别写了“关于图的说明”(解释统计数据的散点图和回归直线的涵义)。核心的论据是:在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全人口平均患心理疾病的概率,是收入相对而言最平等的那些国家的五倍。这是统计关系,它要求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社会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样的统计关系。 l  保罗.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郭光东勘校,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作者,1913-1919期间任美国驻华公使,如谢泳在导读里指出的那样,他是一名美国人,在中国逗留了数年就看出来中国人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其实享有许多优势(而许多当代中国人却至今看不出来或不承认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出于何种目的,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这本小册子呢?多年奔走革命而屡遭失败之后,孙中山在1903-1906期间撰写并于1917年发表了“民权初步”,以为《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本小册子里,孙中山指出,现代社会建设的第一目标应是“公民”行为习惯之借助于由简入繁的一套议事规则而养成。1921年,中国最广泛的一次民主化运动如火如荼,蒋梦麟先生为罗家伦的中译本作序呼吁:“我很希望我国教育家,把这本书给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青年作研究公民学的资料,使他们知道平民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知识与情趣: l  普塔斯瓦马哈《萨缪尔森与现代经济学基础》,曲亮 陈宇峰 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萨缪尔森是2009年接近结束时去世的,享年94岁。他是经济学家公认的天才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尚健在的阿罗)。这本书的很及时,它为初入经济学门径的读者综述且重新表述了萨缪尔森毕生的研究工作和重要贡献,由于很细致,所以篇幅也较大,中译本总共308页,远比诺贝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学术介绍长得多。 l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休谟这本书的中译本其实在1990年发表过,现在这一版,是再版或重印,不过由于国内出版界目前流行的风气,版权页赫然标明“第1版第1次印刷”。根据哲学家陈波的报告,在最近一次西方各国哲学家的调查问卷中,休谟以最高票当选为“千年一遇的哲学家”。读者在进入休谟政治学说之前,应熟悉他的道德学说。休谟指出,人类的幸福感只能有三类来源,其一是基于诸如知足常乐这样的内心品质的幸福感,其二是基于诸如美貌与健康这类身体品质的幸福感,其三是基于财富占有的幸福感。显然,以上三类幸福感的来源,只有第三类是可以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于是,休谟得到一项基本的社会运行原理:产权关系的确立与稳定性,是任何人类社会的幸福及其增长的基础。现在,读者,请你阅读休谟这本小册子里表述的政治见解吧。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1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       戈登.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位作者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他从未试图取得学士学位),之后,被美国国务院派往中国天津成为一名外交官(一则广为人知的传闻说他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官僚政治的日常运作有了深切体验,而且目睹了内战颠覆旧政权的最后阶段。中国旧政权倾覆后他在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大陆”处就职,并于“韩战”期间就职于南韩的美国使馆政治处。这些早期经历或许决定了塔洛克的学术风格。1962年,他与布坎南合著的《一致的计算》发表,从此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只听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此后,他仍频繁变换研究领域并以对各领域的传统智慧提出难以被忽略的挑战著称于学术界。今天,人们认为阻碍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塔洛克的主要理由是:他的学术贡献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换句话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主流学派通常承担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他也参与一些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例如他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生物经济学”学会,至今担任着名誉主席。顺便提及,根据熟悉Tullock的朋友们关于他的姓的英文发音,“塔洛克”应译“图洛克”。 ·       王浩《超越分析哲学: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徐英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我们先后推荐过逻辑学家王浩的两种著作(《歌德尔》和《逻辑之旅》),现在推荐给读者的,是王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1986年),他是1995年辞世的。此后,199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逻辑之旅》出版并于2009年有了中译本。为了展现他设想的对分析哲学的超越之可能性,王浩首先需要展现给读者的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史,从罗素开始,中经维特根斯坦,卡尔那普和蒯因(王浩的老师),这样几章之后,是最后的一章“元哲学思考”。以王浩的风格,他撰写的这几位哲学家的年表,以及索引和文献目录,占用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百页篇幅。在最后这一章的开篇,王浩提出了这样一种确实十分诱惑我们的想法:“有这么一种颇有诱惑力的想法: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揭示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家各自所具有的思想预设,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它们(或他们)各自的界限,以及相对于特定环境而言的相对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办法,??甚至是一种对于不同的哲学主流及其不同变异形式的富有启发性的纵览。”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一看法与王浩的数学和逻辑学知识结构密切相关。然后,在这一章,我们可以见到中译文的一个常识性的谬误——将“李约瑟”译作了“尼德汉”。不论如何,如果你愿意沿着王浩先生毕生坚持探索的在分析哲学的严谨逻辑和中国哲学的伦理思辨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形成的这一思想路径继续前行,那么你是这本书的当然读者,尽管这样的读者数量极少。   知识与情趣: ·       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唐利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日文原版是在1992年,它的作者自述,从本科生时代就被汉代画像石描绘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所吸引。根据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种类繁多的神像,1974年,他发表了《汉代的鬼神世界》。眼下的这本通俗读物,缘起于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观看汉代画像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了何种原因或理由,它们被用于装饰地下宫室和墓前祠堂呢?中国古代思想和日常生活,被记录于简帛金石甲骨。但简帛不易保存,故金石和甲骨保存着主要的古代信息。龟甲文和铜器铭文造价很高,不宜记录日常生活。相比而言,汉代的画像石,更适用于描写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婚丧、百工劳作、节庆戏耍、衣食起居、鸟兽花草、人物肖像以至于道德文章。前汉去西周不远,且儒家未占主流。民间尤其如此,黄老儒法阴阳五行。于是画像石记录的,更真实而广泛。 ·       张佛泉《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张佛泉(葆桓)先生,1907年生,1993年卒,燕京大学毕业并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经胡适推荐聘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又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这部作品,是葆桓先生发表过的文章的辑录,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时政评论为主,中篇是权利学说的阐述,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0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和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韦伯的这部作品,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作品之一(至少可排列在前十五位之内),却很遗憾地被仓促翻译成中文并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批评。于是,若干年艰辛劳作之后,我们有了这一新的译本。为表达我们对这一译本的尊重,我们在这里原文抄录译者的告白:“面对韦伯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大陆读者对翻译文本的质感语感要求,《经济与社会》这部经典理应有一个还算交代得过去的重译本。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中度过了五年多来的每一个工作日。我尽力了……。”韦伯这部作品的第二卷——我们在这一栏目里推荐过的第一卷阎克文的译本出版于2010年1月——对中国读者的意义在于,它以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官僚政治为主题,由德意志民族产生的众多优秀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颗社会科学头脑整合为一套宏伟叙事,在这颗头脑主导了社会科学传统几乎一百年的时候,来到官僚政治的东方故乡,中国,恰值中国政治体制百年变革的某一短暂停滞期,于是,它不可避免地期待着中国读者的阅读、思考和行动。 2.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这位作者,从周代先祖的故乡,带着他的考古工作经验,1990年赴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转赴美国并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教授。根据许倬云先生为这部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知道,李峰教授兼通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铜器铭文,是难得的“三赶一”的功夫。国内学界硕果仅存的李零教授,有这样的功夫。故而,出版者邀他写了推荐语:“西周史的考察是一门结合着文献、文字、考古、历史多方面的研究,李峰先生对各方面的材料有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是其突出特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与中国官僚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国官僚政治,始于西周,完备于秦汉。我们的这一判断,从李峰教授这部著作里,得到了坚实的支持。   知识与情趣: 1.       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储智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因激烈反战而遭到英国公众的疏远,尽管那时他已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这样的经历让他醒悟到原始人性的现代涵义,为什么维持群体内部的合作必须以对群体外部敌人的恐惧为前提?随着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寻找值得公众恐惧的外部敌人的努力变得越来越艰难,此时统治的合法性必须以发动战争为基础吗?人类社会,随着它的规模扩张,是否可能同时保持秩序的权威和个人创造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英国政府允许罗素从美国返回英国。此时,他已不再年轻和激进,他刚刚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使他在公众当中重新享有盛誉。1948年,英国广播公司创立“里斯讲座”系列,罗素首讲,主题是:把进步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个人主动性和生存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是否可能?政治哲学家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主题。事实上,正是在这里,罗素发表的见解,与哈耶克晚年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发表的见解十分相似。罗素的语言远比哈耶克通俗,也因此而失去了一部分深入探究的思想能力。不过,罗素发表这番言论的年代与哈耶克的相比,早了整整四十年。 2.       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与罗素在《权威与个人》里描述的人类社会官僚化的大趋势及可能出路恰成互补的当代描述,是蒂利的这部作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半世纪前已确立了学术声望的作者依旧勤奋地研读最新的网络社会科学专著,例如Duncan Watts 2004年发表的综述文章“网络社会新科学”和华裔女学者兰达(她和布坎南的合作者图洛克一起创建了社会生物学学会)关于东南亚华人成功社团的研究报告。我们为何信任?例如,“我会对你孩子的教育负责”(可是学校失败了)、“请把你毕生的储蓄交给我投资吧”(可是不断出现金融黑幕)、“服用我开给你的药剂”(可是医院失败了)、“请让我们为你的房屋装修”(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轻易信任诸如此类的承诺,不是吗?但我们为何信任?学术界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蒂利不再将信任视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态度,借鉴了最近几年流行的“内生社会网络”研究成果,他将信任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格雷夫,他认为信任网络不仅在远古社会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代社会仍自发涌现并与权威政府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 下一篇: 丁丁近作—教养何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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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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