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

美国之音 | 年终报道: 艾未未的2011

 2011年 12月 26日 年终报道: 艾未未的2011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资料照片) 2011年伊始,中国一大批维权人士被当局秘密逮捕、强迫失踪。这些人中受到关注最多的恐怕要数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 艾未未在2011年经历了一个不平静的年头。 *谁在害怕艾未未?* 今年3月,美国公共电视台“前线”栏目播出了纪录片《谁在害怕艾未未?》。 纪录片的作者是长居北京的美国记者兼独立电影人陈爱丽(Alison Klayman)。 2008年到2010年间,陈爱丽长期跟踪拍摄艾未未,记录下了这位知名艺术家多次重要艺术展览的准备工作、以及与家人的生活点滴,然而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还是艾未未与中国当局的博弈。 在艾未未看来,艺术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长期以来,他活跃于建筑、策展、摄影、电影等领域,与此同时,又尽力将这些与政治完美结合在一起。 中国著名媒体人洪晃这样评价艾未未:“在我所认识的所有中国艺术家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从心底真正在乎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为了他的信仰,未未会不惜一切。” 对于艾未未的维权实践,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出人意料的缄默。然而2008年汶川地震后,艾未未的一系列公民维权活动看来终于触怒了当局。他的博客被关,住所受到监视,在成都被打,被限制出境,在上海的工作室也被强拆。 但是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开始。 *人间蒸发81天* 4月3日,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边检人员带走。同一天,公安并搜查了北京草场地258号艾未未工作室。工作室八名工作人员被带到派出所问话。 4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又搜查了艾未未所在的发课公司的税务部门,没收了电脑、帐簿、保险柜现金、印章、支票本等物品。 6月22日,艾未未获得取保候审。在他“被失踪”期间,他工作室的志愿者文涛、公司出纳胡明芬、设计师刘正刚、司机张劲松也下落不明。和艾未未关系密切的维权律师刘晓源也于4月短暂失踪。 与此同时,“艾未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成为敏感词。他被拘留的消息被屏蔽。 *中国官方: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 4月6日,艾未未被失踪的第三天,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影射艾未未可能触犯了法律。这是中国官方媒体在艾未未被拘留后首次做出回应。 4月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正接受调查。这篇报道很快被删除。 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证实艾未未因经济犯罪被拘留,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这一事件。不过,外交部在几个小时后公布的记者会记录中删除了所有有关艾未未的提问。 *国际社会声援* 在艾未未被失踪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欧盟很快做出反应,敦促当局立即释放将其释放。 世界各地民间也发起不同形式的声援活动。柏林一家画廊在艾未未艺术展开幕时打出“艾未未在哪里”的巨型条幅。香港街头出现艾未未的喷漆画,他的头像还被投射到警署和驻港部队大楼上。美国一个艺术团体在全球发起“1001张椅撑艾未未”活动。马来西亚维权人士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期间呼吁释放艾未未。此外,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25日也前往台北市立美术馆观赏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艾未未.缺席》美术展,并发表讲话说,艺术家应有表达其艺术观点的自由。 *“国家说你偷税你就偷税了”* 11月1日,艾未未所在的北京发课公司收到北京税务部门送来的总额1522万的税单,要求在15天内缴纳。税单款项包括845万的补税和滞纳金及677万的罚款。 有关当局拒绝归还此前被收走的帐本。税务人员还对艾未未说:“如果国家说你偷税,你就偷了。” 艾未未一家曾考虑用父亲、已故著名诗人艾青的故居作为抵押,以向当局申请行政复议。 而互联网上,网民们自愿发起“争当艾未未债主”活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艾未未收到近3万名支持者借出的869万多元人民币。艾未未所在公司向借款人邮寄借据,并承诺每一分钱都会还。 借款活动期间,《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艾未未涉及非法集资。 *官方指控掀起“爱裸裸”风潮* 巨额税款事件刚有所平息,中国当局又指控艾未未涉嫌在网上传播淫秽资讯。这一举动再次激发网上公民行动。 各路网民纷纷在网上张贴自己的裸体照片。还有台湾网友举办裸体聚会,现场演出艾未未“一虎八奶图”以示声援。 *与“五毛”交恶* 11月20日,艾未未在推特上公布了他所谓的“五毛领军人物”的手机号码,其中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报纸主笔王文、作家司马南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几天来,四人的手机几乎被艾未未支持者的电话和短信打爆。 11月22日,《环球时报》以中英文双语连发三篇文章炮轰艾未未。艾未未对美国之音说,《环球时报》是和公安联手,不遗余力专职给他抹黑。他表示不会和《环球时报》讲和,因为他们代表公权。 *荣誉* 2011年历经磨难的艾未未在国际上却获得诸多肯定和殊荣: 6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6月1日授予艾未未荣誉院士。 7月,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授予艾未未教授职位。 10月艾未未登上英国《艺术评论》杂志百大艺术人物榜首。 11月,艾未未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世界百名思想家,位列第18位。 12月,艾未未入选美国《时代》杂志风云人物榜第三位。 相关文章 艾未未名列2011世界百名思想家 美国 杂志在其12月号的最新一期中,推出了今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名思想人物排行榜。中国大胆敢言的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名列第18位。 用一句话点出艾未未不同凡响之处:“即使在被中共投入监狱之后仍敢于挑战中国共产党。” 世界媒体看中国:艾未未的台湾回响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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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中国网民对朝鲜的9种看法

在这个最孤立最神秘的国家里,老君主执政到死,死前在子嗣中指定接班人。帷幕重重,所有内斗倾轧外界很难知晓。最高权力已变成一家权力,只在金家内部延续,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更像君主制,那国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完全成为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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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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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近了

刘荻:奇点近了 作者:刘荻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12/3/2011 9:36:27 AM 技术奇点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远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同样,社会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其迅速的 变化,以至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直到1989年初,苏东和全世界人民都还不知道变革即将发生,而变革结束二十年后,我们仍 在争论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奇点也可能合二为一,美国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小说《奇点天空》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某日,一个自称“节日”(让人联想到列 宁的话: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宇宙飞船从一个压制技术发展的专制星球上空投下大量“手机”。这些“手机”其实是被人们称为“聚宝盆”或“丰饶之角”的 万能纳米制造机(可以制造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该星球的技术发展由此一日千里,专制政权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最近艾未未“被偷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和“拍裸照”仍在进行中,艾未未又在微博上公布被认为是“高级五 毛”的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四人的电话,随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文章评论艾未未,作为对此行动的回应。(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这一系列 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至网友“莫之许”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去想艾神(指艾未未)要在做啥子,跟不上,太费神。。。。” 但笔者认为,以上事件只是一副更大更复杂的拼图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11月7日下午,北大毛派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 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几天后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发文《“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批判孔庆东,又引来孔庆东等人大骂新华社“要造反”、“要发动人民起义”、“给‘南方 汉奸报系’做走狗”。 近期值得关注的事件中还有两件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当众反驳司马南,二是最近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些大学选区因为大量学生投票给“好庄严”、“苍井空”和“陈冠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不得不重新投票。 这些事件都说明,微博和互联网对中国现实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达数亿,其中不乏各种社会名流。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逐步上升,最近一年来则呈加速上升之势。去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 后,有报导说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微博都在传播有关消息。今年七月动车事故之后,除了普通网友和本来就关注各种政治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包括大房地 产商、央视主持人和影视娱乐明星在内的各路名人也纷纷在微博上就此事谴责当局。最近的艾未未vs.胡锡进和孔庆东vs.新华网事件则表明,微博能够和某些 中国官方媒体形成某种互动。 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压制异议和批评的国家,官方媒体一向对反对者的声音装聋作哑,从来不会公开回应,各路名流也习惯谨言慎行,决不公开批评政府。现在局面为之一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科幻小说那里,形似手机的万能纳米制造机能够瞬间瓦解专制政权,是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中原有的劳动分工崩溃(如果每个人 自己就什么都能造,自然也就不需要在生产中进行劳动分工了),从而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样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而作为喻体的手机——真正的可以上微博的手机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成本,因此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让社会结构更加扁平。(这与十年前一些人所想像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人 们“宅”在家里不与他人交往恰恰相反。)最近有研究证实,facebook一类的社交网络使人们之间传统的“六度分离”(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平均仅 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便能够建立联系)缩减为4.74度。现在人们可以突破以往的社交圈子,与更多的人直接交往。 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创造了公共讨论的平台。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公共讨论平台的国家,无论是传播八卦还是讨论政治都只能在饭桌上和小圈子里进行。现 在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提供了这一平台。现在不仅各种政治话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对象,就连原本只会在小圈子里传播的八卦也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热点,甚至连“捉 奸”和“私奔”都会上微博直播(关心自己隐私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以上两点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原有的“沉默螺旋”被打破。沉默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因此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 观点,而他们的声音发出的越少,他们就越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很多中国人原来只会在饭桌上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公开表达,不仅是因为害怕会遭到政府的报 复,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政府被洗了脑,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人赞成。这些人在上了网、上了微博之后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自己再也不 是孤独的少数派,因此也就不再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现在会发现: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会得到奖励——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名气,而拒绝参与这些话题则会受到压力(很多名人过去很少感受到 直接的社会压力,互联网和微博带来的与更多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一压力)。因此他们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讨论这些问题。而被网民认为是“高级 五毛”的胡锡进,在微博上遇到网民的压力之后,竟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来回应,打破了官方媒体不直接回应反对者的惯例。 越来越广泛的政治讨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中国曾经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持民族主 义立场、拥护政府的被称为左派,或被称为愤青;亲西方、主张自由民主、反对政府的被称为右派,或被称为自由派。今天,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尤其是毛左)不一 定拥护当局,而“自由派”中则分化出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派别,每天争吵不休。简单的“两分法”被复杂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来组织直接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网友们发起的一拨又一拨探访陈光诚的行动,许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当面挑战各种 “高级五毛”,以及若干大学选区出现的在选举中大量投废票的做法,都是手机、互联网和微博的组织行动能力的证明。(最后一个例子尤其戏剧性,“投‘好庄 严’一票”一开始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后来居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加快了社会演进的速度。信息时代一年中发生的事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都赶不上的,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最终事情的发展可能快得超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面对这一趋势,当局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变革的发生呢?当局是否能够关闭微博甚至整个互联网呢?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他们做出此类决定。 第一,变化的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更超出当局的理解能力。与网民相比,官僚体系处理信息以及理解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是很差的。他们鼠 目寸光缺乏远见,无法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他们既不理解网络,也不理解社会。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变革只是一小撮脱离社会者 的诉求;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凡事必须要有核心,运动中必须要有人起到决定性作用。官僚体系永远反应迟钝,等他们认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时,关闭微博或 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极大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 第二点更重要:我们把当局当作统一的整体,其实所谓的当局只是一大群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当局的整体利益其实很难整合到一起。 官僚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差,而在于官僚体系本身既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整合,也不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官僚体系内部,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忙碌,他们既不关心如何把工作做好,也不关心当局的整体利益;官僚体系内部,信息永远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所有人都在彼此 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官僚体系比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更笨。 拿胡锡进来说,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高调回应艾未未,本身就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置于当局的整体利益之上。 拿最高当局来说,由于正面临换届,各路人马纷纷摘下“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面纱,使出自己的招数谋求“上位”。先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 黑”,后有被认为是“太子党智囊”的张木生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有广东省委书 记汪洋“向社会组织放权”和批准工人游行讨薪。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经常发出各种矛盾的声音。在这种情 况下,对于正在玩“击鼓传炸弹”(张木生语)的本届政府来说,与其现在关掉微博或者互联网,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炸掉,不如将其传给下任,我下台之后哪管洪水 滔天。 当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于下令关闭互联网,但是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否会服从这一命令都是有疑问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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