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吴敬琏：挣快钱、挣大钱的日子要过去了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2012级春季班开学典礼主题演讲          欢迎新同学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员！我今天想要跟同学们谈的主题是”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第二，为了迎接挑战要做准备，中欧这个地方是做准备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学习机会做好准备，在下一步中国企业的发展中，亮出你们的身手来。     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第二个问题，为了迎接新挑战需要做哪些准备；第三个问题，如何在中欧做好准备。     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     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认识到，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准备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动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他是靠的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叫做刑事犯罪。所以人们都说，中国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是大陆的华人除外。改革开放就解放了华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状态、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生产力呢？这是可以想像的。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有多大面积呢？超过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全部国土面积。     第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出口大量增加使得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范围的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完全依靠原始型的创新，在过去的200年间，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积累了极大的差距。对外开放以后用短短的大概20年的时间，一般性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差距迅速地缩小。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5、6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就不能把技术拿过来就解决问题。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他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利大于弊的，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方面的需要压缩了，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大致上有10年左右，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来说，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惊蛰已过，新制度创新从基层往上，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增值税扩容是从上海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好像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但是很快就在全国推行。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在今年秋天以后政府就换届，新的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好是这么一个学府，是一个帮助企业家吸收新的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来迎接新挑战的一个很好的学府。     为了迎接新挑战，就需要对过去我们的经营活动作出总结。过去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The party is over。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     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中欧这个环境下，做好新的、激烈的，当然是规范的竞争环境中的各种准备工作。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但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不行了，而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中国过去的企业家常常向一本小说去学习，那本小说叫《胡雪岩》。胡雪岩的基本办法就是结交政府，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通过自己对社会做出贡献，使得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     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要迎接这个挑战，就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企业家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我们作为教员，也希望在企业家备战中欧中完成我们的任务。希望我们能够在教学相长、在合作中，使得学员们的经营能力、在竞争中取胜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句话叫”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取得成功，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5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4 13:40:08 方鲲鹏：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 进入专题 ： 软性腐败 反腐败    ● 方鲲鹏       按照圣经的看法，卖淫嫖娼是罪恶，因为腐蚀了当事人的灵魂。由此可以推论，腐败是比卖淫嫖娼更坏的罪恶，因为腐败不仅腐蚀了当事人的灵魂，还腐蚀了社会的灵魂。再进一步推论，软性腐败比普通的腐败更坏，因为软性腐败不仅腐蚀了社会的灵魂，还腐蚀了法律的灵魂，使无耻者无敌。          一、前言          软性腐败（Soft Corruption），是指官员腐败但没有犯法；换言之，合法性腐败。     彼得•史威泽 （Peter Schweizer） 可能不是“软性腐败”这个名词的原创者，但这个词能受到人们广为重视，他是重要推手。史威泽去年出版的一本书《把他们全部扔出去》（Throw Them All Out，2011年11月出版），用大量事实披露了华盛顿国会议员普遍存在软性腐败。该书震撼了美国社会，使“软性腐败”这个术语不胫而走，成了流行词。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民选官员的某些财务信息必须公开，存储在公共数据库，供大众查阅。尽管如此，查询公共数据库，如同访问令人生畏的迷宫，因为存储在那里的信息非常庞杂，而且常常需要申请才能访问。对一般民众来说，查询这些资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威泽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研究的方向是国会议员和竞选资助者之间的关系。2010年春天，史威泽登录公共数据库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国会议员利用他们能接触内部资讯的特权，买卖股票牟取暴利。这令他非常吃惊，因为同样的行为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属于股票内幕交易，是要坐牢的。     史威泽决定做一个调查。他雇了8个学生，化了几个月时间，从公共资料库搜集国会议员们2000年以来的财产申报表，从中整理出他们的股票交易记录。史威泽把调查目标主要集中在国会两党的领袖和几个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根据调查结果，史威泽写出了《把他们全部扔出去》一书。     在发行前，史威泽把书的内容透露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该公司据此进行了采访核实，制成电视节目。     本文关于议员软性腐败的事实，主要取材于史威泽的书《把他们全部扔出去》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1年11月13日的电视节目《60分钟》；如果取材于其他资料，将另行注明。          二、议员们享受股票内幕交易的特权          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处在金融海啸的大动荡中，美国政客们举行了一连串的闭门会议，争论是否应向市场注入“拯救”资金。当全世界忧心忡忡屏息等待华盛顿的决定时，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共和党召集人斯宾塞•巴切斯（Spencer Bachus；当2010年共和党成为众院多数党后，他顺理成章，坐上了该委员会主席的席位），以及他的同事们迎来了发财的好时光。     国会出台任何金融救市计划，首先要由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推荐。在这时期，国会领袖和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经常听取市场监管高级官员的内部简报，他们也随时可以同这些官员私下通电话，了解“行情”。     巴切斯不是一位富豪，手上没有什么股票。然而，现代股票市场妙不可言，炒股不需要实际拥有股票，这就是股票期权交易（Stock Options Trading）。     股票期权交易是指期权购买人付出一定费用（期权费）后，与股票经纪公司对某支股票达成协议，期权购买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无论市价如何升降变化，都有权以协议规定好的价格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该股票。期权主要有两个形式：一个是看涨期权；另一个是看跌期权。     看涨期权：期权购买人在规定期限内可以按合约价格购买若干数额的股票。当股票价格上涨时，他就按合约规定的低价从股票经纪公司买进股票，再以市场价卖出，从而获利。由于盈利多少视股票涨价幅度高低而定，故称看涨期权。如果股票价格在这段时期走跌，低于合约价格，期权购买人就不会按合约规定的价格买进股票，即不执行合约，而是让合约过期失效。这种情况下，期权购买人花费了期权费，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同绝大多数彩票购买的结果相似。     看跌期权：期权购买人在规定期限内可以按合约价格出售若干数额的股票。当股票价格下跌时，期权购买人就从市场买入股票，然后按合约规定价格出售给股票经纪公司，由于这种情况下，期权购买人盈利大小取决于股价下跌程度，故称看跌期权。     执行期权买进卖出股票，不需要股票实际过户，而且名义上的买进和卖出也是同时发生，因此就不需要准备购买股票的本金。用股权交易炒股，杠杆作用特别大，但风险也特高。     期权费的高低，同协定价格、期限长短、买卖供求关系、市场行情等多种因素有关。说到底，这是一种赌博，如同开赌场的东家一样，股票经纪公司稳赚不赔。而赌徒就没那么幸运了，“金融业有一个重要法则，75％的期权没有执行，80％的期权交易赔钱。”（There is a rule of thumb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at 75％ of options are worthless when it comes time to redeem them， that 80％ of options traders lose money。 ）     然而，巴切斯的期权交易成功率却超过67％。2007年巴切斯在股票期权交易上赚到的钱，相当于他的议员工资收入（国会议员年薪165,200美元）。在2008年7月到11月的金融海啸多事之秋，巴切斯就做了40多笔超短期的小额期权交易，期限往往是1到5天之间（期限越短，期权费越低；期限到期，期权费为零），赚进5万美元。而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著名的投资者，包括股神巴菲特，都损失惨重。     如同《把他们全部扔出去》一书中被点名的其他议员，巴切斯矢口否认利用国会内部消息买卖股票。果真如此，实在太委屈这个股票投资奇才了，巴切斯应该辞去众议员之职，专事股票买卖，“股神”桂冠非他莫属。当然，巴切斯一定会宣称，他是多么热衷于为美国人民服务，以至于觉得作出任何牺牲都值得；而且他还会说，为自己给美国人民作出的贡献感无比骄傲。反正美国政客们把肉麻当正经，已是家常便饭，绝不会脸红。     略举几个巴切斯炒股的简单例子。     9月18日晚7点，巴切斯出席了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作的一次市场简报。据保尔森的回忆，这次会议讲到金融危机将影响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有可能进一步下跌20％，通用汽车公司正面临破产等一系列外界还没觉察到的严峻经济形势；参加会议的国会议员个个惊得脸色如烟灰。     第二天，9月19日，巴切斯买了股票QQQ的看跌期权。QQQ是跟踪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100支主要股票的市场指数股票，换句话说，他在做空市场。巴切斯花了7,846美元买QQQ期权，3天后获利接近100％。     9月20日布什行政当局向国会提交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国会先是予以否决，以后方案略作修改再提交，10月3日终于在国会获得通过。作为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层人物，巴切斯比公众提前知道救援方案跌宕起伏的进程，在这期间他十几次买了QQQ和另一个市场指数型股票（标准普尔500支股票指数）的5天之内期权，总是适时在方案被否决前买看跌期权，在方案将通过前买看涨期权，这些期权交易平均获得100％的利润。     巴切斯不光买整个市场的期权，即市场指数型股票的期权，他也买单个公司的期权。9月8日，财政部长保尔森接到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一个电话，告诉他通用电气财务出麻烦了。两天后，巴切斯在一天内连买4笔通用电气的看跌期权，几天后获利超过一倍。巴切斯和保尔森至今都没有公开否认或证实，他们是否交流过伊梅尔特的电话内容，但是巴切斯在外界对通用电气的麻烦还不知情的时刻，大肆购买这个公司的看跌期权，确实很可疑。     而且，巴切斯购买股票期权有长期的可疑历史。《把他们全部扔出去》一书列举了他购买美国联合航空、微软、苹果、大众传媒等多个公司的期权，每一次时机上都很可疑，都是在国会或市场监管当局宣布一项对这些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冲击的政策前一刻，而巴切斯是制定这些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或知情者。     国会议员中，并非只有巴切斯获利于内幕消息，而且从盈利的数额来看，他还不是从内幕消息中获利较多的一位议员（这可能是因为巴切斯不怎么富有，能动用的本金比较少），只是他做期权生意比较突出，即经常对市场和具体公司的涨跌行情下短期赌注；而他的同事们，通常是依靠内幕消息在危机中避免损失，即在拯救银行前，先拯救他们自己。     2008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为了促使议员支持和批准这个方案，布什政府负责经济问题的高级官员在方案提出前后同国会重要人物举行了密集的会晤。除了以上所述的9月18日会议，9月16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同国会重量级议员举行过另一次闭门会议。当时金融危机只不过使股票市场下跌了几个百分点，公众一般认为这次危机对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在该次会议上，保尔森和伯南克明确告诉与会者，公众的看法是错误的，危机的破坏远超出想象，联邦政府正在准备用巨资救援困境中的保险业巨头AIG集团，这个消息公布后必将令股票市场猛跌。     第二天，9月17日，众议员Jim Moran猛抛他拥有的90个不同公司的股票。他从这次抛售中获得了利润，而更重要的是，紧接着市场出现了狂跌，他得助于内幕消息，避免了大失血。     也是在9月17日，众议员Shelley Capito抛售了10万到25万美元的花旗银行股票（由于议员财产申报表上只提供一个范围，所以不能得到一个具体数值）。这一天花旗股票还值15美元一股，以后持续下跌，到下一年的3月5日，已跌至1美元以下。     在市场崩溃前脱身，不只是众议员的专长，至少有10位参议员，包括2004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参议员约翰•克里，也不约而同在会议的第二天（9月17日）抛售金融股票，成了金融海啸中避免损失的幸运儿。     需要指出，国会议员不仅是内幕消息的接受者，很多时候他们制定的政策，也是影响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凭借这种优势，他们可以在大众得知消息前，即他们对某项政策的决定亮相前，抢先一步购入或售出相应的股票，用这种不公平的方法牟取利润。     2009年国会在辩论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改革方案期间，众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2010年共和党成为众院多数党后，他顺理成章，成为众院议长）率领共和党同僚一度挫败了奥巴马的方案。在此前夕，博纳买进大量医药行业和保险公司的股票，在成功否决了奥巴马的初始方案后，这些股票都有大幅升值。     2011年美国政府的借贷临近上限前，两党议员为提高贷款上限而进行的谈判，争吵不休，歹戏拖棚，股市随之波动不已。在普通股民蒙受损失之际，一些国会领袖和重量级议员，因具有操纵谈判、出尔反尔、预知谈判走向的能量，趁机大发股财。          三、与玛莎•史都华内幕交易案对照          玛莎•史都华（Martha Stewart）1941年出生于新泽西州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后来凭自己的努力创办了玛莎•史都华生活媒体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是全美知名的“家政女王”。史都华几年前为避免区区几万美元的损失，涉嫌一件股票内幕交易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闲谈资料。     美国一个名为ImClone的制药公司，股票价格在2001年12月底猛跌，原因是该公司抗癌新药Erbitux的上市申请，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拒绝了。消息于12月28日（星期五）股市结束后向公众宣布，而在这之前ImClone公司的执行长给他在美林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打了个电话，要经纪人卖掉他在美林的ImClone股票。这个经纪人正好也是史都华的经纪人，更巧的是，史都华也拥有ImClone股票。经纪人马上打电话告诉史都华，ImClone公司的执行长和他的女儿要出空在美林证券账户上的所有ImClone股票，建议史都华也跟进，卖掉该股票。     史都华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决定全部出清她拥有的3,928股ImClone股票。第二个股市日是星期一12月31日，ImClone股票狂跌16％，因为史都华提前一天卖出，算下来得以避免45,673美元的经济损失。 当时史都华拥有财产十几亿，区区4万5千元，对于这位富婆实在算不了什么；而贪了这个小便宜后招来的牢狱之灾，相信史都华一辈子也忘不了。     ImClone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及其亲友，在新药不能上市的消息公布前夕狂卖ImClone股票的举动，被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盯上了。在调查中，史都华这笔微不足道的小交易也被牵连进来。2003年6月4日，史都华正式受到起诉。经过审判，陪审团认定罪名成立，史都华被判5个月监禁。另外总共罚款225,000美元，差不多5倍于她通过内幕交易避免的损失。     对照史都华内幕交易案，毋庸置疑，国会议员利用工作中获取的内幕消息买卖股票，其形式与性质，同史都华的违法行为并无二致，而且程度还远远超越史都华。对于一般的刑事案，是由警察负责调查取证，然后移交检察官起诉。而股票内幕交易这种特殊形式的白领犯罪活动，则由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充当警察的功能，负责调查取证，完成后送交检察官起诉。非常令人费解，SEC断定，内幕交易法律不适用于议员及其助手，所以他们拒绝调查议员内幕交易行为。按照SEC的解释，“这些民选官员不承担与企业负责人相同的保密义务，所以这些政府高官的内幕交易没有违法。”（These public officials do not owe the same legal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that makes insider trading illegal by nonpoliticians。） 同理，如果议员们把内幕消息传播给他们的助手或竞选资助者，也没有违法。     出现这种刑不上大夫的状况，或者是SEC怕国会，不敢调查国会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在编写“内幕交易法”时，条文中预设了漏洞，使自己享有从事内幕交易的豁免权。美国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问题出在后者。          四、耳印记拨款的妙用          议员们利用耳印记拨款生财，是很寻常的事，笔者在《美国游说政治面面观》一文中已有介绍。这里再引用《把他们全部扔出去》一书中的实例，补充利用耳印记拨款使土地增值的一些技巧。     2005年，当时的众院议长丹尼斯o哈斯特尔特在伊利诺斯州买了大片玉米地，卖主还以为他要办农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谜底很快揭晓，哈斯特尔特弄到建一条高速公路的耳印记拨款，这条高速公路将从他买的这些土地旁经过。建公路的消息公布后，哈斯特尔特买的这100多英亩地，价值马上就翻了个跟斗。随后他把这些土地全脱手了，买进卖出相隔不过几个月，哈斯特尔特赚进200多万美元，而当初把玉米地卖给他的农民，明白真相后，视其为骗子。     参议员Judd Gregg和他的兄弟在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拥有地产和商业利益，Gregg假公济私，从国会搞到7千万美元的耳印记拨款，用于开发建设这块土地，他们在那里拥有的财产价值顿时上升。     问题的关键是，以上这些行为，法律上不视为腐败。          五、私营公司假手初始股向立法者送红包          在美国，一个公司老板如果直接送给一位议员1万美元，这个老板和议员可能都要去坐牢。但是，如果这个老板假手道具送给议员10万美元，则可以完全合法。     原始股（IPO）是公司上市之前用内部价格发行的股票，主要向投资机构和企业内部高层雇员出售。有时原始股持有多年后公司才上市，这样资金会被套住；不过一般上市后，原始股投资者可以期望远高于购买价出售这些股票。而如果在公司上市前一、二天购入原始股，无异于如同收到一笔现金礼物。     2008年3月，信用卡Visa公司在即将上市前，向时任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提供原始股，佩洛西购入5,000股，每股价格不高于44美元。48小时后，公司上市，这些原始股可以在股票市场以65美元出售，佩洛西投资2天就净赚10多万美元。     问题还不光是信用卡公司假手原始股这个道具，奉送议长佩洛西至少10万美元，而且这其中还可能有利益交换。当时的众院相关委员会，已通过一个限制信用卡公司向用户乱收费的议案，在等待众院领袖安排大会辩论和表决，但是佩洛西买了Visa公司的原始股以后，这个议案就被搁置，如同被处安乐死，一直没有进入辩论和投票表决的日程表。     如此这般幸运的原始股，佩洛西至少从不同的公司购买过8次。当然，享受这种待遇的国会议员，不仅是佩洛西一人。在媒体披露佩洛西接受Visa公司的原始股后，她的办公室对外发表声明，称佩洛西众议员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过错，她只是进行了一笔投资，而且Visa公司也向其他议员提供了原始股。          六、政治情报业          美国的说客政治和议员享受内幕交易特权，这些现象已经够令人震惊了，近年来还有匪夷所思的新发展，从院外游说业分离出了一个全新的行业，称为“政治情报业（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dustry）”，这是一种另类内幕消息交易模式。     议员们平时买进卖出什么股票，这种信息对于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操弄股票的投资机构，意义重大。因为，一则议员们有机会接触到市场和企业的内幕消息，二则议员们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官员，他们掌握国会第一手动态，因此他们对股票的取舍，可能反映了市场或企业的内幕消息，也可能反映了国会近期将要出台的法规。特别是，当议员们买卖股票出现了共同趋势，则预示了这种买卖是受到市场或国会的内幕消息驱动。虽然议员们每年填报财产申报表时，会列出股票交易明细账，但对华尔街投资者来说，这些滞后的信息毫无意义。华尔街需要即时知道，议员们在买进卖出什么股票。政治情报业应运而生。     政治情报业的从业人员，大多都有职业说客的经历，但他们转到政治情报业后，就不再从事影响国会立法的游说活动，而是同议员们及其高级助手套近乎，拉家常，探听议员们买进什么股票，卖出什么股票，最近有哪些议案安排进入辩论或表决阶段，表决前景如何，等等。政治情报业的专家将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归纳整理后，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华尔街的股票玩家。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10月4日的报道，政治情报业在华盛顿特区从业人员有2,000多名，年盈利已逾一亿美元。     既然已经形成市场，既然是买卖交易，议员们透露的这些“情报”，自然不会无偿的奉献。而且政治情报从业人员与高官显贵拉“家常”，也要有相衬的环境，比如在五星级饭店囊饱酒足之余，或者在高档雅座观赏体育节目之时。但是他们的作业方式外人所知不多，因为这不是游说活动，政治情报业的从业人员无需像职业说客一般，在国会办公室注册登记，与议员们的金钱往来也不受任何法规监管。     写到这里，不由得叹服，议员们真是生财有道，而且这生财之道，远非一般百姓能够想象。从利用内幕信息炒股，享受普通人不可企望的原始股待遇，耳印记拨款谋私，议员穿过旋转门变说客发财，助手开游说公司与议员合作赚钱，亲属做说客的生意经，到向华尔街贩卖国会内幕消息，创新能力之强，追踪都赶不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11年11月13日，在电视节目《60分钟》里报道国会议员利用能接触到内幕消息的特权买卖股票时，有这样的评论：“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时，口袋里拥有的钱比他们来到华盛顿当议员时多。”国会报纸《Roll Call》2011年11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其中一个统计数据可以为CBS的这个评论作佐证：该项研究披露，国会成员2008年以来平均财富增长了25％。而在同一时期，由于金融海啸的影响，美国家庭的平均财产减少了20％。          七、立法者为自己网开一面          像国会制定出优惠大公司和大富豪的政策一样，对于软性腐败问题，议员们也是归咎于法律漏洞。确实，法律存在漏洞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事，但是漏洞经指出后，如果国会长时期不采取纠正措施，人们就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所谓的法律“漏洞”，并非法律制定时不严密，因疏忽而产生；恰恰相反，“漏洞”是议员们精心设计的杰作。     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的国会议员绝大多数认可软性腐败。下面这张图可以作证。这是《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STOCK Act）在众院开介绍会的录像截图，我从报道议员股票内幕交易的CBS《60分钟》电视节目（2011年11月13日播出）里截出。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前众议员布赖恩•贝尔德（Brian Baird），是国会的少数例外。美国众议员一届任期2年，贝尔德从1999年1月到2011年1月担任了6届众议员。在第四届任期上，他提出了《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的议案，遭到国会领袖的冷冻扼杀，没有机会在议员中辩论和表决。这个议案禁止股票内幕交易，也禁止上文提及的利用国会内幕信息买卖土地这一类行为。它的的英文全名是“Stop Trading On Congressional Knowledge Act”，直译为“停止利用国会的信息做生意法案”，因为一般采用缩写“STOCK Act”，容易被误译为“股票法”。     贝尔德没有泄气，在第五届和第六届任期分别重提这个法案，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控众议院，他的这个提案总是被冷冻搁置，直到任期届满都没有获得辩论的机会。做满了第六届任期后，贝尔德没有竞选连任。     一直到他最后一次提案，贝尔德才争取到一次众院听证会机会，让他及邀请的一些专家向议员同僚们论证这个法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众议院有435位议员，可贝尔德对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说：“几乎没有人来听他的论证。”这张截图就是来自CBS报道中插映的听证会录像片段。听证会在2009年7月13日举行，当时贝尔德已当了10年半众议员，是一位资深国会议员，可他的《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提案经过6年的争取，才得到的一个听证会，竟然遭到如此冷落。贝尔德对CBS节目主持人说，他没有利用内幕信息做买卖，被同僚们看作是一个白痴。     2011年11月中旬，史威泽的书《把他们全部扔出去》和CBS电视节目中的软性腐败专题推出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惯于哗众取宠的国会议员也就一反常态，参院和众院很快出现了三个版本的《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提案，并且联署的议员达200多位。然而，仔细研究了这三个版本的提案后，耶鲁大学法律教授乔纳森•麦西（Jonathan Macey）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提案又是些玩弄选民的通常把戏，其中的漏洞大到可以让一辆坦克通过，提案成为法律后，内幕交易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议员们会比以前更清楚，怎样做内幕交易不违法。     为什么要另立新法，在应用于玛莎•史都华内幕交易案的现行法律上，简单加一句“本法也适用于国会议员”，不是更简捷么？有什么理由，国会议员和普通公民要采用两套法律？在2011年12月6日新版本的众院《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提案的听证会上，专门负责抓内幕交易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执法主管罗伯特•卡扎米（Robert Khuzami）的证词透露了玄机。他作证时认为，国会通过的任何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案，都不应适用于普通公民，因为他担心议员们为自己度身定做的反内幕交易法，很可能“对内幕交易作出狭隘的定义，从而使SEC今后难以起诉普通人的内幕交易行为。”     一个负责抓内幕交易的主管，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寓意深刻。看来即使有了《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对于议员们的内幕交易，SEC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不能全怪SEC，毕竟他们每年的预算要经由国会拨款。          八、小地方小议员也能软性腐败          小地方小议员当然没有接触股票内幕消息的能耐，但是不等于软性腐败就没门了。蟹有蟹道，虾有虾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贝尔市（Bell City）是洛杉矶地区最贫穷的小城镇之一，面积2.64平方英里 （6.84 平方公里） ，人口约3.7万，17％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居民主要是蓝领阶层，许多人没有受过高中教育，在那里年薪超过3.5万美元就属于高收入了。艾丽斯是贝尔市的居民，她以捡拾可回收的废品为生。2010年7月初，在清理一堆从市政厅拾来的废纸时，艾丽斯偶然发现了市政官员的工资单。其中市行政官（City Administrator）罗伯特•利兹欧的年薪近80万美元；他的年轻女助理安吉拉•斯帕西，年薪为37.6万美元；警察局长兰迪•亚当斯年薪为45.7万美元。市议员的工作为非全薪性质，每年只需出席一些短时间的会议，即便如此，5名议员中有4人的年薪在10万美元上下，高出正常水平十多倍。     艾丽斯随后走上街头，手拿工资单，向市民揭露市政官员匪夷所思的高薪。艾丽斯的揭露激起了民愤，也惊动了《洛杉矶时报》，该报调查核实后作了系列报道，一时间贝尔市在美国家喻户晓。     而在《洛杉矶时报》2010年8月8日的进一步报道中，披露了官员们实际收入比工资单上显示的，还高出许多。 一年是52个星期，可利兹欧居然能按规定享受带薪的休假、事假和病假合计超过28个星期，没有用完这个指标，折算成薪水补发。另外，利兹欧的医疗保险及不能由医疗保险报销的医药费，全部由市府买单。因此在丑闻爆发前一年（2009），利兹欧从市府得到的实际工资超过150万美元。其他市府主要官员也享受类似优待。在2009年，利兹欧的助理斯帕西获得未用完休假和病假的补偿费188,640美元，加上其他补偿，她的实际工资翻了一倍多，达到845,960美元；警察局长亚当斯获得未用完休假和病假的补偿费76,428美元，他的实际工资达770,046美元。而且，市府向他们提供的退休金计划和医疗保险福利也高得超乎想象，市行政官利兹欧已届退休年龄，如果这个丑闻没爆发，他每年可领取超过60万美元的退休金，警察局长亚当斯则按规定享有他本人及全家终身的医疗保险。     没有在美国居住过的读者，可能会问支付这些官员的钱从哪来？像这种没有多少工商业的小城镇，市府收入主要靠居民缴的房产税。在美国不是拥有房产就万事大吉了，有房以后就有房产税，高的地区税率超过房产价值的3％。如果是3％的税率，一幢30多万的房子，每年房产税负要1万多。所以常听到已付清房屋贷款的退休老人说，大房子住不起，想换小一些的，就是这个缘由。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贝尔市的房产税高得不同寻常，但没有具体陈述，可能是因为房产税率通常根据房屋所处的位置而有区别，所以很难用一个数字表达。     美国各地的城市管理方法有自己的特色。我查阅各种资讯后，将贝尔市的管理方法梳理如次。正副市长和市议员是民选官员。因为贝尔市规模小，正副市长由市议员兼任。兼任正副市长的这两个市议员，议员一职的年薪为10万美元，但媒体没有说到他们兼任的正副市长之职薪水何许。所有民选官员的市府职位都不是全职，因为不需要处理日常的事务。议员兼市长的奥斯卡•赫尔南德斯（Oscar Hernandez）也是半职工作（part－time），他经营着自己的食品杂货店。市行政官、行政官助理，警察局长等实际市镇管理者，不是民选官员，而是由市府雇用，每年签一次合同，合同需经市议会批准，市长签字。用公司来作比喻，这个市行政官就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而市议员像公司的董事，市长可看成董事长。需要指出，市行政官利兹欧虽然是个“合同工”，却是贝尔市最有权势的人物。而赫尔南德斯市长其实是个傀儡，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市长后，成了利兹欧的橡皮图章。     民主制度不是有权力制衡么？这个贝尔市规模虽小，民主体制倒也五脏俱全，有市长和议会，可他们不是权力制衡互相监督，而是狼狈合作，一起作恶。警察不是负责侦办犯罪活动么？那就把警察局长收买了，好办事。这个市行政官利兹欧何德何能，贝尔市愿意高出市场价十数倍聘用他？他无德无能，做贝尔市行政官十余年，不仅将贝尔市的房产税治理得高出当地同类城镇一大截，警察开罚单更像发了疯，使居民苦不堪言，而且利兹欧把贝尔市引领到实际上已破产的地步，靠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援助，才赖以生存。     高薪丑闻曝光后，迫于民众的愤怒，市府官员召开了一次“反省大会”，有许多市民出席。一些非贝尔市的居民也来围观，并且在会场外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我的城市比你的城市更腐败”。开会期间，市民在台下喊“辞职！辞职！”，副市长特蕾莎•约卡布回应绝不辞职，“我要和我的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引来嘘声大作，有人大喊：“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也不是你的人民。”美国政客们惯于在电视上惺惺作态，耳熏目染，使这个小城镇的副市长（确切地说，是副镇长），尽管是丑闻的主角之一，在这种尴尬场合下还不忘鹦鹉学舌，过一把瘾，肉麻麻地来一句“和我的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至于其他市的居民举着的横幅，上写“我的城市比贝尔市更腐败”，可能并非言过其辞。《洛杉矶时报》在贝尔市官员高薪丑闻的第一篇报道中，称贝尔市行政官利兹欧工资是美国总统的两倍，是全美政府官员中薪水最高者。这篇报道在加州地区引发了揭露潮，人们纷纷给《洛杉矶时报》写信提供线索。几个月后，《洛杉矶时报》又报道了加州另几个小城镇也有类似于贝尔市的腐败情况，甚至还有薪水超过利兹欧的官员，只是这些随着贝尔市丑闻爆发后的同类新闻，人们的关注程度明显降低了。     贝尔市官员超高薪丑闻在2010年7月份曝光后，正副市长拒绝辞职，直到第二年3月份，经过一次特别罢免选举，贝尔市居民以95％以上的赞成票，将这伙人统统赶下台。     美国共和党极右翼人士，长期以来卖力鼓吹“小政府”理论，竭力要把监狱、警察、军队，乃至政府日常管理，全部外包给私人或私人公司，理由是“小政府”才有效率，能节省纳税人的钱。贝尔市政府是典型的所谓“小政府”，民选市长当选后，就将通常是属于市长的工作，用一纸合同外包了，由“合同工”利兹欧负责贝尔市的日常行政管理，作出各项决定。利兹欧虽然是个“合同工”，而且还不是贝尔市的居民，却确实是贝尔市的政府官员，拥有一个官衔，称为贝尔市行政官（The Administrator of Bell City）。这真是太搞了，难怪中国媒体报道这一丑闻时，都称“美国小城镇市长年薪80万美元”，其实应当是“小城镇总管年薪80万美元”。而美国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报道及读者的评论表明，许多美国人，甚至连一些美国媒体，也搞不清其中的关系。     贝尔市的警察部门，也以同样的“政府合同”方式外包了。十多年前恐怕还没有什么人能想象，民主选举会衍生出这种怪诞的模式，选民在这个模式中选举的人，其实不是政府领导者，而是政府外包商。     政府不管的事，不等于这些事没有了，不等于不花钱了，不等于节约了。右翼人士鼓吹“小政府”的醉翁之意，其实是扩大政府合同，是为了自己多赚钱，并不是为纳税人省钱。看看贝尔市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混混，就能把“政府合同”玩得天衣无缝，可以知道这里水有多深，漏洞有多大。中国政治精英们跟风引进“小政府”术语时，并不了解这个术语的背景和其中的猫腻。     贝尔市政府官员超乎想象的高薪，也属于议员软性腐败行为，只是小地方小议员能量有限，掩饰功夫也拙劣，故腐败段数显得比较低。但软性腐败这法门本身，即使在小地方被小议员把玩，其固有的高明和厉害程度丝毫不逊色。由于此事影响太恶劣，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但无论是议员们还是他们聘用的市政府官员，尽管薪水高出正常标准10倍以上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可一切都经过了必要的程序，薪水再高也是合法的。至于民选官员和“合同工”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以如此反常的超高薪水聘用无才干的市政管理人员，其中有没有利益输送和利益迂回等等问题，因为这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玩的游戏，几个玩家中没有人反水，也就不会有答案。     不过，司法机关虽然在贝尔市这伙人领取高薪的事上，拿他们没辙，可这些人公家钱私人钱，来来去去胡作非为惯了，找些其他问题整一下还是很容易。检方已将贝尔市这些原市议员、市行政官、行政官助理7人一锅端，控以挪用公款。原警察局长亚当斯则另案调查，还没有结论。另一方面，原贝尔市行政官利兹欧也不示弱，反告贝尔市违反合同，索赔数百万美元。这两个官司目前都在进行中，还没有进入审判阶段。     有一天“小政府”了，如果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部长们签署一纸合同后上任，大家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到那时，总统解雇部长就得倍加小心。如果解雇不得法，部长可以状告联邦政府违反合同，索赔天文数字美元。     按照圣经的看法，卖淫嫖娼是罪恶，因为腐蚀了当事人的灵魂。由此可以推论，腐败是比卖淫嫖娼更坏的罪恶，因为腐败不仅腐蚀了当事人的灵魂，还腐蚀了社会的灵魂。再进一步推论，软性腐败比普通的腐败更坏，因为软性腐败不仅腐蚀了社会的灵魂，还腐蚀了法律的灵魂，使无耻者无敌。          九、软性腐败的警示          深入了解美国政治和司法方面的制度问题，对于中国的至关重要。     30年来，当苏东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头疯狂学习资本主义时，世界上却另有十几个国家，对资本主义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修正的传统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也完成了证伪过程。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是后一个证伪过程的终点站。这次经济大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本质区别，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层面，不是生产过剩造成的，而是根源于政治层面，是资本绑架操纵政府的后果，是政府软性腐败的恶果。更可怕的是，从美国情况来看，这种绑架操纵一旦完成，就上了单行道，不可逆转了。     我原来深信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理所当然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在美国深入观察后，最使我震惊的是，这种由貌似严密逻辑推导出的民主信念，完全不符合现实。美国人民实际上早就看穿了“选举”是玩的什么把戏，所以大多数人对选举很冷淡，对所谓的“神圣一票”，不屑一顾。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是每个州分配两名，与州的人口数多少无关，但每个州的联邦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划分选区选出。因此，众议员更具有代表性。众议员每两年改选一次，如果没有遇上总统选举年，称为期中选举。过去30年，期中选举平均投票率约为登记选民的40％，而登记选民约占有资格选民的66％。 这样算下来，实际投票率只有26.4％。换言之，只要获得选区内13.2％的选民支持，候选人就可当选“民意代表”。     那么，老百姓不去投票，是不是因为他们信任候选人，认为无论哪一个候选人当选都“要的”？民意调查完全不能支持这个假设。多年来美国人民对国会议员的赞同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几徘徊。著名的盖洛普公司最近一次民意调查（2012年2月8日公布），美国人民对国会议员的不满意度达到86％，而赞同率只剩下10％， 离个位数的赞同率只差一口气了。结论只有一个，老百姓不去投票的原因，是对候选人都不满意，半斤八两，无论谁当选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出现美国议员股票内幕交易的丑闻后，老百姓只有愤怒，没有一点儿意外的感觉。     老百姓对国会议员的怨气并非无缘无故，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实并不真正代表民意，他们只考虑少数上层选民的利益。CNN去年报道，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本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降了7％。 而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收入两极化日益扩大，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时占全美总收入的10％，到2007年时这个数字上升至23.5％。而且因为这1％人口的贪婪和政府的纵容，终于导致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救援大银行。     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初，总统和国会都再三向老百姓保证，亡羊补牢，以后一定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坚决不容许银行大到不能倒。但是差不多4年了，这个保证还没有落实，反而是加强监管、不准银行大到不能倒的话通通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保证本来就是一张空头支票，不可能兑现，只是用来暂时安抚平缓民众的怒火。金融业是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最大金主，政客们根本不敢得罪，谁要想对金融业动真格，结果将是自己先被监管下台。     制药业也是显然的例子之一。美国老百姓长时期忍受着离谱的高药价，议员们个个清楚症结在哪里，但年复一年，就是不作为。原因是制药业历年来化在说客身上的钱，总是在各行业中拔得头筹，大部分议员同制药业巨头暗通款曲，如果有个别议员想推动触犯制药业盈利的改革，如同布赖恩•贝尔德要推动《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一样，被同僚们视为白痴，成不了气候。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绑架操纵一旦完成，就上了单行道，不可逆转了”。可以断言，不能触动资本既得利益的美式政治，今后只有带领着美国走下坡这一条道。美国的经济政策可见端倪。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造成了股市危机后，就制造房市泡沫解救。2007年房市泡沫破灭造成了金融危机后，就赶印美钞，制造钞票泡沫解救。不过3年，这个钞票泡沫就带来了债务危机，现时正在苦苦寻思，如何在不触动资本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制造个什么新的泡沫去解救。每一次泡沫破灭后，就用制造更大泡沫的方法解救，如此饮鸠止渴，离国家破产危机不远了。那时会更上一层楼，进入合法腐败，依法赖帐的境界了，希腊就是先行者。     电视新闻里，常可见到美国政客们腐败及性丑闻事件。我曾写过一篇《盘点新世纪头10年美国腐败和性丑闻州长》的文章，不过没有打算盘点国会议员的丑闻，因为议员的人数太多了。然而，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包括本篇），在叙述美国官员腐败现象时，无意中把20年来美国历任的5位联邦众议院议长，全都黑了。这5位众院议长是纽特•金里奇、罗伯特•利文斯通、丹尼斯•哈斯特尔特、南希•佩洛西、约翰•博纳（Newt Gingrich ，Robert Livingston， Dennis Hastert， Nancy Pelosi，John Boehner），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有利用权力牟利的劣迹和丑闻，可法律对这些事奈何不了，因为是软性腐败。而且，除了佩洛西和博纳现仍在众议员位上，他们离任后都操办说客勾当，赚取暴利。     众院议长，是美国法律规定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第三号高官。20年里居然连续5位众院议长爆出软性腐败丑闻，由此可见，美国的软性腐败十分严重。     美国遵守的是精英分赃游戏规则，立法官员和行政首长虽然由选举产生，但其他官员的产生完全没有民主，用人唯亲是天经地义的事。行政首长一旦当选，就毫无忌惮地将部长、驻外大使、法官这些重要职位来答谢竞选功臣和竞选捐款大户，是否胜任反而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腐败同社会体制有关，这是民主理论的推导；而腐败同社会体制无关，则是从实证得出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越南过去20年的政治改革，西方媒体交口称赞；俄罗斯叶利钦的政改，更是使西方民主国家过瘾，大声叫好。共产党员出身，并居党内高位的叶利钦，居然将改革走到取缔共产党，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的地步。（不过近些年来，虽然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改全盘保留，西方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又有另一番的评价了，这些按下不表。）有一个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组织，称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一期各国的清廉度指数，采用10分制，得分越高越廉洁，越低越腐败。“透明国际”对腐败的定义是按西方的标准，是否使得清廉度指数评判结果有利于西方国家，是可以质疑的问题。但是由于越南、俄罗斯、中国以前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它们的“透明国际”清廉度指数，应该具有可比性。现在从“透明国际”公布的报告中，摘录这三个国家自1999年以来的清廉度指数如下：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越南 2.9 2.7 2.7 2.7 2.6 2.6 2.6 2.6 2.4 2.4 2.6 2.5 2.6     俄罗斯2.4 2.1 2.2 2.1 2.3 2.5 2.4 2.8 2.7 2.7 2.3 2.1 2.4     中国 3.6 3.5 3.6 3.6 3.5 3.3 3.2 3.4 3.4 3.5 3.5 3.1 3.4     可以看出，越南和俄罗斯这些年来的清廉度没有提高，而且得分始终比中国低。     不仅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减少腐败，而且遏制腐败也不依赖于社会体制。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官员贪污腐败猖獗，当局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下决心整顿，腐败风气很快就刹住，而这期间香港的社会体制没有改变。台湾在蒋经国治下是权威体制，他把原来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之风整治得耳目一新。李登辉、陈水扁治下的台湾转型为民主体制，他们却把台湾搞得黑金政治充斥。         进入专题： 软性腐败 反腐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641.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方鲲鹏：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 相同主题阅读 方鲲鹏：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 我国部分腐败人员秘密取得外籍或双重国籍 陈心尘：反腐需顶层设计与技术操作 方绍伟：腐败的原因与治理新论 刘向文 王圭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木然：中国式腐败没有救了吗？ 姚桓：对腐败既要“零容忍”，又要科学理性 李永忠：反腐败突破口在权力结构的改革 贺国强：互联网快速发展拓宽社会参与反腐渠道 郎咸平：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是反腐败 吴敬琏：中国腐败已深入基层 尚柏仁：关于消极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朱昔群：从干部体制看腐败与反腐败 童大焕：搬掉腐败、通胀、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 李永忠：“反腐败特别行动”化解“腐败呆账” 杨海波：反腐倡廉的根本不在“倡”而在“建” 汪玉凯：抑制腐败要注重从体制入手 包心鉴：由“权力本位”回归“权利本位” 卢晖：腐败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构建 张鸣：腐败PK制度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7:35:15 时东陆：中国建筑与规划的误区-——都市人文尺度系列 进入专题 ： 建筑 规划 都市 人文尺度    ● 时东陆 （ 进入专栏 ）       Failur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          On the Human – Scale of the Cities          Donglu Shi          Abstract: The Chinese cities have gone through drastic changes beyond recognition in recent 20 years.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seen as direct result of emulation 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in both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particularly those major approaches that were once prevalent in the U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everely criticized. Typically,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seen waves of skyscrapers, huge shopping malls, gigantic public squares, densely distributed high ways, largely widened streets, rapidly increasing cars, many city parking lots, and road fences in all major Chinese cities. The current-day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in China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auto-scale design concepts, leading to severe traffic jams, pollution, and accidents.

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 进入专题 ： 社会矛盾 改革    ● 吴忠民       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改革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与激进型改革模式不同，渐进型改革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府推动，即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由民间主导和推动，自下而上；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不是试图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强行实施，以全体民众某个时期的“休克”为代价，全方面而且是一步到位地迅速完成改革任务。     如果细分，渐进型改革在不同历史的时期又分为不同的具体样式，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则是其中的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取代以往者，且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等相对简单，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是合理可行的。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同时由于改革从局部切入，即便在改革过程中有所失误，对全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的失误，包容空间都相对较大。这种较大的包容空间，既包括政策空间，也包括时间限度。当然，虽然这种改革有很多诸如容易调动人们对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优点，但也包含着一些弊端。比如，改革措施容易陷入只顾眼前不重长远的境地。同时也正因为改革的选择余地较大，所以人们往往采取先易后难的、在当时看来是相对理性的改革方式，绕过一些难题，选择相对容易进行的部分进行改革，而将难度相对较大的问题留到以后。     第二，改革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需要改革的议题可谓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改革的选择余地很大。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虽然没有足够的前瞻性，但由于当时有着较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因而表现出一种主动选择的色彩。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其余诸多领域、诸多事情的不同方面都可有相对主动的选择。比如，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农民经营权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机制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建立特区然后在特区中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自主创业方面进行改革，等等。     第三，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性，参与改革者普遍缺乏竞争对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社会空间的相对广阔，因而就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参与改革者在利益方面的增进也并不损害其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农民直接获益；20世纪80年代，一些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奖励机制改革，职工得到了当时看来数额不少的奖金。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往往意味着参与改革者普遍获益，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规模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正是由于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才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是改革初期的有效合理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这一模式，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发展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一旦遇到难题，就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二、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特点          近年来，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对整个改革的情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改革（并非所有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劳资矛盾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进步，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三险覆盖面的扩大，等等；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自焚事件引发拆迁政策的重大变化；矿难事件多发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三鹿奶粉事件引发政府对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公款用车、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事宜；等等。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仍然属于渐进型改革，但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呈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特征：     第一，改革共识形成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在企业主获益巨大的同时，则是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反映在具体的改革政策方面，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获益相对较多的社会群体与获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形成共识的难度无疑会增大。     第二，改革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先富起来，或者是占据了社会经济明显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而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来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定价权而获取暴利。再比如，有的官员与企业主形成了利益结盟并获取了巨大利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矫正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问题在于，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能量巨大，既拥有较强的实际控盘能力，又拥有着较强的社会话语权。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弹性空间相对较小。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对此，可作如是理解：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包容空间在缩小。同改革初期不同，大量社会成员基于基础民生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切期待，往往要求改革政策必须恰好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人们对于改革的要求由于多个参照系的存在，而变成了千差万别的期望；同时，人们还往往要求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尽快到位。二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缩小。现实的情况是，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三是时间包容限度缩小。客观上看，某项改革政策一旦有误，社会矛盾问题就会累积，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别的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时间的缓冲余地在缩小。     第四，改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被动性。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主动性明显减弱，相对被动性明显增强。如果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还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主动选择改革议题并主动回避改革难题的话，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则是一种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社会矛盾问题的改革。同时还需要看到，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似的是，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缺少顶层设计、前瞻性以及配套性，因而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就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被动性。以往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所回避的大量难题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急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量新的难题也迅速增多。这种情形下，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可供选择的议题及范围在大幅度缩小，不可选择性则大幅度增强，被动性越来越明显。     第五，改革不确定性较强。中国现阶段，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无论是对改革者还是对改革政策，均形成了巨大压力。这就使得人们容易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矛盾问题方面。问题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具有复杂性、广泛性以及突发性特征，如果只是关注当下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对于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就势必出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何时会出现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会出现何种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社会矛盾问题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不确定；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是否又会引发另外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不确定；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去缓解、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从长计议，制定并实施配套化、整体化的改革政策，相反，却往往会不自觉地、本能化地采取短期行为、短期政策，试图立竿见影地解决眼下的社会矛盾问题，以渡过难关。这种改革政策的实施结果，往往是不仅效率低下，有时连短期行为也很难奏效，致使改革过程呈现出一种随机性和不连贯性的情形，而且，改革政策措施容易失误失当，前后左右的政策措施很难衔接，容易为以后的改革留下隐患。例如，有一些地方官员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的作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从民生、民众基本权利的维护等源头层面解决问题。花钱维稳这种做法尽管成本很大，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时间不长，很有可能又会遇到相同的社会矛盾问题。          三、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有效地推进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并使具有被动性、不确定性等缺陷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逐渐升级换代，就要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变被动为主动，整体化推进改革。换言之，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对于改革的全局一定要有通盘考虑。一方面，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对某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位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空间。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计需要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所以，应当将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文化领域的改革等各种改革任务分门别类准备好，进行合理配套，择机推出。     第二，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不能只是被动应对，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对此，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不管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多大多严重，我们都不能回避，更不能违背基本的政治伦理，寻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文过饰非。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比如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理念，需要长期的改革议程或改革任务时间表，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项具体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一旦发现哪个方面出现了或即将出现，而且又恰好是公众所十分关注的某个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可以以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为契机，进而借助于整个社会关注的压力以及共识，带动相关领域相关部位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扩大改革成果，取得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第四，将民生和法治作为推动改革最为重要的突破口。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影响改革的变数太多且非常复杂，所以选择好恰当有效的突破口，对于有效推进改革进程至关重要。就此而言，重视并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使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阻力。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进入专题： 社会矛盾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6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默多客：少些“韩寒”神话 社会多些希望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默多客       关于韩寒代笔和作弊的争议，能够引发千万网友广泛讨论，使大众观点长时间尖锐对立，让众多政商学界名人达人反而选择沉默，蔚为奇观。选择在韩寒的名字前后加双引号，是强调我们对事件、对现象的关注。     事件的焦点和意义，早有大量热议檄文，但绝大多数文字口水感性，剩下不多的十几篇或过于陷于细节实证（当然这是论辩的基础工作），很难深入阅读；或概念套概念，抽象晦涩，不好理解。本文试图以大白话和大家熟知的例子，通俗讨论“韩寒”现象的意义。     先从我自己与韩的神交开始吧：           一、与韩的神交          1.初闻韩寒          注意韩寒是过去两三年，有朋友议论到他的博客，说针砭时弊，视角不凡，找来一看确实倒吸凉气：一个被主流教育体系拒绝的孩子，文字流畅，观点大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有超越其阅历的犀利，尤其措辞表述还非常老辣老练，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和文字驾驭、观点视野的超级不对称，让我惊讶赞叹。我丝毫不知道他的家世，也根本没有想过可能有他人介入他写作和表达过程的可能。          2.韩三篇的印象          韩三篇出来后，我更是钦佩，只是没有觉得到了老沉在微薄上写的“载入史册”的高度。他的整体作品，犀利狡黠，但谈不上深刻智慧，同样的思想和文字，放在章诒和、王朔、陈丹青、刘震云的笔下，不会给我这样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在社会上也不会有这样的轰动。韩三篇的轰动有相当的成分在于作品的宏大主题、深广背景与作者的残缺教育和有限阅历之间的不对称。韩三篇对社会心态的把握以及批判尺度的拿捏，使我感受到了一种远超出韩阅历和教育的惊人的政治智慧和商业谋略，太老道了，心中惊叹的同时已隐隐有丝猜疑，但我理智上更愿意选择去钦佩，去相信。          3.看法的转变          事情的转折是网络上突然出现的方舟子对韩寒文字代笔和有团队整体操作经营的质疑，当时我就想，一向百发百中的方，这次可要败走麦城了，跟一个自学成才有锋芒观点的孩子过不去，太较真了。因两人我从不同角度都欣赏，内心感觉遗憾，真希望有谁能从中调停，化干戈为玉帛，两人联手发力给社会注入更多积极向善的力量。     陆陆续续偶然上网看了几篇倒韩的长文，以及韩方超强回应：“方秃子”的诅咒，“我不会看到女儿活过成年”的毒誓，悬赏两千万的捉拿，菊花的人格侮辱，方家人的隐私扩散。突然感觉不对，找来很多相关视频和分析，很吃惊：原来我神交中的韩寒全是文字上的，现实中的或者准确地说视频中的韩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这与我对他自学成才，寒窗苦读摆脱命运的认知，大相径庭：古今中外，没有见过这么不熟悉自己作品，或者一谈作品就躲闪防卫的作家；面对对自己作品的质疑，绝少有先气急败坏、色厉内荏的恫吓然后逃跑躲避、假装清高的作家；接受媒体访谈，除了谈开车、K歌、泡妞他流露真性情，找不到哪怕超过四五句他对博文所关注宏大主题的深入表述；细观他的访谈和作品，观点前后矛盾，语言风飘忽摇摆，如果硬找，我恐怕只能选环球时报的社评，但老胡的难言之隐我想有基本政治常识的地球人全都知晓。     我深深的质疑了。     接着又有了作文大赛的质疑，太多的蹊跷，太多的特殊安排，配上与超越了阅历和学识的文字，再加上韩方一直缺席的有力澄清，以及事件曝光后我知道关于韩几年中的巨额版税和代言，还有更多的语言学的扎实分析，书稿中明显的誊写痕迹，更多的访谈曝光。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正常的人用正常的逻辑应该都不难对韩事件的诚信焦点有个正常判断。于是几乎不再关注，我觉得就让这个昙花一现的“神话”自己破灭吧，就算喧嚣文坛里的小涟漪。          4.决定参与讨论          但令我惊奇的是，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一个看似明显的商业操作，对此质疑的一方却受到了空前强大的网络围堵（当然回帖、粉丝、关注被关注也可能被操作，这应该是网络运营的最新创新，谁说微博纯技术驱动？），参与其中的还有很多重量级的明星、达人和精英，其中也不乏我一向敬重的朋友，但大多数拥有话语权的大哥选择了沉默，这让我再次震惊并有些悲哀，也促使我决定参与对这个话题几个角度的讨论。           二、韩寒现象的讨论          1.质疑韩寒有代笔、有作弊是吹毛求疵，甚至是文革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          韩寒是粉丝千万、身价千万、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操守、言行甚至隐私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监督和质疑，中外如此，历来也都如此，这就是选择进入公众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文学创作确实远远不像刘翔来个百米冲刺，周杰伦上台唱一首那样，当事人置身于公众的直接鉴证，真伪立现。文学作品成文在纸面，这背后有团队集体创作确实本身难被发现，再加上作品韩寒与现实世界的韩寒的巨大非对称性，大家有质疑真不应该大惊小怪。面对质疑，如何回应恰恰考验公众人物的修养和品格，也多少更方便大家洞察争议的真相：曼德拉就职典礼礼遇虐待过他的狱卒，林书豪邀请侮辱他的电视台记者吃饭，对侮辱与损害他的人，真正的公众人物是这样的包容和宽恕。两相比较，差距真的遥远。     很多人说，韩寒作品有无代笔，有无作弊，有无人深度参与并不重要，这个逻辑很荒谬。韩寒的光环和人是一个整体，如果韩的文字和思想是一个团队在运作，而韩仅仅是前台的一个招牌，那么很多韩粉所崇拜的韩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符号，他的成长经历和他所标榜的反智的言行就成了成全他商业成功的营销噱头和道具，绝无理由成为值得无数青年钦佩效仿的成功路径，那是真正的误人子弟。作弊的指控如果成立，那么对其他用心准备的考生是多么大的恶，这个我想无需赘言。所以，我深深赞同冯唐先生的观点，韩寒有无代笔和作弊是大是大非。     质疑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线头里，让我们理清事情的真正脉络，让我们更加接近原貌和真相。如果没有质疑，唐骏恐怕还在兜售他“可以被复制的成功”，李一还在用他的“神功”忽悠信徒，肖传国也还坦然地在手术台上实践着他备受诟病的肖式理论。这就是质疑的价值。韩粉要求有铁证，但获得铁证的前提是允许质疑。也许，对代笔这个案例，韩粉要求的铁证的出现可能有相当漫长的过程。就像陈水扁的竞选一枪，恐怕现在也没有铁证证明是绿营的操作，但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就是这一枪把扁送上了总统宝座，这一枪也开启了他后来备受煎熬的监牢孤旅。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去包装也得不到。很多事情甚至可能永无铁证，但人心自明。     现在兴起这样一种舆论，挺方就代表愚昧疯狂，是文革“极左”的回潮，倒韩就是五七年的“反右”，制造白色恐怖，大兴文字狱。这股势力跟帖上体现非常强大，大多文字简短，措辞激愤，再加人为操作，力量更加惊人。这确实让人噤若寒蝉，被迫收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神横空出世的基础不就是万马齐喑或万众一声吗？！          2.韩寒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榜样，是天才？          韩寒，作为一个以写作出名的公众人物，即使他的作品无人代笔，他考试没有作弊，他对他的粉丝，甚至那些粉丝的家长有两个绕不去的问题：     第一，韩对读书和吸取文化经典的表述一直不屑和矛盾，除了杂志和小短文，他真的不认真读书，不读好书吗？如果确实是不读，那么他是个传奇了。什么样的作家都有，但绝无听说过从无认真阅并常常以此标榜的作家。作家可以不上学，但无法相信不读书。盖茨和扎克伯格，虽然哈佛辍学，但都先以优异的学业考入哈佛。并且在少年时代，盖茨深夜离家去全美最大机房写程序，扎克伯格被父亲领去听大学课程的故事广为传颂，全世界公认的天才尚且如此，韩寒呢？我只能说，我将继续选择质疑。而且我会郑重告诫我身边的孩子：韩寒的写作成就无法解释也无法复制。     第二，如果，他真一如粉丝所圆场的，他其实是很刻苦认真读很多书的，他不承认是为了耍酷，那么，他在众多场合散布的读书无用的言论，对粉丝是一种残忍和不负责任，他在践踏粉丝们对他的信任。他欠粉丝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虚情假意地对过去荒唐的言论推脱；如果他在这背后有更深的目的，为了商业炒作，制造更大噱头和商业效应，于是故意误导，那就更有违公众形象应具备的人格。即便在天才辈出的文体领域，我们什么时候听刘翔说他很少训练，朗朗说他每天不怎么练琴，听他们肆意调侃过真正的大家和经典？     支持这样的人物做青年榜样？请不要误人子弟。          3.韩寒是代表中国民主进步的希望？          这个帽子就戴得更高了。韩寒在博文上的观点，尖锐说不上深刻，狡黠但够不上智慧，很讨巧，迎合很多热点和民意，易于传播，要不是出自这样孩子之手，很难引起我的特别留意。他被深度包装的“传奇”背景给他加了太多分数。     随着很多质疑点的曝光，韩寒现象让我想起了流行的红色经典剧：上海滩的我地下党员，在里弄摆个药铺，开个照相馆，看似营商，实则秘密发报，搞地下工作，赚钱是假，主义是真。组织上对此好像有个学名，叫“以经济掩护政治”。反观韩寒的操作，怎么越看越觉得相反，明明是“以政治掩护经济”嘛：每每当韩寒在江湖声息有所沉寂甚至遇到公关麻烦的时刻，一些标榜民主自由的“政治尖叫”就适时而生：讽刺挖苦，嬉笑怒骂，好不痛快！我都曾天真的拍手击节。但仔细分析这些作品推出的时机和对言论尺度、前后立场转换的拿捏，看似刀刀凶狠，其实招招留有余地，真的兼有“体制内”的政治智慧和老道的商业嗅觉。这样的营销包装手法，让人粗看叫好喝彩，细读则疑虑顿生。     更为罕见的是，在追求民主进步的同时韩寒同学代言在不断加磅，收入也滚滚地入账，人生在世能把民主追求和商业经营如此完美的协调，韩寒缔造了另一个“神话”：曼德拉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做了几十年的牢狱；昂山素季也经历了多年的软禁；神州大地，有过多少民主勇士前赴后继，他们中有几个有韩这样奢侈的自由和财富，象韩少这样，赛着车，K着歌，泡着妞，躺着就把民主追求了，这真的是一群达人和精英给韩的慷慨加冕。          4.因为韩寒是这样的榜样和希望，即便代笔作弊了，我们也要择大善包容他？          这个逻辑更为荒诞，本来就是政治掩护经济的活儿，你非要戴上一个不相称的高帽，但若因为这个高帽，就宽恕其中的重大瑕疵，那是错上加错。     既然是榜样和楷模，就应该有更高的操守和道德境界。要不唐英年先生这个选前大热如何会被梁振英翻盘？要不匈牙利总统怎么会因二十年前的论文造假而黯然引退？如果挣版税的重要文字都可以代笔，你还能指望他提出的什么是真？如果他可以违规强取本该属于别人的作文大赛荣誉，那你还怎么相信他提出的民主和公平？在现实的中国，我们尤其要留神常把民主自由挂在口头甚至恨不得在脑门儿贴上这样标签的人士，在一个讽刺制度、奚落权威成为全民娱乐的时代，谁骂的响亮谁骂的俏皮，谁在其他方面的不堪似乎就可以被宽恕，这很病态。真正的民主自由，需要去践行，去牺牲，去真正的坚持，我更钦佩周有光、李锐、江平、吴敬琏先生、资中筠先生，他们两袖清风，不知疲倦的呐喊和奔波。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景观：一帮大人藏在孩子后面，审时度势，给孩子撰写台词让孩子冲在前面呐喊，自己在后面数票子。以出位言论博眼球、人气赢得商业利益，以孩子的“童言无忌”做盾牌与当局博弈，商业老道但不厚道。           三、韩寒留给我们要继续思考的话题          韩寒的蹿红显然有丰厚的土壤：学生对应试制度的失望和抗拒；白领在官二代富二代夹击下，对前途的绝望和无助，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但韩就一定不是一个隐形的某二代？另外，媒体的高度管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使大家天然对个性、尖锐、犀利的文字有强烈渴求和认同，更不要说文字出自一个孩子。面对种种质疑，韩仍能八面来风一呼百应，方孤军奋战备受挤兑，我想也折射了社会应有的价值追求在与实用成功哲学的抗争中的式微：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改革宏论的伟大意义无可贬低，但被发展到极端却可能使我们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在偶像的光环照耀下，在对传奇般成功的向往中，谁还有心，谁还在意去探究荣耀背后的因果、真伪和美丑。     对于很多大哥选择对韩话题收声，有几种解释：很多人想挺韩，但实在方舟子执拗勤勉，且出手弹无虚发，怕惹火老方殃及自身，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也有人说，韩寒的产业链太长，上船的兄弟太多，身不由己有难言之隐；更有人说，含苞待放的“韩寒”还有很多，大家顾影自怜，真的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何表态，但其他人呢？           结语          对韩寒，首先要谢谢，留给大家这样多尚待思考的话题。我猜想他十三年走来，一定有很多被迫被动，必定十分的辛苦，小小的年纪，要承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孩童都不会承受的压力、质疑甚至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对于一个孩子，真的太累了。回到赛车场吧，那里恐怕才是你真正的主场，也必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快乐和辉煌。     对于韩寒身后的大人，真希望他们不要让他活得太累，真希望让他活得更真，不要让人们觉得他就是一个面具，甚至是个童工，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想说：世上最不该利用的，就是孩子。     对于韩粉们，我想说，偶象崇拜是个学校，他的破灭也许恰恰是你的毕业，应该庆幸。寻找真正榜样，让他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前路。     对于韩寒的赞助商，我想说，伟大企业一定有着匹配伟大的价值观，知识的力量，奋斗的意义，诚信的重要，对他人的尊重，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说教，其实在我们无比浮躁的转型社会，有着恒古弥新的价值，绑定什么样的价值，将深刻影响你的企业是昙花一现还是厚积薄发。回归根本，守正出奇，是我对伙伴们朋友们的善意提醒。     对于方舟子，我想说，对不起，你老兄真不如韩少“高富帅”，你的文字也远不如他的俏皮讨巧，如果不沉下心硬着头皮，真的看不下去，但正因为知道有你这样老兄的存在，我曾经特别查看了一下我网上的简历，我在公开撰文前要特别小心不要忽视引用。但真的，有你，这个世界更加清澈，那些希望靠投机取巧、胡喷海吹、走捷径的兄弟会有所顾忌，需谨言慎行，正因此，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活得更加踏实。所以，要说声：谢谢你。     但还是要说，这类的事件总要劳烦方舟子，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皇帝新衣中的孩子，而其他同样有话语权的人却选择沉默，是我们社会深深的悲哀。少一些韩寒这类的神话，少一次劳烦爱钻牛角尖的方舟子亲自出马，这个社会更有希望。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与艺术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凤凰博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